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阿以冲突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阿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世界各国人民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世界的主旋律而感到欢欣鼓舞,但对世界和平仍面临的一些威胁和障碍又不能不感到忧虑和不安。和人类一起进入21世纪的不仅有数以万计的战略核武器,使人类将长期生活在核武器的阴影之下,有对世界政治经济起着负面作用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且还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重大国际问题。在这些问题中,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仍将是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作者在不久前访问以色列和埃及时,同这两国的专家和学者就中东问题前景交换了意见,并参观了耶路撒冷等地,使我感到要真正实现阿以之间的持久和平,还有漫长的路程。
半个世纪的回顾
阿以冲突是二次大战后中东地区最突出和最尖锐的矛盾之一。半个世纪来,阿以之间爆发了4次中东战争,每次战争都震动了整个世界,并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深深卷入。此外,阿以之间还发生过20多次规模较小的战争和武装冲突、最近的一次是1996年4月以色列袭击黎巴嫩。近年来,中东和平进程一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1996年由于以色列右翼政府上台,又受到严重的挫折。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他最不愿触及的就是中东问题,并叙述了他遇到的种种困难。他曾对美国国务院的中东问题专家米勒幽默地说:“如果我还有一次来生,我希望成为像你那样的中东问题专家,因为这意味着能保证终身任职。”[1]克林顿首届政府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其任期内访问中东达数十次,为解决阿以冲突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而收效并不理想。
阿以冲突的烈度和深度非同一般,是过去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在二次大战后围绕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急剧激化的结果。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各个地区的政治地图和宗教地图都有过次数众多的变更。而当某一民族或某一宗教企图追溯并恢复历史上曾存在过的某种权利时,即使小到一个宗教场所,也往往会引发激烈的冲突。例如1992年12月6日印度教极端分子强行拆毁了印度北方邦阿瑜迪耶的巴布里清真寺,要求重修据说在16世纪该清真寺建造之前曾存在过的罗摩庙,导致在印度各地引起大规模的教派流血冲突,千余人死伤。而犹太复国主义所涉及的不是一处圣地或一座神庙的问题,而是恢复两千多年前的犹太民族国家的问题,其尖锐性和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个问题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立场和观点是根本对立的,双方的民族利益难于调和。犹太人认为,自两千年前犹太人逐渐流散到其他国家后,受尽了种种歧视和迫害,特别是二次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这一惨剧雄辩地证明全世界无力拯救犹太人,因此犹太人自己以复国求生存是完全合理的,国际社会有责任予以支持。阿拉伯人则认为,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已近两千年,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繁衍生息至少也有1300年的历史,而今却要求真正的土著阿拉伯人把他们家园的大部分拱手让给外来的犹太人,于情于理都是极其荒谬的。应该说,双方的观点从本民族出发都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对本民族有强大的感召力,从而使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显得异常强烈。总之,两个民族对同一块土地提出排他性的主权要求,是阿以冲突最根本的特征,也是这一冲突难以解决的关键所在。从中东和平进程已取得的进展看,双方的立场已有一定的缓和,但离全面和解和妥协还很遥远。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如果说一般领土争端总有一定的面积范围,而犹太民族复国的领土要求则没有明确的范围。根据联合国1947年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犹太国的面积应为1.49万平方公里。由于当时犹太国终于从梦想变为现实,犹太民族对分治决议表示接受,并没有对规定的领土面积提出异议。然而,随着以色列通过几次中东战争占领了更多的土地(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在内的以色列实际控制面积为2.8万平方公里),以色列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又得寸进尺,提出了建立一个版图包括历史上以色列鼎盛时期全部疆域的“大以色列”的目标。根据这一目标,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戈兰高地在内的叙利亚南部、约旦、巴勒斯坦乃至西奈半岛均包括在内。在这些人看来,兼并全部被占领土是建立一个“大以色列”的必不可少的步骤。可以设想,如果听任这些人为所欲为,中东地区将永无宁日。
