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Glolou与维吾尔人的关系_新唐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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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逻禄与回鹘的关系可以从公元84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回鹘从建国到强盛,葛逻禄从弱小到强大,并迁徙中亚阶段。在这一阶段,两者的关系从友好到敌视,从互助到互争的转变。后期是回鹘从覆灭到迁徙,依附葛逻禄时期。这一时期,回鹘主要是与北庭的葛逻禄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本文探讨了两族从七世纪到九世纪末的关系,并将阐述这种关系的发展过程。

葛逻禄为西突厥的一部,原先驻牧于今宰桑湖东额尔齐斯河南岸,后销南徙,自号“三姓叶护”。唐中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西突厥政权覆亡后,突骑施汗国继兴,统治了碎叶川东西原西突厥十姓可汗之地。景龙二年(708年),突骑施首领受唐封为十四姓可汗时,葛逻禄作为十四姓之一由婆葛统辖。突骑施汗国衰亡后,回鹘势力渐盛,葛逻禄被回鹘征报。从史料上来看,回鹘与葛逻禄初次发生关系,应是唐天宝年间。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回纥攻杀薛延陀,据有其地,称雄漠北。天宝元年(742年),回纥、葛逻禄、拔悉密三部乘后突厥内乱,联合起兵攻杀后突厥骨咄禄叶护可汗,推举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酋长骨力裴罗和葛逻禄酋长为左右叶护。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八月,拔悉密攻斩突厥乌苏可汗,突厥大乱。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乘机出兵击破突厥左厢之一部。回纥联络葛逻禄攻杀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阙毗伽可汗①,置牙帐于乌德犍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再建回纥汗国,并遣使入唐禀告,唐玄宗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回纥原统药罗葛等九姓,于此又并拔悉密、葛逻禄两部,号十一部落,每部置都督一人统领。

关于葛逻禄与回纥的住地问题,是探讨两者关系的关键。在公元751年前,回纥住地以乌德犍山为中心,并逐渐向南移动。永徽元年,唐朝在该地曾以葛逻禄之左厢置浑河州。《新唐书·地理志》中有记载:“浑河州:永徽元年,以车鼻可汗余众,歌逻禄之乌德犍山左厢部落置。”这说明650年左右,葛逻禄住地与回纥是相连的。其后的一百年间,两族住地又怎样变化了呢?日本学者内田吟风在其《初期葛逻禄族史之研究》中利用了《通典》的资料来研究这个问题。该文献的《伊吾郡》中记有:“〔伊吾郡〕西北到折罗漫山(天山),一百四十六里。其山以北有大川,连大碛,入金山。为哥罗禄之住处。”内田先生认为:“这条记载可以被看作是说明在三都督设置后,经开元、天宝以来的葛逻禄居地的文献。”②不仅如此,他还指出:“至天宝年间,葛逻禄的住地已向南扩张,一直扩展到北庭(今吉木萨尔)附近。至迟在开元以后,葛逻禄的势力已伸展到北庭管内”。③但是,不能排除在杭爱山附近仍居住有一定数目的葛逻禄族,尽管只是整个葛逻禄族的一小部分而已。那么,这一时期回纥的住地又如何呢?回纥部族的早期住地,除了乌德犍山的回纥本部外,按史料上的记载,“唐太宗时期,回纥的部族不仅有很多已居住在漠南,而且有的还越过了贺兰山,进入今甘肃东部。”④在《旧唐书·回纥传》上记载着:“开元(713-741)中,回纥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断安西诸国入长安路。玄宗命郭知运等讨逐,退保乌德犍山,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西城即汉之高阙塞也。”⑤据此,樊啸先生研究认为:“被驱逐的回纥人只是暂时离开了新疆东部,不久他们又旧地重游的游牧到这里,而且统治着这一带。回纥什么时候重回新疆东部,缺乏确实的史料根据。”⑥根据《宋史·高昌传》的记载可知:“高昌……唐贞观中侯君集平其国,以其地为西州。安史之乱(755-763年),其地陷没。乃复为国,语讹亦云高敝,然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回鹘”。从这一条史料所记的情况来看,755-763年间此地有许多回鹘人,当然,这一条史料记载缺乏必要的证据证明之。

