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新论
摘 要：卢曼的爱情现象学探讨在其社会理论中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爱情媒介从社会系统中分化而出，与社会由阶层分化向功能分化的结构性变迁有关。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中出现的“激情”语义学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的实质是以悖论化代替理想化作为编码路径。可见，亲密关系对于卢曼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是以悖论为生命力的交互作用系统，为了展开恋人间行动/体验的悖论而存在。爱情悖论的系统化能力，也提醒人们，不确定性并非秩序的敌人，反而是对冲不确定性的最佳手段，而爱情秩序的存在，也证明某些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绝对混沌并不成立。
关键词：卢曼；爱情；交流媒介；系统论；后现代
一 、“爱情圆圈”
爱情大概是最常见的社会现象，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爱情存在。哪有少女不怀春，哪有少年不钟情，是一般人的口头禅。然而仔细想来，爱情并非自然而然，亲密关系的制度化少不了人为努力，爱情实际上是通过无数人的想象，尤其是文学家的想象规划出来的一个特别领域。爱情不光是个人的爱情，也是社会的爱情，必须服从一般的交流规则。
席勒的《阴谋与爱情》1784年在曼海姆首演，第三幕第四场中有一段关于爱情的讨论：
首先，土地石漠化、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广西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势陡峭，再加上乱砍滥伐、开垦荒地等原因，导致水土流失加重，从《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状况公报》可知：广西石漠化土地面积192.6万公顷，其中：极重度和重度石漠化108.5万公顷，占56.3%；中度和轻度石漠化27.5万公顷，占43.7%，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229.3万公顷。另外，全区仍有43个县石漠化问题比较严重⑥。
斐迪南 ……有一个想法，伟大、豪迈如我的爱情，它一阵又一阵地撞击着我的灵魂——这就是你，露意丝，还有我和我们的爱情！在这个圆圈里不包含着整个的天空吗？未必你还需要别的第四种什么？
……
露意丝 难道你除了爱我，不承担任何别的职责？
斐迪南 (拥抱她)保证你的安宁，就是我最神圣的职责。
露意丝 (非常严肃地)那就请你住口，并且离开我——我有一位父亲，他除去我这独生女儿，便一无所有——明天他将满六十岁——他提心吊胆，知道宰相准会对他进行报复……
斐迪南 (迅速抢过话头)让他和我们一块儿走。这样便没啥好说了吧，亲爱的！我马上去变卖值钱的东西，并且从父亲账上提些款子出来。抢夺一个强盗的财物不算犯法；他那许多财产，不都是国家的血泪么？——半夜一点时有辆车驶到门口来，你们赶紧跳上车。咱们远走高飞。
露意丝 可你父亲会在背后诅咒我们——这样的诅咒，我的冒失鬼啊，就是杀人犯说出来也总会传到上帝耳边，就是缚在绞刑架上的强盗听了也会视为上天的报应，因而心惊胆寒。这样的诅咒将像幽灵，无情地驱赶我们这些流浪者，从天涯到海角，从此岸到彼岸——不，亲爱的！如果只有罪孽能使我得到你，那我还有失去你的力量和勇气。[1](PP.84-85)
之所以援引这段话，是因为其中涉及编码、秩序、社会区分等有关社会系统建构的问题。不难看出，两种爱情编码的矛盾才是戏剧冲突的核心，孕育阴谋的真正土壤。其中一种是等级社会的“门当户对”金律，爱情的促发基于家族和阶层的利益；另一种是浪漫主义的普遍化爱情，爱情最重要的理由是爱情本身。斐迪南代表了一种对当时人来说新型的爱情编码，将爱情想象为高于一切，“爱情圆圈”排斥周围环境，只包含三个要素：我、你双方加爱情。“哪儿有露意丝爱我，哪儿就是我的祖国”，为了这个祖国，整个世界皆可抛却。相反，露意丝在爱情方面是个现实主义者，她没有爱情自治的奢求，却特别在意外在的社会秩序。首先，她清楚地知道，斐迪南的父亲不会容许这桩婚姻，如果斐迪南一意孤行，他只有叛逆一条路。叛逆意味着打破固有秩序，对于尚未进入新秩序——“爱情圆圈”——的人来说，放弃旧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不可想象的，那就是“罪孽”，故而她对斐迪南说：“如果只有罪孽能使我得到你，那我还有失去你的力量和勇气。”其次，她知道，她从属于她的父亲，应服从父亲所属的市民阶层的婚恋规则。作为女儿，保护父亲是她的神圣职责，不能因为一己的情感需求给父亲招来祸殃。然而，不妨说，父亲和她的关系才是露意丝心目中真正的爱情表象，伴侣应该像父亲一样保护自己的配偶和财产。她的暂时保护父亲也是为了保护家庭领主对家属的保护功能。
不同爱情编码造成不同行为方式，一方满腔热情，步步相逼；一方冷静克制，顾虑重重，才给局外人提供了挑拨离间的机会。18世纪将结束之际，欧洲文学中出现了个体、天才的观念，爱情相应地变得个体化、人格化，但是旧的爱情编码犹在，社会分层仍然是社会的引导原则，大部分人还像露意丝那样，秉承“你的心属于你的等级”的信条。甚至新旧爱情编码本身就成了等级标记，上层人士倾向于自由择偶，也往往拿自由作为纵欲的遮掩。在此情形下，市民阶级反而会更固执地坚守旧的婚姻法则，譬如服从家族利益、禁止女性婚前性行为、父亲做主等等，以此和伤风败俗的上层划出界限。无论如何，这都关系到秩序问题，爱情编码代表了二人亲密互动的规则，而“爱情圆圈”成了自主爱情的精彩隐喻。
二、理论
爱情既然是一个卓越的悖论系统，理解爱情，就有助于理解其他交流领域。在功能运作方面，爱情和现代社会其他交流媒介大有相通之处。爱情的自由，是自由地培训自己进入符码规则，这一点为所有功能系统所分享，故不但有自由的爱情，也有自由的艺术、自由的科学、自由的教育、自由的经济，等等。我们不妨以爱情和经济的类比关系为例，展示爱情在系统理论中的范式意义。
缺血性股骨头坏死是患者股骨头出现局部血供受损或中断，导致其骨髓成分以及骨细胞死亡，难以正常修复，且存在骨内压水平升高的一种骨坏死[3-4]，主要在中青年人群中发病[5]，可使得患者的股骨头相关结构发生改变，之后股骨头塌陷，最终患者需要接受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6-7]。因此，加强缺血性股骨头坏死患者的有效治疗来对其疾病进展控制，十分必要。
显然，卢曼不仅仅是对爱情现象感兴趣，也不仅仅是对法国17世纪通俗爱情小说着迷，而是很早就直觉到这一现象的社会理论效益。在《作为激情的爱情》中，卢曼主要考察了17世纪以来爱情的历史语义学演化，配合之前就开始践行的两条理论线索，即知识社会学和交流媒介理论，以呈现爱情作为一种交流媒介从社会中分化而出的过程。要弄懂他的思路，首先就要掌握几个基本概念。
(一)概率极低的(unwahrscheinlich)关系
