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的科学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能力建设论文,思想论文,科学内涵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是要把党的基本理论的要求贯穿和体现在我们党执政的全部活动和全部内容中，领导好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要重视和研究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他说：“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尖锐地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并把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问题，紧紧与党所面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联系起来，强调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邓小平创造性地解决了执政的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比较完整、比较系统、具有内在逻辑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系统研究邓小平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全面把握其科学内涵，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把制度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主线
注重从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上解决问题，是邓小平论述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注重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特点所决定的
党的制度建设，就是把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和党内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和概括，形成党的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党内法规、条例、规则等党的制度，并狠抓贯彻落实。其作用在于调节党内关系，指导党内生活，规范领导行为，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建设不同于革命，建设的方式方法也就不同于革命的方式方法。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说过：“这几年，我们搞了许多大运动，差不多是把大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的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2]“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作了更为科学的分析，极为精辟地指出了不能用搞运动的办法，而只能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对原有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原因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3]党的制度建设对于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多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巩固一整套科学、管用的制度，使民主集中制这个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能够切实地贯彻执行，使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能够出现、能够保持，使党的各级组织能够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并能及时发现矛盾、解决问题，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因此，制度建设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大计。
（二）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4]这一论述可以视为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理论起点和思想支点。1980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邓小平在谈到正确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时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严重教训。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进而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当外国记者问邓小平怎样才能避免和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时，他明确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5]
（三）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党组织的战斗力
在党的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途径上，邓小平尤其重视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要努力把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才能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党组织的战斗力。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的组织保证，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条件。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变革时期，为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全党必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而绝不能能削弱和放弃这个根本组织原则。
健全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四个服从”，而“四个服从”中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问题集体讨论，严格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办事；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必须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实行“三不主义”原则；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绝不允许党内存在特殊人物和特殊党员。重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设。如要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集体领导制度、党的生活会制度、党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度。适应执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强调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整体思路上，必须把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心放在扩大民主上。把发展民主作为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式，以保障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特别是邓小平很重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他提出，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的威信，但也要反对把个人神化。他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就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6]这段话，其实质就是摆正领袖与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是依法治党治国的问题。邓小平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的奠基者、英明的开启者和艰辛的推动者。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贯彻邓小平法治思想的逻辑结果。
（四）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全过程
我们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自身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邓小平第一次把党的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其基本思路是：“坚持基本制度，完善根本制度，健全具体制度”。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都列为基本制度，要求始终坚持。邓小平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的根本制度，对这个制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另一方面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改进。而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监督制度等则是具体制度，要通过对这些具体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改进完善，最终“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体系”。在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根据面临的新形势和党自身的状况，修改党章，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组织、工作、监督等各项制度，走出了一条不靠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制度的改革，是邓小平一个非常独到深刻的见解。他说：“我们的人民、我们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各种制度，都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逐步加以改革。”[7]以后，他多次突出地强调了这个问题，其中特别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强调：“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8]
二、把改善党的领导和改革党的领导方式方法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核心环节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和思考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并把改革党的领导方式方法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内容，从而为我们实现党的正确有效的领导指明了方向。
（一）执政是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
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经过长期的奋斗和努力，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执政地位。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既为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条件，也向党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考验。要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又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9]
党的领导方式，是实现党的领导目的和意图的方法和形式，是党的各种领导职能发挥作用的手段、形式和程序的总和。按照什么方式执政，怎样处理好党的执政与国家政权活动的关系，既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反映，也影响着党的执政能力的发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党继续沿用了革命战争期间的领导方式来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但当整个国家、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党的领导方式就必须进行相应的转变。邓小平曾指出：“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10]针对过去的习惯做法，邓小平也提出过改进建议：“如果能保证这些，就是党的领导有效，党的领导有力。这比东一件事情、西一件事情到处干预好得多，党的威信自然就会提高。”[11]正如党章所明确指出的：党必须适应形势发展和情况的变化，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提高领导水平。也只有这样，党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更好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二）准确理解和把握党的领导的科学内涵
从实践中看，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工作中，对党的领导内涵的认识曾经出现过片面性。突出的表现是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各级党组织直接决定、处理各项事务，忽视甚至放弃思想政治工作。这种认识和作法，严重影响了党的领导作用的正确发挥。为了纠正这种问题，我们党对执政以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领导经验作了认真总结，在此基础上，十二大党章对党的领导的内涵作出科学概括，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这就告诉我们，党的领导是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整体，三者缺一不可，否定或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不正确不科学的认识。
