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批评:责备你不讨论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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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媒体”,用以指称以普通大众为传播对象的印刷文字读物(报纸、各种流行时尚杂志)、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英文:media,也可译为媒介。二者似乎通用。从理论上来说,学术话语当然也依托媒体存在,学术刊物也属媒体之列。但习惯用法并不把学术刊物与通常所指的媒体相提并论。学术性刊物与大众媒体确实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在专业领域的有限范围内传播,后者是在社会各个阶层区域流行。媒体的发达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化民主的生动体现,人们表达个人见解的场所多了,准入的门槛低了,参与方便了,这些无疑都是令人鼓舞的现实。媒体使过去的文化等级界线变得模糊,尤其使精英文化变得边缘化。数量和速度成为大众文化建立霸权的标志,成批量地复制,无止境地制造事端,永远保持旺盛的扩张姿态,媒体因此立于不败之地。

所谓“媒体批评”,主要是指发表在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的那些短小凶悍的批评文字。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失去了耐性,开始直来直去恶语相加,或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难以考证。但很明显,自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大量的短小凶悍的文章在二三流的报纸上不胫而走。这类报纸盈利无门,败家有方,为增加销量,热衷于制造各种事端,或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或贼喊捉贼,总之使尽浑身解数,招徕读者。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这类报纸倒也如鱼得水,混水摸鱼,变本加厉。20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以来,地方晚报以及一些民营和股份制合作办的报纸渐成气候,形成了一股颇带有民间色彩的文化气候。毫无疑问,这类报纸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它贴近老百姓,敢于发牢骚,针贬时弊,在某种程度上为民间言论自由表达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场所。但这类报纸经常缺乏严肃性,刻意追求争吵对骂的阵势,热衷于制造新闻效果,不惜恶意中伤。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尖刻无理不负责任的文风。

不幸的是,当代中国文化确实有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我是指在某些方面,中国传统民间的智慧和刁泼,都随着民间的一些表达空间尽情地发挥出来了。它在那些制度的缝隙之间游走,有时制造着生动的景观,有时就在胡作非为。“地方-民间”确实有效地影响了中心城市的传媒,除了严格管理的权威图像和权威声音依然故我外,印刷符号和声音图像的生产传播空间都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皇城根下的北京电视台也颇有改观。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或是“第7日”节目(圆圆主持),极受大众欢迎。主持人无不伶牙俐齿,谈笑自若,有声有色。其风格尖刻明快又带着油嘴滑舌,冷嘲热讽却不失机智风趣,活脱脱一个京片子,看上去像是王朔写的脚本。应该说北京电视台这两个栏目办得十分出色,其靠近民众,针贬时事,做得比较成功。但不少街头小报则是画虎不成反为狗,看上去是在畅所欲言、针锋相对,其实则是玩弄一些市井无赖的伎俩。

当然,互联网正在制造的文化给人们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空间,表达变得更加自由、随心所欲,不需要理由、逻辑、证明和结论。互联网的语言以碎片的形式展开,喷射,倾泄,既没有根据也没有目的,它是狂欢、暴力和战争的工具。这里展开的语言杀戮也不过是场电子游戏,一切都转瞬即逝,一切都不过是虚拟的恶作剧。没有中心,没有权威,没有标准。我就是中心、权威和标准。互联网在提升人们表达的自由度时,也把个人的自以为是推到极端,个人变成它的王国里的妄想狂、意淫者、独裁者和暴君。所有的表达实际只对个人有意义,因而所有的表达都变得廉价。人们不要认为互联网是高科技时代的产物就与人类的传统无关,事实上,最先进的东西可能与最原始的东西遥相呼应。互联网使人们回到了穴居时代,重温游牧文化,它有返朴归真的美感,也不无野蛮粗俗的丑陋。人们相互贬损,人性恶的一面倒是得到最充分的发泄,互联网作为一项对精神妄想症的语言学治疗是卓有成效的,如果要在其中寻求理性交往的意义,可能非常困难。互联网确实提供了无穷无尽的信息,它使人类生存的时间/空间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根本变化,生活具有最大可能的虚拟性。作为一项新生的事物,互联网无疑有着极多的好处和无限远大的前景,但目前,它确实给人们的表达方式带来某些负面的作用。不看到这些负面作用,自觉地纠正这些偏颇,互联网在不久的将来就不会是自由表达的天堂,而只是语言的垃圾场。

尽管互联网的使用者更多限于年轻的群体,但它快速的发展也开始对传统的印刷符号媒体产生影响。流行小报显然最容易接轨,它们的一次性用品特征使它们之间可以一脉相承。作为一种新闻体的表达方式用于传播一些小道消息本也未尝不可,但要命的是它迅速就波及到文学批评行当。小报上的批评都显得短小凶悍,信口开河,骂你没商量。不需要摆事实,更不需要讲道理,只要一棍子把对手打死。时兴的做法是把别人骂倒,自己就立起来了;只要说别人不行,他立马就行了。现在,否定他人轻而易举,抬高自己易如反掌。在没有标准的时代,扮一个鬼脸就自以为是高大全的亮相。