阿以双方关于耶路撒冷这座圣城的争端又使阿以冲突增添强烈的宗教色彩,增加了矛盾的尖锐性。在耶路撒冷这一狭小的空间里,发生过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世界宗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因此三大宗教都宣布它为自己的圣地。由于历史的变迁,一些圣迹就不免难分彼此了。作者在耶路撒冷老城参观时,以色列向导把我们带到神庙山山坡上一堆废墟上,告诉我们这就是过去金碧辉煌的圣殿的遗址。由于这块地上已无犹太教文物可觅,以色列当局就发动“向地下进军”,开展了规模很大的考古挖掘。向导带我们参观了1996年曾引起阿以流血冲突的那座隧道的一处入口,入口在一座犹太教堂的地下室内,目前已暂时关闭。而从教堂出来后,我们随即看到宏伟的阿克萨清真寺就矗立在不远处,这使我们深深感到历史沧桑背后的宗教矛盾。由于强烈的民族和宗教感情,以色列在建都耶路撒冷问题上的立场较之其他争端问题更加强硬。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规定耶路撒冷国际化,实际上也有困难。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耶路撒冷根据停火线被一分为二,新城由以色列控制,老城则由约旦占领。双方沿停火线修筑了工事,我们向导称之为耶路撒冷的“柏林墙”。1950年以色列宣布迁都耶路撒冷。1967年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约旦区,使整个耶路撒冷置于以色列控制之下。那时以色列立即清除了停火线两侧的工事,据向导说,连一块砖头都没有留下,以此显示以色列反对耶路撒冷分治的决心。1967年后,以色列逐渐把统治中心转移至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国会大厦、政府大楼、总统官邸、最高法院以及很多文化教育设施。据作者了解,目前除国防部仍在特拉维夫,以色列政府各部都在耶路撒冷办公。以色列并在老城内恢复了犹太区,在老城周围修建了大批公寓群,犹太人的住宅已把老城团团围住。然而,以色列的这种做法并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目前,除接受以色列援助的几个小国在耶路撒冷建馆外,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使馆仍设在特拉维夫。作者接触的一些使节都抱怨他们每周有事需向以色列政府有关部门交涉时,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来往要花费不少时间。很多使馆在特拉维夫只是租房,不愿买房,以等待形势的明朗。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独立宣言》,宣布耶路撒冷为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首都,使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进一步提上了日程。正如一位外国分析家所说:“当今世界政治的重心在中东,中东问题的核心是阿以冲突,而阿以冲突的焦点则是这座城市——耶路撒冷”。
由于阿以矛盾的强烈对抗性质,阿以双方都曾主动使用战争这一最高斗争形式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1948年以色列宣告成立后12个小时,阿拉伯国家就发动了第一次中东战争,企图一举消灭以色列,经过半年多的较量,阿拉伯国家战败。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也是阿拉伯国家发动的。以色列虽因埃及、叙利亚的突然袭击在战争第一周被打得措手不及,但最后以色列还是占了上风。历史证明,阿拉伯国家企图用武力消灭以色列,“把以色列赶入地中海”,是不能成功的。除了由于阿拉伯国家力量较为分散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由于阿拉伯国家面对的犹太民族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民族,是一个为自己生死存亡而战的民族。以色列所建立的高效率的战争机器确实是很难对付的。以色列军队的数量并不多,但装备先进,并在中东地区独家拥有核武器,战时能迅速地把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官兵送上前线。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周围阿拉伯国家军事实力的总和。在经济上,以色列又是中东最发达的国家。这些都是阿拉伯国家在决策时不能不考虑的。
从以色列方面看,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和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是以方发动的,企图以沉重的军事打击来打消阿拉伯国家消灭以色列的念头,迫使他们按以色列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以色列在1956年战争中所获有限,但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了大片阿拉伯领土。尽管以色列通过战争在领土上占了很大的便宜,但并没有使以色列获得其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以色列经常感到自己生活在充满敌意的海洋之中,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土上进行的起义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也使以色列的日子很不好过。而且只要以色列拒不放弃被占领土,就存在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尽管目前力量对比仍对以色列有利,但力量对比是可以变化的。在国际上,以色列长期处于孤立地位。总的来看,战争除了加深双方的民族仇恨外,并不能使问题获得解决。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首要的是,我们必须全都认识到战争丝毫无益:阿拉伯人不可能在战场上击败以色列;以色列也不可能把和平条件加强给阿拉伯人”,“这种战争意味着牺牲不会换来任何东西”。[2]一位曾亲自参与指挥过阿以战争的以色列政治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发人深思的。
