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1）1－0123－010
一、引言
供给学派是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反对凯恩斯主义只注重拉动经济主体收入和支出的“需求管理”，指出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因素，为了克服“滞胀”危机，必须实施激励投资、减少税收等促进有效供给的财政政策。
关于供给学派，国内外学术界的评价分歧明显。国内持否定态度的学者断言：“说起来，供给学派在当时红极一时，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他们的许多文章发表在《商业周刊》、《挑战》之类非学术或不入流的刊物上。仅有的两个像样的东西是拉伐的学生坎托的论文《税率，生产要素之运用以及市场生产》（以坎托、拉伐和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乔尼斯的名义发表于他们自编的《经济政策的供给效应》一书中）和供给学派的另一位干将保罗·罗伯茨1984年出版的《供给学派革命》（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的译本）。前一篇文章企图建立一个供给学派的理论模型，可惜在我这个对经济模型造诣不深的人看来都浅薄得不值一提。后一本书不是理论著作，是叙述供给学派的记述性作品，毫无学术价值。因此，供给学派经济学从来就未得到经济学界的承认”。“世界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没有收入拉伐、供给学派之类词条，理由是它‘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是‘一个经济思想大杂烩’。”① 梁小民说拉伐是被炒作出来的，他受蒙代尔提出的减税可以既实现繁荣又无通货膨胀的观点的启发，“演绎出一套以减税为中心的供给经济学思想。但他的兴趣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而在于以此为敲门砖打入政界。”② 他还说，“芒德尔（即蒙代尔——引者注）被经济学界冷落还与他和供给学派的关系相关。”“供给学派这些人都是学术界无名之辈，他们需要一杆大旗，……拉伐等人通过一系列活动吹捧芒德尔，把他作为供给学派的创始人。芒德尔也不拒绝，乐意把自己与供给学派联系起来。供给学派的观点一直受到严肃经济学家的批评，芒德尔的名声自然受到不利影响。”③ 尹伯成则认为：“供给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强调生产和供给，把凯恩斯颠倒了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纠正过来。在短期，固然会出现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失业的情况，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还是微观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因此供给学派主张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可能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④
在西方，萨缪尔森主张：“按常规的科学标准，1981年的实验可以表明——供给学派的理论应该加以抛弃。”⑤ 赞成者的意见则是：“除非经济学的艺术和科学屈服于马克思主义的幻想，逃避现实而变成纯粹的数学，或者在工业政策的幌子下建立一个计划体系而变得与此无关，供应学派经济学最终是要获胜的。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事实可以表明对经济活动刺激不足的后果，从中国和苏联到欧洲的福利国家都是如此。显然，刺激不足使中央计划、政府投资计划和保持总需求的目标受挫。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说明良好的刺激所产生的与之相反的作用。只有自由的人才是有生产能力的人和有远见的人。然而，当他们创造财富的权力被利益集团的政治学所葬送时，他们就不再是自由的了。供应学派经济学是自由社会的经济学，在任何地方，只要自由本身占优势，它就会占优势。”⑥
经济学说史研究者们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一个关于宏观经济的新观点。这些以供给学派著称的学者一直关注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劳动生产力和产出增长率的滞后。这引起了一种对于储蓄、投资和获取资本的动机因素的普遍再考察。最重要的是，影响技术和劳动市场的因素被置于供给方的视野中。例如，70年代的通货膨胀便被归罪于劳动生产力增长的减弱。”“供给方面的经济学和现代理性预期理论（抛开技术性工具以后的思想观念）的基础曾是亚当·斯密和很多其他重要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惯用工具！在他们的一国财富概念背后起基础作用的力量是劳动生产力和资本形成因素。他们又将这种观点与尽可能小的政府‘政策制定’这样一种信仰相结合。这些原理与现代供给学派、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主义者深奥的理论概念是非常接近的。如此，当代宏观经济学和货币主义理论看起来是要回复到任何经济无始无终都在关注的问题。不过，它的内容远比以前更为丰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插曲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理性预期主义者令新古典思想的重放光芒，使得我们现在对于总体经济的运行有了更充分的理解。”⑦
判断一种经济理论或学派是否具有历史地位，主要标准是它对社会经济的实际影响，而能够对社会经济产生较大或深远影响的经济理论，必然具有内在的思想价值。因此，本文首先考察美国供给学派的思想特点（这正是以往学者分析较少的内容），然后回顾我国学术界引入这一学派并运用相关概念提出政策建议的情况，最后就供给学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提几点看法。
二、供给学派的思想逻辑和理论渊源
从技术和政策层面上看，供给学派并不复杂和精深，像拉弗曲线，与人们生活中的常识距离很近。如果再用传统的历史阶段论和社会阶级论对此加以分析，这一学派自然“浅薄”、“毫无学术价值”。问题在于，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有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和理论渊源，这是我们认识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反映供给学派思想观点的主要著作是吉尔德的《财富和贫穷》一书，其他学者著作也有相关表述，但远不及吉尔德的缜密和丰富。《财富和贫穷》阐述了供给学派对若干重要经济学问题的看法。