爱情是最重要的，可也是最难捉摸、几乎非理性的人际关系形式，用卢曼的话说就是概率极低的关系，故爱情关系的成功是社会系统演化的一大成就。从概念极低到概率较高到神奇转化，是事情的核心，也是理论探讨的焦点。爱情之所以有魅力，正因为实现概率极低。为何如此？——因为“双重偶然性”的存在。伴侣双方为迥异的两个“世界”，各使用一套自我/世界、行动/体验的区分标准，彼此互为偶然，从而导致“正常”情况下，双方本应不知道如何进入爱情、维持爱情。卢曼用了出租车的比喻来形容这一处境：
婚姻在天上缔结，在汽车中自会分道扬镳。因为坐在方向盘前的那位是以情境为导向的，他会认为，他是在尽其所能地驾驶；而坐在一旁观察他的这位同车人，会感到受他的行驶方式所摆布，将此方式归咎于驾驶者的品格。同车人只能以评论和批评的方式行动；但要想得到驾驶者的同意，却希望渺茫。在出租车里(极端情形不论)大概是没有什么必要，就此进行一番交流。可在亲密关系中，的的确确就是这种情境成了对问题的测试：他如此行动是以我的(而非他的)世界为根据吗？在产生怀疑时，有谁能够忍得住不去尝试通过交流进行澄清呢(而在其他场合中大可偃旗息鼓，以沉默告诉自己和对方：不必冒险测试)？[2](P.42)
出租车内发生的，是一方在行动，而一方只需体验，期待和自身体验相符合。爱情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不对称性。行动和观察的分离造成了“归因冲突”，一方认为行动的原因是情境，一方认为是行动者个性使然。如果不能随时交换行动和观察、自我和他者的位置，让互动密集化，必然出现交流堵塞。现代社会的恋人普遍感受到这一烦恼。个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他人的共识变得极为困难，因为讲话者总是从自身出发，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世界，交流伙伴沦为确认者的补充角色，去被动地承认对方的世界设计就是最普遍的世界设计。
(二)由象征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s Kommunikationsmedium)
如何摆脱困境？人类发明了由象征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所谓“爱情”就是这个东西，承担了让亲密关系由概率极低变得概率很高的功能。媒介来自社会，它让私密情感社会化，或者说，以社会认可的方式保持私密。卢曼的核心观点是，爱情借助于抄袭来的模式、抄袭来的情感、抄袭来的存在而产生，人们之所以一见钟情，因为早就学会了一见钟情。不难设想，青年男女在进入恋爱过程之前，就通过社会环境尤其小说影视熟悉了过程、套路和结局，在脑中将同一脚本演练了千百遍。如此大费周章，耗尽心力，只为等待一个契机，让现实中的对方上钩，等待一个理由，让自己心甘情愿地在现实中陷入罗网。即便为情而苦，也是遵循规范(像少年维特那样)在受苦。爱情作为媒介本身不是情感，但能让情感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伴侣双方无法直接沟通，却大可以和媒介达成一致，在媒介内部获得共识。交流媒介之内，对方的强求不仅可以接受，而且会带来愉悦。神奇的是，语义流动越自相矛盾，行为模式越奇特夸张，符码就越是稳固，这一爱情关系的特殊现象，正说明了交流媒介的性质：“像在所有的交流媒介中那样，符码在此也必须在自身中为自身规定了例外；只有将负面的自我指涉融入其中，它才能制度化。”[2](P.83)一般化意味着媒介适用于任何场合，不受缚于事实情况，这一提升借由象征而实现。诺瓦利斯的格言“象征即神秘化”在卢曼理解来，就是将逻辑中的悖论变得“不可见化”，将差异在神秘化的层面统一。[3](P.189)
DEA方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可以通过找出投入要素的冗余和产出的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为战略决策和发展路径提供转变的方向和程度。该研究更加注重投入最小和最小投入下高新技术企业利益最大化，所以分析中采用CCR模型。DMU4企业的纯技术效率<1，说明该企业的投入存在一定的冗余，可通过投影分析比较发现投入无效率的要素，从而更好的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量化的参考依据。在此，借助软件(DEA-SLOVER3.0)对DMU4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超效率DEA分析，运行后的结果显示如表4。
有了交流媒介、语义学、功能分化等抽象的理论工具，就能让历史的具体材料开口说话了——系统自我演化的脉络得以在意义结构中呈现了。在卢曼眼中，中世纪、古典主义、浪漫派是现代爱情最重要的三个语义学资源，对应于理性爱情、风雅爱情、浪漫爱情三种爱情类型。中世纪宫廷爱情推崇“遥远的爱慕”，摒弃感性情欲，要求对贵妇人“效劳”，爱情的论据是对象的完美特性(美貌、德行、高贵……)。17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的“激情型爱情”(amour passion)，开启了古典主义文学的“悖论体系论”(Paradoxie-Systematik)，生动想象(幻象就是真)成为爱情的论据。由此导致符码的形式在17世纪下半叶由理想化变为悖论化，在1800年左右出现的浪漫主义爱情中又变为自我指涉的功能。浪漫派只需要爱情本身为爱情辩护，也就是德国作家让·保尔总结的“为了爱情而爱情”。
(四)亲密系统
卢曼将系统区分为机器、有机体、社会系统、心理系统(即意识)四类，系统的特征是所谓“自创生”(Autopoiesis)，即从构成自身的要素中再生产出自身。社会系统的特征是持续不断的交流，根据所容纳、所管理的交流的不同类型，又分为交互作用、组织(法庭、学校、基金会等)、按功能分化出来的部分系统(法律、教育、科学、艺术等)以及社会运动(如抗议、冲突)四类。爱情帮助伴侣间组成个体的人格性系统，以区别于非人格性系统，卢曼称之为“人际间互渗入”，或称之为“交互作用系统”、“亲密系统”。亲密系统和家庭一样，属于交互作用(Interaktion)层面，这类交流以实际接触为前提，在场/不在场的差异对于交流成功十分重要。亲密关系和其他交互作用关系的区别则在于，心理系统不仅参与系统运作，且以人格的形式成为最重要的交流前提。
斐迪南的“爱情圆圈”终将会普遍化，以便将所有人格性要素纳入交流。卢曼将现代的社会结构特征界定为功能分化。功能分化促成个体自治，每个人都成了自由、平等地履行功能的个体，与阶层相关的不变“存在”失去了意义。个体化的增强，导致对于切近世界的渴望也愈益急迫，这正是亲密系统分化而出的社会理由。个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简单的个体化，还需要将切近世界和公共领域、人格性交互作用及非人格性交互作用区分开，才能通过分流信息以应付种种复杂性。反过来，人格性和非人格性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激进分离，又导致把抚慰灵魂的希望过多地托付于人格性层面，从而激化了亲密性需求。
随着亲密系统分化而出，社会系统卸掉了负担，可是爱情成了高难度的艺术、高风险的事业。爱情需要为自己发明依据，自己促动、自己阻碍、自己诱惑自己以达到目的，闭合与自我指涉成为爱情的核心。
