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山[1]2016年在《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公平理念研究》文中指出我国现有教育公平的研究中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关注不够。已有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也主要是关于公平问题的,对公平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中国高等教育公平政策、制度、实践中的理念为视角研究高等教育公平理论。采用诠释哲学、文本分析、话语分析、个人主义方法论、关系论等研究方法;在研究思路上主要是一种宏观考察,以高等教育系统论和公共性理论为基础,以理论演变、重大政策和制度变革实践为视角,探讨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不同内容和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对理论的正当性和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分析,提出中国应然的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对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应从问题研究的范式向理论研究范式转变,从“公平与效率之争”和“精英与大众之争”的话语范式向把公平作为一个开放性话题的研究范式转变。在西方,经历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教育公平理论的发展脉络,高等教育公平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分配正义的公平理论、平等主义的公平理论和竞争公平的公平理论三大体系。从西方传来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公平理论的演变逻辑:从高等教育特权化到高等教育平民化的公平理念。新中国高等教育政策文本与变革实践中自觉践行的公平理念包括:一是平等主义的公平理念。主要是对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保障,如“工农”、“大众”话语范式、“半农半读”和“半工半读”教育形式的举办和对少数民族的倾向性与优惠性高等教育政策;地域平等主义理念;女性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实质建构。在平等主义理念变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以“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为话语范式的不当做法。改革开放后,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平等主义理念呈现了法制化特点: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理念法制化;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受教育权得到法制保障。地域平等理念发展成为地域公平理念并体现在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中,主要是扩大地方高等教育受教育机会和高等教育为地方服务的职能、扩大地方管理高等教育的职能。二是分配正义的公平理念。包括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待遇、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对待、提升和改善弱势群体竞争条件等为内容的分配正义意义上的公平理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扩招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改革行动,既可以从平等主义的角度理解为一种结果意义上的公平理念,也可以从分配正义的角度理解为一种扩大受教育机会的公平理念。作为中国本土生长的一种高等教育公平理念——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公平共享主要是一种分配正义的公平理念。三是竞争公平的理念。高等教育竞争公平的理念,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后得到丰富和完善,内容包括:机会的公平,即从权利平等向机会平等和机会公平转变;选择的公平,即开放性高等教育系统的建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公平选择等为内容的公平理念;保障多样性价值的公平理念,包括包容多元文化的民族高等教育体系的确立、面向农村举办高等教育等;旨在扩大受教育机会的成人高等教育和其它教育形式;面向天赋不足者或技能有所长者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确立多元化人才培养目标等。高等教育公平理念作为一种理论,应具有正当性和理论善的品格,同时作为一种倾向于行动的理论也应具有时代适切性。在对中国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就中国应然的高等教育公平理念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认识:一是同等情形同等对待。具体内容为受教育权平等保障、优惠性对待、特殊群体和特定高等教育类型特殊对待。二是尊重差异与多样性保障。这主要是一种高等教育个体公平的理论,包括选择的公平、促进社会流动和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流动的公平、符合个体和特殊群体所需的公平。三是竞争的公平。包括从机会平等到机会公平的竞争公平理念的转变,具体体现为同等对待、规则公平和正当竞争;扶持优势群体;奖励优势群体;各得其所的发展机会;组织公平竞争;禁止抢夺的公平竞争基本秩序的维护;倾向于提升弱势群体竞争能力的公平等。
苏华峰[2]2000年在《实施创新教育——21世纪我国高等学校教育发展的战略抉择》文中研究指明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永恒主题。随着21世纪的到来，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教育在造就创新型人才，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战略性基础地位的作用。根据21世纪的要求，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实施创新教育是我国高等学校教育发展的明智抉择。本文在查阅大量中、西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创新教育问题予以重新定位和梳理，并结合我国高校的现实，就有关创新教育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其理论意义在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创新教育理论，为我国教育界正在进行的有关创新教育问题的研究尽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其现实意义在于根据创新教育理论，列陈我国现行高等学校教育之弊，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措施，指导我国高校创新教育实践。 论文从多视角、多角度探讨了创新教育问题，力争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针对目前教育界对创新教育界定不清，造成使用混乱的状况，在借鉴有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重新界定，力求准确地把握创新教育内涵，揭示其特征。 第二，办求较为全面而不是仅仅从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创新教育的重大意义，目的在于引起全社会对于高校实施创新教育的关注，推动创新教育的深入和发展。 