关于生产（供给）在经济中的首要地位，吉尔德写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真正的财富应来自生产和供应的力量，而非来自通过贸易盈余所取得的金条。”⑧“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给予其源泉是经济的供给方面。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个简单的认识却是所有成功的经济政策的核心。……甚至卡尔·马克思也很懂得，不要过于强调对消费方式（或甚至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关键和基石。”⑨“他（指亚当·斯密——引者注）本人强调的是生产力，但是他的信徒们，自大卫·李嘉图起，很快就陷入了对于分配问题的静止的和机械式的忧虑之中”，“经济学这种把注意力集中在分配问题上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经济学家们怀着痛苦的心情关注着已成痼疾的不平等现象，苦苦思索着如何通过活跃的‘再分配’予以纠正”。⑩
吉尔德进而肯定了萨伊的理论，并批评只注意需求的倾向：“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是一条古典经济学原理，称为萨伊定律。它已被人们用许多有趣的专门术语加以表述或予以驳斥。但是它的基本点还是那个‘波特拉奇’原则。资本主义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需求包含在供给之中。”(11)“生产者作为整体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对他们产品的需求。这种看法在很多方面显然简单化了些，但是它具有许多重要的从未受到过凯恩斯或任何其他人反驳的经济学真理和含义。这些真理是当代供应学派的理论基础。”(12)“萨伊定律，它的各种变化，是供应学派理论的基本规则。但是它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数学运算”，“萨伊定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供应、集中在刺激的能力或资本的投资方面。它使经济学家们首先关心各个生产者的动机和刺激，使他们从专心于分配和需求转过来，并再次集中于生产手段”。(13)“回到供应方面意味着离开严密的模式和计算的安乐窝，重新加入到历史学和心理学、商业和技术的争论中去。经济学家们应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在五花八门难以理解的事物，即人类的社会行为和创造能力上。”(14)
另一方面，“需求受到政府的操纵，成为官僚和经济学家们全神贯注的事情。根据他们的计算和分析，供应逐渐成为一种派生的东西。萨伊定律不仅受到驳斥，而且完全被颠倒了，在需求创造它自己的供应——‘你来取，人家就会给你’——这个命题中，把因和果无可救药地混淆了。”(15)“现在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出现了萨伊定律的最后推论：接受补贴的供应破坏了需求。生产如没有一个乐于容纳的市场，就是伪装的消费形态，不论最初的外表如何，它不会刺激经济。非生产性的政府开支，即使是用以刺激需求的，实际上，不久就会减少需求，尽管在‘购买力’上有任何统计数字的增加，人为的刺激，像一种上瘾的嗜好，往往需要有更多的注入来维持初期的效果。”(16)“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由经济学家提出的、用以促进平等化和战胜贫困的项目——按照刺激消费的需要，它们常常被合理化了——在实际中通过破坏生产减少了需求，因为所有真正的需求都来自生产。”(17)
关于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吉尔德指出：“在货币经济中，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礼物，就叫做投资。……给予的真谛不在于缺少对回报的任何期望，而在于无法事先知道回报的是什么。资本家进行投资像送礼一样，对于回报事先也是一无所知的。”(18)“这些礼物或投资都带有实验性质，因为对于给予者将要得到的回报是不知道的，而且无论是赚钱还是亏本，全部由他承担。由于极大多数的投资都以失败告终，因此作出决策时，便充满了疑虑和希望，可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充满信心。鉴于这些冒险事业本身就是一种实验，所以即使失败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成功；即使是浪费，也常常是值得的。随着时间推移，也许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时间，这些失败经验将积累成为新的知识，这是一种最重要的资本，为这些企业家和全社会共同所占有。”(19)“这些新知识比起那些在学校里讲授的、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有限实验中得到的，以及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尝试中取得的知识，更为深刻。因为企业家进行的实验也是一种冒险事业。投资者把他未来的生计孤注一掷押在它的上面。他是怀着高度的自觉和热情以及机警和勤勉投入这一事业的，这些因素大大有助于增进他的学习经验。这种实验会达到它的最大的可能性，它遇到的危机和意外收获也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20)“一个国家的生产者永远也不能信赖对其产品的事先臆断的需求。需求来自产品本身的质量，但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上，对质量的要求是不断变化的。塑造未来的人必须永远生活在怀疑气氛之中，这样才能在信任气氛中繁荣昌盛。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未来就取决于对于这种未来的信念在它诞生的土地上是否仍能兴旺发达。”(21)“一个不是由合理计算而是由冒险和自由所统治的社会，一个不是计划好的、而是向未来开放的社会，将能唤起无穷无尽的发明、事业心和技术。”(22)
而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计划体制却违背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经济从需求或需求的理性概念出发对计划供应加以规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在需求得到确定及具体化之前，是不会有供应的。理性原则占了统治地位并排斥了令人畏惧的不确定性和相应的信任感，而这些对于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革新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23)“集体主义的表面力量和最终使它陷于瘫痪的缺陷，在于它相信对人类事物及其未来的影响获得具体的理性认识是可能的。凡是寻求保障和确定性的人，总是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因为只有过去才是可靠的；而他的政策，尽管用尽了‘进步’的辞藻，也一定是反动的。某些知识，如果能获得的话，只有在机会错过之后，才会使我们得到。那些等待可靠的市场出现的冒险家、那些要求有充分的新财源保证才肯减税的政治家以及那些想方设法平息舆论的领导人，他们必然总是行动怯懦和失之太晚。”(24)