从整体上说，爱情的自由化对应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媒介之所以变得越来越自由，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现代社会复杂性越来越高。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系统自身的复杂性也需要越来越高，否则在当代环境下，如果还依照从前那种父母之命的简单方式，求偶者将无法找到合适伴侣。这就是说，在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系统中，最好的稳定机制反而是风险和不确定本身，复杂性的自由互动才能防止系统崩溃。
三、语义学的历史演化
爱情媒介通过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语义学，规定语义流动的通道，为痴情儿女供应演出脚本。所谓语义学，系指“被标举为具有保存价值的经过浓缩和确认的观察，或意义的短暂固定，以用于重复使用，尤其是以文本形式”。[4](P.223)语义学包含的意义内容经过高度压缩，具有了稳定性，从而可以脱离具体使用场合。它相当于社会的概念库存，一方面储备意义内容选择所需的种种形式，一方面储备交流用的主题。语义学和社会结构通常为联动的循环关系，否则就起不到引导交流的作用，但总是比社会结构变化滞后一段时间。《作为激情的爱情》属于卢曼的“社会结构和语义学”项目计划的一部分，基本思想是：社会系统由阶层分化向功能分化过渡，导致了语义学观念资产的深刻变化。功能分化取代阶层分化，意味着交流成功不再取决于交流者的等级地位，而是特定功能系统为特定问题的解决提供的成功条件，掌握系统的交流规则就尤为重要。爱情语义学的普遍贯彻，让交流成为自我指涉的反身过程，专门性和普适化合而为一——专门系统之内，规则是普适的。说到底，这是一套系统性的化简工具，通过一些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的“词语外衣、套话、智慧格言和经验警句”，[2](P.9)化简过剩的复杂性，让痴男怨女在疯狂中确保自家的清醒，确保双方体验和行动的一致。
显然，以悖论编码瓦解完美性理想，迈出了走向自治的关键一步。以悖论形式谈论爱情，古已有之，但是在17世纪才成为公式：为了悖论使用悖论，悖论即统一。激情化爱情的登场，让假正经的“风雅”相形见绌。“激情”不但鼓励恋人抛弃社会和道德责任，还是一个引发悖论性交互作用的语义学诡计。它造成一系列悖论性表述，如“激情”是一座监狱，但是没有人想逃离；女子虽然害怕受骗，但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不能爱了；明明急不可耐，但说成是被迫无奈，等等。在主动性/被动性的换位游戏中，追求者把自身的主动理解为受制于对方的被动(被动性本身也是向恋人示好的积极策略)。然而这种被动性作为符码规则又体现了社会的主动塑造：要求恋爱者进入一种无法抵御的激情。一旦当事人陷入激情，爱情理据可以通过想象自行炮制，由此才能摆脱对象的完美性获得选择自由。
激情悖论的心理基础是，人们一方面仍然膜拜理想爱情，一方面又意识到其空洞。可是很明显，激情公式对爱情自由的要求又会陷入悖论，即人为激情——掌握了激情，也就背叛了激情，因为丧失了代表激情的被动性。为了化解这一难题，有人提出了重返道德的替代方案。17世纪末法国的道德回潮、英国的道德论争，都体现了对于更道德的友谊伦理的推崇。受此影响，整个18世纪都在追求爱情和友谊的结合，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新语义学的分化而出。也有人像卢梭那样，要求将爱情和“自然”概念相联系，用抽象的自然为激情化情感辩护。但这些措施被证明毫无成效，语义学演化反而是走向进一步悖论化，从被动采纳悖论到主动的悖论化。一开始使用悖论公式，是为了应付临时需要，因为主导规则仍是传统的德行、美貌至上。但如果悖论公式发展为独立的交流媒介，真/伪的死结就解开了。悖论得以在媒介中自我反身，以进一步的悖论来解开而非以某种原则解决悖论——悖论由世界的正常衬托而出，如果世界本身是悖论，则悖论就是真理了。
从试图解决悖论的角度来看，激情常常是虚伪的表现，《阴谋与爱情》中的斐迪南就可能给读者造成这种印象：他的自由爱情剥夺了对方不爱的自由。然而，一旦悖论编码“庸常化”，人人遵从新的法则，悖论就会成为系统塑造的条件。一方面，悖论形式适可以将完美性的抽象理想在横向维度展开。既然人格化个体化的爱情总是自我关联而任意的，总是和完美性无缘，恋人就以自身的偶然连接、交换对方的偶然，在这种无穷交替中实现“完美”——编码的反身性的“自我完美”。另一方面，悖论形式可以将完美性理想在纵向维度展开：以片刻交换片刻。激情永远和当前一刻相关联，仅仅在当前一刻中才有可能追求永久。交替正是为了避免合一实现，延迟才能让爱情交流持续下去。悖论化消解高等的/感性的爱情的单调区分，容忍恋人自相矛盾的、乖张过度的个体性行为选择，譬如通过模仿不诚实来演绎诚实，通过拒绝结婚来保持爱情，通过保持德行来参与勾引游戏，等等，爱情世界也在种种乖张中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引人入胜。无论哪种乖张，都是要显示和社会环境的区分，轻浮让爱情区分于道德和家庭义务，感伤让爱情脱离理性控制。悖论最终在“不可交流性”主题中臻于顶峰。“不可交流性”是18世纪爱情语义学最卓越的成果，打破了道德准则的最后堡垒，它意味着，一切外来的看法都无须理会了，爱情的真/伪无可交流，而只能自我理解。帕美拉只是在菲尔丁这样局外的观察者看来虚伪之极，她自己在小说中却爱得(表演得)酣畅淋漓，压根不知道有意识/无意识勾引的差异何在——对她，对理查生，这一差异属于不可交流的知识。交流触及自身界限，离交流系统的形成就不远了。不可交流的，最终是系统/环境的界限，亦即悖论差异的统一体，如果硬要将此统一体变为交流主题，就要冒爱情终结的风险了。不过，交流堵塞会葬送一切修辞学，真爱却自会安然无恙。
因此可以说，激情悖论的贯彻和提升，保证了爱情媒介最终的分化而出。古典主义“激情型爱情”代表了爱情既自由又不自由的过渡阶段，但又为现代爱情锻造了组织手段，预示着，今后的爱情将由悖论化而非理想化的道路得到实现。悖论的威力就在于，它是“一种具有强大系统化力量的技术”。[2](P.67)悖论编码不会让行动瘫痪，也不会导致精神分裂，恰恰相反，悖论一方面释放了恋人的个体性，另一方面让系统运作更为稳定，因为悖论可以让不稳定性合法化，让心理体验精致化(一切极端都是激情的演出)。在此意义上，“激情”成为现代爱情最卓越的引导性象征。
激情的中心命题是过度，以过度显示自身和其他系统相区分，自己就是自己的理由。在激情的过度方面，浪漫派可谓登峰造极。通过过度本身的过度提升、悖论本身的悖论化，理想化和悖论化的区分获得新的统一，悖论即理想，扬弃了各种旧的语义差异。浪漫主义反讽概念意味着通过距离提升自身，距离说到底是和现实，和爱情的一切社会性实现的距离，一旦美梦成真就得自行跳出，反诸自身，从而将爱情保留在永恒的符码运作，即爱情对于爱情的追求中——“对于世界的探索终结了，世界如今在其自身中成为一个谜”。[2](P.161)另外，法国古典主义的“激情型爱情”演出于婚外，而浪漫派要求在婚内追求激情的持久，以“爱情婚姻”取代门当户对的社会分层原则，且将性的要素纳入符码，这就奠定了当代社会的基本婚恋法则。