十分遗憾的是,史籍中并未见有直接的资料来证实早期回纥史中,有于755年以前回纥人在新疆天山以北的北庭内活动的证据。至于许多研究者所引用的《新唐书》上的史料,贞元三年,北庭陷吐蕃后,“于是都护杨袭古引兵奔西州。回鹘以壮卒数万召袭古,将还取北庭……”。⑦在时间上来讲,是北庭战后的事情,是否能用来说明755年以前回纥人就在此活动的事实,显然存有疑问。从当时的两族关系发展的过程来看,回纥人到了北庭是值得赞同的。葛逻禄与回纥在北庭的早期关系(755年以前)发展是相当“微妙”的。当时回纥正值在乌德犍山蓬勃发展时期,而葛逻禄族的大部分已迁到北庭一带,其中,756年以后迁徙到楚河地区的葛逻禄人也是从北庭过来的,与回纥的关系是对抗的。史书上说葛逻禄强,徙居中亚,主要是避回纥。由此观之,北庭当有回纥人,才使从乌德犍山附近迁徙来的葛逻禄人再次西徙。

从公元756年葛逻禄西迁到公元840年回鹘迁徙,葛逻禄与回鹘关系进入一个全新时期,亦是两者关系交往的第一阶段中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当时,葛逻禄势力发展迅速,为避免与回鹘交战,迁徙到了中亚地区。按《新唐书·突厥传》的记载:“大历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大历”是公元766-779年间,碎叶川,在今中亚楚河地区。唯该年代,笔者实不敢苟同,如参照《唐会要》的记载,葛逻禄迁徙的时间则应在“至德后”。该书载:“至德后,(葛逻禄)部众渐盛,与回鹘为敌国,仍移居十姓可汗故地,今碎叶、怛逻斯诸城,尽为所踞,然阻回鹘,近岁朝贡,不能自通。”⑧“至德”是公元756-757年间,这个时间与史实较相符合。至于回鹘碑文上记天宝六载前(747年),葛逻禄就已迁徙到中亚一带的说法,似嫌可疑。在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中载有:“存了恶意的三姓葛逻禄(uc qarluq),他们逃到了西方十箭(On Oq)部落。于猪年(天宝六年丁亥,747)我击伐他们。”⑨之所以对该史料存有疑问,是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751年,高仙芝“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怛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⑩葛逻禄有可能就是发自北庭之地的部众,正由于与回纥为敌国、叛唐,才迁至中亚楚河一带。其实,葛逻禄西迁与当时新疆、中亚形势有关,唐朝对回纥的友好比之唐对葛逻禄均有过之而无不及,遂使葛逻禄积怨于唐,因而,导致上述葛逻禄“部众叛”的结局。根据上述分析,认为葛逻禄于756-757年西迁的时间是合理的。

在北庭的葛逻禄族大部分迁徙到中亚以后,其留在北庭地区者亦不在少数。正由于史料的缺乏,使许多研究者无法正确说明葛逻禄族的人数。内田吟风也只是大概“估计葛逻禄的户数将不下数万。”(11)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总之,通过下述材料,可以证实,北庭葛逻禄属于我们本文所述756-840年与回鹘发生密切联系的那支葛逻禄部众,必须承认,其人数问题一直困挠着我们,同时,需要指明的是,这一时期,葛逻禄与回鹘直接接触的文献并不多。由于吐蕃于这一时期的介入,葛逻禄与回鹘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在探讨这一时期葛逻禄与回鹘的关系前,有几点问题要先明确:

首先,根据上文所述观之,葛逻禄发展经过了三大阶段:在乌德犍山时期、北庭时期、楚河时期。其中,主力先是南称北庭,接下来是西徙楚河。在此,我们主要来叙述北庭的葛逻禄部众及其与回鹘的关系。

