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考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早年论文,思想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3—0012—07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相关研究论著数不胜数，但对他早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前）新史学观念如何形成，目前学界则语焉不详。笔者根据最新发现的资料，拟对梁启超在这一时期新史学思想构成的脉络略作探讨，以求正方家。
一 《肄业要览》
梁启超一生多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亡命东瀛，其后思想与日本学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本文所考察的是他1898年前在国内期间所发表的新史学思想的渊源问题。众所周知，1901、1902年梁在日本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这是他对自己新史学思想的一次比较系统的梳理。不过，在国内期间，他已经形成了零星的新史学观念。这些观念发端于何处，或是梁的个人创造？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行程之中，传教士曾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史学最初在中国的介绍和流传，传播主体则是以传教士为主。那么，在1898年之前，中文世界中是否出现过一种文本，而这种文本对史学有一种崭新的认识，以至于梁启超等人得此启发，开始审视传统史学的利弊得失呢？
据笔者查考，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本书在日本、中国学界十分流行，这就是英国思想家赫尔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所著之《教育论》（On Education）。在日本，斯宾塞这本书至少出版过3种日译本：（1）《斯氏教育论》，斯本色著，尺振八译，东京文部省1880年出版；（2）《教育论讲义》，斯边锁著，小田贵雄译，真理书房1885年出版；（3）《标注斯氏教育论》，斯边撒著，有贺长雄译注，东京牧野善兵卫1886年出版。在中国，《教育论》更是风行一时。《教育论》是一本论文集，由4篇文章组成：《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知识》、《论智育》、《论德育》、《论体育》。《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知识》（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最初发表于1859年《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①，后收入《教育论》第一章，也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一篇。1882年颜永京将这篇文字译成中文，题名《肄业要览》（1895年再版），由上海格致书室出版。② 这是目前所知斯宾塞论著的最早中译本。1897年《肄业要览》又全文连载于《湘学新报》（第8～28册），题名《史氏新学记》③ 正文前按语云：“光绪七八年间，此书流传中国。”[1] 1896年康有为编撰《日本书目志》列了有贺氏《标注斯氏教育论》，1903年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拟译刊此书。[2] 1897年《质学丛书初集》（汤寿潜辑）、《西政丛书》（梁启超辑）都收录了《肄业要览》。1898年5月《无锡白话报》曾将《史氏新学记》演述成白话文连载。④ 1901年7月30日《译书汇编》第7期“已译待刊书目录”，以及《游学译编》第2册“湖南编译社已译待印书目”，其中都有斯宾塞的《教育论》（湖南编译社译本名《教育学》）。据1901年12月9日《中外日报》“各译书处来函汇录”报道，寄东译社拟译刊斯氏的《教育论》。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泰西新学记》，即斯氏之《教育论》，《中外日报》刊登广告言是书“具论人生学业轻重得失之要，诚为求实学者之津梁”⑤。由此可见，斯宾塞《肄业要览》（或《教育论》）极受清季士人的欢迎，想必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那么，斯宾塞《教育论》是否论述到史学问题？《肄业要览》对此有专门的阐述：