第三，列陈现行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之弊，力求提出较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措施，构建新的创新教育模式。 论文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 创新教育的涵义及其特征。探讨了“创新”一词的涵义，进而阐述了“创新教育”的内涵是指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具体地说，就是根据创新原理，以创新意识危新精神准新能力和创新人格为主要内容，选择创新性的教育手段和方法来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揭示了创新教育的几个特征，即主体性、全面性和充分性、创新性。 第二部分 我国高校实施创新教育的重大意义。论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创新教育的意义。首先，实施创新教育是知识经济时代高等学校教育发展的明智抉择。创新是知识经济的首要特征。我国高等学校教育肩负着创新型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历史使命，为此，必须根据知识经济的要求，实施相应的变革，即实施创新教育。其次，实施创新教育是当今世界各国高等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走向和趋势。创新是当今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焦点和核心。论文列举了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实施创新教育的概况，从中可以看出实施创新教育的重要意义，对制订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教育理论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第三，实施创新教育有利于培养和挖掘人的创新潜能。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和事实表明：人具有巨大的创新潜能，创新教育在培养和挖掘人的创新潜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四，实施创新教育有利于素质教育的深化和发展。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创新教育的提出抓住了素质教育的重点和核心，有利于素质教育的贯彻和落实。 第三部分 我国高校实施创新教育的对策和措施。论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创新教育的现状，从总体来看，我国创新教育的起点很低，在理论研究方面，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创新教育理论体系。接着，论文提出了构建我国高校创新教育模式的对策和措施：1．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树立创新教育观。包括追求创新的价值观、破除创新活动的神秘感、树立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质量观等。2．构建灵活多样、相互协调、有利于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开放式高等教育体制。论文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分析了开放式创新教育体制的特征。3．拓宽专业口径，优化教学内容。论文提出了根据创新教育的要求，调整、设置专业，拓宽专业口径，变专才教育为通才教育，以及进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措施和建议。4．深化高校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改革。在教学方法上，应根据创新教育的要求，实施由“教”向“学”的转变。在教学手段上，应根据创新的要求，大力引进现代教育技术，改革现有的教学手段，构建新的教育技术体系。
李亚东[3]2013年在《我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组织体系顶层设计》文中研究说明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运动愈演愈烈,各国从国情出发构建外部质量保障组织体系,并作为政府展示高水平业绩的一种公共责任。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整合国家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机构及资源”和“促进管办评分离”等一系列要求。在国际视野下,结合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把握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大方向,顶层设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组织体系,是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举措和紧迫任务。本文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综合运用文献检索、比较研究、案例分析、政策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按照从“管理体制——保障体系——组织架构——机构设置”的研究路径,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把握“高等教育质量”内涵,用公共治理的理念审视“质量保障”主体,以组织管理和中介组织的理论来考虑“组织结构和机构设置”,特别是按照我国政府转变职能的大方向,用顶层设计的战略思路构建“组织体系”。即：在重构国家、学校、市场以及政府、中介机构(事业单位)、院校社团和社会行业组织的相互关系时,抓住政府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从中央层面政府职能转变及专业机构设置入手,自上而下对组织体系进行设置机构、优化结构、协调功能和建立机制,将理想“蓝图”变成可操作的现实。本文主要由五部分组成,分别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一是在系统梳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活动的基础上,对各类外部质量保障机构(主要指评估机构)及其行为特征进行分类剖析,分析现行组织体系的存在问题并进行归因；二是选择有代表性的法、俄、美、印、日五国为案例,剖析五国外部质量保障组织结构特征,比较不同管理体制下各国外部质量保障模式及组织体系；三是坚持以系统科学和公共治理、组织管理等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我国行政管理改革走向和现实的制约因素,准确把握构建我国外部质量保障组织体系的基础和条件,借鉴五国的外部质量保障组织体系建设的经验；四是从目标、要素、机制三方面入手,构建“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全程监控”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模式,按照公共治理和管办评分离的思路,顶层设计外部质量保障组织体系的理想模式及机构组合的两种构想；五是结合国情并从实际出发,制定出外部质量保障组织体系建设的“改良型”和“改革型”两套行动方案,对主要保障机构(中央层面)科学设置、合理分工,建立有效运行机制,并切合实际提出若干完善建议。