激情的最初和最终含义是：被动即自由，这一意义将在自治系统中实现：服从爱情编码，就能获得自由。激情的历史发展体现为，由最初的在恋人中个别地、神秘地实现自我，到最后的集体沦陷于交流媒介，激情成为一种看不见的社会框架。激情由法国式婚外导向转向婚内，由抵抗作为社会制度的婚姻，到婚姻本身成为亲密关系的制度化，同时也驯化了激情中的狂暴因素，使平庸大众也能安心享受爱情，小人物的浪漫同样甜蜜。
经过了中世纪、古典主义、浪漫派三个阶段的预备，以人格为中心的个体性爱情正式被采纳为社会标准。在人格概念中，性、爱情得到了统一。现代人的性和爱情皆由于一个不可置换的个体性人格而发生，而此人格无非意味着独异的、个体性的自我/世界的差异。人格/非人格的差异扬弃了传统爱情语义学的构成性差异如“感性的/非感性的爱情”、“爱情/友谊”、“快感/爱情”等，因为在自治爱情中，决定性区分是在人格性的爱情关系和非人格性的社会关系之间做出的。现代爱情不再依赖夸张悖论、激情、过度，但是牢牢保持了语义学演化的两大成果，即个体独一性和为爱而爱的信念。在爱情的自治王国之内，恋人自由地运用从理想化到悖论化的一切手段，去自主地解决问题。父亲顶多有建议权，而不能直接干涉孩子的恋爱行为。于是，爱情语义学就从理想化、悖论化过渡到了问题化的阶段。重要的不是一次性的少年激情，而是以日常实践将看似不可能的系统勉力维持，努力留在人格/非人格的二元编码之内创造一个纯粹人格性世界。当代社会也借助亲密系统实现了一个重要目的，即让人格性关系和非人格性关系互不妨碍，人格性预期和社会团结彼此协调。
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呈现出一种增长的趋势，但在发展过程中仍旧面临着多种难题。外部环境在不断地更新变化，出现了经济新常态的环境特征，银行业却没有随之得以更新与调整，使得银行业的发展遭遇到瓶颈。基于此，银行业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通过改革创新等措施来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实现供给侧改革，加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最后的药方似乎是一种性、爱情和友谊在婚姻中的合一。
四、亲密系统的秩序
进一步，我们要问，什么是卢曼心目中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爱情秩序呢。卢曼的整体思路可总结如下：
(一)以性的共生机制为物质基础，将当事人诱入罟中，欲罢不能。性的标志最容易将人格和社会情境区分开来，有助于在公共场合中发现人格性爱慕的苗头，因此能代替风雅承担爱情的启动功能。身体关系是最好的简化机制，它能比友谊更有效地将伴侣双方和周围环境隔绝，换言之，将他们隔离在大多数复杂性之外。在当代的爱情关系中，性的价值越来越突出，原因在于，当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需要更有力的化简工具。但在另一方面，由性而展开的人类关系的亲密内容恣肆繁杂，必须将其纳入亲密交流模式中，否则会造成持久的干扰、不堪承受的负担。爱情也体现为性的理想化和系统化。
(二)以爱情为引导性“意义”(Sinn)。卢曼的“意义”系指超出当前意义的“指引盈余”(Verweisungsüberschuss)[5](P.49)，同理，爱情作为“意义”的特点是在系统关联中建构，却同时又超越此系统关联。意义不是某个高悬的理念，卢曼所讲的意义和世界、视域同义，这个世界视域随着建构行为本身而增长，同时包含了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已有的和未来的视域。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卢曼的爱情包含了理想化和悖论化两个动机。爱情随时超出自身，这是理想性的一面；而恋人必须将自我建构的世界视为真实，又是悖论性的一面。
(三)现代爱情以偶然的启动机制取代理性考虑和风雅技术的启动机制。偶然被植入符码之中，象征了选择的自由，机会的无限敞开，提高了恋爱的成功机率。主动地引入不确定性，是为了对冲爱情交流的不确定性，而无前提的偶然开端，更提升了爱情作为“无中生有”的交流成就的人生价值。
3)矮化自根砧苗。由两部分组成，即矮化砧和品种。矮化效果极为明显。苗木须根发达，茎干粗壮，芽体饱满，树体成形后极易丰产、品质优良，但是根系较浅，需要架材，建园成本高。
友谊中的委身他人是为了自我的双重化，而自由爱情只跟个体人格相关，在委身他人的同时仍保持自我同一。但是爱情中的个体人格同样是偶然的，绝非某种固定的质性(如果是这样，爱情就可以通过“道听途说”而无需见面就实现了)。实际上，恋爱者的人格是在交互作用中建构的。有交互作用在，就有作为依托的人格在，人格(悖论性地)既是建构的根据又是建构的产物——“人际间互渗入恰恰意味着，另一方作为恋爱者自身体验和行动的视域，使恋爱者作为我而在，这一我在离开了爱情就不会成为现实。”[2](P.160)
既然是在偶然相遇中成就了两个偶然的人格，恋爱在事情维度上就是两个偶在的悖论，悖论成为“事情本身”，需要在交流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展开自身。
(四)行动和体验的悖论性共在场(Kopräsenz)是爱情不得不面对的第一个问题。行动和体验分属于不同的交流系统，一种属于社会系统，以实在情境为导向，一种属于心理系统，以想象中的实在、以对于(对方)想象中的实在的想象为导向。当行动和体验同时出现在一个事件中时，共识性整合是不可能的，偏偏爱情就是要实现这一不可能的整合。二人交互作用的核心就是行动和体验的同时发生：他者被爱的体验，引发了自我的爱的行动。如果一个人以另一个人的体验为观察和行动的理由，而不分辨后者的想法是否荒唐或自私，人们就知道他陷入了爱河。简单地说，A将B体验为被爱者，将自己体验为恋爱者或行动者。A对B的体验必须直接引发A作为恋爱者的行动，否则就无法将自身体验为恋爱者。如果B现在体验到A爱自己，而且将此体验也作为自身的行动来体验，则B也是一个恋爱者。[4](P.189)
由于输入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而输出电压要求为12 V,在电路中要根据不同输入电压调节MOSFET管的开关时间,从而使得输出电压始终保持在12 V。在电路中用于控制MOSFET管开关的是脉冲信号,脉冲信号的占空比不同,输出电压不同,因此只要针对不同输入电压调整适合的脉冲信号占空比,即可得到稳定的12 V电压。本文只针对电压变换主电路进行设计和仿真,对于控制脉冲信号的产生,可以利用微控制系统通过检测输入信号,根据输入电压的不同自动调节脉冲信号占空比,使输出电压始终稳定在12 V。
(五)爱情的另一基本问题是在瞬间中安排永久。瞬间和永久共在场，意味着不同时性(过去、现在、未来)的同时化。永久不仅是幻象，更是爱情的形式，凡真爱都是永久的，真的恋人都会使用永久这一形式——不过必须在“瞬间”的媒介中。因此瞬间和永久的矛盾在交流中不成为问题，对交流不构成障碍，反而造成了交流的有效性，这就是爱情系统中媒介/形式的交替形式。真爱情永远是瞬间，永远是永久。一切的关键只是，交流本身要继续下去，拖延下去。人们只能用时间来实现永久的形式，在时间中思念永久，保存瞬间。
