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关系论文,个案论文,农民工论文,媒介论文,家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深圳福田区是深圳特区内的一个中心区，它不仅是市政府所在地，也是深圳最繁华的商业区，造型现代、气势不凡的市民中心大厦、凤凰大厦、会展中心等城市标志性建筑巍然矗立。然而，就在这个城市的CBD中心区，在高楼大厦的背后，藏匿着大小不一的15个城中村，与福田区区委相毗邻的石厦村便是其中之一。②
石厦村别名“攸县村”，或“攸县的哥村”。这个四百多年前形成的小渔村，到21世纪初成了一个占地0.23平方公里的小型城中村。与珠三角地区几乎所有的城中村相类似，在这片毫无建筑美感、密集的“握手楼”里，只留守着约600名原村民，他们大多以出租住宅房屋为主业；3万多的流动人口才是石厦村的居民主体，而“攸县村”这个别名的由来，是因为来自湖南攸县在深圳开出租车的司机们占了很大的比例。据《南方都市报》2005年的一则报道，当时“居住在石厦的攸县司机大概有3000人左右。加上他们的亲属，总共有近万攸县人生活在这里，占石厦总人口3万余人的1/3。”③由于行业竞争激烈等原因，攸县的哥在深圳市出租车行业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根据我们2008年的最新资料，目前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司机人数约为2000人。④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湖南攸县那些曾经长途贩运生猪、拉煤拉铁矿的货车司机，陆续到深圳开起了出租车，他们绝大部分是农民，⑤采用的也是中国农民工最常见的从家乡按血缘、地缘关系“一个拉一个”的方式，渐渐聚居在像石厦村这样交通便利、租金低廉的城中村内。成群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和他们妻子们的到来，也逐渐吸引了专门为他们提供生活服务的攸县人在石厦以各式各样的商业活动谋生。如今石厦村的小巷、楼道里，早晚穿行着身着统一工作服的“的哥”们，他们操着攸县地方口音，一路互相搭讪或者递烟；村里的农贸市场，很多攸县老乡的摊位专门提供当天从湖南采购来的蔬菜、腊肉；大小湘菜馆（包括“攸县大碗菜”）遍布石厦的每个角落；午后或晚上巷子深处的牌馆里聚集着扎堆打牌的人们，除麻将外，一些人手里拿着细长的攸县字牌……石厦村，成了攸县人的第二个家园。
但这几年变化最大的，是村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大大小小的电脑店⑥、网吧⑦、手机店，还有司机和他们的妻子们时常光顾的电话超市（或称长话吧、公话超市等）。在石厦，这类电话店共有46家之多，大多由铝合金和玻璃隔成一个个小包间，晚上包间内坐满了给老家打长途电话的人们；新旧手机（包括小灵通）的经营业务也十分红火，相关店铺多达18家；村里的预付卡、充值卡销售点则比比皆是，什么士多店（即小超市）、烟酒茶杂货铺，所有与手机、电话业务有关的商铺，街头流动商贩，甚至一家洗衣店，都在出售预付卡和充值卡。攸县司机们人手一部手机（通常是二手的），除了2008年春节前后，他们和绝大部分湖南打工者一样，因雪灾造成的通讯阻断暂时失去了与老家的联络外，其他时候，与任何熟人的通讯都不受地域空间的限制。
像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这样的劳务集群型流动人口，是一群有着多种身份，甚至身处多重社会形态的特殊群体——他们大多在农业社会土生土长、如今从事着工业社会的职业、手中使用着信息社会的媒介工具，可以说，他们是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变迁的活生生的标本。本文关注的是：他们从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关系到现在以业缘为基础的城市打工者群体；从以面对面口口相传为主的农业社会传播形态到以数码技术为手段的信息沟通方式，媒介技术的使用给他们的社会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
二、新社会空间、社会关系与媒介技术
1.新社会空间与旧社会关系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是流动人口（主要是流动民工）在空间意义上的转移，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重组，因而，学者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从村落到城市、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聚落形态，它们被冠名为“准社区”（王春光，1995）、“跨越边界的社区”（项飙，2000）、“新村社共同体”（蓝宇蕴，2005）……总之，是一个“新社会空间”（项飙，2000；连连，2003）。但是，透过对这些生活在新社会空间的流动群体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的观察分析，学者们看到的却是他们身份的艰难转型。