因此，在吉尔德看来，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差异和优劣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主义是由国民经济的全体成员出资购买以避免风险的一份保险单。但其结果却使他们无从了解任何社会中无不普遍存在的真正的风险和机会。他们不是从礼物和实验的多样性中受益，却宁可让整个经济去承担在动态的世界中保持静止的更大风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各个公民和企业家都必须承担较多的风险，因而在评价和处理这些风险时就会格外审慎，整个制度也许就会更加稳定。”(25)“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为实现全国目标所必须掌握的大多数情况；而资本主义则根据一种信念，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具有深不可测的复杂性、盲目性和危险性；如果我们没有主动精神、同情感、探索精神以及爱人之心去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是不可能战胜所有这些困难的。一种制度坚决认为，我们能够可靠地预测和得到我们所要求的结果。另一种制度则断言，我们必须早在能够得知宇宙将有何种报偿之前，就应该给予。一种是凭借经验估算人力资源，另一种则以乐观和信任为本。这些，就是当代世界上相互对抗并决定我们命运的两种基本见解。”(26)
从这一理念出发，吉尔德批评了那些违反市场经济法则的所谓救济穷人的政策：“真正的贫困与其说是人们的一种收入状况，毋宁说是他们的一种精神状态；政府的救济会毁掉大多数依赖救济金为生的人。”(27) 在他看来，真正能够改善穷人状况的是给予他们以自由、信念和努力的机会：“我相信《财富与贫困》的中心主题——有必要给予穷人以自由和机会以及家庭和信仰的价值观念，它们对于一切财富和进步都是不可缺少的——也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中心主题。”(28)“自由本身是美好的，而且会给我们带来富裕；可是集体主义却造成奴役和贫困。”(29)“福利国家试图否定、抑制和设法避免我们生活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顺从于不可避免的未知性——不但违背了资本主义的精神，也违背了人的本性。……政府致力于抑制不确定性，会发现它自己总是不得不对人类冒险的愿望进行引导或压制。结果常常是使正面的、创造性的后果导向反面的或破坏性的后果。”(30)
供给学派的另一位学者也对政府的作用表示怀疑。他写道：“政府作用的扩大，无疑是战后美国经济结构最重要的变化。这种结构的重大变化，造成经济绩效严重下降。”(31)“政府政策之所以造成经济上不利的后果，主要是好心政策的一种非有意的、未料到的副产品。采取这种政策时，除政策的直接目的外，并未顾及其它方面，也不了解政策的长远不利影响会达到什么程度。”(32)“好心的政府政策为什么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这就是：政府在作出决定的时候，本能地缺乏高瞻远瞩，比居民户和企业家更加目光短浅。……私营企业的决策人是根据过去的长期效果通过资本资产而得到报偿或受到处罚的，而政治程序正是缺少这种资本资产的对等物。而且因为政治程序对选出的官员的行动所产生的长远后果，并不给予报偿或处罚，所以，对这些官员来说，很少或者没有什么诱因，促使他们去研究这类长远的效果”，“所以，好心的政策往往造成出人意料的反面效果，而以短期代价取得长远利益的政策却不被采纳，都是不足为奇的。”(33)“政府采取的政策，还助长个人在私人经营决策中出现急功近利的偏向。纳税政策、信用市场的规章和社会保险项目，只能刺激眼前的消费，但却减少了私人为将来所作的准备……当然，政府政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公众出于其它原因而产生的与日俱增的急切心情。对各种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政府不可能一一加以鉴别。但是，对于鼓励和激起目光短浅行为这一点，政府显然负有实质性的责任。”(34)
不难看出，供给学派继承的是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思想，这一思想本来并不深奥，但在凯恩斯为应对经济危机而提出需求管理以后，变得模糊不清了。通过自由竞争为经济提供有效供给，本质上是要改变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因此，正如尹伯成所说：“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供给自行创造需求还是需求自行创造供给之争，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争。”(35)
三、供给学派在中国的引进和影响
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供给学派被引入中国。当时翻译出版的著作有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储玉坤等译，张仲礼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罗伯茨的《供应学派革命》（杨鲁军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费尔德斯坦的《转变中的美国经济》（上、下册）（彭家礼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等。此外，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著也得以问世。国内学者认识到：“供给学派理论的价值在于重新恢复了供给的尊严，或者说恢复了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尊严。”(36)