其次,按照汉、藏文献,八世纪末期,吐蕃势力大增,贞元元年后,吐蕃已占有西域四镇。790年,吐蕃与回鹘大战于北庭,回鹘大败,然而,学术界争论不休,观点不一。斯坦因、田阪光道、霍夫曼、托玛斯、佐长、萨莫林、埃塞迪、伊潄、葛玛丽等人都认为在这次争夺战中吐蕃是胜利者,占有了北庭。而安部健夫则持相反的见解。他认为:自从789-792年吐蕃与回鹘的冲突之后,天山东部地区仍处于回鹘人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有时是严密的,有时是松散的。”(12)无论如何,吐蕃在八世纪至九世纪的新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不能轻视它在葛逻禄与回鹘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在研究北庭葛逻禄与回鹘的关系时,必须利用大量吐蕃与回鹘、吐蕃与葛逻禄交往的材料,主要是汉文文献,也包括藏文史料及碑铭等记载。

在《旧唐书·地理志》里记载有:“上元元年,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吐蕃急攻沙陀、回鹘部落,北庭、安西无援,贞元三年,竟陷吐蕃。”在同书的“地理志”中也记载了当时的情况:“(贞元)六年,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初,……北庭之人既苦回纥,是岁乃举城降于吐蕃,沙陀部亦降焉。”这条史料不仅反映了回纥败于吐蕃的事实,也反映了葛逻禄对回鹘的态度。该条史料中的“北庭之人”当包括了葛逻禄在内,《新唐书·回鹘传》证实了这一结论,该史料记:“至三葛禄、白眼突厥素臣回鹘者尤怨苦,皆密附吐蕃。……〔回鹘〕为吐蕃所击,大败。……葛禄又取深(浮)图川,回鹘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因此,这条史料又被许多研究者利用作为证据来说明790年以前北庭有大量部落活动的事实。这里的关键是“浮图川”所在地。另见史料记载:“……颉干迦斯败,葛禄乘胜取回鹘之浮图川,回鹘震恐,悉迁西北部落羊马于牙帐之南以避之。”(13)胡三省注“浮图川”在乌德犍山西北(14),王国维已指出“浮图川”在今古城和济木萨中间之小水(15)。

从790年到840年间,北庭之葛逻禄与吐蕃形成了对付回鹘的同盟。在《新唐书·回鹘传》的黠戛斯条中有如此记载:“然常与大食、吐蕃、葛禄相依仗,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必往葛禄,以待黠戛斯护送。”这时葛逻禄与吐蕃联盟联系日益紧密,森安孝夫先生利用了藏文资料来证实这一点,他指出:“在收藏于《西藏大藏经(北京版)》丹珠尔卷144中的‘(二卷本)语合SGra-sbyor(bam-pognyis-pa)’(第5833)中所看到的‘马年(814年),赞普赤德松赞居住在木造的宫殿中,葛逻禄的使者前来(向赞普)表示敬意’的记载,以及记载有‘我因(具有)智勇而被作为使者派遣去见藏王’一句的柯尔克孜碑文(叶尼塞河上游的黄金湖第二碑文)的存在”(16),都应当看作是820年左右,“葛逻禄与回鹘尚处于敌对状态”(17)的事实。虽然按《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的记载,在808-812年在位的毗伽可汗,亲率回鹘大军打败吐蕃军队,收复北庭(18),但可信成份有多少呢?毕竟是自己给自己立碑,有夸大之处也未可知,该碑第十三行记“□北庭半收半围之次,天可汗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第十四行:复(后?)吐蕃大军,围攻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术。”第十八行“□□□□□攻伐葛禄、吐蕃,搴旗斩,追奔逐北,西至拔贺那国,克(俘?)获人民及其畜产。”(19)果如碑文所记,回鹘占有北庭,何以在840年覆灭时,又“一支一支地”迁徙呢?因此,需要重新研究。当然,碑文的大部分史料是不能怀疑的。第十八行中回鹘攻伐葛禄、吐蕃是同时进行的,与史相符。同时可以证实,840年以前,葛逻禄与回鹘的敌对是一直存在着的。

葛逻禄与回鹘关系的第二阶段,也就是840年以后的发展过程,是两者关系最复杂的时期。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在黠戛斯人的打击下,终于灭亡,并开始了迁徙。记载了这一迁徙事件的汉文史籍是两《唐书》。举凡研究840年回鹘迁徙者,无不引用这两书的记载。为研究便利,现将其择录于此:

《旧唐书·回鹘传》云:“有将军句录莫贺恨掘罗勿,走引黠戛斯领十万骑破回鹘城,杀,斩掘罗勿,烧荡殆尽,回鹘散奔诸蕃。有回鹘相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

又有与之内容相似的记载,即《新唐书·回鹘传》:“俄而渠长句禄莫贺与黠戛斯合骑十万攻回鹘城,杀可汗,诛掘罗勿,焚其牙,诸部溃,其相职与庞特勒十五部奔葛逻禄,残众入吐蕃、安西。于是,可汁牙部十三姓奉乌介特勒为可汗,南保错子山。”

这两条史料都提到了回鹘“奔葛逻禄”这一事实。根据前述840年时,葛逻禄已存在三支,在乌德犍山者依附了回鹘,在北庭者与回鹘相敌对,另有一支也即主力在中亚楚河地区。史籍中所谓回鹘“奔葛逻禄”的这支葛逻禄居地是哪里?也就是说西迁之回鹘是进入北庭之葛逻禄的地区呢?还是进入中亚楚河之葛逻禄地区呢?史书上并未明载。现利用中外文资料及大多数研究来说明这个问题。

关于840年回鹘迁徙所到的葛逻禄地区,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回鹘是到了北庭的葛逻禄地区;一种认为是到了中亚楚河流域的葛逻禄地区。我认为840年回鹘迁徙到了北庭的葛逻禄地区的看法较可靠一些。探讨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公元840年天山南北的形势。魏良弢先生利用了阿拉伯作家萨姆阿尼(Sam ‘ani,卒于1167年)的《世系书》,来证实萨曼王朝的努赫·伊本·阿萨德(Nuh ibn Asad)于840年攻占了葛逻禄汗国的伊斯费贾勃(白水城),是因为回鹘的西迁侵扰了葛逻禄的缘故(20)。华涛在《回鹘西迁前后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一文中利用大量中外文资料证实了840年回鹘西迁后,葛逻禄仍控制着西部天山北麓的事实(21)。他根据伊本·阿西尔的《全史》(贝鲁特,1965-1967年)的记载:这一事件系希吉拉历224年(839年),“这一年,努哈·本·阿萨德征服了河外地区(拔汗那)的Kasan(渴塞?)和Urasht,那两地破坏了和约。他还征服了白水城,在它周围建起围墙,保护居民的葡萄园和农民。”(22)华涛先生在其文中还分析说,既使萨曼朝于840年攻占了葛逻禄的白水城,那也不能说是由于回鹘西迁的缘故。其论点大致是:既便萨曼王朝占领白水城在希吉拉历225年(公元839年11月至840年10月30日),而根据《通鉴》和《新唐书·武宗记》的记载,回鹘是开成五年九月迁徙的,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回鹘是无论如何不能到达楚河一带的葛逻禄地区的(23)。

实际上,迁徙到中亚的葛逻禄人从756年起在七河地区迅速发展,并建起一个庞大的国家。波斯佚名作者的Hudud al Alam就直接记有“关于葛逻禄国及其城镇”一章,该书对葛逻禄记曰:“其东为吐蕃的某些部分和样磨与九姓古斯人的边境;南为样磨的某些部分及河中地区。西为古斯人之边境;北为突骑施人,炽俟人和九姓古斯人之边境。”(24)我们利用的这份史料尽管珍贵,但许多方面的叙述不够准确,又影响了其价值。例如,该书完成于982年,按说喀喇汗王朝已接受了伊斯兰教,该史料仅提到:“葛逻禄人是近于(文明的)民族。”(25)因此,森安孝夫先生指出:“虽然在伊斯兰教方面有着象Hudūd al 'Alam这样的史料,但不够精确。”(26)总之,葛逻禄人在中亚楚河地区已建立了一个王国,是有许多资料能够证实的。薛宗正先生在其研究中,引述过一段重要的资料,该资料由十世纪穆斯林作家在公元902年完成,他说:“在阿姆河背后,有不信教的突厥人的国家。如吉斯(土库曼)、托克兹·乌古斯(九姓铁勒)和葛逻禄……(在葛逻禄那儿)是一个大帝国,他们在他们的同胞中(即其它突厥人中)具有伟大的尊严。并在他们的敌人面前,表现了极大的骄傲。”(27)可见,面对强大的葛逻禄人的国家,迁徙的回鹘是不可能轻易战胜他们的。更何况我们还不应该忽略吐蕃的地位。

