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聚优势理论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优势论文,理论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方式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大而迫切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基本理论上加以说明。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以来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从亚当·斯密[1]、李嘉图[2]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思想，到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3]，再到罗斯托[4]、罗森斯坦—罗丹[5]、缪尔达尔[6]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增长思想，最后到新古典外生增长理论[7]和现在流行的内生增长理论[8～11]，它们均从不同角度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增长的路径及影响因素等，而经济增长问题在这些研究中也越来越贴近现实，经济增长根源显得越来越清晰明了。
现阶段人们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主要是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各种手段，将技术、政府作用等因素内生化，典型的模型有单部门模型、两部门模型、政府支出的外溢效应模型、干中学和知识外溢模型、研究开发模型、劳动分工模型等。通过这些手段，内生增长理论最终克服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约束。借助内生化的手段似乎成功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根源，并证明经济可以持续地增长下去，而不至于陷入停滞。
但是，总体而言，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偏重于对经济增长的微观解析，即通过分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对某个经济实体的影响，进而解释经济增长。这种分析框架尽管可以深入经济运行的微观层面，却缺乏对一国经济的宏观把握，这使得该理论应用到改革和政策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为深化改革，落实科学发展观，创新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新的增长理论作为支撑。因此，利用集聚优势的思想，从国家这一宏观角度重新诠释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以期给出基于新理论框架的政策建议。
一、国家集聚优势的三要素模型
集聚优势（也作优势集聚），是指发现、挖掘、筛选和整合内外部的优势资源，通过地缘、信息、投资、贸易等联系，使内部各种优势资源之间、内部与外部优势资源之间融合利用，并防止内部初级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退化；做到外部优势资源的内部化，内外部优势效应的共享化，通过合作性竞争，取得双赢、多赢的效果。最终，在收益递增的基础上，做到优势创新与增值裂变，大幅度提高各种经济体的综合竞争能力，实现本体经济和合作体经济的高质量跨越发展[12]。经济增长不仅仅靠比较优势的情况如何，更决定于集聚优势情况怎样。
集聚优势理论认为，生产优势、金融优势、战略优势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最重要的三大优势，这三个优势又各自包含许多衡量的要素。
生产优势是指个人、企业或者国家在生产某种产品或者从事某项产业时，相对于其他个人、企业或者国家的优势。一国的生产优势由以下五种要素来衡量：人力资源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技术资源优势、市场资源优势、区位资源优势[13]。
金融优势指一国在经济，尤其是实物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其货币、资本和汇率在国际金融市场或区域金融市场上凸显出的某种优势或多种优势。金融优势具体表现为：货币强势、资本充足和汇率稳定。一国的金融优势主要由以下三种要素来衡量：汇率优势、资本市场优势、金融工具优势。
战略优势指一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确立有效发展目标，并制定出实现目标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路径、方法等重要手段和措施等方面的优势。战略优势主要由以下四种要素来衡量：贸易战略优势、金融战略优势、政治战略优势、人力资源战略优势。
以上三种优势在集聚优势理论中，可以通过图一所示的集聚环[14]来表示。
图一 集聚环
在图一所示的集聚环中，三个顶点分别为“生产优势”、“金融优势”、“战略优势”，从三角形的中心出发，连接三个顶点形成三个轴，通过在轴上点出每种优势的集聚程度并连接，从而形成另一个小的三角环，这两个三角形组成的环，称为集聚环①。图中的小三角形的面积大小和图形均匀情况，可以大体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经济竞争能力的强弱。对于同一评判标准而言，三角形的面积越大，一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就越强②；三角形的三边长度越均匀，意味着国家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发展越均衡。