冷战时期,中东成为美苏争夺的主要地区之一。美苏争夺进一步加剧了阿以的冲突。以色列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国,从1948年至1989年美国总共向以色列提供了466.6亿美元的援助。美国除向以色列提供大批先进武器外,还在阿以战争中以各种方式支持以色列。苏联为了对抗美国的遏制战略,也十分重视中东地区,大力支持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从1954年到1984年,苏联向中东国家提供的贷款和援助款达152.65亿美元。苏联并出售了大批军火。阿以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苏间的“代理人战争”,使矛盾更加错综复杂。
总的来看,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使中东局势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战争给阿以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统计,在四次中东战争和1982年以色列侵略黎巴嫩战争中,双方死伤达16万人,损失坦克5303辆,飞机1313架,战争费用高达千亿美元以上。[3]长期武装对峙使阿以双方都不得不维持巨额的军费开支,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的军费开支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大量人力物力被投入军事部门,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阿以冲突也成为中东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
对中东和平进程的评估
在经过几次战争的浩劫之后,无论在阿拉伯国家,或在以色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阿以冲突问题,必须公平合理地全面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实现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平等、和平相处。而只有阿以双方采取务实的态度,照顾双方的民族感情,互谅互让,和平协商,才有可能取得政治解决。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缓和,从1991年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使阿以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逐步走向全面和解的阶段。针对被占领土这一阿以冲突的核心问题,双方接受的“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充分体现了互谅互让的精神。
以色列方面迄今所作的让步是:根据1993年双方签署的奥斯陆协议,以军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镇撤出,以军撤出后将重新布置在约旦河西岸以居民区周围,负责以居民的安全;巴勒斯坦通过选举产生自治委员会,对教育、经济、文化、卫生、环境保护、税收、旅游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实行自治管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杰里科镇的行政和军事管辖权将一并取消;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警察部队,被占领土外的巴解组织战士可作为警察部队;在加沙地带和杰里科镇实行自治的五年过渡期内,以巴双方就巴勒斯坦永久自治协议进行谈判,以解决耶路撒冷地位、边境、遣返难民、以色列定居点和军队驻扎等问题。根据1995年9月28日巴以双方在华盛顿签署的关于扩大巴勒斯坦自治范围的塔巴协议(此即第二个奥斯陆协议),以色列须从7个城镇撤军,1996年3月28日前须撤出第7个城镇希伯伦的大部分地区,只留下少量军队来保护450多名犹太定居者和他们行走的道路。希伯伦将由双方共同控制,巴警察负责管理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保留保护犹太人的“必要权力与责任”。但1996年2月底发生伊斯兰极端分子连续制造四起自杀性爆炸事件后,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以安全为由决定推迟从希伯伦撤军。
阿拉伯方面迄今所作的让步是:除埃及早在1979年就同以色列签订和约外,1993年9月巴以实现了相互承认;1994年10月约旦和以色列签署了和约;叙利亚、黎巴嫩也同以色列进行了会谈,但未实现突破;此外,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卡塔尔和阿曼等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或贸易关系。
在奥斯陆协议签署后的三年里,总的来看阿以双方关系取得了较大的缓和与改善。据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军官举行过数百次会晤,以巴双方进行过数千次联合巡逻。以巴的治安人员之间已初步建立了合作关系和信任感。随着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双方开始探索经济合作的可能,并达成了一些协议。1994年以来,中东北非地区已召开了两次经济首脑会议和一次部长级的经济会议。佩雷斯并提出了关于“新中东”的大胆设想:在阿以和解后在中东按欧洲共同体模式建立多国区域共同体。