其三，爱情的世界是系统/环境、自我/他者、过去/未来的三重共现，爱情的系统/环境悖论可归结为一句话：自我即世界，这一悖论需要在交互作用中相互接纳，需要在时间维度上经历考验。爱情因此永远是临时“凑合”成的系统，依赖双方的理解意愿而存在。再没有本体论的一体和永久，只能根据规则不断地再生产天长地久，在完美理想和灰色实际之间寻求妥协，一旦操作停止，系统就自动消失了。
(六)这后两个问题的中心化造成了卢曼所提倡的“问题导向”，从理想到悖论到问题的符码转换，就是让爱情作为自由秩序的本性越来越清楚地呈现，爱情最终显示为依仗性的引诱、爱情的引导而实现的自我秩序建构。问题导向就是学习导向，每一次亲密性忍受都是一次学习——学习如何更好地忍受！问题是向着未来的，即不是向着过去的理想，而是向着各种未知的可能性敞开——爱情真正的魅惑在于，它能敞开世界的未知空间。很少有人想到，没有悖论逼迫，我们又怎么会暂时放弃自身，片刻地走出一己的逼窄世界。真正爱过的人，才知道忍耐中暗含的学习机会。
耐心而坚韧的“敷衍”，是爱情语义学发展的顶峰阶段(尽管卢曼不愿这样来表述)，即问题化的阶段。问题导向即操作导向，操作中才有系统存在。这种操作绝不简单，其中包含着一种无法实现而只能无限接近的理想性，即理解性地体验，按理解性体验去行动。
卢曼把交流过程分为三个选择行动：一是信息的选择；二是传达的选择；三是接受或理解的选择。信息和传达的实现者是“他者”(Alter)，理解的实现者是“自我”(Ego)，但理解并非理解所传达的内容为何，而是理解到有信息传达给我，但同时也理解到，这个传达来的信息和传达者所掌握的信息是有区别的，即是说，理解了选择一和选择二之间的区别，因此接受者的选择内在地包含了前两个由“他者”做出的选择，它是三个交流行动的综合，将三个行动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操作”(Operation)，因此接受者才是自我，是第一位的，而信息的采集者和传达者是他者，是第二位的，这和通常的交流理论和日常经验正相反。[6](P.195)这等于说，怀疑才是交流的基础，你在接受的同时在怀疑，同时还知道对方知道你在怀疑，因为怀疑将交流推进、维持下去，交流成功的标志就是不确定性的维持。这种关系的极致就是爱情的亲密关系。爱情“不可交流性”和信息选择与传达选择的区分无法实现有关，因为在爱情场合，“假如信息过热，传达也不可能冷静”，[2](P.156)换言之，信息和传达都不是根据社会通行的选择标准，而是服务于恋人的勾心斗角、交替测试，以至于堵塞了交流。
如此困难的情形下，更需要理解的努力：理解对方的体验和行动与其环境的关系，理解信息加工的特殊方式，并进而理解自我描述的弦外之音。他者的理解负有一项艰难任务，即让自我忘掉作为芸芸众生的客观事实，在二人世界内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个体性就体现在系统/环境、信息/非信息、自我描述/实际情形等多重差异上，而个体性也让多重差异变得可以容忍。凭这些差异，恋人从芸芸众生中自由地选择了对方，凭这些差异，恋人能说服自己这是一个唯一选择，而且因为尘寰中只有自己能做出这一“绝对”正确的偶然选择，这个选择证明了、提升了自身的价值。换言之，彼此帮助对方从匿名建构的世界脱颖而出、获得个体尊严，就是现代爱情的神奇功效。不仅如此，在对方中承认不可化简的多重差异，接纳对方体现的多重差异，就相当于用对方的眼睛(差异标准)在看世界了。
但北辰教堂的发展，见证了党和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始终如一的坚守，也见证了昆明市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的良好局面。
五、爱情和系统论精神
系统建构也就是意义(即视域、世界)的建构。卢曼的意义分为三个维度，即事情维度、时间维度、社会维度。世界还原为事情本身，就呈现为系统/环境的区分。系统作为独立系统的成立依赖于和环境相区分，但区分的界限又是由系统自己设立的，这就是最大的悖论：系统是自身又是其环境。这一区分就是系统的符码(Code)，系统会在运作中将此符码作为引导性差异，不断地“再输入”(re-entry)自身，以赋予每一次操作以价值，实现和下一次操作的连接。系统/环境的事情性悖论在操作中，即在社会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展开为自我/他者、过去/未来的悖论，是系统建构的基本路径。
改进阶段体现STEAM核心是面向全体学生，学生需要填写姓名、日期、主题等基本信息，还要提出促进活动进行的建议，以及从技术、工程、艺术等角度改善形成的作品。保证全员参与，真正做到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该阶段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审美情趣以及乐思善学精神，发展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实践创新等素养。
首先，卢曼以悖论为系统。“同一性的悖论和通过区分展开悖论”可谓其系统建构的要诀，然而，这不过是一个最古老的哲学问题。“同一性的悖论”意味着，世界是自身又不是自身：世界始终是同一个世界，是一切区分(观察)的可能性前提；但另一方面，世界又随着每一次区分(观察)而变得不同，或者说以另外的方式成为悖论了。观察者像一把四处标记的锋利刻刀，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可对于刻刀来说，它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悖论并非本体，它实际上仅对于观察者才存在，因为观察始终和盲区相伴。观察所排除的两个基本盲区，一个是观察者自身，一个是世界整体。假如没有哪个观察者能像上帝那样看到全部，一个本体性社会描述就无法实现，唯剩下和某种描述相认同的可能，这一认同自然是悖论性的同义反复，换言之，社会系统的同一性是一种必然的虚构。[5](P.1061)故可以理解，人类历史上为何存在如此多的社会悖论，如逐利可能造成公益，以人权为纲领的法国大革命反而导致恐怖杀戮，等等。悖论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只能通过区分将悖论展开，区分即观察，换言之，观察(区分)的盲区有望在下一次的或他人的观察(区分)中看到，然而下一次的或他人的观察又必然会产生自身的盲区……就这样不断迁延，悖论的展开即系统的运作。卢曼反对康德先验/后验的区分，也反对黑格尔在被区分者中寻求同一，[5](P.694)他的“新理性”形式乃是在操作中包容悖论，将悖论在时间和社会两个维度上无限推延。反过来说，以悖论为中心的系统也随时可能崩溃，需要不断得到拯救。维持系统的努力尚存，系统才会在，并没有任何“内在”的存在理由。系统的同一性既非某种价值，亦非某种规范，相反，所有的评判标准，好与坏，真与假，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都是为了维持系统运作而在系统内部通过交流而产生。
说到底，卢曼如此重视爱情，是因为亲密性不但是一种交流秩序，且在许多方面突出地显示了系统论的基本精神。
