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连通性——社会网络研究的历史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连通性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弗里曼(Freeman,2008：154)系统回顾了社会网络研究的发展历史，并通过对小世界(small world)研究文献的分析观察到，从文献的引用源流和知识发展来看，始终存在着两个几乎完全隔离的社区，一个是社会科学的社区，另一个是自然科学的社区，直到21世纪，这两个社区也未能走到一起。 时隔10年之后，哥德尔和梅西(Golder & Macy，2014)在《美国社会学年鉴》上撰文，认为社交网络产生的、基于个体行为的、带有时间标记的数据，为研究人类社会的认同、地位、冲突、合作、集体行动、扩散等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源，同时，也对社会学的方法论提出了直接挑战。 为了强调这一点，在文章的开头，他们还引用了瓦茨(Watts，2011：266)的一段话：“正如望远镜引起了天体研究的革命一样，通过将不可测转化为可测，移动终端、万维网以及互联网通信领域的技术革命等具有潜在的力量，让我们对自己以及互动的理解发生革命……在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提出对人类的研究不能仰仗老天而应该依靠我们自己的论断300年后，终于，我们有了自己的望远镜，让我们开始革命吧!” 对照10年内的这两篇文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为了研究社会网络我们曾经寻找数据，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相互隔离的领域各自为战；另一方面，当真正的、基于社会网络的“大数据”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却又不知道如何利用，还要誓言一场研究的革命。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们的革命将从哪里开始?为此，我们不得不回到问题的原点。从那里开始，探索社会网络研究的起点、发展、机会与未来。 构成社会网络的条件是节点之间的连通性。在连通性的基础上，结构既是连通性的后果，又是影响连通性变化的因素；而对结构形成影响的，则是节点的内生或外生属性。因此，节点(nodes)、边(lines，edges)、结构(structures)、动态(dynamics)，构成了社会网络研究的不同层级，也提出了社会网络研究的不同议题域。 本文试图通过把握对社会网络研究的不同知识来源与脉络，探讨连通性的条件、特征以及影响，呼吁社会学回到人类社会互动的基本问题上来。正如瓦茨(Watts，2011：266)所说，参与对自己以及互动理解的革命。本文的第一节探讨社会网络研究不同的知识来源；第二节重点关注针对网络要素及连通性重要性的探讨；第三节讨论连通性的机制和影响连通性的因素；第四节归纳社会网络结构对节点的影响；第五节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回到连通性探讨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一、多学科传统：刻画连通性 在今天的学术界，“社会网络研究”并不是一个具有共识的概念。即使在社会学领域，不同学者也意指自己熟悉的那一片天地，显然，不同人的所指，并非在同一片蓝天下。在社会学之外，其歧义性就更加凸显了。如此格局的形成，与它的历史渊源密切相关。 就社会学而言，对社会网络的思考可以追溯到齐美尔(Georg Simmel)，他的形式社会学最明显地体现了连通性的思想。齐美尔(2002：55～91)认为，社会由个体的互动形成，社会存在于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的地方，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宏大的机构和系统，而是从最简单、微妙的人际互动的形式和类型入手，研究(人)数对互动形式的性质和关系复杂性的影响。“三人组合”与“二人组合”不仅是数量差异，更是社会互动性质的分野。二人群体的社会关系是纯粹的、直接的，每个人仅面对另一个对象；可在三人群体中，每个单一要素都会作为其他两个要素的中间体发挥作用，故，面对的不再只是另一个对象，还有超越个体之上的集体。三人互动，已经体现出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性质①。 今天看来，齐美尔对互动形式的重视是被重新发现的社会网络分析的思想渊源。遗憾的是，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人接过他的衣钵去发展社会网络研究。 社会网络研究的初期成长，除了社会学以外，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表现，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对小群体社会结构和群体动力学的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莫雷诺(Jacob L.Moreno)首次使用了社群图(sociogram)②的概念，将之前已经广泛谈及的“网络”、“结构”等隐喻式的观念表达为由节点和边组成的可视化图示，认为社会网络研究实际是由网络图呈现的社会关系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密西根大学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哈拉雷(Frank Harary)就图论(graph)在社会结构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长期的、卓越的研究。