中东和平进程虽已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这些进展毕竟是初步的,“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才开始得到部分的实施,而还没有被用于解决一系列重大的实质问题。因此,和平的基础还十分薄弱。在阿以双方民族主义情绪仍十分强烈,还有不少人对“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持反对或怀疑态度,恐怖活动也并未消失的情况下,中东和平进程出现曲折和反复是难以避免的。1996年以色列右翼政府上台后,中东和平进程遭受了严重挫折,在耶路撒冷等地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在希伯伦问题上,由于以色列企图从双方已达成的协议后退,也造成巴以关系的紧张,经美国等为自身利益而大力调停,终于在1997年1月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将从希伯伦的80%领土上撤军,并从1997年3月开始分3个阶段撤离西岸农村地区,第三阶段撤军应在1998年年中之前完成。这一协议使中东和平进程取得了新的动力。但值得重视的是,由于以右翼政府在其他尚未解决的重大实质问题上采取了较前工党政府更加强硬的立场,阿以双方今后要就这些问题取得新的突破将是十分困难的。主要的实质问题有:
一、巴勒斯坦最终地位。以前工党政府与巴勒斯坦方面已就“自治终将导致建国”达成相当程度默契,但以右翼政府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996年6月16日提交新议会的执政纲领中明确宣布,巴勒斯坦人“不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或任何具有主权性质的实体”。同年11月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国土报》记者的谈话中再次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表示只能准许巴勒斯坦人有“相当大程度的独立”,而全面的权力,尤其是安全方面的权力应掌握在以色列手中。[4]据报道,内塔尼亚胡还曾表示,可让巴勒斯坦领土享有安道尔或波多黎各的地位,阿拉法特已表示拒绝。以色列右翼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主要理由是以色列放弃被占领土后,将成为管道状,丧失战略纵深,面临拥有武装力量的巴勒斯坦国的严重威胁。这种观点获得以色列多数群众的支持。据去年11月特拉维夫大学进行的民意测验,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人占52%,而赞成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只占41%。
二、耶路撒冷问题。前工党政府据说已接近与巴勒斯坦达成秘密协议,在耶路撒冷东部的巴勒斯坦人乡镇一带为巴人建设一座“象征性的圣城”以及允许巴政权管理耶路撒冷伊斯兰圣地的事务。而内塔尼亚胡在执政纲领中重申“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并排除了就此问题谈判的可能性。
三、戈兰高地问题。据说,以色列已故总理拉宾曾向克林顿总统保证,以色列将从整个戈兰高地撤军,一直撤到1967年6月4日以前的分界线,但这要视叙利亚是否同意某种安全安排和正常化进程而定。佩雷斯也多次或明或暗地公开承认叙利亚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纲领认为,“戈兰高地是一个对以色列的安全以及水源的保护极其重要的地区”,与叙利亚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以保持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为前提”。其后他又声称戈兰高地的战略价值在“高度”,如果放弃戈兰高地,以色列就会失去“高度”。据黎巴嫩《事件》周刊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还起草了同叙利亚、黎巴嫩打一场有限战争的计划。
四、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目前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等地的移民已有14万人。前工党政府虽也反对撤出现有定居点,但工党政府执政四年期间基本保证了不再扩建定居点。而内塔尼亚胡在执政纲领中明确提出,“任何政治协议都必须保证犹太人定居点继续存在并得到加强”。1996年12月13日以色列内阁决定把大量的政府资金拨给在西岸定居的犹太人,并把在被占领土上建造新房舍定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对此,阿拉法特强烈谴责,并号召巴人民捍卫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据报道,内塔尼亚胡已批准增建2万多套犹太人住房的计划。
五、以在黎巴嫩南部设立“安全区”问题。1985年以色列以“安全”为由在黎南部设立了“安全区”,占领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黎真主党是抗击以军的主要力量,约有5000名武装人员。叙利亚在黎巴嫩驻有3.5万部队。内塔尼亚胡上台后提出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以撤出“安全区”后由黎军进驻并负责黎边境安全等作为以撤出“安全区”的条件。由于叙黎关系的特殊性,以必须同叙达成协议后才能与黎缔约。
只要以上问题不解决,其他有关的问题如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和水资源问题等当然也难以解决。
总的来看,中东和平进程遭受挫折的原因是以色列右翼政府并不赞成“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而企图从自己的实力地位出发,向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要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正如内塔尼亚胡所说:“军事威力是和平的条件,只有非常强大的威慑形象才能使和平得以保持和稳定,只有我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和平才能存在。”[5]而过去阿以之间的冲突早已证明军事威慑是行不通的,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和平,而没有和平,也谈不上什么“安全”。据报道,甚至连以色列国防部门的高层领导都对内塔尼亚胡依靠军事力量的观点感到吃惊。从1996年以色列右翼执政以来的情况看,由于阿以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矛盾加剧,甚至导致流血冲突,以色列的安全形势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不仅如此,以色列的经济也遭到不少困难。这表明以色列右翼的“安全论”是注定要失败的。