张继平[4]2011年在《从冲突走向和谐：高等教育评估价值取向的社会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开展高等教育评估以保证高等教育质量是世界各国普遍的价值选择,也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其间的冲突也更为突出,需要从价值取向上进行探讨。高等教育评估价值取向是指高等教育评估主体与客体在面对或处理评估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信念、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性。高等教育评估价值取向体现于高等教育评估体系中,在高等教育评估中起着基础性、导向性的作用。判断一国高等教育评估体系是否合理,其价值标准为评估理念合发展性、评估主体合包容性、评估客体合自觉性、评估指标合逻辑性、评估方法合规范性和评估结果合目的性。放眼世界,当今国际高等教育评估存在着以法国为代表的政府控制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委托代理模式、以荷兰为代表的叠加评估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合作模式,其保证质量与提升效益和合相应、政府参与与社会评估和协有序、自我觉醒与外部推动和衷共济、综合评估与分类评估和美交融、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和雅共生、公平竞争与绩效拨款和顺相依的共同特征,体现了国际高等教育评估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择其善者而从之,有助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回归国情,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在价值变迁中际遇了理念性冲突、主体性冲突、客体性冲突、指标性冲突、方法性冲突和结果性冲突,其形成原因是高等教育评估中的强制,主要体现为符号暴力、行政权威、话语剥夺、绝对主义、非理性逻辑和不公平分配等。平衡高等教育评估中的价值冲突,促进高等教育评估事业的和谐发展,首先是要建立起高等教育评估的价值平衡机制,其次是要建立起高等教育评估的价值平衡战略,再次是要建立起高等教育评估的价值保障体系。综观全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高等教育评估是作为冲突与和谐的统一体而存在的,但冲突是绝对的,和谐是相对的；第二,和谐的高等教育评估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是一个长远的征程,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第三,现实中的冲突不可能颠覆高等教育评估的存在价值,坚持评估的立场不可动摇;第四,高等教育评估中的冲突暴露了高等教育评估本身的弱点,评估制度需要不断完善;第五,公民的理解与支持是高等教育评估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动力。
马利凯[5]2016年在《治理理论视阈下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研究》文中认为当今时代,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的逐步深入,质量问题受到了世界各国教育主管部门和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各国高等教育领域均兴起重点建设的高潮,然而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和质量观已经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时代要求,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尚有差距,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四大职能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我国高等教育重构新的管理模式和质量观,抓好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为核心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国家所需、人民所需、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使命。本文以文献法、比较法、调查法、案例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围绕“治理理论视阈下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体系现状如何?存在哪些治理问题?治理理论如何有效保障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的持续提升?”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和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进行理论阐释,厘清质量保障体系中质量目标、投入保障、组织运行以及质量控制等要素的关系,建立起合理的分析框架,为运用这—理论解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创造前提条件。为了便于全方位、立体式了解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发展脉络,深度分析了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相关政策文本,访谈了国内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相关主管部门以及部分重点建设高校的相关主管部门的人员,在宏观方面,选择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最具代表性的“985工程”“211工程”,在微观方面,选择J研究型大学“985工程”建设为案例,宏观与微观结合描述出国家和高校两个层面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的现状,并从治理视角对其中存在的重点建设价值目标导向性模糊、建设效益不均衡加剧、组织结构责权利不明、管理机制程式化严重等问题作出透彻剖析。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与我国具有社会情况、地缘的相近关系,通过分析以上诸国和地区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状况,找出其共同特点及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为完善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提供区域借鉴和思考,再针对当前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存在的缺陷,基于治理理论提出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体系的重构建议:在价值导向方面,树立正确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观,立足人类发展,实现由“知识传播”向“文明进步”转变;瞄向高教强国,实现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坚持立德树人,实现由“利益相关”向“主体价值”转变;在路径与政策改革方面,实现“模式重塑、制度再建、路径纠偏、手段多元”;保持“发展方向”与“治理路径”统一,“关键环节”与“重点突破”结合,“资源公平”与“建设效益”并重,“规则联盟”与“多元治理”互动。在制定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和深入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实践中,克服传统政府作为管理唯一主体的弊端,运用治理的理念和思路,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和高校等多种社会团体和资源的力量,形成网络化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格局,可使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各利益相关体共同参与建设,形成多元、协调、统一的“善治”氛围,打造“统一领导、多元治理、和谐善治、科学发展”的治理结构基本模式,最终必将实现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质量目标,增进国家公共利益的获得。