其次，卢曼反对主体性的语义学。他认为，现代社会系统为“个体性”提供的象征是“主体性”，然而“主体”无法像传统社会中的“上帝”那样有效地进行整合，将分裂在不同功能系统中的个体身份重新统一，因为“主体”由于其抽象性事实上无法参与到任何一个功能系统。主体性语义学的缺陷在于，主体的另一面，即未标记一面(盲区)是世界，世界被排除了；个体的人的另一面，即未标记一面是其他人，其他人被排除了。脱离了时间、不受功能约束的主体是抽象建构，在主体间性基础上也无法建立社会理论，因为“自己知道自己”，并以此为自身和为世界奠基的主体和“其他”在语义上天生不相容。主体中既然没有“其他”的位置，“其他”主体也就不再是主体，“诸主体的社会”实为一个悖论。[5](P.1027)“间”(inter)并不能为主体奠基，反之，主体自己知道自己，就是最成功、最普遍的交流，让所有交流成为多余——两个主体的交流还是自我交流。卢曼指出，主体之所以成为社会描述的法宝，恰是因为它根本不属于社会，而是被排除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外的“第三方”。
卢曼将主客体的传统框架置于交流概念之下。他的著名论断——社会不是由人而是由交流组成——有意挑衅人文主义传统，从现象学逻辑来说却是必然推论。社会在他那里本身就是概念性建构(“社会的社会”)，而交流即“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的操作”。在交流中，自我指涉/外来指涉的交替才会发生，观察和结果才得以合一。交流不但规定了主客体所处的位置，还可以让主客体交换位置，相互观察。卢曼的观察者不是拥有先验根据，可以设置世界的主体，而是受制于世界，按功能系统的要求进行观察的行动单位。
(三)语义学(Semantik)
其三，卢曼对“世界视域”概念的理解。“视域”是胡塞尔后期哲学的根本性概念，但胡塞尔讲“视域”，核心仍是先验自我的明证性，以意识的主体性为思考的出发点。尽管胡塞尔区分知觉体验的“内视域”和“外视域”，但基点是直接直观的视域，视域变动体现为由内向外，由确定性向无限性、个体性向普遍性的扩展，换言之，“外视域”虽不确定，但通过视角的转换和观察的延伸，不确定性也可以进入直观范围从而变得确定，对于无限世界的认识最终是可以实现的。卢曼很早就批评说，胡塞尔没有澄清世界概念和视域概念的真实关系，“视域”“有时听起来是包容一切的视域的表象，有时是一切视域的总体性的表象”，如果要突破这一理解，必须将世界描述为“所有视域的可超越性和可替代性(偶在性)”。[7](P.301)换言之，如果将视域理解为世界整体，仅凭一(“包容一切”)和多(所有视域之和)两个动机是不够的，还要将视域的消逝和未来，将已逃逸和未出现的视域考虑在内。胡塞尔的视域作为所有可能性的最后界限，却未将界限另一边即不可能性包括在内。在《社会的社会》中，卢曼说得更直接：“胡塞尔幸运的隐喻视域——作为一切观察的界限——表述了这个问题，同时又遮蔽了内含于它的悖论：一个并非界限的界限，一个作为所有可确定性的条件的不可确定性”。[3](P.681)被遮蔽的问题即“世界统一”(Welteinheit)，又可称为差异的统一，因为任何观察都只能看到差异的一边，而看不到另一边，可正因为不看另一边，才看到了这一边。由此就可以理解卢曼对于社会学传统思维的批判，他认为以往社会学方法论的缺陷正是无法将“排除”纳入自身，正视自身的“排除”操作。
卢曼走了不同于胡塞尔的另一条路子，以内外视域、系统和环境的共在场为基础来建构世界，世界统一因而表达为世界范围的“同时”(Zugleich)：“实在在一种世界范围的同时中自己再生产自身。人们同时知道和不知道这一点。人们能够知道事情是如此，但人们不能观察到事情是如此，因为为此需要一种笼罩一切的整全视角，距离和对这个再生产的参与是同时需要的。”[3](P.681)按照纳瑟希(Armin Nassehi)的评论，只有系统论才懂得如何和共在场打交道。[8](P.13)共在场的实现，显然是以承认系统/环境的差异不可消除为前提的。卢曼以连续不断的相互观察来保证界限两边的差异性共现，实现操作层面的世界统一。
目前贫困山区依旧有人与畜禽动物住在同一房屋，各类蓄禽混养，不仅影响人的生环境，也会出现人畜共患传染病现象。
从不确定性、偶然、悖论出发来看待交流系统和社会关系，就不难领会爱情关系在卢曼的社会理论中占据何等地位。亲密关系是一个无比卓越的悖论系统，而爱情在主体和世界两个问题上都有范式意味。
首先，爱情并不以主体性为依据。且不论激情的狂风暴雨会埋葬主体性，即便波澜不惊的爱情，也要求“变化中的同一”——爱情同一性中包含了“依爱情而成长”的提升概念。视自身为稳固不变，不受环境影响，是个体性爱情的前提，但是在爱的行动中，自我又在成长，恋人在理解对方的同时就改变了对方。
其次，主体间性绝非恋人关系的实质，爱情并非因为共识而发生。爱情是双重偶然的极致，可正因为此，编码的反身化也最早实现于爱情语义学中，恋人可谓现代社会功能系统自治的引领者。
系统论道出一个公开秘密，交流需要时间，以便和交流相连接——“需要时间来进行下一步操作，以便能呆在被标记一边，或跨越构建形式的界限”。[5](P.61)意义由时间而实现，证明“互渗”和“永久”两个虚构的唯一办法是继续虚构。但这不是对时间的简单消耗，恰相反，交流即时间，恋人以无休止的谈话、口角、戏语制造了“自己的”时间。理解了这一整体思路，如何将悖论去悖论化，让处于双重偶在中的恋人的处境可以忍受，答案就清楚了——那只能是时间，而非任何一种超越横向(体验和行动)和纵向(瞬间和永久)悖论性共在场的先验层次(理想)。服从符码的理想，做伟大的恋人，只意味着将悖论无限推延，爱对方意味着永远愿意再忍受片刻的不可忍受，和对方一道制造同时又忍受悖论。因果性归因的难题不可能由一个过程之外的抽象理念，而只能由时间这个最具体又最抽象的理念来解决，换言之，爱情的困难只能由爱情本身的延续，由继续使用爱情这一媒介来克服。中国“难得糊涂”的古老人生智慧，在这里得到了精确的理性化表述。难得糊涂不仅包含了忍受悖论、不放弃悖论的悲剧精神，还表现了中国人享受悖论的乐天性格。
六、爱情交流的启迪
(一)爱情和经济
卢曼从他学术生涯之始就涉入这一主题。在1968/1969年冬季学期代理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席时，卢曼选择了“爱情”作为授课主题。某种意义上，这符合1968年一代的精神，因为爱情是自由的代名词。1982年，《作为激情的爱情》出版。2008年，基塞林(Andre Kieserling)又从卢曼遗稿整理出当年课程讲义的底稿，以《爱情：一种练习》为题出版。
在欧洲的爱情文学中，爱情和经济的类比屡屡出现，揭示了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自我指涉的爱情在浪漫派时代分化而出，无独有偶，同一时代也形成了浪漫主义经济学，其核心就是货币符号的自我指涉和无限循环。货币成了和文学、爱情类似的交流媒介，即亚当·穆勒(Adam Mueller)所说的“词语货币”(Wortgeld)。诺瓦利斯将货币和语言相类比，因为两者都能发挥普遍的中介功能，词语流动就相当于货币流通。亚当·穆勒进一步认识到，贷款就是无限欲望的交流媒介，其中包含了无限的占有要求和无限的失落，它让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感到缺失，又让他们在共同的缺失中得以沟通交流。[9](PP.280-281)这样一来，货币意味着交流和交流的连接，摆脱了单纯的对于商品的指代。和爱情一样，货币作为交流媒介的力量不在于满足自然需要，而在于创造需要，创造欲望及欲望的幻象，使人为了欲望而疯狂，为了欲望而创造。货币不是普通媒介，而是由象征而一般化的媒介，因为货币从来不是某一物品的价格，而是抽象的一切物品的价格，故可以在象征层面通向其他著名象征，金钱就是幻想、想象力、自我乃至于爱情，这就预示了后来的力比多经济学、“符号政治经济学”(波德里亚)。