今后展望
中东和平进程虽然暂时遇到了曲折和反复,但看来总的趋势仍将是向前发展的。这首先是由于饱经战乱和冲突磨难的阿拉伯各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都渴望实现和平。以色列右翼在1996年大选中只是以极其微弱的优势险胜。即使在支持右翼的群众中,也有很多人并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冲突和战争之中。作者访以期间,一位以色列学者指出,以色列人民经过几次战争,已得了“战争疲劳症”,不愿再打仗。一位在博物馆工作的以色列中年妇女向作者表示,再过几天,她的儿子就将服兵役,她唯一的希望就是不再爆发战争。在以色列右翼政府上台后,以色列群众已多次举行反对右翼政策的示威游行。
国际上,在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其他地区性冲突逐步获得解决和缓解的形势下,逆和平而行的以色列右翼的政策当然遭到了广大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使以色列陷入空前的孤立。阿拉伯国家在反对以色列右翼政府的强硬立场方面保持了一致立场,它们加强团结,采取了多种向以色列施加压力的步骤。阿拉伯国家的正义立场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欧盟也表示要在阿以和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法国对巴勒斯坦立场表示了较大支持。至于美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也不愿因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再次爆发冲突而影响它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估计克林顿在第二任期内,有可能逐步放开手脚,对以色列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促其改变政策,进一步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但是由于阿以之间存在争端的实质性问题数量既多,又很复杂,以色列右翼政府同阿拉伯方面的立场差距很大,双方又都受到内部强硬派的牵制,阿以之间在今后谈判中要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是相当困难的,估计中东和平进程在中近期内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也不能排除再次发生局部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美国前总统布什的中东问题主要顾问理查德·哈斯指出,巴勒斯坦最终地位、耶路撒冷和其他有关问题是“最棘手的”,“即便各方都有意愿,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问题都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巴勒斯坦方面来说,“完整的梦想往往比接受难免是不完整的现实更为保险”;对以色列方面来说,“维持不完美的现状要比考虑有争议的替代办法风险小一些”;而以色列同叙利亚、黎巴嫩也很难达成协议。因此他认为“中东的条约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后五年不可能订立新的条约。[6]作者所接触的以色列学者和其他外国人士也普遍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前景表示不太乐观,认为阿以将长期处于“冷和平”状态,“新中东”的理想很难实现。有的表示阿以之间“不战不和”的状态将会长期延续,认为双方人民对多年来形成的现状已经习惯,改变现状的难度较大。
总之,全面解决阿以问题还很困难,在现实情况,拖下去不解决又有很大风险,整个阿拉伯世界可能逐步激进化,增加阿拉伯温和国家的社会、政局中的动荡因素,美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也会慢慢丧失,从而危及美在该地区的根本利益。美热衷于和谈的根本原因在此。美更多地是受利益的驱使,而不是对“和谈主导权”的偏爱,才奔走和谈的。看来阿以之间各项实质性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国际社会衷心希望阿以双方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双方人民能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通过长期的探索和努力,最终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从而实现阿以民族和睦相处的崇高目标,使中东地区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
注释:
[1] 詹姆士·A·贝克:《外交的政治——革命、战争与和平,1989—1992》。
[2] 西蒙·佩雷斯:《新中东》。
[3] 赵国忠主编:《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
[4] 1996年11月26日以色列《国土报》。
[5] 同[4]。
[6] 理查德·哈斯:《中东:不再有条约》,美《外交》杂志1996年9—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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