媒体小报要的就是那股煞劲,耍的就是滑头,只要心肠硬点就行。出口伤人,随便表达恶意,一篇大受媒体欢迎的“精品”小文就出笼了,就可以树立起批评的“公正无私”的权威。有评论称2000年的文学批评是“骂派”批评当道,这不是夸张的说法。翻翻那些报刊杂志,文章越写越短,越写越泼皮。以鲁迅自居者甚众,可这些人真敢跟石头碰碰么?这些人,这些文字不过是媒体的寄生物,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利用,制造更多的假象,泼更多的脏水。同样,媒体与读者也相互寄生,媒体日益把读者变成一些无聊的听众和看客。读者也全然失去了耐心,只要看到谁和谁在吵就乐开了怀,想象的媒体和想象的读者正在合谋和相互怂恿,共同制造着这个时代的文化快餐。

现在,没有人会怀疑媒体制造的各种奇闻轶事构成了文坛的主流热点和趋势,近二年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已经演变为一系列的吵闹斗气,争风吃醋。人们在崇尚媒体霸权的惊人扩张速度时,也不得不慨叹学术批评的没落。现在如果有谁还在一本正经地琢磨文学作品的技巧风格或表征的象征意义时,那肯定让媒体中的弄潮儿笑破了肚皮。2000年文坛充斥着“应该忏悔”,“要下地狱”,以及关于美女与野兽的各种争执。现在的热门货总是打上“批判”的字眼,口气必定是“痛斥”之类。人们的心态已经恶劣到恶毒的地步,一些咒语堂而皇之成为文章的标题,诸如:“批评家们正在死去”,似乎如此,骂街者流就可以得天下了,批评就得救了,文学就振兴了。在一篇关于“模糊批评当休矣”的文章中,我读到对我的指责。我惊异有些人可以睁着眼就说瞎话。文中所引一段我关于林白小说的评论文字,被指责为“模糊”,“把人的脑壳撑得生疼”……等等,我想我写的那段话简单明了,如果略微读过一点欧美文艺理论书籍的人,都可以明白这种叙述的理论背景和要阐明的问题。无知怎么反倒理直气壮?重复陈辞烂调才值得称道?不懂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赶紧抓紧时间多读几本书,读上十年八年再来说三道四不迟。

媒体批评的扩张直接导致批评的“媒体化”,也就是说,批评主导趋势不再是强化学术品质和理论含量,而是变成一些消息、奇闻和事件。一些不学无术、莫明其妙之辈成为批评的明星,他们发出几句叫唤,媒体就趋之若鹜;他们打个喷嚏,媒体就沾满了唾沫。如果这些叫骂只限于一些流行小报那也无关紧要,媒体,特别是小报从来就唯恐天下太平。问题是文学刊物和学术刊物吃不住劲,也开始模仿流行小报的版式、文体和传播方式。批评变成制造事端的工具,变成现场的记录者,变成流行的快餐。什么时候报纸取代刊物成为潮流的制造中心?原来那些小报不过是刊物的下脚——我是指在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批评方面,现在,刊物变成了报纸的跟屁虫。现在的刊物步履艰难,销量每况愈下,为经济所困,做些改革调整战略无可厚非。但这并不意味着刊物都要向街头小报看齐。刊物发的文章越来越像小报的随笔、杂感,对文意的要求如同女人的裙子,似乎越短越好。文学类刊物正在努力把自己变成街头小报,热衷于制造一些无聊的骂阵,现在似乎不骂就不叫文学批评,不骂就没有责任感,不骂就不能拯救文学。

当然,并不是说文学批评不能针贬时弊,不能尖锐严格直接地批评那些不合理的现象。恰恰相反,尖锐犀利理应是文学批评应具有基本风格,但尖锐犀利不是胡说八道,不是任意地表达恶意。文学批评总应该回到具体的事实,回到具体的作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摆事实、讲道理这是对中学生作文的基本要求,文学批评总应该有一些学术含量,总要有个人的独立见解。现在的实际情形是,人们为一种急躁情绪所支配,心情恶劣,根本没有耐心平心静气地读作品,或者认真思考一些现象。就是面对一部颇有创新的作品,也读不出所以然来。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确实有不少现象差强人意,揭示其谬误和平庸当是批评的重要任务,但总应该有人对新的文学现象作出新的阐释。实际上,当代文学乃至于当代文化的贫乏性是更为致命的问题,这需要文学批评保持理论和艺术的敏感性,去阐发那些有创新可能的新生事物,以此来打开有限的思想自由的天地。真正的自由体现在思想空间的拓展、认知方式的多样性、精神胸怀之宽广辽阔。

对媒体说三道四多少有些违背我多年的立场,我一直把当代媒体的兴盛看成是自由表达空间最有效的拓展,但现在,却对其片面性疑窦丛生。多年前,一位卓越的媒体研究者麦克卢汉写下一本名为《理解媒介》的书,那时人们对媒体茫然无知,自从麦克卢汉在1964年出版这本书以来,“媒体”一词已经家喻户晓,正如媒体直接介入千家万户一样。麦氏对媒体自然钟爱有加,但他还是告诫人们:“只有……站在与任何结构或媒介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才可以看清其原理和力的轮廓。因为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的身上。预见和控制媒介的能力主要在于避免潜在的自恋昏迷状态。为此目的,唯一最有效的办法是懂得以下事实: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时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就会施放出来一样。”(《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页)。这段话当可为媒体之内与之外人提供参照。

2001.3.9 于北京忘京斋

责任编辑注:本刊选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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