设想一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却仅仅简单依靠生产优势，既没有从战略优势的角度确立发展目标、制定优势战略，又未能打造金融优势以促进资本配置、金融稳定，最终也势必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事实上，世界上不少国家正是偏重于发挥初级比较优势，尽管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增长，但最终导致资源退化、环境恶化，以及经济重新陷入衰退。
集聚优势理论的国家效用模型将证明，在宏观层面，生产优势、金融优势、战略优势的集聚将带来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这将为中国转变增长模式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二、集聚优势理论的国家效用模型和对增长的理解
笔者在《国家优势集聚的成本与效益——集聚环理论分析》一文中[14]，给出了一个国家的宏观生产函数，因此，在这里不再重复模型的建立过程，而是直接从模型的分析入手。模型如下：
其中，U表示三种优势所产生的总经济效用；P、 F、S分别为Production、Finance、Strategy的缩写，对应一个国家的三种优势水平——生产优势水平(P)、金融优势水平(F)、战略优势水平(S)；P[,0]、P[,0]、S[,0]表示三种优势中，由于初始禀赋而“自然”集聚到的优势总量，这一过程不需要集聚成本；P[,m]、F[,m]、S[,m]分别表示“人为”集聚到的优势量，“人为”集聚需要付出成本，如劳动时间等；P[,o]+P[,m]表示生产优势的总水平（对于其他两种资源类同，优势水平的量化借鉴《跨越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国家优势集聚战略》一文中所提到的集聚优势指标体系）。
A是一个常数，可以根据需要而改变。α、β、γ表征每种优势产生效用的能力，定义为优势作用系数。之所以将优势水平分为自然集聚量和人为集聚量两个部分，是建立成本约束的需要。
通过该模型，可以得出集聚优势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但没有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深入分析，这里作进一步研究。
从模型构建中可以看出，虽然与内生增长理论一样，借助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形式构建了国家的宏观生产函数，不同的是，放弃了以往采用资本、劳动力等微观生产要素构建生产函数的方法，而是从全新的角度构建了这一函数，这就是优势水平。这决定了集聚优势理论是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研究增长问题。
模型表明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不同优势资源集聚产生的收益递增，它宏观上表现为集聚创造和集聚增值效应。这思想主要源于以下对优势作用系数α、β、γ的假设和限定。
(1)α、β、γ均为小于1的数。因为任何一种优势单独增加，虽然总效用增加，但其产生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③
(2)α＋β＋γ＞1，这反映了优势集聚的递增效应。当三种优势同时提高一倍时，经济效用的提高并不是简单的翻番，而是获得更大的集聚效果。注意的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假设与之不同，它往往认为劳动力和资本规模收益不变。但这并不能说明两个理论是冲突的，因为内生增长理论中，生产函数的组成部分是生产要素及相关因素，而集聚优势的生产函数模型采用的是宏观的优势水平。
(3)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和文化，α、β、γ的数值不同，因而各国需要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优势作用系数。
综上所述，采用公式(1)所表示的效用函数，并且认为α＋β＋γ＞1，是因为生产优势、金融优势、战略优势通过“集聚创造”和“集聚增值”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它们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如果三者得以协调，就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反之，如果偏废一方，则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进程。
假设(2)表达出该模型最重要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集聚优势的整体收益递增，这种内在的收益递增在表面上表现为优势集聚的两个效应——“集聚创造”和“集聚增值”。
关于要构建集聚优势的国家宏观生产函数是因为优势集聚之所以能够实现优势创造和增值，其根本原因在于优势资源之间的整合和协同作用：
第一，经济体只有将吸收的优势资源同原有优势资源禀赋整合，才能创造出新的优势。
第二，经济体更为均匀的优势结构能够发挥协同作用，从而产生增值效果。
第三，经济体只有集聚“优势”资源，才有可能促进经济体的发展，否则反而会阻碍发展或者带来大量的问题。
因此，一方面用“优势”来构建生产函数，这就排除了非优势成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解决了诸如“资本积累的动态无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将优势资源的整合协同作用，通过对优势作用系数α、β、γ的假设和限定内化到了生产函数中，这就使得生产函数得以反映集聚创造和集聚增值效果。
下面从理论上说明如何用这一增长函数指导一国经济增长。这个问题最终归结到：在预算限制下，求解生产函数的效用最大化问题。
预算限制来自于集聚成本。要实现优势集聚增值和优势集聚创造需要一定的条件，这就是逾越“活化能”，即通过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共同作用，使得简单积聚起来的各种优势彼此作用，将优势集聚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要实现这一过程，各方的经济实体都需要付出代价，这正是优势集聚过程的成本所在。