马涛[6]2016年在《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预测与调控研究》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飞速发展,高等教育内外系统中各个要素,例如:外部系统的经济、科技、文化和内部系统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等出现了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好的或是我们期望的一面,又有不足或是令人不能满意的一面。“今天是昨天的明天”这一经典未来学命题想表达的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一切,源头都已潜藏于昨天。过去的历史已经无法改变,但人类可以通过回顾历史和立足现在以自己的行动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未来存在着无限可能性,如果我们期望未来是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就不能等待或任其发展,而必须积极的行动起来。为了避免行动的盲目性,确定符合具有可行性的目标和行动方案是必要的,然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根据什么来确定目标和制定行动方案?自古以来,人们对未来根深蒂固的执着和探究从未停止,建立在不同观念、理论和技术基础上的预测是其主要途径和方法。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未来是怎样的,如何使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符合其本质属性且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过程中能做什么,应做些什么以及怎样做?这一连串问题的解答都需要通过事先预测和调控的方法来完成。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与高等教育内外系统要素的变化是国内外高等教育学者给予较高关注的研究领域。对高等教育规模未来发展的研究,预测是学者们采取的主要途径,预测又因观测和研究角度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具体方法:即社会需求法、国际比较法、成本收益法、毛入学率预测法、百万比例法和地方政策法、基准增减法等;这些具体方法应用在探索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规律和未来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状态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仅为我们确定未来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目标提供了参考,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的规律,为预测技术和模型选择提供了依据。基于预测思路和统计方法的不同又有:时间序列分析法(包括趋势外推法、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马尔可夫链概率分析法、灰色预测法等)、学生流法、回归预测分析法等。这些统计预测方法设计的思维逻辑主要是事物以往发展的趋势或影响因素会延续到未来,或可以根据以往趋势推导出未来,或过去影响事物发展的因素仍然是未来事物发展的影响因素;这种思路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我们对未来的预测以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事实为基础,但从设计目的的角度来看,对未来期望精确判定则是预测走向末路的最大问题。为了达到对未来的精确预测,在缺乏系统关照和数据的条件下,只能采取越来越复杂的数学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基于对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现实分析和目前研究成果的借鉴,依据高等教育的本质、现实条件和未来目标,通过假定影响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因素多数不变,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毛入学率、高中生源、主体专业为变量,以重点行业、产业、工种与本专科专业的拟合系数及其权重为参量,预测未来五年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中的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专业规模及办学条件规模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与状体,预测结果被称为预测量。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和专业规模的预测量和预测量趋势可以作为对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量和需求趋势的参考值;以在校生规模预测量为变量和现有办学条件为定量,根据国家高等学校办学条件标准,预测在现有办学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随预测在校生规模的变化,办学条件可能与国家标准之间的差度。在这一预测思路的指导下,本项研究构建了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八核预测模型,即由八个核心预测步骤构成:(1)总招生数预测;(2)本专硕博招生总数预测;(3)各本专科招生数预测;(4)各本专科专业招生数预测;(5)各高校各本专科专业招生数预测;(6)各高校本专科招生总数预测;(7)各高校办学条件系数与在校生规模比较;(8)以在校生规模预测量核定高校办学条件总规模和各高校办学条件规模。为了证明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中哪些是可以预测的,将s区域2015年高校办学规模数据带入模型,以基础数据和预测数据,预测和分析了s区域高校办学规模的现状与趋势;根据预测高等教育办学规模未来发展可能趋势和状态,结合专业与重点产业、行业、工种的吻合系数,以调节和控制专业、产业、行业、工种权重,进行办学规模和教育资源的动态调控。预测本身并不是目的,预测是为了给决策者提供决策和行动方案制定的客观依据,决策和行动方案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因此,预测也不会一次完成,必然是一个预测与调控持续循环反复的过程。本项研究建构的预测模型就是建立在预测与调控相结合的理念基础上的。它不仅是对2016年——2020年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预测与调控模型,乃至今后各年度办学规模,均可以据此模型进行预测和调控。该模型也不是一个封闭的模型,可以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增加指标,扩张数据库;同时,还可添加高教系统中的其它指标,比如专业评估、学生学习成绩与发展、教师教学与发展、网络课程与教学互动运行、管理效力等,实现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现状监测、发展趋势预测、问题分析和提供决策参考。而且还可以扩展到基础教育,通过添加基础教育学校与各项办学指标,构建整个教育信息系统,以实现对整个教育系统的现状监测、发展趋势预测、问题分析和提供决策参考。高等学校人才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是高等学校作为社会组织的历史责任,也是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和研究人员的一种社会责任。尽管对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预测还存在着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如社会需求预测、对行业产业结构未来变化的预测、预测数据的收集、存贮、使用的技术和制度障碍等;但这些不能成为阻碍我们基于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理想在这一极其困难的领域进行尝试和探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本项研究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发展提供一点具有可行性的参考。通过理论分析,本项研究构建了预测与调控相结合的动态模型,该模型希望尽量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精华,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现代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大数据思维、方法的提出和应用都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预测提供了更好的技术路径,我们也意识到本项研究构建的预测与调控模型还有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所以期望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共同推动我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朝着真正能够促进人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方向前进。