图论关心的是一系列要素构成的集合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素被称为“点”或“节点”，关系叫作“边”。图中的边和节点被赋予方向、权重、介数等属性，用来衡量社会行动者及其关系的特征和类型(Harary & Norman，1953)。此后，图论逐渐成为社会网络分析的一项核心基础。 还有一些学者则致力于呈现网络背后的数理关系，譬如莫雷诺开创的社会计量学(Sociometry)被认为是社会网络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传统。社会计量学是群体生态学的定量部分，应用实验技术和定量方法，探讨人类的心理特征、群体演变及其中个体的位置(Moreno，1934：10～11)。在《谁将生存》(Who Shall Survive)一书中，莫雷诺研究了纽约州一所封闭式的女子培训学校，通过女孩之间相互选择的频数来测量每个女孩的“吸引力”(Drawing Power)，构建了群体的完整人际关系网络及隐含其中的心理联系状况(Moreno，1934：69～7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项社会计量学的研究呈现居然没有任何数学或计量模型。几年之后作者才向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求助，让他为自己的社会计量创造基准模型(base-line model)，计算在随机选择的前提下，任一个体被其他个体选择的概率(转引自弗里曼，2008：34)。 数学家拉巴波特(Rapoport，1953a，1953b，1954)意识到了随机假设的数理模型与实际生活感受及实验数据的差异，决定探讨一个更基础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之间是如何建立关系的。 根据当时普遍流行的随机假设，在完全由随机个体组成的群体中，任意两个个体之间建立关系的可能性是相等的。不过，这一推论却与实验数据差异巨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巴波特把问题操作化为，一个人的信息是如何传播到自己熟人圈(acquaintance circle)之外的。 基于传递性假设，拉巴波特建模分析了信息在熟人圈内外传播的情形，发现群体的人口结构影响了二人关系的建立。他用新的信息知情者(knower)表示新的熟人。一个熟人圈外的新的知情者的出现，一定是因为他在还毫不知情的时候遇到了一群知情者，且知情者在自己熟人圈内相互交换信息时没有遗漏掉他。即不同个体的熟人之间有重叠和交叉，一个人的熟人圈会因为纳入了与自己熟人圈有交集的其他人而扩大。 这个结论，后来被概括为有影响力的“三元闭包”(triadic closure)原理：“在一个社交圈内，若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则这两个人在未来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伊斯利、克莱因伯格，2011：33)。三元闭包是由节点形成网络的基本原理。 “三元闭包”形象地呈现了某个时点社会网络连通性的形态，拉巴波特的努力则允许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动态地探索连通性的发生和发展。因此，三元闭包成为社会网络连通性探讨的基本原理。 尽管来自不同学科的努力基本奠定了社会网络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传统，弗里曼(2008：58)认为，20世纪40～70年代的30年间，并没有形成社会网络研究的某个中心；不仅如此，一般意义的社会网络视角，也没有成功推广到更广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网络研究仍旧处在“黑暗时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段时期，也是社会网络研究在各自学科积累知识的时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对社会网络的基本特征及其重要性锲而不舍地进行探索，为20世纪70年代怀特(Harrison White)及其后继者们探讨社会网络结构要素，并为将社会网络研究方法论带回学术界公共视野打下了良好基础。 如今的社会网络研究延续了来自齐美尔、莫雷诺和拉巴波特等所在不同学科的研究传统，围绕社会网络的三类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即(1)网络有什么基本特征?(2)影响网络特征的因素有哪些?(3)具有不同特征的网络又如何影响身处其中的个体或群体?在不同学科传统的基础上，把不同学科传统的社会网络研究融合到一起，运用由传感器汇集的人类行为(大)数据，正在形成崭新的社会网络领域，这就是瓦茨所说的革命。其基础正是各学科传统中共有的基本原理：连通性。 二、连通性的特征 (一)社会科学的努力及其议题 三元闭包原理告诉我们，构成网络的连接(边的出现)来自节点之间有公共的关系节点。这里，拉巴波特直接暗示了节点及其属性对连通性的重要性。