学塾内固有几种，其中众生徒皆习者乃史学，惜其惟有史学之名而无史学之实。目前所读之史，其条目偏而不全，狭而不广，或论国王之世系，毕生之细事，或论深宫之得宠失爱者，彼此计划相害相援，或论篡逆之情事。若读史者欲于此中求国家之兴衰何由而致，其所发令施政者有何缘起，终不得其概也。又史记中或载列国争权失和，所言者惟军中统带及麾下兵弁名目，马步兵若干，炮位之数并所列之阵，或如此，或如彼，若何接仗，若何前进，若何败北，某次何弁阵亡，某队死伤有几，某日因何得胜，某日因何失利，又计其两军之接仗几次，胜败几次，何国大胜，总计彼此之死者伤者若干，胜者俘虏若干，种种细故。人若欲知尽民下之责，则以上之各事有何相助哉……若谓此种事乃确实而有旨趣，不知确实而有旨趣之事，非必有实用……推而思之，史记所有之旨趣，岂足为实用之据哉。史记与别物无异，终以有济实用为定，假如人告曰“邻家狸奴昨日已产小猫几只”，此固确实，在闻之者必谓此乃无用之新闻，而嗤其告者。何也？因所告者事虽确实，而与人在世之行作，毫无激励，亦毫无阻止，于学为完全人之义绝不相助。史记所载之事，亦无或异，所记者，实事也，但大半惟记其事，而不记肇事之端倪。故于为人之道，毫无裨益，披阅之以为消闲之用，固无不可，读之以得处世之益，则不可也。若国内经历之事，读之可获益者，史上反多未记，古时列国，皆以国王为注意，下此臣民，无足轻重，所以作史者，但记君上之事迹，而于民间之风土人情，缺焉不讲。
斯宾塞不仅对以往旧史提出尖锐批评，而且还具体规划了新历史研究的范围和对象：第一，为政府。“作史者宜备载国之如何缔造，如何竖立，国内有何等民，其行政与治民之法何若，有何偏见，有何弊病，以及四野之情形”；第二，为宗教。“国中有何教，其教有何法度，有何权柄，有何仪节，有何经典，信徒者或情愿或勉强，于国家有何损益”；第三，是阶级。“宜备载民间有何等称谓，有何交接之礼，上下间往来，有何文法，盖观此所以见上下之相亲相待”；第四，为风俗。“处家处外之风俗规矩，以及父子夫妇两伦之次序，彼此相亲之大概”；第五，为迷信。“民间之蛊惑如异端之符术怪诞，世俗之拘忌，小孩所佩戴之压邪诸器物”；第六，系与工商业有关之技术、组织和制度。“载明国内有何项之生计，一人专攻一艺，或兼营别业，耕田制物，用何等之机器，所制之物，精粗何若，货物以何而广运，贸易用何等之银钱，行业有何世守，各业有何行规”；第七，为一国知识之概况。“史记亦宜备载肆业之情形，即如小孩读何种书，诵习几何年，有何格致之学，时世之趋向，民间之思议，儒士有何立论”；第八，表现于“房屋款式、衣冠、雕刻、字画、音乐、诗赋、稗乘”之美感方面的文化；第九，为人民的日常生活。“饮食之物，玩戏之事，居家若何过度，有何自怡之境”；第十，为法律、习惯、格言等。“国内之律例，民间之习气，一切举动俗语，以觇其德行之大凡。”[3] 从中不难发现，斯宾塞所倡导的历史研究不是以政治史或军事史为取向，而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化史或文明史的路数。
斯宾塞是19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缘于这种身份定位，人们似乎遗忘了他在史学理论上的建树。他不仅在《教育论》，而且在1873年出版的《社会学研究》（即严译《群学肄言》），仍不断申论他的新史学主张。⑥ 1897、1898年严复在《国闻汇编》先译刊《论群学不可缓》（即《群学肄言》的《砭愚第一》）中说道：
不幸前史体例其于事变也，志其然而不志其所由然，且于君公帝王之事则虽小必书，于民生风俗之端，则虽大而不载，是故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故，终无可稽，而盈卷连篇纪淫侈爽德佞幸猥琐之迹，与夫战伐纷纶，焚轰相斫，下洎教师朝党，阴谋秘计，佹得佹失而已，于群理何关焉，可置之不足道也。[4]
斯宾塞批判叙述性政治史取向赢得了清季士人的共鸣。颜永京认为《肄业要览》所论列，确中时弊，“我中士学问之弊，固有不类而类者，虽曰以之自镜，未必尽同，然于其剔弊诸法，亦足饷我无穷”[5]。当年蔡元培读到《论群学不可缓》，非常有感触地指出，除《史记》之外，其他中国史籍跟西方一样，也仅记载一些君公帝王之事。[6](p337)
有必要指出的是，今日海内外学人无不认为西方史学首先输入中国的是1898年严复译《天演论》。⑦ 我们不否认《天演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界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但《肄业要览》这篇重要文献的发现，将不得不对旧有的认识有所修正。《天演论》显然不能作为西方史学首先输入中国的标的，《天演论》出版前16年，西方新史学运动的一篇标志性文字——《肄业要览》，被译成中文出版，在趋新学人之间发生过影响，而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一位。
1896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列有《肄业要览》，点评此书“有新理新法”[7](p1132)，后又在《读西学书法》中说道：“颜永京有《肄业要览》一书，言教学童之理法，颇多精义，父兄欲成就其子弟，不可不读之。”[7](p1164) 1897年梁所辑《西政丛书》收录了《肄业要览》，他在丛书“序”中说：“吾既未识西人语言文字，则翘颈企踵仰馀沥于舌人之手，一新译政书出，购之若不及”；“略擷其译本之最要者，或家刻本少见者，或丛刻本无单行者，得十余种汇为一编，俾上石以广流通。”[8] 在他看来，《肄业要览》是一本“最要者”之书；《肄业要览》后又连载在与梁关系密切的《湘学新报》；斯宾塞在晚清学界知名度之高，以致一位学生在课堂作业中论及，也知道“近人译有《肄业要览》一卷，即其初著之书。”[9] 凡此种种表明，如果说当时热衷于西学传播和介绍的梁启超不曾研读过《肄业要览》，似乎有悖常理。
阅读一种文本，并不能断定读者一定受其影响。梁虽读过《肄业要览》，但若要将他早年新史学思想与斯宾塞联系起来，仍有待进一步取证。梁在1897年7月《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说道：
后世之修史者，于易代之后，乃始模拟仿佛，百中掇一二，又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长子孙，如斯而已。至求其内政之张弛，民俗之优绌，所谓寝强寖弱，与何以强弱之故者，几靡得而睹焉。[10]