表面上看，新的社会空间带来了新的人生、职业体验，但他们所结成的关系网络，实质上还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关系。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学者就指出：“在一般意义上讲，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从务农转变为务工经商，意味着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二是以机会资源为象征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李培林，1996）但实证调查发现，“‘亲缘关系网络’的作用贯穿于民工的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农民进城以后，是“按照相互间信任和亲密的程度即关系强度来构造自己的关系网络”，它主要选择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初级社会关系和同质群体，在陌生城市建立起乡土社会传统的信任关系。（李培林1996；李汉林，2003）因此，李培林曾断言：“民工进城就业后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尚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没有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圈子。”（李培林，1996）
事实上，即便以业缘关系（指从事同一种行业或产业）为纽带的城市流动人口，他们的人际互动也同样纠缠着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网络”，因为这些群体不仅习惯于按亲缘、地缘关系在城市聚集而居（往往是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而且在职业信息的获取、参与经营的方式、日常经济行为，甚至在社区的自我管理方面，仍倚重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寻求内群体的信息、情感和行为的支持。这在项飙等人笔下的“浙江村”和刘林平的“平江村”都得到了印证。（项飙，2000；刘林平，2002）
关于城市流动人口业缘型社区的关系网络，王春光在《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中，曾对京城浙江村的“人际关系模式”进行过详细的探讨。尽管该书以流动人口的“社会重构”为视角，但作者在对浙江村人际关系模式的讨论中，却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一是那种以从事同种职业或产业而聚集在城市一隅的所谓业缘型流动社群，他们的社会关系模式实质上仍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相对于血缘和地缘而言，业缘是相对表面的，且依附于前者的关系现象；二是在与新的人际关系（即外群体）的交往互动中，出于对不确定性的防御，流动人口反而转向对内群体社会关系的依赖。（参见王春光，1995）
近年来的研究有一些互相矛盾的结论。有学者发现新生代（指25岁以下）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渐增大，新生代民工倾向于自愿选择僵化的传统社会资源网络，在城市形成封闭的生活，从而造成了进一步的社会断裂现象（郭星华、储卉娟，2004）。但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正处于变迁之中，尽管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关系仍然是进城农民工社会网络中的强纽带关系，但他们也在逐步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关系，并使之成为其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单菁菁，2007）。
随着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史的发展、变化，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究竟是更加顽固，还是新型的业缘关系逐渐开始替代血缘、地缘关系，正成为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目前并无定论。但可以肯定，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对考察中国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现代化和身份转型等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
2.新媒介技术与中下阶层的传播实践
上述社会学的研究尚未涉及社会关系在具体行为过程中——即人际互动中所使用的媒介因素，尤其是媒介技术对社会关系（包括关系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目前中国流动人口身处的信息社会环境及其丰富的传播实践，迫使我们将目光转向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国信息社会呈现出向中下阶层扩散的趋势。据CNNIC2007年12月公布的报告，中国网民的发展除了向各年龄阶层扩散外，也加速了向低学历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渗透。其中，快速增长的农村网民构成了新增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7300万新增网民中的4成，即有2917万来自农村；截至2007年12月底，我国农村网民数量达到5262万，年增长率达到127.7%。⑧同样至2007年底，中国手机用户已达5亿4干7百万户，手机、小灵通已是市井走卒的随身用品；至2006年，预付卡用户已超过2.9亿；短信业务量呈几何增长，由2000年14亿条增加到2006年的4297亿条之多。⑨