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关于供给学派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的分析评价更为清晰。如有学者在批评供给学派的理论偏颇的同时也指出：“从市场经济的一般宏观调控手段来看，供给学派对税收政策的政策效应所作的分析，是不应该抛弃的。一些西方学者承认在供给学派以前，人们对税收政策效应研究不够。供给学派尽管限于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回避了对税收政策的分配效应的分析，但是，它对税收政策的产出效应和政府收入效应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尽管这种分析存在许多隐含的前提条件），从而为我们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材料。如果把供给学派所提出的税收政策的产出效应和政府收入效应，与税收政策的分配效应综合在一起研究，同时，充分考虑到税收政策与其它宏观调控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那么，我们就能比较全面地认识和利用税收政策这一宏观调控工具。”(37)
尹伯成等人指出：“改革开放18年来，我们已经在大量地学习、借鉴并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这不仅包括占据主流的现代凯恩斯主义，也包括现代货币主义、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经济理论等等，不仅包括流行于美国的各种经济理论，而且也包括在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中所形成的特有经济理论内容。不可否认，对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谨慎’运用，是我国20年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来源。”例如，“供给学派非常重视供给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我们并不能接受早已被马克思所批判的‘萨伊定律’，但供给学派关于生产的真实扩张来源于生产率提高的观点，从总体上来看是正确的。供给经济学，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科学认识还包括：缩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减轻社会的纳税负担，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储蓄与投资热情；供给需求的导向和诱发作用；经济垄断的非永久性；大企业的弊端及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创新’作用和解决就业压力的独特机能；对劳动供给行为的传统‘规律’——劳动供给的‘后弯曲线’的批评，指出支配劳动供给行为的非工资率因素，如所谓‘向上流动’的社会意识和财富约束；就业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生产的增长；对货币供应量的适度控制；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率水平和资本形成能力的影响程度，等等。”(38)
1998年，高鸿业在为凯恩斯的《通论》中译本写的《译者导读》中表示：“凯恩斯的这本著作对我国用处不大。”因为，“虽然我国也存在着贫穷问题，但贫穷的主要根源不是本书（指凯恩斯的《通论》——引者注）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丰裕之中的贫困’，而是人口过多又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生产能力与之相适应所导致的贫穷。解决这一类型的贫穷问题的办法恰恰应该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相反。我们必须增加生产，进行‘供给管理’。为了达到增加生产的目的，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要勤俭建国，在可能的范围内适当减少购买力，以便积累生产资金，而不是刺激消费和投资来增加购买力，绝对不能采取本书所提到的类似建造金字塔那样的办法。”(39)
进入21世纪之初，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分析我国宏观经济问题时明确使用了供给政策这一术语。在总结中国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时他指出：“近年中国政府实际执行的一个围绕焕发企业活力的‘供给方面政策’，亦发挥了明显的反衰退作用。”“观察近年中国经济走向，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改革进程到现在，实际上执行的‘供给方面政策’，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以焕发供给方面活力的政策力度相当大，这对中国经济对抗衰退、展现活力发挥了明显作用。”他认为：“实际上，自1997年中共‘十五大’对‘所有制结构调整’决定公布开始，中国政府就为实行‘供给方面政策’奠定了政治基础。当时中国确定，国有经济布局要‘有进有退’、要‘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40) 吴敬琏断言：“如果把当前主要作用于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看成是一种需求政策，那么政府还应该考虑一个供给政策问题。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拉动内需，但它同时造成赤字财政，因此，这一政策的效应是有限的。假如我们能够同时利用和强化供给政策，增强企业的活力，增加社会有效供给，那么中国当前好的经济形势至少有望继续三五年。”(41)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夕，贾康表示，在当前的特定国情下和特定发展阶段上，我国宏观调控应强化理性的“供给管理”，“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供给管理’，应成为我国经济调控中重要的可选择方式之一。”(42)