国家可以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可以用于开展集聚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可能是物质资源，也可能是人们从事集聚工作所付出的劳动时间），因此集聚成本有个上限，定为I[,o]，代表集聚工作最大程度开展时的集聚成本。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集聚工作很难开展到极限。因此，如果一国打算拿出总量为I的财力、物力、人力来开展集聚工作，那么该国优势集聚的成本表达式即：
其中P[,m]、F[,m]、S[,m]为前文所述“人为”集聚的优势量，而C[,P]、C[,F]、C[,S]是集聚单位优势所需的平均成本。此外，由于近似地假设自然集聚源于初始资源禀赋的自然吸引力量，而不是源于人的努力，因而认为不需要集聚成本。总之，这个式子表示了国家开展集聚优势的预算约束，反映了在总成本固定的情况下，对用于提高三种优势的稀缺资源分配抉择。
在公式(2)所示的预算约束下，求解生产函数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最终可以通过拉格朗日乘子法，解出一国总效用的静态均衡最优值，即：
此时，三种优势水平在一国的分配必须满足：
即不同优势水平要根据成本和优势作用系数加以合理的分配，这样才能产生最大的生产效能①。
以上分析表明，对中国转变增长观念最大的启示是中国要跳出对某一种或几种比较优势的依赖，实现全方位的集聚优势。
三、集聚优势理论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对现代经济的启示
上面提出、论证了集聚优势理论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并解决了预算约束下一国效用的最优化问题。该模型对于经济增长的启示如下：
第一，可以看出，一国优势水平的协调提高将带来总效用的提高，也就是经济的增长。
第二，这种经济的增长并非集聚收益不变，而是集聚收益递增。
从这里可以看出集聚优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的差别——为了解决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采用将技术等相关因素内生化的方法，而集聚优势理论则将视线重点从资本要素转移到整体的效果。集聚优势的国家生产函数模型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尽管单一优势随着总量的增加，对国家的效用呈边际递减，但只要国家能够保持各种“优势”资源的协调共进，最终产生的集聚效应仍然可以使得经济免于停滞不前。因此，经济得以持续增长并不一定是因为要素本身的边际收益免于递减，而是因为不同优势资源的集聚创造和集聚增值效应掩盖了单一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性质。
其实，关于这一点，不少内生增长理论学家已经认识到，无论是干中学，还是政府支出的外溢效应理论等，都反映了其他要素对资本要素的重大作用。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中，资本始终是第一位的，其他内生化的要素都是为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并没有认识到集聚本身就是克服整体边际收益递减的良方，因而大多陷入不必要的对某个生产要素的过度关注中。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将技术等因素内生化，最终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集聚优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不同优势加以集聚所产生的集聚创造和增值裂变效应，过于关注资本要素会影响到对增长本质的理解。
因此，内生增长理论对国家经济建设的启示是：一国如不能将某些关键要素内生化，以避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则势必陷入停滞，甚至衰退。集聚优势理论则说明：一国如不能将各种优势资源有效地集聚，打造出合理的优势格局，则不可能持续发展，甚至可能造成优势的离散，造成衰退；反之，如果实现了成功的集聚优势，则很可能实现“跨越式”的经济增长。尽管二者对经济动力的理解不同，但它们对政策制定者的启示却非常相似。
不少学者探寻亚洲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成功秘诀，也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得以提出，有的较为关注比较优势，有的关注产业政策，有的关注民族文化，等等。但最直接的解释在于，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很好地将生产优势、金融优势和战略优势充分集聚，从而通过集聚创造和集聚增值获得了裂变般的跨越式增长效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不是简单的发挥原有比较优势，而是通过集聚优势，彻底地改变原有的优势，逐步打造出适合本国制度、文化（对应不同的优势作用系数）的新的优势格局。通过这种优势上的质变，它们最终实现了快速的崛起。