从这些基本的统计数据即可看出，中国的信息社会出现了新的传播现象和传播实践，草根群体以它庞大的基数正成为中国新媒介技术的实践主体。有学者已经指出：那种把中国信息社会看作信息拥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二元对立的“数码鸿沟”概念已经落伍，中国社会主体——社会中下阶层，已经成为新型传播工具的制造者、管理者、拥有者，“中国的社会信息化过程已由90年代精英垄断的局面进入到更广社会内信息中下阶层和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紧密结合的新阶段”。（邱林川，2008）然而，正被卷入新媒介技术滚滚洪流的中下阶层，他们的信息传播和人际互动模式有着什么样的特征、其传播实践将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这类实证研究目前在国内学界还极为少见。
3.本文提出的问题与研究方法说明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个案是居住在深圳石厦村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这一特定群体，从流出地到流入地、从户籍身份到职业身份，这一群体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事实上，他们不仅来自同一个家乡，而且在深圳石厦村这一“都市里的村庄”建立了另一个共同的家园；他们是目前中国1.5亿流动人口⑩的组成部分，也是劳务集群型流动民工的典型。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新媒介技术，如车载通讯设备、手机，是攸县出租车司机日常工作、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际互动工具，近年来，互联网也开始进入他们的生活空间。因此，我们试图以新媒介的使用作为视角，挖掘这一特定群体如何在现代媒介技术、城市生活和职业背景下建构他们特有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网络。
为了与社会学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对话，我们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攸县出租车司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利用新媒介技术结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什么？
2.现代媒介技术的使用是否扩大了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圈，换言之，是否打破了他们原有的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传统社会关系网？
3.现代化媒介技术的使用是否促进了攸县出租车司机的社会关系从血缘、地缘关系为核心转向以业缘关系为核心？也就是说媒介技术是否促成了他们向现代职业身份的转型。
本文采用民族志的方法，以观察体验及个体（或小组）深度访谈为主。两位作者(11)通过大量卷入被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包括吃饭、拉家常、串门、出游、打牌、QQ聊天等，得到了真实而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但我们同时也看到质化方法的局限，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将采用以质化研究带动量化研究的方法，层层推进，对该社区进行更为纵向的、深入的考察。
三、研究发现
“链式流动”是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进入深圳的主要方式，“一个带一个”的血缘、地缘关系路径逐渐使这个特定的社群扩大，同时也决定了由初级群体（或称首属群体）构成的熟人关系网遍布、渗透在他们流入地日常生活、工作的每个细节，我们在观察这一群体流动、变化、适应、认同背后的文化机制时，无不发现血缘、地缘关系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作用（田阡，2007）。正是这些秉承农业社会关系理念的劳务群体，他们从上世纪90年代纷纷到深圳开上现代化交通工具那天起，就遭遇了第一部在他们眼中由陌生到亲切的通讯设备——无线电对讲机，从此也揭开了他们利用媒介技术结成自成一体的社会关系网的新一页。
1.“一呼百应”：流动家园的形成
上世纪90年代的无线电对讲机在技术上与如今和GPS相连、基于网络平台的数字化移动通信终端(12)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对攸县出租车司机来说，对讲机时代却是一个充满了感情、充满了传奇的年代。
20世纪就来深圳的老司机们，尽管都承认对讲机不安全（因为不能免提）、噪音大（经常引起乘客投诉），但一提起当年这个“一呼百应”、“信息出去快”、“又不花钱”的黑色玩意，其兴奋之情简直可以用“眉飞色舞”来形容。
以出租车公司的本意，对讲机主要用于总部与司机的信息联络和车辆调度。但出租车司机们很快就发现了对讲机的一个“秘密”——可以自己调频率、自由组合。攸县峦山镇的刘勇说：“就像集群一样，只要调到同一个频率，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每个人都可以听到”，与他合住的肖师傅补充说：“比如我们三个是一个镇的，我们就调到同一个频率，其他镇三个或者五个人他们又另外调到一个频率。一般是我们就只和我们几个聊，他们就只和他们几个老乡聊。”对讲机便于老乡们自组设频率交流，且像个客厅，进来的人都能听到，是老司机们如今还津津乐道的事。
事实上，对讲机上的交流并不一定以镇（或村）为边界，同样来自峦山镇、性格开朗的刘明说：“只要是老乡，大家聊得来的，都把（调频率的）密码告诉他。最多的我调到六、七个台，我们那个时候你想调多少就有多少”。攸县老司机朱建国的回忆可能更接近总体情况：“通常是以老家的地域框架，比如我们那边的东乡、西乡这样的片区为框架，大家通过熟人相互介绍，一传十地传开来，加入同一个台。”