此处，梁启超所谓“若何”云云，与斯宾塞之“若何接仗，若何前进，若何败北”，两者语言风格何其相似。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西方史学，但斯宾塞对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他流亡日本，完全内化为自己的文本。《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说：
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11]
这种叙述方式与斯宾塞“某日因何得胜，某日因何失利”，极为接近，如出一辙。梁启超文中多次出现“邻猫生子”，以嘲讽传统史学之琐碎，最初便是从《肄业要览》获知。此处，梁可能没有刻意要模仿斯宾塞的说法，而是已经很自然地将这种思想用以检视传统史学，做到了融会贯通。经以上论证，笔者认为构成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底色的是斯宾塞的《肄业要览》。
二 “家谱”之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批评传统史学乃“家谱”、“谱牒”、“谱系”、“年表、“年谱”之类的比喻，遍及整个史学界。国人论著中最早出现“家谱”说的是梁启超，他在1897年7月《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说：“后世之修史者，于易代之后，乃始模拟仿佛，百中掇一二，又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1897年冬他在湖南时务学堂给学生周宏业札记作批语中说：
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西人近专重民史。中国如九通之类，可以谓之国史矣，然体裁犹未尽善也。若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无数已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曰史学史学，岂不谬哉！[12](p62)
1898年1月《岭学报》有《史学篇叙》一文说：“史者，万族之公谱、千秋之实录也。”[13] 从正面提出历史应该是“万族之公谱”，言外之意就是反对“家谱”式的私史。1898年2月，徐仁铸在《湘学报》发表的《輶轩今语》说“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而中国正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戴褒荣之陈迹，而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⑧。1898年3月，谭嗣同在《湘报后序》中说道：“新会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14](p419) 上述这些材料较早提出将旧史比喻成“家谱”的说法。但到20世纪初年，诸如此类的比喻在史学界已经家喻户晓，成为批判传统史学的一种时髦话语了。
那么，“家谱”说是梁启超的独创还是别有渊源？1898年6月严复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暗示，他在《国闻报》发表《道学外传》云：
吾闻欧人之谈史学者曰：“古之史学，徒记大事，如欲求一代之风俗，以观历来转变之脉络者，则不可得详，是国史等于王家之谱录矣；今之史学则异是，必致谨于闾阎日用之细，起居笑貌之琐，不厌其烦，不嫌其鄙，如鼎象物，如犀照渊，而后使读史者不啻生乎其代，亲见其人，而恍然于人心世道所以为盛衰升降之原也。”[15]
这段文字中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将国史比喻为“王家谱录”，这种提法曾出现在西方。不仅如此，在日本史学界也有类似讲法。明治时期著名思想家中村正直在给石村贞一《国史略》（东京东生书馆1876年出版）所写的一篇序文中说：“世禄之家多有谱牒，匹夫之家或藏祖先行状。国史者，谱牒行状之集大成者也。”康有为所编纂《日本书目志》列有石村氏之《国史略》，而且中村氏这篇序文是用汉文书写，故梁氏一再所说的“家谱”之喻，极有可能是他在万木草堂期间，透过康有为之口获知，或直接读到《国史略》。晚清史学界流行“家谱”说的思想渊源一方面来自于西方，另一方面取道日本，而日本人有这种讲法，归根到底也是受西学的影响。
西人不仅批评自己的旧史如同“王家谱录”，而且认为中国史学也有相似的毛病。如1903年罗大维在《史学通论·序》说：
西哲有阅吾史者曰：支那之不能发达进步，支那之史不能辞其为一原因也。支那史非不浩博，非不赅贯，第皆为一家一人之事而已，初无及于社会之全体者也，此而谓之为一人小传也可，谓之为一家族谱也可。[16]
又如1903年林纾在《民种学·序》云：“西人恒言中国历史特纪朝廷一家一姓之事，无所谓民史。”[17] 所谓“一家一姓之事”，即说有如“家谱”。