改革开放初期强调的党政分开，其目的是要消除过去那种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的局面，通过改进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12]根据邓小平的这些设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概括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同时，提出了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党的十四大根据新的情况，特别是为了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有些内容作为重点提到了显著地位，并第一次明确作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概括，而且是把它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长远目标和基本内容提出来的。
那么，怎样判断党的领导强弱呢？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3]这为判断、衡量政治体制改革的得失成败和改进党的执政方式提供了明确的标准。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应该具有完善、有效的机制和功能，能够保持政局的稳定，即使出现了不稳定因素或不稳定问题，也能够及时、合理、有序地加以解决；能够调节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从而提高人民对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满意度、信任度，增进人民的团结；能够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力得到持续发展。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机制和功能，就要进行改革。有利于实现这三条要求，改革就是成功的；否则就是不成功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按照这三条要求加以检验。
（三）对党的领导的各个环节和党的领导方式进行全面改革
从党的建设实践整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并不是仅仅针对某一具体问题要求作出孤立的、个别的改进，而是要求从整体上，特别是从体制上对党的领导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改革。党政职能分开是改善党的领导的首要任务。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兴利除弊，特别是革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一方面，邓小平提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说：“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14]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指出改善党的领导，党必须做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动。在民主革命时期，党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党主要是靠方针、政策的正确和自身的坚强有力来领导人民。党掌握政权以后，只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就不行了，路线、方针、政策虽然对人民也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但缺乏广泛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对此，我们党进行了改革，这就是把党的主张和路线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和法律。这样，党的主张和路线实际上就成为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这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的有效的方式。坚持这一领导方式，就要求党的一切组织、一切成员、一切活动，都没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殊权力，都必须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因此，十二大党章明确地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要善于把自己关于国家重大事务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
邓小平认为，提高党的执政本领，必须改进工作方法，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他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要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要改进工作作风，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要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要求，由直接包揽行政事务的领导方式，转到主要管大事，管路线、方针、政策，并依照法律程序和规定来实现党的决策和意图，依靠党组织和党员的模范作用来贯彻党的决定；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解决问题，转到以说服教育为主，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还进一步指出：“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5]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与此同时，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巩固我们党同党外人士的联盟。要改善和加强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领导，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三、把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落脚点
从根本上讲，党的领导是通过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头了，革命和建设就能顺利发展，路线方针政策不对头，就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面贯彻，长期执行。
（一）牢固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或者说党的总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完成党的主要任务而制定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制定各项具体方针、政策的根本指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一心一意搞现代化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并且随即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从而奠定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的基础。党的十三大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6]“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和简明概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党在这个历史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邓小平也称之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实践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一条强国富民、深得党心民心的正确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
敏锐地把握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切实的工作步骤，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邓小平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7]因此，一定“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多次强调，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进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只有这样，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才能真正得到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才能得以巩固。
正确的政治路线来源于对社会基本状况的科学认识和把握。邓小平提出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他指出：现阶段，我国一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再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很不成熟，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社会主义制度也很不完善。由此决定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力，始终不渝地扭住经济建设不放，是党在新时期的首要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确立，为我们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条件。
正确路线的制定，一方面来源于对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科学分析，另一方面，还来源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理论问题的正确认识。邓小平正是通过深邃的思考和理性的分析，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8]这一科学概括，突出强调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点；突出强调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这一理论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
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集中到一点，就是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伟大事业来加强党的建设，注重把党的建设同党的历史任务紧密联系起来，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从而使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把自己建设成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
邓小平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中创造的这一成功经验。他反复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基本路线，集中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一条把中国引向富强、民主、文明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中国的发展靠这条路线，中国的稳定也靠这条路线。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这条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这条基本路线来进行，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得到积极全面正确的贯彻执行，作为党的建设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检验党的建设成果的大小和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弱，要以贯彻这条基本路线的情况，尤其是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作为依据。邓小平一再强调，经济部门和企业的党委必须坚持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的统一，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他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19]
（三）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的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为基本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描绘了宏伟蓝图。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的构想，在党的文件中将“三步走”发展战略正式表述出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加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制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步骤，是激励全国人民为一个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的行动纲领。
四、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可靠保障
党的作风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党的先进性靠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来保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必然要求。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经历过这么多的磨难，也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坚强不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注重作风建设，不断地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既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又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切入点。