连通性(connectivity，connection)是指，在给定的节点群中，任一节点是否均可通过某条路径到达任一其他节点，即社会中的任一行动者之间是否可以产生关系。在不同学科社会网络研究的演进中，从物理学转向社会学的怀特系统地探讨了构成连通性的第一要素——节点。 怀特关注的焦点是组织的空缺职位，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就是一个节点。组织成员死亡、退休、离职或组织内部改组，都可能出现新的或空缺职位。如果组织没有计划另外招募员工，就需要让组织已有成员来填补这个空缺，替代者原来从事的工作或职位就会成为第二个空缺，由另一位组织成员填补并形成第三个空缺。依此类推，一条空缺链与一系列转换相联系，每次转换都意味着一个人从当前工作调到一个暂时空缺的工作(怀特，2009：51)。怀特分析了某一特定位置的结构属性，模拟出一组空缺流动的分层概率模型。尽管怀特的模型因将人员流动过分简化为空缺流动而受到批评(McFarland，1974)，不过，他却是学术界第一次将曾经的数学模型放在组织中进行实证研究，也因此开启了对节点的实证探讨。 在实证的意义上，如果说怀特探讨的是职位如何找到人，即构成职位与人之间连通性的话，那么，怀特的学生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则将研究重心转向了人是如何找到职位的，即促成人获得职位的人际与找职位的人之间的连通性，从节点的探讨转向影响人与职位之间连通性的因素，即边的探讨。 他用人际之间关系的“强度”区分了强、弱和无关系三种不同的连通性类型，提出了“弱关系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假说，并希望把从人们找工作中观察到的弱关系推广到一般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而言，由弱关系构成的人际关系网规模更大，如此，也给个体更多的机会，这就在经验层面解释了对找工作有帮助的往往是一般的熟人而非有亲密关系的个体。 然而，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也遭到质疑，边燕杰(Bian，1997)在中国的研究发现，人们更多地通过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 两者对关系强弱的争论，其实都认同个体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了可带来回报的资源，资源通过“边”流向个体。探讨“边”对个体的意义，发展了大量社会资本和地位获得的研究(Lin，1999)，也因此让社会网络研究与职业流动关联在一起，让许多研究转向了“找工作”、“累积社会资本”之类的议题。 社会网络研究在中国的传播，正是其工具性应用的一个实例。对既有文献的探讨表明，绝大多数研究都在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提供支持性资源，以助力行动者的职业流动、地位获得等(王春光，2000；边燕杰、张文宏，2001；王毅杰、童星，2004；刘军，2006；罗家德、孙瑜，2013)。事实上，社会网络不仅有其社会资源的一面，更蕴含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对社会网络的研究是社会学探讨的一个范式(Scott & Carrington，2011：1～8)，甚至是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历史转向，仅聚焦其工具意义而忽视其人类社会基本原理的意义，则意味着舍本逐末。有鉴于此，我们呼唤社会网络研究的历史转向回到其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上来。 其实，舍本逐末的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学术界，也发生在美国学术界。 在提出弱关系假设之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还意识到个体网络结构位置问题，他认为大多数个体行为都嵌入(embedded)社会网络之中，经济生活中坚实的信任和可怕的欺诈都来自人际关系，而非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如果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假设具有原理性的话，那么伯特(2008：9～44)的“结构洞”则是在网络结构意义上对嵌入性的工具主义应用。 伯特发现，弱关系捷径末端的结构位置就像桥头堡，具有极大的优势；在竞争环境中，其位置优势更加明显。这就是伯特命名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如果说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指的是边属性对节点的意义，那么伯特的结构洞，则直接点明了在弱关系连接的网络中，使边具有意义的正是结构洞，是对“弱关系的力量”的一般概括(Everett，1994)，是把弱关系放在了网络结构中的考量，说明结构洞的优势在于获取、整合并控制信息，处在结构洞上的中间人(brokerage)具有开阔的视野，容易把不同信息整合成好的想法，这些优势事关个体在组织中的地位和成功。一个典型的经验事实是，处于结构洞位置的公司经理通常会有更好的绩效和更多的奖金(Burt，2004)。 尽管如此，在结构意义上认识社会网络特征，其基础还是连通性。 