许多汉藏文资料都表明公元790年吐蕃占有西域四镇后,直到856年,吐蕃方撤军。这一时期,吐蕃人统有南疆,包括了于阗、疏勒地区。在汉文史料中,明确地记载着迁徙来的回鹘一支残众入吐蕃,并且藏文史料的记载证实了这个事实。在出土的吐蕃简牍中记载有:“已归化回纥部落之江玛支。”(28)还有一支藏文木简记:“回纥内乌雄报告。”(29)以及“武乡坝子,此侧潜伏有回纥人斥候一名。”(30)从最后一简记载可知,回鹘人已有官职,更可作为回鹘一支投入吐蕃的记载。

上述资料能够证实,840年左右,吐蕃人统治着于阗以东及其到疏勒一线的西域地区,从史料上反映的情况看,吐蕃地西域的统治是行之有效的。根据《高居诲使于阗记》的记载:“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而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匡邺等至于阗,圣天颇责诮之,以邀誓约。”(31)时间上已到了938年。因此,在吐蕃败退西域后,于阗、疏勒、姑墨当地王族开始了吐蕃入侵前的统治体系。在回鹘于840年迁徙后,先是遇到来自吐蕃方面的阻力,其次,在856年以后,当地各政权又阻止其西迁。这样,公元840年迁徙的回鹘人只能被阻于北庭、安西一线。德国学者冯·佳班的论述,支持了这一观点,她指出:“从754年起,突厥族的同族人、同样属于突厥族的回纥人,成为他们在蒙古草原上的继承人及其传统的体现者。此后,西突厥人中的一支或者甚至其中的一个部落可能继续居住在喀什噶尔和高昌之间的范围内,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已经定居在高昌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吐鲁番发现的用非回鹘的古老方言书写的一些突厥抄本的存在证实了这种情形——塔里木最大部分地区在670-692年和再度在789-866年为吐蕃占领。因此,这个帝国回纥人的统治主要限于天山以北的草原。”(32)

有许多研究者指出,庞特勤带领回鹘迁徙,最终定居在安西,即焉耆。如森安孝夫就指出:“庞特勒等所据安西则是以焉耆为中心的地区。”(33)作为根据的史料就是《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的记载:“至德后,突骑施衰,黄、黑姓皆立可汗相攻,……大历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于葛禄、斛瑟罗余部附回鹘。及其破灭,有特庞勒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岭,众至二十万。”台湾的刘义裳先生认为:“就部落社会之名谱以及史实论之,回鹘历史上同名者,大有其人,当非绝无仅有,其西奔葛逻禄之庞特勤与新唐书卷217下……之居甘州有碛西诸城,后且自称可汗之庞特勤似非同为一人。”(34)森安孝夫先生不赞同这一看法,他认为《新唐书》上的特庞勒就是庞特勤,并且指出桑田六郎、藤枝晃、羽田亨、安部健夫以及山田信夫诸先生都这样认为(35)。但是,到焉耆的这支回鹘人后来的行踪如何?如按有的学者所说,庞特勤在安西巩固住以后,又西向入中亚葛逻禄境内,战胜葛逻禄族,建立了以回鹘为主的喀喇汗王朝(36)。我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这里我想还是引用森安孝夫先生的观点加以说明:森安孝夫先生提出:“庞特勤在焉耆(是焉耆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则不详)建立了根据地。不管其实质如何,至少在名义上成为整个天山回鹘的可汗,并在北庭和高昌驻有代官(牧首、总督)以统治各该地区(时在850年左右)。庞特勤可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派使者赴唐请求册封。唐虽然应允其请求并派出册封使,但册封使一行在中途为盘踞在伊州-纳职一带与沙州归义军作对的一支回鹘所阻挠,终未能达到目的地而返回朝中(时在856-857年)。尔后,北庭的回鹘仆固俊于866年兴起,其势力西达乌鲁木齐,南及吐鲁番,进而扩展到伊州以至焉耆地区。自此以后,焉耆便丧失了作为西回鹘首都的地位。”(37)