2009年，在经受住了国际金融风暴冲击之后，魏加宁提出我国应当重视供给管理的问题。他指出：“目前，如果继续实行过度宽松货币政策有可能助长泡沫；如果过早地收紧货币政策又要担心经济二次探底。因此，中国现在需要新思路。”“当前中国与其刺激需求，不如改善供给。刺激需求刺激不好的话有可能资产价格泡沫上涨，最后发展成滞胀。例如里根总统时期正是采取一系列政策去改善供给，美国才最终能走出滞胀。”“在改善供给方面，与其振兴产业，不如搞活企业。就振兴产业而言，有可能一些产业已经产能过剩，产能过剩还要振兴就会有问题。此外，振兴产业首先受益的是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很难受益。搞活企业才是更明智的做法。”(43) 在这年底的一次演讲中他表示：“关于明年2010年的宏观政策的取向，凯恩斯主义，还是供给时代，这是需要讨论的。”“国外的经验也表明，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刺激需求的政策，要么就是滞胀，比如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为什么形成滞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刺激需求的政策，经济低迷了，就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热了以后缩，冷的时候再刺激，就导致了滞胀，一边是经济停滞，一边是通货膨胀，这是一种可能。”“扩大总需求实际上是一个短期的政策，二者混为一谈认为扩大总需求就是扩大内需，这是日本人事后总结教训后得出的结论。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中国当前应当采用供给学派的政策来替代，里根时期采取供给学派的主张，他是主张降低税率，放松管制，搞活企业，所以对于这样一些观点，我们认为当前中国与其去刺激需求，不如改善供给，与其去振兴产业，不如搞活企业，因为你振兴企业有可能受益的是国有企业，最后民营企业进不去的还是进不去，所以你不如搞活企业。”(44)
什么时候重视生产供给，什么时候尊重市场规律，什么时候社会经济就有实质性的发展，这是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当然，当下中国需要实行的“供给管理”并不是30年前美国政策的照搬，因为我们供给结构存在的问题更加复杂，调整也更加困难。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经济改革的实际，结合供给学派的思想阐述，进一步深入思考改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
四、供应学派理论的现实意义
运用供给学派的思路分析我国经济的供给问题，需要注意两个关键的因素：首先，我国经济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其次，我国经济尚处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虽然采取和市场经济不同的方法决策社会生产，但存在的问题却有某种相似性。在总体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非常重视生产，当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这样表述的：“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45) 但是由于这种生产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安排的，所以在结构和效益上存在严重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和消费失衡的情况长期得不到解决。例如，“一五”期间，我国的积累率是24.2％，“三五”期间，积累率增加到26.3％，“四五”期间，积累率更是高达33％，其中1971年为34.1％。另一方面，在积累基金中，用于非生产性建设（住宅、城市公用事业等）的比重则是连续下调，“一五”期间是40.2％，“三五”期间是25.5％，“四五”期间是22.4％。(46) 由于各种原因，在统计数据上反映的生产增加并没有表现为人民生活的改善，尤其在“十年动乱”时期，“1966年至1976年，全民所有制各部门低收入职工仅在1971年调整过一次工资，调资面为28％。由于取消了奖金制度，新增职工工资低，10年间职工平均工资降低了4.9％。和1965年比，1976年的工资则下降了7.5％。在这11年间，农民收入平均每年增加不到1元。195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1977年，减少为3.6平方米。上海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965年为32.4％，1976年下降为26.8％。”(47)
另一方面，生产效益不断下降。“一五”期间，每100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为35元，“三五”期间减少为26元，“四五”期间仅为16元。在工业方面，每100元实现的利润税金，1966年是34.5元，1976年减少为19.3元。在商业方面，每100元资金获得的利润，1957年为20元，1976年为9.7元。在基本建设方面，固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率，“一五”期间为83.7％，“三五”期间为59.5％，“四五”期间为61.4％。(48) 上海工业每万元产值所产生的税收、利润，1965年为3601元，1976年为2859元，下降了20.6％。同期每百元资金产生的税利，从90元减少为66元，下降了27％。(49)
因此，顾准早在50年代中期就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必须重视市场规律。他分析了以下两个事例，一是国家供应农村的双轮双铧犁大量退销，另一是许多国营工厂堆积了大量的机械工具没有投入生产，认为：“农村所需生产资料的生产，有些为农业所欢迎，有些不为农业所欢迎，其关键不在什么两种所有制的不同，而在按我国农业的具体条件，何种生产资料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的提高它的劳动生产力”，“我们称这种现象为价值规律调节着农业所需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看来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50) 而要避免工业设备的积压，有效途径是“国家对各个工业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严格核计它的经济效果”，同时，“在企业经济核算制度中补充一些规定，使企业对它所需投资负一定的经济责任”(51)，这同样是价值规律调节生产资料生产的表现。由于价值规律通过市场发挥作用，其表现形式是价格的波动，所以顾准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企业会自发地追求价格有利的生产，价格也会发生自发的涨落”，所以，经济计划应“减少它对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52) 顾准的分析揭示了，在一个政府主导的计划体制内，实际上存在着由于激励不足和信息干扰等造成的有效供给短缺和无效供给过剩的双重弊端。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分配方式和流通体制的改动，生产者的激励增强，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但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其与国有经济的效率优势以及在市场竞争中的受歧视状况日益显现。