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群体的性疾病传播与其恋爱关系网络的结构高度相关，运用生成树展现某地域青少年恋爱关系，流行病学家可以清楚地模拟性疾病在青少年恋爱关系网络中的传播路径，通过控制占据结构特征地位的关键人物，就可以有效地隔断疾病传播和采取预防措施(Bearman et al.，2004)。 在政治生活中，参议员对法案的政治态度(联盟或对抗)，也受到参议员(节点)在网络结构中位置的影响(Fowler，2006；Neal，2014)。 在自然界，食物链和人类社会网络具有相似性。人际关系网络中存在由强关系构成的小群体，小群体内部的成员联系密切，小群体之间则交流甚少。将人际关系网络存在区隔的特点运用于食物链分析，也可以揭示食物链的系统关系及各类食物链的结构性位置(Krause et al.，2003)。 随着社交网络数据的积累，学者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基础议题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哥德尔和梅西(Golder & Macy，2014)认为，社交媒体庞大的用户群提供了优秀的数据库，让我们有机会研究网络的形态以及网络的形成，进而帮助理解网络结构的多样性、社会互动规范和文化控制、激励和影响个人与集体行为的因素和结果等。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利用美国某大学学生使用脸谱(Facebook)的数据，发现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在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上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学生文化品位差异，从而观察美国种族和文化同质性的模式(Lewis et al.，2008)。 当然，对社交网络数据的应用也有争议。有学者就认为社交网络并未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的交往模式。一项针对推特(Twitter)用户的研究揭示，在粉丝和关注构成的庞大网络表象下存在着大量没有实际意义的连接，两个人之间关注或被关注的联系，并不必然表明他们就是朋友(Huberman et al.，2008)。 不过，这样的争议是无力的。胡伯曼的例子只是数据利用问题，去除没有实际意义的连接是技术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无法因此否认社交网络正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不仅社交网，搜索网、学术网、物流网、金融网等各类网络，也都越来越普遍地植入人类社会的生活与工作之中。譬如，根据《自然》(Nature)杂志的一项调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学术类交流网(如researchgate.net、academia.edu等)，以达到关注同行研究进展和相互交流的目的(Van，2014)。 重读怀特的文献就会发现，接受过系统物理学训练的他进入社会学领域所致力的，既不是发明一个找工作的工具，也不是告诉人们积累社会资本的秘密，而是试图揭示人类社会体现在社会交往与互动之中的基本规律是连通性，是因连通而形成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特征，以及连通性、结构、动态之间的发展变化规律。遗憾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网络的研究，更多地转向了网络的工具性及利用，并渐渐地功利化，甚至湮没了其中的科学问题。 (二)自然科学的努力及其议题 与社会科学家的努力平行的是，自然科学家在努力探索社会网络中的自然科学问题。 早在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家德索拉·卜和数学家科恩(de Sola Pool & Kochen，1978)就从人们的日常话语中注意到“小世界”现象，并在一篇文章中试图通过数学推导解决“小世界”的问题：从总体中随机选择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认识彼此的概率是多少?或者，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二者之间需要多少个中间人作为连接彼此的链条?根据他们的推算，在一个类似于美国人口总量的社会中，至少有50％的一对陌生人可以通过少于2个中间人的熟人链建立联系。 1967年，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Milgram，1967)通过一个著名的文件传递实验，从经验上检验了德索拉·卜和科恩的推断。尽管具体结论不同，米尔格拉姆仍然惊喜地发现，人类确实生活在一个“小世界”之中。“尽管不断有社会科学研究展示个体的异化及与社会隔离，但这一研究表明，每个人都紧紧地嵌入在自己编织的巨大社会网络中”。米尔格拉姆实验是第一个涉及人类社会一般规律(“小世界”现象背后的规律)③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网络潜在的连通性特征，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六度分隔”理论。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重复了类似的实验，致力于探寻不同于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或其成立的条件。