（一）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维护党的形象、提高党的威信的关键之举。邓小平早就指出：“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20]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陈云就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针对腐败这股风来得很猛的实际情况，提出一定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他还曾强调：“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21]可见，为了“抗住腐败”、避免“乱子”，保证党的领导“够格”，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不行的。执政时间越长，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注意拒腐防变。
党风建设关系到执政党地位的稳固与否。任何政权的稳固，都要以人民大众的支持为前提，失去了人民大众的支持，就失了执政之基。要赢得人民的支持，不仅要有先进的理论和纲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要有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先进的纲领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而没有好的作风，就不可能执行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执政党的地位就难以稳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迫切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实际，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决克服一切不符合党的事业发展要求、不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不良风气，同时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努力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作风。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邓小平说，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表明，无论是大党还是小党，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执政党，兴衰成败皆缘于党群关系。一个政党要在历史上有所作为，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实现历史发展的目标；离开了人民群众，必将一事无成。一个政党怎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呢？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自己的奋斗目标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连结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从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牢固树立起过得硬的作风和形象。
党风建设关系到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要完成这个庄严使命，可说是任重道远。有许多困难需要我们去克服，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奋斗。而要动员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奋斗，就需要我们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这种凝聚力战斗力强不强，除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外，还取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状况。
（二）坚持从严治党，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邓小平对党风建设特别是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时要艰难得多；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建设和管理，比封闭和实行计划经济时要艰难得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执政的时间越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深入，越要抓好自身建设，越要管好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落实到对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中去。
坚持从严治党，就要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自觉以高标准严格要求全党，自觉正视和主动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自觉加大各项工作的力度，更有针对性、目的性地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严格按照党章和党内法规办事，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严格执行党的纪律。邓小平指出，应当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状态。他还强调：“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22]明确指出，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法律制裁之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全党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既是对当今世界一些执政党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时代使命对我们党的建设的迫切要求。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深刻分析了腐败现象迅速滋长的形势及其严重危害，要求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制止。他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23]邓小平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24]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决反对腐败、惩治腐败。
五、把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的干部队伍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前提和基础
为政之道，重在得人。党的事业是否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否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关键取决于能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培养和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干部，形成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干练而充满活力的领导层，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重要思想，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一环。
（一）干部队伍建设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关键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5]党的各级干部，是实现党的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和根本保证；党的干部是保证党的路线，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决定因素；干部队伍素质能力，决定着党的路线实现程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政治领导是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实现的，而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贯彻执行。因此，只有各级干部真诚地拥护党的领导，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自愿地接受它，坚决捍卫和实行它，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实现它，那么，党的政治路线才能顺利贯彻，党的事业才会生机勃勃。
（二）逐步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富于生机和活力的干部队伍建设机制
邓小平强调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四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领导班子。指出这是关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邓小平把他的上述思想具体化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出了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一方针是我党关于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大贡献。第二，为贯彻执行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邓小平竭力倡导解放思想，树立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的用人观念。他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等陈腐观念；特别要重用那些被人民群众公认、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政绩突出的人，而绝不能重用那些只说空话，不干实事的人。这些新的用人观念对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增强干部队伍的活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三，为了保证干部队伍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邓小平还提出了必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他通过剖析现行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即：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理方式陈旧单一，管理制度缺乏法治，由此造成的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难以避免等严重危害。指明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要求将竞争、民主、公开和法治原则引入干部队伍建设中，加强干部选拔、培养、考核、交流、监督等重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逐步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使干部队伍向着活力、效率、积极性提高的方向迈进。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奖惩、升降、轮换、退休、退职、淘汰制度，解决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以及副职多、闲职多、效率低的问题，还要加强对干部的监督。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实践，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进党的组织建设的伟大创举。
（三）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干部队伍素质的高低决定党的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干部队伍素质高，乃国之大幸；干部队伍素质低，国家难以强盛，人民难以康宁。努力把握大局，把握实际，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规律，不断提高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我们党能够经受各种风险考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实现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学习。邓小平指出，现在的经济工作，问题比50年代复杂得多。条件不同，面临的任务也不同。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了，国际交流发展了，但是共产党员中，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很少，这种状况不改变不行。因此，全党都要善于重新学习，努力掌握经济发展规律，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他还说：“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26]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完整、准确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读马列要精，要管用”。[27]另一方面要学习经济、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管理。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执政能力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科学论文; 民主集中制原则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政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法律论文; 党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