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确定了市场导向以后，如何培育社会经济的健康供给来源成为能否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就是说，在经济结构上，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维持政府干预还是转向市场配置，越来越成为改革的焦点问题。吴敬琏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实现产权社会化即以公有制为主体无疑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方针。但是，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应当鼓励对多种公有制形式，如各种形式的基金和基金会、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社区所有制等的探索和开拓”；“国有经济要收缩范围，进行战略性重组”；“除公有制经济外，适应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和个人创造性的重要作用，应当支持和鼓励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包括合作社经济、民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的发展”；“国家应当对各种经济成分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消除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在价格、税收、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歧视”；等等。(53)
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吴敬琏指出：“民营企业充分从为‘拾遗补阙’的‘补充’的地位发展到今日国民经济的主要贡献者是中国经济改革最为成功之处。事实显示：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最活跃的成分，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力量，也是技术革命的重要源泉。”“上述历史趋势突出表现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批所有制结构得到完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率先形成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良好企业制度和经营环境使蕴含在中国大众中的企业家才能和创业积极性得以迸发出来，形成社会投资迅速增大、对外贸易空前活跃、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而且就业情况良好、社会稳定的局面，并成为全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龙头。”(54) 如何促进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吴敬琏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改善民营经济的经营环境；其次，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最后，民营企业要加紧自身的努力。
然而，在其他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一系列特殊措施的出台使政府干预继续存在，市场垄断日益增强，以致本来需要消除的计划体制中的供给失衡变得更隐蔽、更顽强了。一方面，救市措施的重点是扩大需求，以维持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但人为地刺激消费和扩大需求，可能使原本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过剩的供给得以出清，从而扭曲市场对供给结构提出的调整信号；另一方面，主要由政府投资和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带动的经济增长，具有挤出民间投资和私人产品生产的副作用，市场本身的运行机制会受到严重干扰。以上海为例，“近年来，民间投资占上海固定投资总额的（10）比重约为1/5～1/4，但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其增长率也逐年放缓。2008年，私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出现负增长。”“2008年，上海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民间投资额为1106.39亿元，同比增长0.8％，增幅比上年减少8.3个百分点，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22.9％，比上年减少1.7个百分点。其中，私营经济投资额612.14亿元，同比下降5.1％；占上海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12.68％，比上年下降1.76个百分点。”(55) 因此，国内学术界和企业界已经发出了明确的要求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改善微观投资环境的呼吁。
需要指出的是，供给学派之所以特别强调企业创新对生产发展的意义，是由于它重视的供给不仅仅是量的增加，更关键的是质的改善。“完整的供给边的内涵界定不仅仅是指商品与劳务的供给数量，而且还包括要素供给以及供给效率。”(56) 这是供给的真实扩张，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为，“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看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在供给方面，标志着社会资源或生产要素要有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供给数量，同时，也必须要有一个高效率的、充满活力的社会生产机制，其结果是为社会的所有消费者提供日益增多的商品。这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是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来维持的。”(57) 历史表明，市场经济的活力来自行为主体的主动参与竞争，相信政府还是相信市场，实际上是传统和现代经济理念的重要区别。认识这一点，对于我国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健康均衡，非常必要。