这些研究尽管发现了现实世界中的阶级、种族等多种多样的社会阻碍，且“六度分隔”与社会网络中的个体特征高度相关(Kleinfeld，2002)，不过，“小世界”假设并没有被打破，在物理、生物、计算科学等多个领域普遍存在“六度分隔”现象，在任意两个素不相识的个体之间具有短路径。多兹等人(Dodds et al.，2003)的电子邮件转发实验将实验对象由现实社会中的书信扩展到电子邮件，规模扩展至60000名电子邮件用户，地理范围也扩展至13个国家的18名收件人。研究结果依然与30多年前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一样，在两个互不相识的邮件用户之间，建立联系经过的中间人数在5～7人。同样，在万维网数以亿计的网页之间，也存在小世界现象，任意两个不相关的网页之间的平均直径不到19次点击(Albert et al.，1999；Barabási，2013)。2011年，米兰大学的研究者分析了7.2亿脸谱活跃用户以及690亿在线朋友关系数据后发现，任意两个互不相识的个体之间，平均只需要通过4.74个中间人就可以建立联系(Ugander et al.，2011；Backstrom et al.，2012)。 小世界现象被众多实验证实，它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人之间，也存在于互联网络的网页之间，甚或存在于其他自然现象之中；不过，要说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还需要从数理上进行证明。瓦茨和斯特罗加茨(Watts & Strogatz，1998)在小世界议题提出了30年后，证明了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边”随机散落在不同群体之间，在结构上大大缩短了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可及距离，这些随机边以一定的概率使两个任意的、相互没有连接的节点之间可以通过较少的中介节点建立连接。这就是短路径原理，即人类社会的陌生人之间存在大量的短路径。正是这些短路径，促成了小世界现象。克莱因伯格(Kleinberg，2000)则引入衡量远程连接跨越距离的尺度(控制远程连接的概率随距离递减的程度)，进一步完善了瓦茨—斯特罗加茨模型。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对连通性形态的探讨从节点属性开始，延展到边属性，以及网络结构中处于特定位置(结构洞)节点的属性；同时，在对结构与社会行为或关系特征的探讨中，关注了社会网络原理性特征即连通性特征的重要性，不过，并没有研究专注于连通性特征的探讨。倒是自然科学对连通性的特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尤其是对小世界的研究从实验检验到数理分析，揭示了在人类社会中人际之间普遍存在短路径的规律。 只是，到这里为止，我们尚没有探讨人类社会的陌生人之间之所以呈现网络现象以及在陌生人之间普遍存在着短路径的影响因素。 三、获得连通性的机制 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在探讨连通性特征时就观察到，社会网络中的连通性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呈现聚簇、隔离、等级等现象，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有的人身边总是围着很多人，有的人身边总是人很少；有的饭馆很火爆，有的则门可罗雀。 如此，要理解小世界现象呈现的规律，要理解强弱连接、结构洞的意义，要理解网络结构的形态与动态，就要探讨影响连通性的因素。在提出网络生态概念(network ecology)探讨青少年社会结构的过程中，麦克法兰等人(McFarland et al.，2014)归纳了连通性获得的三个机制：同质性、平衡性、支配性。事实上，真正影响连通性只有同质性和平衡性，支配性机制以及作者提出的生态机制，只是同质性机制和平衡性机制在给定环境下的变体而已。 (一)作为连通性微观机制的同质性闭包 拉巴波特(Rapoport，1953a，1953b，1954)最先认识到网络形成的基本原理，不过他认为自己的实验并不涉及信息在人群中传播的动力机制，只是展示了人群中熟人关系网的一些统计学性质。真正开始对连通性微观动力机制进行探讨的是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Lazarsfeld & Merton，1954：18～66)，他们提出了同质性与友谊关系的议题。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把友谊视为一种社会过程，他们分析了美国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两个小镇居民及其“最亲密的三个朋友”构成的社会网络，发现“社会选择”(selection)并不足以清晰地解释“人以群分”，而“同质性”则可以说明在某些特定方面相似的人之间建立友谊的倾向。 从写作初衷来看，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对“同质性”概念进行深度阐释，而是希望通过解释“友谊作为一种社会过程而非结果”提供一种将理论陈述、经验数据和方法论基础有效结合的社会学研究范例；事实上，展示了在不同社会情景下“社会选择”发挥作用的机制。