尽管集聚优势理论提出不久，但其实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某些方面已经运用了这一思想。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在战略优势上面已经明显高出一筹。此外，在发展的过程中，尽管中国偏重于提高生产优势，但也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了至少形式上较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可以说，中国在某些方面客观上奉行了“集聚优势”的思想。然而，这只是“客观”上的奉行，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指导思想是比较优势战略[15]。总体而言，比较优势战略在过去20年的时期指导了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为出口导向型企业通过廉价劳动力等初级成本优势迅速进军海外市场作出了贡献。但是，如今它已无法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中国具有的比较优势其实主要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土地成本优势、政策优势、环境成本优势等。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仅仅是简单发挥这些比较优势，最终将不得不面临更为严重的资源短缺、环境退化、产业结构不合理，甚至更大的贫富差距等问题。中国需要利用这些资源禀赋，更好地启动和开展优势集聚。
事实上，美国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中国。但是美国却没有过度挖掘其资源优势，而是将本土的自然资源大量地保护起来；美国也没有仅仅依靠本国的人才，而是在整合本国人力资源的同时，大力从世界各国引进和吸纳人才。尽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鼓吹“比较优势”，并要求世界各国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但事实上，其实际奉行是集聚优势战略。
因此，当发达国家纷纷采取集聚优势战略的时候，如果中国再不转变增长观念，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现阶段对于中国，转变增长方式的核心就是要集聚并促进生产优势、金融优势、战略优势，使之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大力提升后两种优势。金融优势方面，要通过集聚促进金融体系的完善，提升金融市场效率，扩大金融交易比重。战略优势方面，一方面要在国际舞台上明确中国的定位，逐步提高话语权；另一方面要持之以恒地进行制度建设，将制度和人才集聚在一起，源源不断地制定出为实现各类集聚目标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路径、方法。
总之，不能过分依赖现有比较优势，偏重发挥生产优势。只有将各种优势资源吸收、整合、运作、积累，在国家层面上将生产优势、金融优势、战略优势充分集聚，才是科学的发展，和谐的发展，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最后，转变增长方式，倡导优势集聚，不仅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影响深远的。
集聚优势战略是双赢的战略。以国际投资为例，当发达国家的企业向中国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时，看重了中国的优势资源，这些是它们在本国所无法获得的。因此，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经营，远程集聚了中国的优势。同时，中国欢迎它们前来投资，因为这样既可以集聚国外的资本、技术优势，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跨国公司，提升产业层级，并获得技术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源提升效应。因此，这一国际投资的现象是对双方都有益处的双向集聚过程。
但是，以上过程只有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才能成为双赢过程，即中国奉行的确实是集聚“优势”战略。“优势”是集聚优势理论的核心理念之一，如果缺乏这一核心理念，以上过程很有可能造成发达国家方面单赢，而中国承担长期不利的局面。原因在于如果中国在引进外资时，不重视“优势”的思想，而是吸引了大量产业层级较低、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落户，中国最终将不仅面临生存环境恶化这一重大难题，并且会因为产业层级持续较低，最终失去国际竞争力。这不是集聚优势，而正是“简单发挥比较优势（如低廉的劳动力、土地价格、政策优惠等）”。中国要可持续发展，需要打造新的优势结构，而绝非成为简单的加工工厂。我们必须首先判断什么是“优势”资源，然后再加以集聚（集中、整合、运用和积累）。因此，发挥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只能成为促进集聚优势的手段，而绝不能成为目的本身。
四、小结
研究从国家的宏观角度构建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型。模型从宏观角度分析一国经济增长源于生产优势、金融优势和战略优势的集聚效应。由于人为集聚三种优势需要一定的成本，因此，在成本约束下，三种优势有最佳的分配比例，并且这个比例对于不同的国家会有所差异。一国可以通过配置人力、物力、财力，采取自然集聚和人为集聚两种手段，有目的地促进优势格局的改变。如果这种格局的改变是向着最佳的比例前进时，它将有效地发挥集聚效应，促进经济的快速崛起。对于当今中国，必须跳出比较优势的束缚，才能真正理解和加强集聚优势；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方式，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注释：
①优势集聚理论中集聚环有很多种形式，随着相关优势的增加，集聚环的边数也会增加。
②注意：“三角形的面积越大，国家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就越强”只是定性的讨论。优势集聚带给国家的总效用并不是简单的三角形面积，这一点从文中的国家宏观生产函数可以看出。
③如果一个国家具有强大的生产水平，但战略优势和金融优势跟不上，那么它的生产水平也注定无法发挥全面；对于其他两个优势也是如此。因此假定每种优势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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