从严复的“吾闻欧人谈史学者”、罗大维的“西哲有阅吾史者”、林纾的“西人恒言”三种说法来分析，梁启超等人所提出的“家谱”说当出自西人旧说。遗憾的是，当事人都没有说明“西哲”、“西人”实指谁，要不然可以进一步探究“家谱”说具体出于何处。1933年曾留学德国研习史学的徐子明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梁氏“家谱”说暗袭自西人，“梁任公《新民丛报》谓：‘中国史为个人之家谱’，此特袭西洋人评中国史语”，又批评梁“自矜新学，谬引其说，是任公与西洋人同一妄也”。[18] 巧合的是，徐氏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西洋人”的确指。梁启超的“家谱”说不是“发明”而是借用西人成说，似乎是难以争辩的事实。⑨
三 梁启超与康有为
梁启超提出“家牒”说旨在批判“君史”，倡导“民史”。1896年梁在《变法通议》中说：
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史学重君史，而西方史学重民史。同时他还指出，外史分为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等，实“史裁之正轨”，要求“史书尚当广译”。[19](p70) 这是国人最初提出“君史”、“民史”的一篇文字。1896年梁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言读史之要领时指出：“当知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19](p128) 依梁氏所说，“言政者”是民史，“言事者”是君史，那么他主张读史应以“政”为重，以“事”为轻，换言之即以民史为重，以君史为轻。1897年7月梁氏又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说：“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10] 1898年谭嗣同在《湘报后序》也提到“新会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说”。本土史学从来没有出现过“君史”、“国史”、“民史”之分的概念，难道这是梁启超的首创吗？
1896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说：
吾中国谈史裁最尊，而号称正史、编年史者，皆为一君之史，一国之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而谈风俗者则鄙之，与小说等，岂知谱写民俗，惟纤琐乃详尽，而后知其教化之盛衰，且令天下述而鉴观焉。史乎！岂为一人及一人所私之一国计哉……吾史遗民史久矣！[20](p763～764)
这段材料可以透露出三点资讯：首先，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也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君史、国史、民史概念，所谓“史乎！岂为一人及一人所私之一国计”，近于“家谱”说呼之欲出；其次，判断一种观念形成的早晚，不能完全依据文本中出现的先后为序。《变法通议》与《日本书目志》写作时间相当接近，观念的形成必定早于付诸文本之时，所以很难断定何者最先提出君史、国史、民史的分类，再次，以往研究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往往忽视康有为在其中的作用，透过《日本书目志》这段文字，可以佐证梁早年新史学思想与康有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在戊戌变法前，康、梁有一层师徒关系，两者思想联系之紧密，想必不难理解，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史学领域。从现存康有为留下来的文字来看，除《日本书目志》中这条材料外，尚没有发现他对新史学有更多的阐述，但没有见诸文本并不能证明他就没有新史学观念。据康氏学生记载，他年轻时去过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思想一变，“乃尽披总署、制造局、天津、闽、粤之新译书而读之，故见尽释，思想一新”[21](p40)。我们不知道“新译书”包括了哪些书籍，然西学新知在康氏的思想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显而易见的。据康自己说：
光绪初年，日本方大变法，而吾举国人士昧昧然瞢不知，时吾年逾冠，得日本书目于吾乡人之商于横滨者，乃按目分门，大购其书，乃始知日本新政之日异月新也。[22]
他十分重视日本书籍的翻译工作，曾请求张之洞开局译书，后又自筹经费创办大同译书局，均未成功，事后一直引以为憾。1896年他将自己搜集到的日本书籍编目，“为撰提要，欲吾人共通之”[23]，成《日本书目志》，刻布于世。《日本书目志》罗列了大量日本编纂和翻译的史书，其中史学理论著作如下山宽一郎的《史学原理》⑩、铃置仓次郎纂译《再版历史哲学》(11)、基佐（F.P.G.Guizot）的《欧罗巴通史》、巴克尔（H.T.Buckle）的《文明要论》等一批文明史作品。康有为说：
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吾中土亦多有译之者，而记事未详，史理尤少，仅有《佐治刍言》一书而已。日本所译盖多，而《历史哲学》、《欧罗巴文明史》、《泰西通鉴》、《揽要》、《纲纪》诸书备载粲烂，其印度、希腊、罗马、埃及、佛国革命史，皆可考焉。我之自论，不如鉴于人言，可去忌讳而洞膏盲，若鉴而用焉，皆药石也。(12)