以地域片区为框架自然形成的同乡之间的信息互动，其实背后蕴藏着一张乡土社会强大的、多功能的互动网络。在那个没有手机，甚至没有传呼机的年代，无线电对讲机充当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攸县出租车司机们利用它“一呼百应”的功能，组建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中社区”；从一系列当时发生的极为生动的故事中，这个网络充当着空中寻呼、空中交流、空中互助、空中救援等多种角色。
20世纪90年代初，最早来深圳开出租车的攸县司机，对讲机是他们工作时唯一与外界联络的工具。当时，谁家出了什么事，妻子就打电话给总台，总台一报，听到的老乡就开始人传人的接力，直到把话捎给丈夫知道为止。当年大家约定在哪里吃饭、谁家儿子生日、谁家亲戚要来深圳开车……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这空中社区发布、传播；而且，因为有了这个空中交流的场所，老乡们在对讲机里用攸县方言无所不聊，“甜酸苦辣都会讲。因为我和你玩得好是铁的，我有什么不幸都和你讲”——“自家人”带来的心理支持是攸县人在深圳这个城市寻求安全感的一条重要途径。
更重要的是，这一由熟人、老乡组成的流动家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互助网络，以对付这个城市的陌生环境和随时可能出现的职业风险。攸县司机们在出车时由于语言、心理等多重因素，并不愿意与总台联络，而更愿意寻找同乡之间的互助。对于新来的司机，起码头三个月，空中社区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老司机得通过对讲机“在他的脑袋里铺条线，这样才不会走错路”；刘明讲起对讲机时说：“交通事故刚来的时候好多都不懂。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们家里追尾的不叫追尾，不追究，或者作其他处理。跑到这里就不懂了。有的老司机有经验。遇到什么交通事故，一呼就来了，会教你怎么处理。”
正是因为攸县司机在职业经历中有共同应对危机和风险的互助意识和互助网络，所以这个空中社区的晚班司机都养成了这样一种职业习惯：出车时先要“布阵”，了解彼此的方位，以防万一。来自攸县县城的刘海青说：“一般是这种情况，晚上跑车的都会通过对讲机了解对方的位置以及相隔的地方有多远，一旦发生什么问题，考虑到谁的位置最近，谁就会马上赶过去帮忙。离你最近距离的人赶过来的同时，他就会通知其他人。”在这个一呼百应、就近救援的年代，方便快捷的集体行动，加上用的是乘客听不懂的攸县方言，留下了几段司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的、惊险的“擒匪记”。
对讲机时代所形成的“空中社区”的功能，用老司机朱建国的话来说是“家里有的传统，基本上在这里也有”——乡村社会乡里乡亲之间的“喊话”、“捎口信”等联络方式，信息的互通有无，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助互救，新人通过熟人牵线搭桥、入门“拜把子”，甚至找大伙评理这类农村社区通常发生的社会互动情形，都在这个“空中社区”上演，事实上，对讲机这个传播媒介为那些身处异乡的攸县司机们提供了一个流动的家园。从这一意义上看，攸县出租车司机群体表面上虽有一层业缘关系，但事实上职业仅仅是一种谋生的途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们完全仰赖流出地的血缘、地缘关系，职业范畴内方方面面的问题几乎都通过这一关系网来自助解决，丝毫没有现代职业团体的概念。
2.熟人与生人：家园的边界
“空中社区”以地缘为基本框架，自成一体。当然，空中社区的边界并不完全封闭，比如90年代初就来深圳、十分健谈的齐加劲和18岁就来深圳子承父业开出租车的刘华强调，他们除同乡外，也和一个车队，甚至其他车队的东北、湖北、安徽等省的司机“偶尔聊一下天”。但这些外地司机的名字很少出现在他们用于日常通讯的手机联系人名单中。司机们与深圳人的关系非常疏离，那些在石厦村住了10几年的老司机手机里难得有一、两个乘客的联系电话，通常一年也联系不了几回；在石厦村，原住民和租客们（流动人口）各有聚集的社交场所，司机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只认识每月上门一次的房东。
1998年从攸县网岭镇来深圳石厦居住、现年37岁的易东海是深圳“世纪星缘”出租车公司司机，他2000年起使用手机，目前担任公司的“协管员”，负责他所属车队与公司的信息联络。他将自己日常生活交往圈和职业圈中所有的联系人加入了他的手机，这在司机们中是少有的。(13)由于他特殊的工作职务，他的手机联系人是我们调查对象中最全的一位。我们试图从这份长长的手机联系人名单和易日常使用手机的情况中，寻找攸县出租车司机社会关系的线索。(14)
这份名单共记录了90个号码，实际联系人为81人(15)。人数虽多，但仔细看来，发现易东海与所有联系人的关系都不出这样两类：一是以攸县为范围的老乡关系，共计为61人，其中与他同一个镇的亲戚朋友占了19名，他们是易东海联系频率最高的人群。几十位攸县老乡的身份几乎都脱不了“农民工”三个字——不是出租车司机，就是服装厂打工的；在易东海眼中唯一混得“还过得去的”，也无非在东莞一个服装厂当主管。这些关系不仅是单纯的地缘、血缘关系，而且没有出现跨阶层的交往现象。第二类是易东海攸县老乡之外的联系人（共20人），关系也同样单一，完全没有超出职业范围：包括车队里的非攸县籍出租车司机（8人）、“领导”（8人，全部为广东人）、修车师傅（2人，广东人）、蛇仔(16)（1人，广东人）和乘客（1人），而且他与这第二类人“很少联系，有事才打个电话”。起码从手机的联络上看，他完全没有结交工作之外的外地人，他在石厦住了整整10年，但没有一个石厦原村民进入他的联系人名单；他仅有的深圳本地联系人，是他这么多年出租车司机职业生涯中，唯一一个“偶尔”找他要车的乘客。(17)易东海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十分明确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他与城市生人社会是隔绝的。