显然，对连通性的微观动力机制而言，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弗里曼，2008：83～89)。 谢林对芝加哥街区居民的种族特征和社会隔离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同质性作为连通性微观机制的核心因素对社会网络格局的影响，他通过模拟空间隔离的过程，证明了社会隔离并不一定是歧视的结果，即使没有人刻意要求隔离，个体的居住意愿也会导致相同肤色的人群聚集，而不同肤色的人群隔离(Schelling，1971)。这种社会隔离的形成，不依赖任何社会规则，个体之间自愿选择的微观流动导致了网络结构的自然变动。 此后，“同质性”作为影响连通性的核心因素被广泛用来解释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种族格局。其中，种族隔离是最受关注的社会和政治议题之一。一项针对中学课堂小群体现象的研究试图回答，在何种程度上，种族小团体的友谊是文化和社会经济小群体友谊的产物，而相似的观念、娱乐活动、宗教、冒险行为和社会经济因素可否解释种族小群体的倾向?研究者采用多层P[，2]模型(multilevel P[，2] models)分析了来自英格兰、德国、荷兰、瑞典的625所中学的13272个学生，发现青少年倾向于和种族、文化和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人交朋友。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证据表明种族同质性可以被文化和社会经济同质性解释(Smith et al.，2014)。 通过运用互联网数据，韦莫尔和刘易斯(Wimmer & Lewis，2010)运用脸谱的朋友网络数据在更大范围内研究了美国的种族同质性现象，作者区分了“homogeneity”和“homophily”，美国社会种族交往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同质性(racial homogeneity)，而传统上，这一特征常常被归因于种族同质性(racial homophily)，即“与有着相同种族背景的人交朋友的倾向”。研究发现，在美国的种族构成中，除亚洲人尤其是东亚学生主要基于种族同质性(racial homophily)交往之外，对其他种族而言，一些与非种族因素有关的同质性，如共同居住的机会、同样来自精英学校等，同样影响着人际关系形成的过程。因此，作者认为同质性(homophily)并非影响美国种族交往特征的唯一因素，在这些人口学特征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平衡机制，如互惠、友谊的强化，以及它们与种族因素的交集，造成了美国如今的种族交往现状。由此看来，同质性是社会选择的前提(邱泽奇、乔天宇，2015)。 与基于同质性的社会选择机制相对应的另一个机制，就是基于同质性的社会影响机制。从学习的角度来看，友谊群体为个人习得群体行为和态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班德拉，1995：19～31；萨瑟兰等，2009：220～235；Kreager & Haynie，2011)。坎德尔(Kandel，1978)运用美国青少年违禁药品使用状况的跟踪调查数据，解读青少年建立和解除友谊的过程。在吸食大麻的青少年群体中可以观察到，在某一时期内，如果有人出现行为不一致，他的朋友就会倾向于与其解除朋友关系并寻找新的朋友；然而，更常见的情形却是，青少年会调整他们自己的行为，最大限度地与群体规范保持一致，即小群体对其成员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社会化会让小群体的成员之间的相似性随时间而提高(McPherson，Smith-Lovin & Cook，2001)。 一项运用维基百科的文章编辑痕迹数据的研究，精确地跟踪分析了同质性的两种作用机制此消彼长的过程。51万名维基百科用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用户共编辑过的文章约340万篇，任意两个用户由于他们共同编辑过一篇或多篇文章而获得连通性，两个编辑行为之间的相似性用二者均编辑过的文章数除以至少一个用户编辑过的文章数来衡量。根据模拟结果，一段时期内，两名有过互动的编辑之间的平均相似度随时间变化的函数以第一次互动时间为界呈S形曲线，在第一次互动之前，二者由于社会选择而相似度迅速提高；第一次互动之后的长时间内，在社会影响机制下，相似性的增长速度减缓，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似性又进一步提高。由此证明，个体之间的相似性是社会选择和社会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Crandall et al.，2008)，连通性则是这个过程的起点。 从在线网络推广到现实世界，陌生人之间相遇的可能性，受到年龄、性别、种族、受教育程度、居住位置、社会经济地位等与社会选择有关因素的影响，而一旦相遇，人们或更愿意与在某一生活、学习、工作或娱乐场有过交集的人交流。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同学”、“战友”、“球友”之类的现象了。 如此，在微观上，影响连通性的核心因素就是同质性。不过，在不同的条件下，构成连通性的机制却不相同。如果是纯粹陌生人之间的，如前所述，在一个社交圈内，若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则这两个人在未来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即因为有共同的朋友而让两个节点之间获得连通性，就是三元闭包。 