古今中外，大凡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或学派，其学术思想或理论必然具有两个层次的价值：其一，对它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作出了特殊的理论研究；其二，如果这种特殊的理论研究是有科学解释力的，那么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一种经济思想或理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那它必然在更深层次上违反了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运用这种方法研究经济思想史，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科学地汲取人类经济思想的丰富遗产，也促使我们以开放兼容和谦虚敬畏的心态思考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供给学派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在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等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说明这些经济理论有着内在的思想联系。这也就意味着，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各种问题犬牙交错、深层次改革亟待推进的复杂形势下，重视和运用供给学派的市场经济思想资源远比简单地借鉴其减税政策等更有意义。
收稿日期：2010－10－20
注释：
①梁小民：《话经济学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230页。
②同上书，第227页。
③同上书，第216、217页。
④尹伯成主编：《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视角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⑤［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高鸿业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7页。
⑥［美］保罗·克雷·罗伯茨：《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杨鲁军、虞虹、李捷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
⑦［美］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四版），杨玉生、张凤林等译，张玉凤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3、424页。
⑧［美］乔治·吉尔德：《财富与贫困》，储玉坤等译，张仲礼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⑨同上书，第43页。
⑩同上书，第12页。
(11)同上书，第34页。
(12)同上书，第49页。
(13)同上书，第61页。
(14)同上书，第61页。
(15)同上书，第48页。
(16)同上书，第69页。
(17)同上书，第69页。
(18)同上书，第37页。
(19)同上书，第37页。
(20)同上书，第37－38页。
(21)同上书，第41－42页。
(22)同上书，第380页。
(23)同上书，第36－37页。
(24)同上书，第42页。
(25)同上书，第39－40页。
(26)同上书，第40页。
(27)同上书，第16页。
(28)同上书，第5页。
(29)同上书，第7页。
(30)同上书，第380页。
(31)［美］马丁·费尔德斯坦：《导言》，马丁·费尔德斯坦编：《转变中的美国经济》上册，彭家礼、徐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页。
(32)同上书，第5页。
(33)同上书，第6－7页。
(34)同上书，第8页。
(35)尹伯成主编：《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视角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36)朱嘉明：《序》，杨鲁军：《论里根经济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37)傅殷才主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206页。
(38)尹伯成、华桂宏：《供给学派》，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178－179页。
(39)［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6－37页。
(40)2001年10月28日，新华网。
(41)2001年11月14日，《解放日报》。
(42)2008年7月1日，《中国证券报》。
(43)2009年9月23日，《京华时报》。
(44)2009年12月26日，金融界网站。
(45)转引自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46)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473页。
(47)袁恩桢等：《经济发展与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页。
(48)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页。
(49)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8页。
(50)《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51)同上书，第52页。
(52)同上书，第33页。
(53)吴敬琏：《转轨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8页。
(54)吴敬琏：《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182页。
(55)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等编：《2009上海民营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11页。
(56)尹伯成、华桂宏：《供给学派》，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57)同上书，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