黄华[7]2010年在《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文中认为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从1980年沿海中心城市的短期职业大学起步,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生力军。后发外生型的高职教育从诞生起就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加速了为产业界培养一线技能人才的中国高职教育与国际职教界的交流与融合；中国加入WTO,教育服务贸易在各国的兴起更为这种交流与合作增加了新的动力；同时,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的高职院校也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国际交流与合作对院校发展、人才培养的作用。国际交流与合作一直是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没有得到理论界的足够重视,较少系统的研究。因此有必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程,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准确把握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从而为推动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出可操作的建议。本文针对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进行专门研究,以“历史回顾——国际比较——现状分析——个案研究——对策建议”为研究路径和逻辑线路展开。论文首先从历史的视角较为详细地回顾、梳理了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三十年来所经历的政府完全主导,政府为主、民间为辅和官民并举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分析了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特点和经验。论文从资源利用、专业建设及课程改革、特色发展、内涵建设、内部管理机制改革等维度明确指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推动中国高职院校发展的有效途径。紧接着,论文就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理论问题进行阐述,重点介绍理论界对于院校层面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制订、国际化策略及发展路径的理论框架,为后文个案研究提供理论准备和分析框架。论文从政府、社会和高职院校三个层面分析了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动力机制,同时分析了七个影响因素。重点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技术引进吸引利用外资的需要、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等四个角度指出政府是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最主要推动力量。论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新加坡、印度、中国台湾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作用,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当前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促进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具体举措。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实践中都得出了若干可供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效仿或借鉴的做法及经验。论文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从院校机构设置,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表现形式、影响因素、意义、现状评价、前景展望和中外合作办学情况等几个方面全面勾勒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数据显示影响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因素中,领导观念和政策法规分别是影响最大的内外部因素,访谈结果进一步将领导分成创新型、适应型、跟随型和攀比型四类。有关中外合作办学的调研出人意料,“新建紧缺专业”、“引进原版教材”、“改进原有专业”、“培养锻炼师资”本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本意,但是实际运行中,却收效甚微。论文通过搜集整理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丰富实践,总结了当前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研究概括了当前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所处的五个阶段,分别是起步、交流、参与、合作、主导阶段,并总结了各阶段的典型行为及目标。论文选择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为个案,深入剖析了三所地域不同、区域经济结构不同、学校性质不同、专业覆盖不同、自身资源不同的高职院校,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特色实践和典型经验,运用国际理论界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分析对比了三所高职院校在院校国际化发展战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策略、具体发展路径的异同。对于三个成功个案的剖析发现,领导作用、国际化项目的持续跟进、寻找双赢的合作基础、资源整合的力度是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实效的关键。这些共性和个性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备不同内外部资源条件的高职院校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帮助不同院校做出更加的理性的判断和选择。最后,论文就如何有效地促进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从政府层面、高职院校层面和各方联动机制层面,提出了诸多建议。其中,政府层面重在提供制度支持,重点解决当前高职教育发展中与国际惯例不接轨的阻碍国际交流与合作顺利开展的体制障碍,加强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经费支持、政策扶持和质量监控。院校层面重在确立组织发展战略,明确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方向,选择适合校情的发展路径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使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学院整体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修炼内功,提升合作能力。联动机制层面重在发挥区域、校际、职教集团、民间组织的互动作用,提高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效率和实效性。