“大购其书”，足证康应该拥有其中很大一部分书籍，而且从他所撰写“提要”来看，康似乎阅读过部分日文书，更何况当时有些日籍部分内容直接用汉文书写，不存在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如《日本书目志》所列的物集高见著《日本文明史略》，伊藤博文为此书写的“序”即用汉文，他说：“旧史载天灾地变，述王公将相兴废存亡之迹，非不详且悉也。而至其论人心之变迁，风俗之推移，邦国之所以进文明者，则或阙焉，洵为可憾。”[24] 伊藤氏对旧史的批评与前述康有为不满于我国史书于“民风化俗尚不详”，其旨趣并无不同。因此，通过研读国内已译西学书籍和《日本书目志》所列日本书籍，康有为应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对史学有了一种新认识，从而影响到追随他的学生，其中包括梁启超。
1890年，经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康始办万木草堂，招徒讲学，又把自己的藏书提供给学生阅读。1901年，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所附《长兴学记》“学表”中指出，康把学科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其中有泰西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格致学、政治原理学、万国政治沿革得失、群学（社会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西学科目，可见他的教育视野非常开阔，已经触及西方哲学、史学、社会学等内容，不排除他在讲授过程中有新史学思想的发挥（如专门向学生介绍过西方考古学“三期论”(14)）。根据《万木草堂讲义纲要》，其中有“读史宜知国政、民俗”一条目[25](p165)，多半可透露出康有为的民史观念。据康的学生说：“先生每日辄谈一学，高坐堂上，不设书本，而援古证今，诵引传说，原始要终，会通中外，比例而折中之。”[21](p69) 所讲授的有各国古今之道德、政治、宗教、历史、文学、词章、物理、地理等。通过对万木草堂残存记载的分析，康应该具备梁早年发表的那些新史学观念，只是忙于变法理论的建构和实践，除了在万木草堂时期对学生有所讲述外，以后便无暇顾及新史学思想的推阐。
1890年梁入康门之前，他的知识结构中几乎不存在西学内容。他在《三十自述》中说，1890年路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在此之前，梁基本没有接触过西学。对当年入康门之情形，梁有过形象生动的描述：“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26] 他特别提到康授以“史学、西学之梗概”。1890年至1895年2月，梁大部分时间都在万木草堂度过，他说：
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草堂颇有藏书，得恣涉猎，学稍进矣。[26]
由此可见，梁在万木草堂奠定了学问的基础，1896年他在《变法通义》开始展露新史学思想，显然得益于康的教诲。
当然，广泛研读传教士和国人编译的西方史志书籍，也是构成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不可忽视的材料。1892年，梁购买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以及英人傅兰雅所辑《格致汇编》等书刊。[27](p28) 在万木草堂又大量阅读康有为藏书，这其中应该包括《日本书目志》所列的许多书籍。1895年7月北京成立强学会，梁“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26]。随后他撰写了《西学书目表》，其所列“史志”类书籍共25种，大部分为传教士所编译，如《万国通鉴》、《大英国志》、《米利坚志》、《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皆当时流行之作。1890年梁氏入康门以来，对西史著作研读颇勤，这些史书虽良莠不齐，但毕竟属于近代史学的范畴，不可避免地带有近代史学的特征，对国人革新传统史学观念，具有潜移默化的意义。梁当从中获取部分史学资源，为其新史学思想的形成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我们虽然无法重建梁某些史学观念与西书“一对一”的思想锁链关系，但传教士所编译的西史却是构成梁早年新史学大厦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可能被运用于不那么十分关键的部位，而不像《肄业要览》那样直接构成其基石。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主要的内容是取“家谱”说以批判“君史”，倡导“民史”，而“家谱”说和“君史”、“民史”概念的形成又与西方史学存在学缘关系。斯宾塞的史学理论构成了梁氏早年新史学思想的核心，而他又直接受到康有为思想的启示，康在梁早年新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6—09—12
注释：
① 参考胡毅、王承绪译：《斯宾塞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6～78页；任鸿隽译：《教育论》（只译了原书前两章），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36～41页。