4.5 春季干旱对天峻地区牧业生产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草原牧草返青期推迟，造成牧草产量降低，从而影响草原牲畜膘情和成活率，加重牧民饲养成本，减少牧民群众的收入。
关于爱情关系的研究所得，因此也能应用于经济交流。爱情和经济都是符号交换的世界，两个世界都充满交易的风险，但风险并未导致系统的崩溃，反而是活力之源，因此都可以视为动态平衡的典范。爱情是风险最高的人际关系，爱情的魅力却有一大半来自于风险。同样，在金融系统中，风险孕育着收益，而将风险以保险、期货等形式出售，为对冲系统风险的常用手段。恋爱者和投机市场上的交易者都在自由地承受风险，享受收益，投机不过意味着在当下和未来、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协调，预估其平衡之点。爱情和经济这两个维度上，充分体现了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一般人印象中，卢曼的名字是和复杂的系统建构相联系的，然而如下描述表明，他并非刻板教条的哲学怪人，倒是深谙爱情三昧：
提升效果可与经济中一般通过贷款达到的效果相比较；它基于间接性、迂回性、“延缓满足”，以及专有功能的保障——以便过程的连续性仍然得到维持。一开始，意中人可以通过赠予希望为游戏投资(finanzieren)，却将自身的赠予推迟。情郎却愈加欲罢不能，珍视捕猎甚于猎获。时间延展服务于强化、言语化、崇高化；它构成潜在的/共享的利益……
希望同时意味着，远期汇票的兑现将比人们预期的要昂贵。人们之前没有想到的额外费用也得计算在内，而眼下实现的激情不足以作抵偿。恋爱者自反性的预期结构只会加强这种不相称，相同的过度阐释倾向(这种倾向承负着关系的构建)，以及拿希望和现实作比较，都加速了瓦解。关系无法承受其自身的时间性，从而瓦解。[2](P.93)
其实，卢曼在书中频繁使用“弥散”(diffus)、“复合体”(Komplex)等术语就说明了自由倾向，因为这些概念都旨在反对单一的因果性决定关系。亲密性的交流基础是“弥散”的，权力、语义、浪漫派等皆为混杂了多元因素的“复合体”。因此，阿尔都塞著名的“多重因素决定”(überdeterminieren)概念也被一并采纳。爱情世界充斥着任性、猜忌、欺骗、臆想、误解，这些相互连接、彼此强化的不确定性，如同投机市场上的人性贪欲，将亲密关系变成一种实现概念极低的交流。然而，不确定性不是爱情的敌人，恰恰相反，有了它们才有了爱情。自由游戏、交互决定乃是由于媒介编码的框架而得以展开，在一种借助象征而实现的秩序中，不可思议的爱情交流也取得了成功，从混沌的不确定性中也酿出了亲密关系的玉液琼浆。
(二)爱情和后现代
采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数据差异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差异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作为激情的爱情说明了自由作为秩序的可能性。卢曼的核心观念可归结为：“个体在寻求幸福的表象引领下，服务于人类的再生产。为此社会必须在爱情和婚姻中准备好适当形式，以便让最大限度的秩序和自由的组合得以实现。”[2](P.188)社会的最高使命正是发明作为自由的秩序。爱情是自由和秩序、个体性和社会性最成功、最奇妙的连接，一旦意识到这一点，爱情就显示出超出个别系统的引导作用。《社会的社会》最后一章为“所谓的后现代”，显然这是现代社会最新的自我描述方式。据后现代理论家的说法，当代社会正走向完全无序，无规范的“什么都可以”将成为规范，历史、意义、主体会彻底终结。波德里亚以极感性的方式描述了这一状态，试图证明，在仿像化的当代世界，运用理性进行自由选择几无可能。如今的异化人群并非民众，倒是坚执于理性的启蒙者。异化的原因，不是信息的封闭，反倒是因为信息过多，且过于透明：“这里的问题是一种全新形式的非确定性，这种非确定性不是源于缺乏信息，而是来自信息本身，甚至是信息的过量。是信息本身产生了非确定性，这种非确定性因而是无可救药的，而不像传统的非确定性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10](PP.577-589)彻底的混沌催生了一种新的集体性欲求，即放弃欲求的欲求，回到启蒙之前的状态，将主体的称号和欲求的责任一并交还给牧师、专业人士、哲学家、政治家们。
国家全面推行河长制，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了制度保障。河长制由此迈出关键一步，既一段一长，分段负责，又以全局观念统领，从全流域出发，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推进河湖保护和生态环境整体改善。
然而，卢曼知道，信息之所以不确定，因为信息由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区分造成，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信息。假如像波德里亚那样，认为信息的“过度”盈余、透明会导致交流的不可能性，则爱情是最不可能的交流，但恰是这种不可能性才导致了爱情的出现——只是需要一个自由的秩序，也就是需要一个“世界”。爱情作为二人的亲密关系世界再清楚不过地向我们表明，这个“世界”之所以既自由又有序，乃因为它是由爱情自身、为了爱情的目的、由爱情的质料而建构的，它不仅自我编程，还通过自我观察与自我描述实现自我反身。世界恰恰是因为认识世界的不可能性才成立，道理很简单，正因为不可能进入物自体，我们才自行建构世界，在“我们的”世界中为物自体和认识物自体的不可能性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这是现象学的伟大发现。
分歧出在整体观上。卢曼认为，在认识世界统一的问题上，黑格尔代表一个极端，即自上而下地谋求统一的传统思路，可谓科层制的延续；后现代代表另一极端，认世界整体为一片混沌，可谓无政府主义的延续。他们都只看到了区分的一边，而没有看到另一边。他批评说，后现代理论家被铺天盖地袭来的“新”事件压倒，失去了时代的中心线索。而他作为真正的整体主义者不仅知道秩序的重要性，且知道风险、偶然、悖论本身即系统，自由本身即秩序，绝对的混沌从不存在。卢曼赞同后现代对于“全面的统一性诉求的放弃”，但提醒说，这一原则本身就是悖论(反对元叙事本身又是一个叙事)，故如果它是对的，它就同时是错的。它无非表明社会整体、世界整体都不再是一个基于理性的原则，而只是一个悖论——“悖论就是我们的时代的正统”。[5](P.1144)