“家园”的边界也反映在攸县司机们这几年才接触的网上互动。司机文南生对电脑情有独钟，2006年托朋友组装了一台二手电脑，结束了他在村里黑网吧流连的业余生活。文南生常用QQ聊天功能。当年他上黑网吧时，用的是朋友的QQ名，后来自己买了电脑重新设置了一个，就把原来的QQ名还给了朋友，目前他全家（包括妻子和孩子）共用这个QQ名。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借用或转让QQ名在攸县司机和他们的老家很常见。文南生QQ好友中，名为“俺村俺最丑”的堂弟，后来把这个名字转给了另一个亲戚（堂弟的表弟）。文的另外两位上网的同乡司机，也是家人共用一个QQ名。这一现象说明，他们并没有个人隐私概念。其实在手机的使用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据文南生说：“我们的QQ没有隐私。电话（指手机）来了你去接一下，短信来了你去看一下，我们都是这样的。他们两个（指同住的表弟和弟媳妇）经常换手机号码，今天你用我的，明天我用你的，那个卡（指手机预付卡）可以插来插去的。”没有隐私是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空间流动极少，大家生于斯、死于斯，彼此稔熟的乡土社会才有的。攸县司机们到深圳打工多年，但都保持着乡土社会的习性。
文南生的“QQ好友”共计129人之多(18)，包括十来个亲朋好友。同样有意思的是，几位在攸县老家的内弟、妹夫、堂弟使用的QQ名是他们的真名，如“怀望”、“双雄”、“攸县网岭文星”（文星是真名），颇有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古风。在文南生的眼中，网络空间首先是一个熟人社会，QQ聊天（他们通常用音频聊天）就相当于亲戚朋友之间互相串门；所不同的是，因为QQ名可以互相借用，所以得先来上一句“是XX吗？”，其实即便不是XX本人，也是他的家人或亲戚朋友，反正是熟人或扯得上关系的人；QQ语音聊天和日常拉家常没什么两样，大多是闲聊。从几位攸县司机看，QQ聊天主要用于和外地亲朋好友打免费的长途电话，但功能却又以带有仪式意味的情感性交流为主，那些工具性的交流则还是通过长话吧的固定电话或手机。
在剩下的一百多位“只知其名不知其人”的陌生人中，文南生比较喜欢和那些“个性签名”能得到他共鸣的网民搭讪，比如个性签名为“我觉得好累好累”、“我越发感觉深圳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战场！”的网民，给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感觉大家都是打工的，有共同语言”。每当在网上遇到这些陌生的网友，文南生都会做出回应：“陌生人来了，表情肯定要发出去的，回了就聊，但问来问去，就是‘你好’、‘忙吗’什么的，都没正式聊过。”原因是“太陌生，聊不起来”。遇到从网名判断可能是女性的网友，文南生常要求与别人视频聊天，但屡屡没有“得逞”：“没有女的用视频跟我聊，……他（她）还以为我骗他（她）。”在文南生的叙述中，网上相遇的陌生女人对他充满了戒心，这种网上的人际互动其实并无实质的内容和进展。
尽管文南生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们，家乡有一个小伙子通过QQ聊天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女朋友，后来还结了婚；而且，自从他们离土离乡到深圳生活后，通婚的范围比流动之前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参见田阡，2007），但是，对于那些三十几岁的已婚出租车司机来说，“网恋”仍是一件稀罕而遥不可及的事。在这个客居他乡，丈夫出车、妻子持家并掌管经济，以赚钱谋生为唯一目的的社区里，离婚是一件极具破坏性，因而也极为罕见的现象，在严密的劳动分工合作中形成的夫妻唇齿相依的家庭关系和熟人社区流行的传统观念，再加上对网上陌生人的戒备，使网恋这一时髦的玩意暂时没有滋生的可能，以婚姻为基础的血亲关系仍是牢固而传统的，它与互联网的生人世界有着极为明确的分界，虽然那个充满诱惑的虚拟空间已经悄然来到他们的身边。
3.核心关系圈：流动家园的变迁
虽说媒介技术只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但不同的工具由于性能的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空中网络结构，甚至产生不同的信息管理和控制方法。2000年以后，那个一呼百应的对讲机开始陆续被数字化移动通信终端（司机们简称“车载电话”）所替代。不言而喻，后来的产品在技术上远比对讲机先进，功能也增强了许多(19)，其中也有攸县司机所谓的一呼百应的“组呼”功能（即一对多模式），但组呼功能最终没有正式开通，且情形十分微妙。
新的移动通讯终端在技术上不像无线对讲机，司机们可以任意调频率，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圈子可以自己决定，它有一个电脑系统，需要由总控制台将司机们的车载电话号码输入“集群网”。结果，管理层决定按出租车公司最基本的单位——车队入网，一个车队组成一个集群网。(20)这一变化，彻底打破了“一呼百应”时代的传播格局。
实际上，技术的进步解决了管理层的“一块心病”——避免了司机们利用一呼百应的对讲机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达到了信息控制的目的(21)。但从攸县司机角度看，新的通讯设备没有开通“组呼”功能，一方面是需要额外的费用；另一方面由于新的集群方式决定了被呼的对象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以车队（或公司）为单位的司机，结果“搞不清谁在跟谁说话”，过去大家在自己设定的对讲机频道里，是个熟人世界，现在一下子变成一堆半生不熟的人，连方言都用不上，起不到对讲机时代“空中社区”的功效，于是组呼功能被弃之不用，新的车载通讯工具最终只剩下一对一的功能，相当于一部普通的手机，而联系人只剩下同一个车队（或公司）的司机。