阳荣威[8]2006年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控研究》文中提出高等学校的专业是以培养各级各类专业人才为己任，并适应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在质量、数量上的具体要求。专业的目标是出人才，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由于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快，对高等学校提出的要求与需求也越来越多，但大学由于本身的逻辑，它不可能满足社会提出的所有需求与要求，社会对高等学校的需求超过它们作出反应的能力，需求和反应在大部分时间内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因此学生的专业选择存在风险。专业是高等学校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纽带之一，它必须去适应社会的变化与需求，通过专业设置与调整，尽量寻求需求和反应的平衡，这就需要有一个有效的专业设置与调控机制。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正是以专业设置与调控为明线，以专业选择风险的存在为暗线来展开的。 本研究共分为六章： 首先是绪论，绪论主要阐述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与研究现状，提出了研究的基本思路及方法。 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对专业的认识。从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理解，论文分别从社会层面、学校层面和政府层面对专业本质属性的认识进行个别分析和综合汇聚。在对专业的本质属性的认识的基础上，指出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广大民众有了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但社会的迅速变化和就业竞争，也使得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机会与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对于广大受教育者来说，接受高等教育以及专业的选择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最后提出了专业专业演变的本质属性和和专业设置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及影响因素。 第二章通过梳理我国建国以来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控的轨迹，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我国在专业设置与调控中的经验教训与存在的问题。指出解放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和调控在考虑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时，忽视了教育本身发展的规律，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教训： (1)在我国专业设置和调控的历史进程中，政府的力量、高校的力量、市场的力量，这三种调控力量，始终难以出现一个比较合理均衡的态势，有时甚至出现一种力量独大的局面，我们没有把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的专业设置与调控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我们高等学校专业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让一种力量压倒其它力量，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旦我们的专业设置出现了偏差，等我们要纠偏的时候才发现付出的代价已经很高。 (2)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和市场对高等学校专业需求的多样性与高校供应能力的有限性；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与高校调节的滞后性；市场的失灵；政府力
周玉容[9]2011年在《教学型大学质量经营：理论与策略》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大学处于一个竞争和发展的时代,这一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对于我国教学型大学而言,高等教育大众化为其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质量危机及严峻的市场竞争,其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加强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保证并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化解质量危机,赢得外部公众的信任与支持、赢得长期竞争优势,是教学型大学发展的首要问题。为此,必须向企业学习和借鉴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质量经营作为企业最前沿的质量管理理念,正符合了高等教育质量与大学经营相结合的内在需求。教学型大学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引入质量经营理念。质量经营是高等教育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大学质量经营与大学经营紧密结合,是一种开拓性的质量战略,将质量管理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本研究在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博士“质量管理三部曲”的基础上,建构了大学质量经营结构模型。将质量三部曲中的质量策划、质量控制和质量改进提升和拓展为质量战略规划、质量管理以及质量创新;并根据质量经营重视市场竞争的外向型特征,将质量竞争作为质量经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是质量经营在质量管理基础上的功能延伸。从而大学质量经营分为质量战略规划、质量管理、质量创新和质量竞争四个结构模块。大学质量经营的四个结构模块中,质量战略规划是起点。质量战略规划可以使大学管理者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学校的质量,突破大学的保守性,向开拓型大学转换。质量战略规划由五个要素构成,即质量方针、质量目标、质量战略分析、质量战略重点、质量战略措施。教学型大学质量战略规划要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科学制定质量战略目标;加强教育质量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注重创新性与竞争性同时兼顾战略弹性。质量管理是质量经营的基础,实施质量经营必须以良好的内部质量管理作为基础。