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路径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5)04-0029-06
思想路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先后提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命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的核心。正是这条一脉相承，又不断丰富其内涵的思想路径铸就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理论成果。深入探讨这条思想路径的科学内涵和发展脉络，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实事求是”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也是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获得伟大成功的第一人。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经讲过一段话，这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的经典描述。他说，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并且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实事求是就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人指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回顾毛泽东几十年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全过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正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铸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首先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了解中国的社会，认识中国的国情。毛泽东的这一认知可以追溯到他在思想上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之初的1919年。毛泽东是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组织者，他亲自送别了蔡和森、萧之新等新民学会友人，但他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当时的毛泽东一方面主张青年出国留学，努力吸收西方知识以开阔眼界。一方面，他也坚持认为，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后来毛泽东又作出了如下科学论析。他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正是在这种认知的驱动下，毛泽东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统一。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发挥它的伟力，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还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反对离开中国的实际去研究马列主义和进行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教条。只有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能发现真理，认识真理，发展真理。而调查研究，正是实现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亦即从“实事”到“是”，再从“是”到“实事”这一认识过程的中介和手段。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总归是要靠调查研究，要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这就是毛泽东的结论。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之初，就常常告诫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很重要的一个例证是，针对1925年至1926年当时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农民运动的妄说，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亲自用了32天时间跑了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对湖南的农民运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在这段期间里，他写出了具有强烈震撼力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巨著。文中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正是这个结论，为后来毛泽东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确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动力、根本任务、同盟军以及战略策略奠定了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不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十分注重调查研究，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前两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共产风”，毛泽东进行了深深的反思。他从1960年12月23日至1961年1月9日召开了5次汇报会，听取来自基层的各种反映和意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并提出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回过头来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1961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为后人也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启迪。
毛泽东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还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毛泽东一贯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他对于那种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学风有着切肤之痛，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无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敌。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是在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此，他认为，只有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道。
由此，毛泽东提出要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方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伟大的认识工具，精通它，应用它。他说：“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十分清楚，毛泽东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其实质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本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楷模。收进《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可以说是以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在他的思想里，不但是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真理性也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也正是遵循着这条思路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的。他认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过程，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双重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前进没有倒退。究竟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前进还是倒退，最后要以实践标准来衡量。正确的坚持下去，错误的加以校正。在他看来，“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开启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闸门，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认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发展史上必将永放光芒。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他不仅提出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这一科学的命题和任务，而且率先在实践中遵循这条思想路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这种认知，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并没有一以贯之，在他的晚年他自己却背离了这条路径，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泥潭。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于危难局面之际，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重新打开了这条通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浴火重生，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发展史上结出了新的硕果。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上，邓小平是毛泽东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捍卫者。首先，邓小平科学地概括了实事求是在整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他反复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是“毛泽东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在博大精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邓小平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它的基础和精髓，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发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位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在思想认识上的联结之点和贯通之处。其次，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丰富内涵。1980年2月29日他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提出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四个基本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甚至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推邓小平。他的这种概括是对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内容认识的进一步充实、发展和升华。邓小平本人正是遵循这条思想路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他一直强调“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多次讲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他还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邓小平把自己的这些观点归结到一句话，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这个结论恰好反映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风格。
邓小平不愧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但恢复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上提出的实事求是这个科学命题，而且以超凡的睿智增添了新的认识元素，即解放思想。在他的倡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
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发展的科学，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从不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性与发展的可能性对立起来，从不认为承认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性会束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性与发展性的统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他同林彪的“顶峰论”的斗争，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他提倡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都是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这一观点出发，都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在他看来，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在这种坚持和发展的互动中才能实现。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邓小平认为，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这就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存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新的实践的探索和思考之中。为此，邓小平指出，能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因此，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握和运用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和法宝。
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认为，不断研究出现的新情况，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这是解放思想的核心和灵魂。邓小平正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径为航标，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克服教条主义观念，突破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的探索。这种探索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三中全会形成的理论以及制定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其逻辑起点，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则是这个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相交汇并不断延伸的活的灵魂和精髓。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小平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邓小平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上，邓小平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等等。
十分清楚，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中对每一个问题的论述及其基本结论，无一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晶，特别是邓小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的重大突破，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直接成果。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坚持、捍卫并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深化的集中表现。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临新时代的新特点、新任务、新形势，承担着继往开来的伟大历史使命。这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必然会反映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上来。
首先，江泽民同志对毛泽东、邓小平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作出了科学的概括。1993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学习这个理论，最重要的是掌握和运用好这个精髓，达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科学态度的统一。”（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其次，在继承和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基于对我们党建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问题上的经验总结，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科学论断。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更明确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新时期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从马克思主义认识史的角度来说，这可以说是江泽民同志对毛泽东、邓小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江泽民同志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它们是过程的统一，更是本质的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三句话似一条红线贯穿我们党的奋斗历程，其逻辑联系和发展构成我们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的主线。
在江泽民同志看来，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引领时代潮流。江泽民同志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党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注：《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
在江泽民同志看来，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就决定了它只有与时俱进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才能指导社会实践不断前进。江泽民同志认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他说： “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毛泽东思想是这样，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注：江泽民：《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求是》1998年第4期。）又说：“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必将不断地产生丰富的新鲜经验。我们不仅要在实践中善于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而且要善于通过总结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注：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328页。）
在江泽民同志看来，马克思主义还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它不仅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革命学说，而且是向人类文明成果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在广泛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科学体系，它的学说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4月28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希望大家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学习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有益文化成果。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应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同时，我们要拓展眼光，积极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注：《人民日报》2002年4月29日。）
为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与时俱进，其本质就是要以创新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去认识把握和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到思想符合实际，主观符合客观。基于这种认识，江泽民同志提出在思想上要坚持“三个解放”：“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符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3页。）江泽民同志“三个解放”的观点是建立在实践第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科学论断，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进方向的设定。只有敢于突破一切落后于实践的、不合时宜的观点和做法，敢于抛弃一切只因守于书本、只因守于经验的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教条主义的理解，敢于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江泽民同志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径，以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的理论思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上又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比如：确定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极大地丰富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内涵；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体现了勇于探索的精神；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协调发展，展示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提出党的领导方式方法的创新，体现了共产党的政治本色，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21世纪来临之际，人类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重新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时代课题。2l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将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世纪，也将是一个具有极大风险和严峻考验的世纪，面对着发生了巨大变动的世情、国情和党情，进入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去应对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和长期缜密的思考，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两个时代的大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从唯物史观的最深刻本质和永远保持先进性的目标取向，更加突出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政治品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树起了党在思想上精神上保持先进性的旗帜，把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是意义深远的理论升华。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结合社会变化的新实际，对党的根本宗旨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是对党和人民群众之间血肉联系作出的深层的本质揭示，赋予党的宗旨以鲜明的时代内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内在联系的理论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基础和根本；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灵魂和先导；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本质和归宿。这三者的综合，深刻地提示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本质联系，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党的前途命运同国家民族兴衰的必然联系，构成了新世纪指导我们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构成了我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针。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径，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的继承和发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指明了根本的认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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