从现代企业管理角度看，以车队（或公司）为“集群网”有利于提高现代化职业团队内部组织传播、管理的顺畅和效率；而且技术的这一进步，在客观上也为攸县出租车司机这一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务群体，提供了一个向现代公司员工职业身份转型的契机，或者说，它有可能使攸县出租车司机在职业行为中，从过去主要依赖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转而被纳入现代职业团体的组织化传播和管理的路径，从而达到职业身份的实质性转变。
但结果并非如此。失去了对讲机时代“空中社区”心理支持、互助互救的攸县司机们，并没有转而借助于这个由公司总台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事构成的一对一的新的空中网络，而是寻求另外的途径。石厦村到处张贴的“中国移动集群网，五元包月群内互打”这一信息，引发了攸县司机自发的、另一次组建自己“空中社区”的行动。到2008年8月，接受我们访谈的攸县司机几乎都已经办理了这项业务，和对讲机时代一样，他们主要以同乡、亲戚、朋友等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线，拉网结群，形成了手机“一对一”通讯联络的小群体。当遇到如修车、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规则这类大事，他们更愿意寻求中国移动集群内同样开出租车的亲戚、老乡提供援助。车载电话中以车队为单位的集群网所发挥的作用在攸县司机圈中日渐式微，有的已形同虚设。可见，媒介技术本身并不能改变攸县司机们的社会关系理念和习性；而且，在管理者与打工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对峙中，媒介技术既可以为管理层提供信息管理和控制的工具，也可以为打工者提供自由传播信息、自我管理的武器。
攸县司机们如今的“空中社区”传播模式从过去的“一对多”变成了“一对一”，人际互动的规模也大为缩小，现在它是由“核心关系圈”组成，是一个更为紧密的流动家园。这个核心关系圈的构成模式，除了亲戚，其他的成员却另有一番讲究。比如，同样是攸县老乡，出租车司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互动频率和关系密度，通常并不取决于职业关系（指同一个公司、或车队），它更多地由是否串门聊天、一起打牌（或打球）和是否有债务来往所决定，而这些交往行为又都与他们目前在石厦村的居住格局有关。
像易东海住的那栋楼上下七层，除了一、二层住着房东，其他全部都是攸县司机。一个楼道的司机们下班后串门聊天是家常便饭，周六则形成惯例到易东海家打牌，每周三有几位司机和易东海到石厦篮球场和其他爱好此项运动的攸县司机们打球。这些活动既是他们日常的休闲方式，也是交换信息、联络感情的最佳场合。易东海的手机联系人名单，有三位同一楼道的司机成了易东海的核心朋友圈，他们和易既不来自同一个镇，也不是一个出租车公司。通常，居住格局加上社区日常社交活动，是决定攸县司机人际互动频率和亲密度的关键因素，而亲密度往往又体现在紧急情况的处理上。
比如，聊起同住一个楼道的三位核心关系圈的朋友，易东海说：“他们在我手机里，平时打得不多，天天见面嘛，见面就聊一聊，我的公司怎么样，你的怎么样啊，不用打手机。不过万一在外面碰到有什么要紧事，除了找亲戚，还是会先问问他们比较可靠……我万一在外面急着要钱（指花钱处理交通事故），他们多的不说， 当班的钱肯定要出！”当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找同公司的老乡时，他回答说：“他们不可靠嘛，不住在一起，又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我们在这里是没根的，公司合同一到就走人，你万一借钱给他，他跑了你去哪里找？”他情绪激动地说起过去公司里的一位老乡，借了他的钱去赌博，后来一走了之，至今无法追回的往事。
易东海对同乡之间亲疏关系的理解，来自他从小乡村生活的体验。在那里，除了亲戚和从小一起上学的朋友，左邻右舍的来往最多。在长期的人际互动中，可以了解哪些人可以信赖，哪些人不可靠；而且住得近，万一出了什么事，也有中国人常说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心理保障。到了深圳，邻里之间天天接触，不仅可以了解彼此的为人，也可以掌握彼此的动向，以防不测。攸县出租车司机从农村（或小城镇）这样的“熟人社区”，一下子进入了大城市的“生人社会”，失去了基本的安全感，“以防万一”、“防备”、“信任／不信任”、“可靠／不可靠”等词常从他们口中蹦出来，自然地流露出他们面对新环境时的焦虑。对抗这种焦虑的方法往往是将他们老家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直接“克隆”到城市，想方设法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形成，并维系一些他们认为相对可靠的人际关系。事实上，石厦攸县出租车司机群体内部存在着界线分明的亲疏之分，它是以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这里包括了流出地和流入地的邻里关系）为基准，再拓展到日常的社交活动，空间上由近到远、活动频率从多到少，一层一层放大，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以“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