此外，归纳对社会选择和社会影响的讨论就会发现，如果在人际之间加入了非人际的影响因素，譬如针对事件的社会选择，即因为对某事物的共同兴趣让两个节点之间获得了连通性，就是社团闭包；譬如针对事件的社会影响，即因为同一个场所让两个节点之间获得了连通性，就是会员闭包。 无论是因为人，还是事，抑或兴趣，让人(节点)做出选择或接受影响，把两个节点联系起来的、形成闭包的，都是来自同质性的影响。 (二)作为连通性宏观机制的结构平衡 依据同质性闭包机制，凡是获得连通性的两个节点，一定在某个属性上具有同质性，三元闭包、社团闭包、会员闭包的前提是节点之间的同质性。把同质性投射到获得连通性的边上，就意味着边属性都是正向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与狼共舞”之类的关系(边)也非常常见，节点之间的非正属性并不意味着两个节点之间没有连通性，如此，又该做何解释呢? 心理学家赫德尔(Heider，1946)把关系性质与网络结构的平衡关联起来，用 P-O-X模型阐述了其间的平衡原理。P和O是两个个体，X是某一实体对象，可以是情境、观点、事件或事物。个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喜欢，称为L关系，有正向(记为L)和负向(记为～L)之分；第二维度是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之间构成一个因果单元(Causal Unit)，称为U关系，如相似、所属、因果、邻近、归属等，也有正向(记为U)和负向(记为～U)之分。平衡状态则是指关系实体均没有变化的压力。 如此，就有了两种平衡状态：当只有两个关系实体时，平衡状态是指双方在两个维度上的关系都是同向(正向或负向)的；当存在三个关系实体时，“三正”(如，pLo+pLx+oUx)或者“两负一正”(pLo+o～Ux+p～Lx)都是平衡状态。在不平衡状态下，实体之间关系的结构将会产生趋于平衡的压力。 也就是说，在社会网络中，如果节点之间并非同质性却获得了连通性，则连通性的获得一定是来自网络结构平衡的影响，而不是来自节点之间的同质性。 卡特莱特和哈拉雷(Cartwright & Harary，1956)将赫德尔的平衡理论扩展到认知心理学之外，使其适用于通信网络、权力体系、社会经济结构甚至是神经网络等各种经验领域，认知单元涉及的关系实体也由三个扩展为多个。作者加入了有向图、符号图、圈等概念，提出了网络平衡的结构定理：一个符号图是平衡的，当且仅当网络的所有个体可被分为两个独立的子集，子集内的个体均为正向关系且子集间均为负向关系。按照卡特莱特和哈拉雷的观点，平衡的结构可被分为两个各自内部高度团结且相互之间高度对抗的子集。 戴维斯(Davis，1967)扩展了这一结论，提出平衡结构可以有多个相互对抗的子集，且就其产生的前提条件进行了限定。 卡特莱特和哈拉雷对赫德尔的另一个发展是，通过定义平衡程度(degree of balance)来区分和衡量非完全平衡网络的不同情形。诺曼(Norman & Roberts，1972)则继续推动了平衡理论的形式化，根据符号图中半圈的数量推导出了描述网络平衡程度的方法。 关系性质的区分及负向关系的运用，是对连通性特征认识的拓展，也是社会网络研究的一大飞跃。戴维斯(Davis，1963)认为，开创于赫德尔、发展于卡特莱特和哈拉雷的结构平衡理论，可以用来概括和重述包括涂尔干(Emile Durkheim)、霍曼斯(George C.Homans)、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科尔曼(James S.Coleman)、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内的众多学者的人际关系、社会交换、社会团结等命题。 社会科学领域不断的实证研究验证和支持了结构平衡原理。莫尔(Moore，1978)收集了1957年“纽约时报索引”(the New York Times Index)涉及中东地区和巴格达条约的所有新闻，分析这些文章对23个国家之间关系的讨论，发现这些国家的关系在1957年前后的实际演变过程中明显体现出逐渐平衡的趋势，在国际关系领域，验证了赫德尔的结论。 库涅基斯等人(Kunegis et al.，2009)对横点(slashdot)网站77985名用户在用户社团的评论和意见进行研究，通过对超过50万条代表正向或负向关系边的分析发现，社团用户构成的社会网络具有乘法传递性，再次验证了“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假说。 有学者通过对野生动物的研究，验证了不仅在人类社会，结构平衡对动物世界的社会结忽视了布迪厄和科尔曼作用。结构平衡原理可以用来预测由于不确定性而引起的动物世界网络结构的变化。在动物群体中，新成员的加入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会抑制原有的社会关系向平衡趋势发展(Ilany et al.，2013)。 卡特莱特和哈拉雷提出了结构平衡的状态，却没有对结构平衡的运行机制进行详细的讨论。结构平衡理论是结构平衡的静态解释，呈现的是特定情境中社会网络稳定的符号图，然而向平衡运行的机制却是动态的。为解释结构平衡的动态，即连通性在结构中的变化，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寻找结构平衡的动态理论。安塔尔(Antal et al.，2005)和库拉科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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