从866年起,回鹘势力开始逐渐占据有天山地区、吐蕃势力退却。许多研究者较多引述的史料有:①《旧唐书》卷19《懿宗本纪》载:“(咸通七年)十月,沙洲张义潮奏,差回鹘首领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蕃寇,斩尚恐热,传首京师。”②《新唐书》卷216《吐蕃传》记:“(咸通)七年,北庭回鹘仆固俊击取西州,收诸部。鄯州城使张季与尚恐热战,破之,收器铠以献。吐蕃余众犯邠、宁,节度使薛弘宗却之。会仆固俊与吐蕃大战,斩恐热首,传京师。”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回鹘于866年打败吐蕃,而在于森安孝夫先生所提出的:“我们对自851年以前一直处于回鹘统治下的西州于866年又重新为回鹘所占领这个乍看起来似乎矛盾的事实,应作何解释呢?”(38)他根据上述回鹘与吐蕃大战的史料,得出“866年,大酋仆固俊的北庭回鹘自851年以前在焉耆庞特勤可汗统治下的西州”(39)的结论,当然,他本人也有不大清楚之处,例如,他说:“在856年肯定活着的庞特勤,在866年是否还活着则不清楚。”(40)然而,关于西州回鹘王国历史中的问题较多,因此大多数研究者在研究这一时期回鹘与葛逻禄的关系时,都因资料限制,而不能十分明确地阐述这一问题。

总之,可以明确的是建立了喀喇汗王朝的葛逻禄人与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的回鹘人并未在866年以前融合,在北庭的葛逻禄的则可能与西州回鹘互相吸收、融合。至于喀喇汗王朝葛逻禄人与高昌回鹘人的关系较复杂,涉及的问题就更多,另当撰文述之。

注释:

①两《唐书》及《资治通鉴》俱作“骨咄禄毗伽阙可汗”,误。今从突厥文《九姓回纥可汗碑》及《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上所记:“阙毗伽可汗”之说。

②内田吟风著、陈俊谋译:《初期葛逻禄族史之研究》,载《民族译丛》,1981年,第6期。

③上引内田吟风文。

④樊啸:《维吾尔族居新疆考》,载《光明日报》,1955年9月29日。

⑤《旧唐书·回纥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198页。

⑥见上引樊啸文。

⑦《新唐书·回鹘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125页。

⑧《唐会要·葛逻禄国》。

⑨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载《辅仁学志》,1938年第7卷,第1、2期合刊。

⑩《资治通鉴》卷216,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07页。

(11)上引内田吟风文。

(12)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13)《旧唐书·回鹘传》第5210页。

(14)《资治通鉴》卷23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522页。

(15)王国维:《观堂集林补遗·西域杂记》;见张云:《葛逻禄部早期历史初探》,载《新疆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6)(17)森安孝夫著、钟美珠等译:《中亚史中的西藏吐蕃在世界史中所居地位之展望》,载《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

(18)程溯洛:《释汉文〈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中有关回鹘和唐朝的关系》,载林斡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18页。

(19)见上引程溯洛文。

(20)魏良:《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21)(22)华涛:《回鹘西迁前后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载民族研究》,1991年第5期。

(23)上引华涛文。

(24)王治来、周锡娟译:《世界境域志》〔征求意见稿〕,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1983年3月,第66页。

(25)《世界境域志》,第67页。

(26)〔日〕森安孝夫著、陈俊谋译:《关于回鹘的西迁》,载《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

(27)普里查克:《葛逻禄的崛起及其西迁》,载《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28)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29)(30)上引王尧、陈践书,第66页、第49页。

(31)参见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

(32)〔德〕冯·佳班著、邹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印刷,第6页。

(33)上引森安孝夫文。

(34)刘义裳:《维吾尔研究》,正中书局1975年印行,第164页。

(35)上引森安孝夫文。

(36)上引魏良弢书,第35页,第44页。

(37)上引森安孝夫文。

(38)上引森安孝夫文。

(39)(40)上引森安孝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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