手机联系人中，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可以判断机主与联系人之间的亲密度。石厦村里攸县籍出租车司机所形成的社群背后有一张特殊的经济网络，在核心关系圈中，普遍存在着借贷关系。借贷关系可能源自攸县民间曾经盛行的“积谷会”制度(22)，当然也与深圳出租车行业容易赚钱，不存在太大的信贷风险有关。借贷关系可以说是这个社群中，最能反映人际关系亲疏格局的一个指标。在易东海的手机联络人中，多达16人和他存在借贷关系，其中以亲戚为主，剩下的几位司机便是他的核心关系圈的成员，他说：“一般都是短期交租金的，差一点钱，几百块，就会借给他；个别有借得多的，包车啊，做生意啊……亲戚会借（给他），邻居（指同住一个楼道的司机）玩得好的、关系比较铁的也会，还有就是知道他老家的房子在哪里的，知道底细的。那些借高利贷打牌赌钱的不借，我们这里有一些输了钱跑了。”总之，知根知底、安全可靠是第一位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攸县司机社群内存在着一个以血缘、地缘（指流出地老家和流入地的邻里关系）为基础，以日常社会交往和情感互动为根本、以安全和信任为宗旨的最核心、最可靠的初级社会关系，它是构成这一社群社会行为的最基本的单位。
四、结言
美国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曾经说：手机像细胞，“无论走到哪里，它都能够生成新的社会、新的可能、新的关系”（保罗·莱文森，2004,P.1）。但媒介环境学派(media ecology)充满睿智的语言并没有告诉我们媒介技术在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关系的扩散和使用中，可能遭遇的不同情形。从车载移动通讯（包括对讲机）到手机，攸县出租车司机确实生成了新的关系网，他们的交往从自然村落以组、村、镇为主要范围，扩大到以整个攸县为区域；但是，这种“新的关系”是建立在高度同质化的、强关系的基础上，而且，所谓的“新”其实是由旧的关系模式和文化习性建构而成，人际关系的生成机制仍然脱胎于乡土社会的血缘、地缘关系，城市新的业缘关系和新的社区生活只是一种表象，其内在的纹理仍由传统社会关系网编织而成。
城市的出租车司机无疑是一个空间活动范围大、人群接触面广的职业群体，但事实上，他们与这个城市的人保持着严格的心理界线，“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界线分明。如果说社会学将社会互动的形式分为交换、合作、冲突、竞争、强制五大类的话（波普诺，1999,P.188），那么显然，石厦村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与“外群体”——他们眼中的城市“生人世界”（包括乘客、职业组织和外地同行）的关系多以冲突、竞争、强制为防线；与此同时，他们极力在内群体（同乡）中以交换、合作的方式达成职业风险、经济互助和心理情感的支撑；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建构人际互动和纽带关系的基本条件，始终建立在血缘、邻里和日常交往强度等关系构成的非制度性信任的基础上，费孝通先生所总结的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仍是他们社会关系由亲到疏的基本线索。
新媒介的使用，在技术上为这一群体提供了拓展，甚至突破社会关系边界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中，他们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利用现代媒介技术形成、维系、加固他们认为可靠的社会关系圈，一旦遇到了他们不熟悉、不可靠的传播情境，他们反而更求助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数字化车载电话这一远比无线电对讲机先进的媒介技术，在现实中不仅没有起到扩大攸县司机人际传播范围的功能，反而令他们退缩到更靠近核心的关系圈内。这一现象与当年王春光笔下浙江村人遭遇功利性、不稳定的新人际关系时的情形，有一定的相似性。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攸县司机们也尝试着在人际互动方面寻找突破传统关系的切入点，但这类网上人际互动主要还是用来与外地亲友打免费的长途电话，夫妻间严密的劳动合作和传统的社区氛围使网恋暂时还没有“插足”婚姻的余地。
在调查访谈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们接触的攸县出租车司机绝大多数都有着积极、乐观的心态，事实上，他们也在努力适应陌生的市场经济、城市生活和新的职业身份。但是，从他们对新媒介技术使用这一角度看，先进的通讯技术或用于共同抵御风险，或用于维系已有的、可信任的人际关系，而很少用于拓展、利用新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他们选择居住在石厦这类都市里的村庄，并渐渐地使石厦演变为一个攸县人聚集的、带有深厚攸县生活气息的社区，这与其说是他们对新城市生活自觉的适应，还不如说是画地为牢，主动将自己的生活隔离于城市之外，通过营造“攸县村”的氛围，使原本陌生的环境“家乡化”。他们与社区的原住民也有着严格的边界，攸县司机家家户户供奉着观音或财神，但他们大多不知道，也不关心石厦村里的寺庙，因为里面供的是“广东人的观音和财神，不是我们攸县的”。可以说，攸县出租车司机这一群体利用城中村与现代化城市的分割，加上攸县人与原村民的区隔这两道无形的“墙”，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孤岛上的临时家园。攸县司机对石厦村的“家乡化”建构，与其说是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在当地社会结构和制度缺乏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情况下，一种被动而无奈的选择。