② 颜永京（1838～1898），祖籍山东，生于上海。1848年到美国传教士文惠廉（W.J.Boone）所办的男塾读书，1854年赴美国留学。1861年毕业于俄亥俄州建阳学院（Kenyou College）。1862年返国，任上海英领署翻译，后改就工部局通事，并参加基督教日校和虹口救主堂工作。热衷西学，除《肄业要览》，译有《心灵学》、《知识五门》。上海文学辩论会惟一的华籍会员。1870年去武昌任牧师，创办武昌文华书院。1878年返沪协助美国圣公会筹建圣约翰书院，任学监。1881年继任院长。1886年后专任虹口救主堂牧师。1894年受中国禁烟总会派遣，赴英宣传禁烟。1898年在美国病逝。
③ 《肄业要览》连载之前，《湘学新报》第4册（1897年5月22日）“掌故书目提要”栏目已预先介绍了这本书。
④ 《史氏新学记》刊于《无锡白话报》第2、4、9、10、11、12、15、16期，未完，裘昌龄演述。
⑤ 见《中外日报》1902年6月24日新译《泰西新学记》出书广告。笔者只见到《泰西新学记》出版广告，疑即颜永京译本的重刻。
⑥ 《群学肄言》多处批评过去旧史偏重“君史”，忽视“民史”之弊病。“史书传记之言，什八九皆糟粕尘秽，而所乐于把玩详审之者，在从其所传之细且轻，而得共所不传之大且重耳”；“史之所载，舍君若臣之言行无以云也。是非易位，扬颂失伦，信史所以为难得，而古史之秽，尤其于今。”（见《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4页、第130页）
⑦ 杜维运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收录于《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中指出，西方史学首先输入中国的，应是历史进化论，这是在1898年严复翻译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年）的《天演论》以后；何兆武在《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见《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文中也认为，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对近代中国史学思想的正式冲击，应该从严复译《天演论》算起。
⑧ 徐仁铸：《輶轩今语》，《湘学报》第30册，1898年2月21日；蔡元培在1899年2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輶轩今语》乃系梁启超为徐仁铸代作（《蔡元培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⑨ “家谱说”在西方史学界出现甚早，19世纪末传入中国，故后有梁启超之说。至于梁氏这一观念形成的具体路径尚不清楚，转借自日本，还是直接取于西方，不得而知，然“家谱说”在西方不仅于梁氏之前早有人提出，之后也不断有人申说。如18世纪史学家加特罗（Gatterer Johann,1727～1799年）曾说历史“不仅仅是国王们的传记或是王朝更替、战争和冲突的年表。”（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英国史学家Robert Flint所著《欧洲历史哲学》（1874）19世纪末流传到日本，他的著作当时是否也传入中国，尚未可知。Flint批评中国史书：“当时的记载，大都记君主的世系，战争的胜负，对外的条约，国内的赋税，以及一切可纪可念的伟业，而最显著的，又推颂扬历朝君主的皇家年谱，然而舍此而外，别无所谓历史，这是当时情势使然，故所以仅为单调的记录，止于历史的初期而没有进步。”（郭斌佳译：《历史哲学概论》，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75页）这可能代表了西人对我国史学的一种共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西人对中国史学的认识如出一辙，两者明显存在一定的学缘关系。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夫人曾经在多处讲演“历史学的研究”，她认为真正懂得历史的人，不是仅仅记得几个人名地名年代的，这样的历史是死历史，我们所需求的是新的活历史，不是仅仅留心少数人的行动，“为几个帝王英雄豪杰做年谱的”，乃是留心全体人民的生活的历史。（杜威女士讲演、邬翰芳笔记：《历史学的研究》，《史地丛刊》第1期，1920年6月）。
⑩ 《史学原理》，下山宽一郎著，东京丸善商社书所1890年出版。全书共三篇：历史材料学原理、历史的批评原理、史体论。
(11) 《历史哲学》，美国威尔逊（Willson,Marcius）著，铃置仓次郎译，大阪胧曦堂1887年出版。全书2册，前编6章：洪水前世界史论、埃及文明论、亚西利亚文明论、希腊文明论、希腊盛衰论、罗马文明论；后编6章：中世史论、宗教改革论、英国革命论、佛国革命论、美国革命论、近世史论。1903年康有为的学生罗伯雅将此书译成中文，广智书局出版。
(12)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02页。按：《（近世）泰西通鉴》，T.H.Dyer著，岛田三郎等译，东京舆论社1890年出版；《西史揽要》，美国乌斯多尔（J.E.Worcester）著，和久正辰译，东京六合馆1886年出版。《（近世）西史纲纪》，威尔逊（Willson,Marcius）著，堀越爱国、保田久成合译，东京师范学校1877年出版。
(13)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