从交互作用、组织到功能系统的各种系统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双重偶然性的困境，使不可能的交流成为可能。社会总是有办法来容纳自身生产的复杂性，同时又总是通过复杂性的生产来挑战、提升自身。后现代的末世论话语，也不过是现代的自我描述，即现代自己为自己制造的外来指涉，实现着系统所必需的打破自我指涉的功能。
如何能认识整体呢？原则上说，任何观察都是偏颇的，只有系统自己了解自己，故要看到系统统一体，唯一的可能是借助系统自身的眼睛，换言之，追随系统交替地使用界内和界外的观察方式进行(自我)观察。世界统一就像电影胶片上的图像，虽然在任何一次观察中都不能一次性呈现，却能在连续性操作中自我呈现。绝对的光明虽不存在，但也没有什么能隐匿在永远的黑暗之中，没有什么事情能从本体上逃避观察，只是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观察到。这方面，亲密关系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成功榜样，爱情实际上是单方面建构的两面性，这一绝对的片面性通过持续的交互作用却变成了真正的统一。难怪自柏拉图以来，爱情就被寄予了恢复人的整体性的希望，卢曼的特别处仅在于，他强调爱情通过悖论机制发挥整合作用，爱情的作用不是实现神秘合一，而是让人学会适应悖论世界。
肺功能检查是AECOPD患者常规检查项目，也是临床治疗的常用参考指标。FEV1、FEV1/FVC、FEV1%与AECOPD病情轻重有相关性，AECOPD死亡患者肺功能明显比生存患者差。
参考文献：
[1] 席勒：《阴谋与爱情》，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
[2] Niklas Luhmann, Liebe als Passio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4.
[3] Niklas Luhmann,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2.
[4] Detlef Krause, Luhmann-Lexikon, Aufl. 4,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5.
[5] Niklas 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8.
[6] Niklas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84.
[7] Juergen Habermas, Niklas Luhman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Anm.15,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71.
[8] Oliver Jahraus, Armin Nassehi, Mario Grizelj (Hrsg), Luhmann-Handbuch: Leben - Werk - Wirkung, Stuttgart: Metzler, 2012.
[9] Joseph Vogl, Kalkuel und Leidenschaft Poetik des oekonomischen Menschen, Zuerich: diaphanes, 2011.
[10] Jean Baudrillard, “The Masses: The Implosion of the Social in the Media”,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16, 3 (1985).
Love as a Communication Media: Niklas Luhmann’s Phenomenology of Love
FAN J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Niklas Luhmann’s phenomenological study of love plays a special role in his social theory.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media “love” out of the social system must be related to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society from 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 to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semantics of “passion” in the classic literature of the 17th century played a key role, because it replaced idealization with paradoxication as a way of codification. It seems that Luhmann’s interest in intimacy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is an interactional system which lives on paradox and exists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unfolding the paradox of action/experience between lovers. In addition, the systematizing ability of love-paradox shows that uncertainty is not the enemy of order, but the best means of hedging uncertainty, and love as an order also proves that the absolute chaos proposed by some postmodern theorists cannot exist.
Key words: Niklas Luhmann; love; communication media; Systems Theory; postmodern
中图分类号：IO-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9)04-0071-11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9.04.008
收稿日期：2019-04-08
作者简介：范劲，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组稿编辑：吴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