规模化、行业性劳动力集聚现象，是目前中国农村（或县城）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些群体正成为城市经济结构中新的身份群体，也是现代都市社会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传统的农民身份到现代化职业身份的转变，却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介技术的推力或许远没有社会结构、社会身份、职业组织等制度性制约来得关键，但流动人口日渐丰富的新媒介技术实践及其折射出来的多面向的人际互动过程，无疑是我们观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新的、有益的视点。
注释：
①本论文得到教育部规则项目06JA860006和广东省人文社科重大基地项目06JDXM86001的资助，特此感谢。
②据深圳市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深圳市规划局主编的五卷本专题研究报告——《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2007年）的数据统计，深圳市（包括特区内外）共有城中村320个，用地面积多达9349万平方米。福田区虽然只有15个城中村，却有9000栋楼房，建筑面积高达669万平方米。福田区总人口为61.54万，但常住人口只有3.24万，暂住人口58.30万，占其总人口的94.7%。
③参见：《深圳同乡村调查之攸县村：的哥安居乐业治安良好》，《南方都市报》2005年11月16日。
④根据湖南攸县驻深圳办事处2008年第二季度的统计资料。
⑤据我们的调查，深圳石厦村里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大部分为农村户籍，但也有少部分是城镇户籍。
⑥石厦村出售新电脑的店铺只有一家，其他都以收卖旧电脑及零件为主，另加形形色色的电脑安装、维修服务。
⑦据我们2008年2-3月的调查统计，石厦村有营业执照、正开业运营的正规网吧只有一家，但村里的各个角落藏匿着至少30家黑网吧。
⑧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8.1)(CNNIC)。
⑨据CNNIC第21次调查报告和邱林川：《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反思》，《传播与社会学刊》第五期中的数据综合得出。
⑩目前中国流动人口数字参照《人民日报》2006年8月30日第11版《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六大特点》，另见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4/4755298.html。
(11)本文作者田阡在石厦村住了近一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身份社区的建构——深圳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的人类学研究》（2007，未刊），本文关于石厦村攸县出租车司机职业社区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他们一些基本的职业和生存状况，即来自该论文。本文另一位作者系传播学者，她用半年时间对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司机进行多次访谈，较为细致地考察了新媒介技术对这一社区社会关系的作用与影响。
(12)目前深圳出租车上普遍使用的慧眼通车载设备，其功能主要基于GSM/GPRS方式的GPS移动通信终端，运行于慧眼通网络平台。慧眼通车载设备具有强大的车辆监控管理、调度、报警、拨打电话的功能，此款产品可配置车载显示器，车载电话，具有全新的中文界面等。
(13)通常的情况是，司机们会把最重要的号码记在脑中，其次是存在手机和笔记本中，有一部分纯粹工作关系的联系人，就记在车载电话中。
(14)当我们想了解攸县出租车司机如何使用手机时，却在研究方法上遇到了难题，通常人类学的观察体验和深度访谈法效果并不好，普通的大样本问卷调查又无法深入。最终，我们采用个案分析法，制作了“手机使用情况记录表”，内容包括：被访者信息资料、手机联系人与被访者的关系表、被访者日常手机使用情况三部分，让一些住在石厦的攸县司机填写。我们共收集了8份问卷，文中引用的易东海手机联系人资料最全。
(15)90个电话号码中有4位联系人拥有两个号码，另有5个是公共电话号码。
(16)在攸县出租车司机聚居的社区活跃着一些专门化的特殊人才，他们懂得如何规避和操作出租车职业中各项相关手续，这些人被攸县出租车司机称为“蛇仔”。司机们如果希望尽快取得报名资格和参加考试，就需要通过“蛇仔”做中介和代理。
(17)我们调查的另7位司机的联系人中，同样没有一个石厦原村民，且极少有深圳乘客。这一现象也得到了我们多次访谈的印证。
(18)其中两位是本文作者。
(19)据司机们提供的产品说明书称，新的通讯设备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组呼功能，可以单对多，一人呼叫，本小组成员在待机状态下均可收听，换言之，也可以起到“一呼百应”的功效；二是单对单的网内通话，入的是深圳交通网；第三个功能就是普通的电话功能，可以与网外任何固定电话、手机、调度机进行通话。目前普遍开通的是第二个功能。
(20)有些小公司以整个公司为单位入网，有一些则以同时下放的整批新车为单位入网，也有个别公司设定了入网人数（5-6名），名单由司机们自己决定。
(21)公司管理层与打工者之间利用新媒介技术进行的信息控制与反控制，本文的作者将用专文进行详细的论述。
(22)据田阡考察，历史上在攸县一些农村曾经存在过“积谷会”制度，这是通过民间力量，利用族田帮助族人的一种民间信贷方式，对社会基层形成一种“亲情的”经济控制。后来祠堂没了，这种信贷方式也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直到改革开放，乡村借贷的需求激增，攸县农村又发展出村民之间的借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