质量管理与质量标准不可分离,质量管理的目的是促成符合标准的质量的生成。教学型大学质量标准的制定,应当根据自身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质量目标,适应市场规律和学生的需求。教学型大学的质量管理,要以顾客满意为关注焦点,以教育过程为中心,注重质量成本管理,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并借鉴企业的各种质量管理的工具、方法,结合大学自身的特点,加以运用、发展和创新。此外还要加强学校的质量管理体系建设,设计整合型质量管理体系。质量创新是质量经营的核心,是质量经营区别于质量管理的根本点。只有不断地进行质量创新,大学才能创造出卓越的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学质量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利益追求、竞争压力等,资源、组织和制度是大学质量创新的三大要素,同时大学质量创新也是一个搜寻、试错、学习以及市场选择的过程。教学型大学的质量创新是一个由教育产品/教育服务创新与教育质量管理创新组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创新体系,课程创新在这个创新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教学型大学进行质量创新,首先,从资源角度而言,要做好关键资源的管理,主要是质量创新资金的投入、分配以及创新型人才的激励。其次,从组织角度而言,教学型大学需要将自己改变成为一个创新型组织,才能为质量创新提供组织上的支撑,有效促进质量创新的产生;第三,从市场角度而言,要依托市场进行开放式创新;第四,从体系角度而言,要构建以课程创新为核心的教学型大学质量创新体系。质量竞争是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追求卓越的路径,大学只有以质量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才能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大学质量竞争的模式主要有质量成本模式和质量效用模式两种,大学质量竞争能带来标准效应和品牌效应两种溢出效应。教学型大学进行质量竞争,需要培养质量竞争力,质量竞争力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质量竞争力要从质量竞争力的孕育、形成和发挥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教学型大学还应利用质量竞争带来的品牌效应,实施品牌战略,力争成为教学型大学中的品牌大学。
陈宁[10]2005年在《高等体育院校办学特性和模式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等体育院校作为高等学校的种类之一,在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中有着独特的作用; 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世纪之交,中国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的调整,高等体育院校因其特殊性,仍然保持了独立的建制。这既是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办学的具体体现。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高等体育院校的办学,必须重视办学特性和模式问题的研究。高等体育院校办学特性和模式,是其办学中最基本、最根本的问题。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一种新的视角进行研究,以学术性与竞技性的关系为主线,围绕学术性与竞技性的统一,构建教学、训练、科研结合(简称“三结合”)的办学模式展开讨论。研究中紧扣高等教育和体育事业发展的主题,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国内与国外的结合,系统整理与探讨问题并重,理论阐述与实事叙述同笔。办学特性反映学校的性质和属性,其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古今中外大学发展的基本事实说明,学术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是推动大学发展和改革的内在逻辑力量,是学校定位和发展的基本依据。竞技性是体育(sport)的基本属性,竞技一直是体育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竞技性反映了体育发展的要求和趋势,成为现代体育的核心表现。学术性与竞技性的统一,是高等体育院校生存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这对范畴中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往往是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转化。高等体育院校没有学术性,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也就没有作为高等学校存在的依据。高等体育院校没有竞技性,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大学,也就没有作为“体育”的高等学校存在的必要。解决好学术性与竞技性的辩证统一,就把握了高等体育院校的办学特性。办学模式是办学特性的具体体现,是学校形成的规范化的结构形态和运行机制。高等体育院校的办学特性,直接反映在办学模式上就是教学、训练、科研结合。教学和科研是学术性的具体体现,训练则是竞技性的具体反映。教学、训练、科研结合的办学模式,既反映了学术性与竞技性的统一的办学特性,又成为高等体育院校区别于其它大学的显著标志和比较优势。教学、训练、科研三者既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又有明显的相对独立性。在高等体育院校发展中,三者有自己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在完成其任务时采用的方法就有所不同,适应的对象和程度有所侧重。办学模式着眼于教学、训练、科研为一个整体,充分反映了学术性与竞技性的融合。
参考文献：
[1]. 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公平理念研究[D]. 蔡明山.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2]. 实施创新教育——21世纪我国高等学校教育发展的战略抉择[D]. 苏华峰. 陕西师范大学. 2000
[3]. 我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组织体系顶层设计[D]. 李亚东.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4]. 从冲突走向和谐：高等教育评估价值取向的社会学分析[D]. 张继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5]. 治理理论视阈下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质量保障研究[D]. 马利凯. 吉林大学. 2016
[6]. 高等教育办学规模预测与调控研究[D]. 马涛. 西南大学. 2016
[7]. 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D]. 黄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8]. 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控研究[D]. 阳荣威.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9]. 教学型大学质量经营：理论与策略[D]. 周玉容.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10]. 高等体育院校办学特性和模式的研究[D]. 陈宁.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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