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精神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8)06-0038-05
德里达是20世纪最重要、最卓越的法国哲学家之一，也是最多产、目前最受欢迎的哲学家之一，而且还是文本最难懂、语言最晦涩的哲学家之一[1]。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受到很大冲击。但是，运动的低潮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的沉寂，相反更需要理论上反思，并催生理论上的创新。法国的德里达、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英国的吉登斯，都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们情况各有不同，却在苏东剧变后不约而同地走进马克思，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2]。其中，德里达举起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一再强调“我挑了一个好时候向马克思主义致敬”[2](P124)，并以其解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作出了新的独特解构式阐发[3](P129)，对当今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
一、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与德里达解构思想
马克思在表述哲学的本性时就曾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恩格斯在也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辩证法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在它的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的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6]列宁则进一步概括地说：“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可以说，马克思的理论建构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批判的精神。批判精神一直以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精神。对于马克思来说，批判既是理论的任务，又是革命的实践活动，所以，批判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理论的批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通过理论的批判才能指导革命实践活动。因此，不论是理论的批判还是实践的批判，都是针对着不合理的社会及各种为之辩护的思想观念，而其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建立合理的社会。这样的一种批判精神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才实现了人类社会的伟大进步，也才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
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重视源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晚期资本主义现实所持的一种批判态度。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是为了批判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才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解构则是德里达批判和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理论武器，也是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主义思潮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理论方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德里达的解构都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性质，因此，它们具有很强的可比性。美国学者詹姆逊就曾把解构看成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分析中的一个特殊的“子体系”，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相类似的批判传统[8]。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死亡”的老调被再度重弹。正是在这个全世界“左派”彷徨迷惑、痛苦不堪的时刻，当代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站出来发表了《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以其解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遗产进行了解构式诠释，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幽灵化在场的重要观点[3](P17)，并旗帜鲜明地亮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左派”立场。他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3](P21)这里的“某种精神”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甚至认为：“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3](P122)可以说，“这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历史批判精神和‘反潮流精神’”[9]。
当然，在德里达眼里，“解构”并不是一个“批判”可以与之同日而语的术语。德里达曾在《Profession的未来或无条件大学》的论文中，把解构解释为“比批判性更批判性”的批判，它向一切事物发问和质疑，是一种无条件的批判，也可以说是一种对所有在场存在物的批判[4](P108-109)。也就是说，解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尽管它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精神。解构是对一切批判的一种解构。但德里达的解构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又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这也才促使德里达走近马克思。德里达把批判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首要观点，它是激进的、勇往直前的，对自己的理论没有任何懈怠和满足。批判就是“抵制某种政治和理论形式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是对“形而上学的霸权”的一种解构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吹毛求疵的方式[3](P127)。并且，德里达也认为，“除了是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这也就是说，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它至少是这样。因此，这种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被称做是一种解构。”[3](P129)
在这里，德里达将批判与解构联系起来并以此判定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精神。德里达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真精神和自己解构精神的联想与解释，以此可以揭示出被掩盖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革命性。因此，德里达承认，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分析的一种合适的、在哲学上令人满意的理论。“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3](P127)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的理论，并且始终保持开放性和革命性，它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及其内在精神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诸如经济法批判、法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决不是德里达所推崇的被解构过的、毫无实际内容的“批判精神”，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为旨意的具有实践特征的批判精神。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遗产至今仍然生生不息的主要原因是它对人类解放事业的不懈追求，从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再到《人类学笔记》，无不如此。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德里达的解构是大相径庭的。前者通过对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及其精神的批判，通过对意识形态根源的揭露，表现出一种“实践的批判”的色彩，它主张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相结合，并且更看重“武器的批判”对现实生活的作用，从而才得以在批判一个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新世界，因而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这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与此不同，德里达的解构尽管也构成了对形而上学的持久的批判力，但其目标指向不是“结果”，而是“原因”，其过程也不过是在意识形态的范围里兜圈子，最终只能是成为现实力量的同谋者。这正如英国哲学家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它更多的是思想层面上而不是政治层面上实施的批判[11]。德里达解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都对资本主义异化状态进行了批判，但前者更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的微观分析，主要针对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和批判，后者则着眼于宏观分析，主要是展开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分析和批判。因此马克思主义更具有革命的彻底性，也更能符合现实实践的需要。而德里达所追寻的只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按他自己的条件舒服地占有了的马克思主义”，他“只想把马克思主义用作一种批判，一种异见，进行痛斥的便利工具，而不大愿意涉及它的肯定性内容”[12]。
当然，德里达的解构也具有指向现实的特征。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他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十大”祸害的列举和批判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且，他对解构也做过这样的解释：“解构不是，也不应该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13]但是，德里达的“挑战”方式却更多地只局限于文本的解读，而对现实生活考察不足，因此，德里达只有“批判的武器”，而缺少“武器的批判”。所以，解构的质疑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相近，它们却在社会实践领域无法相通。也正因为如此，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生活的厚重，而在德里达的文本中我们感受的更多的则是历史的象征性和修辞性。此外，在批判社会生活的侧重点上，解构更多地专注于对文化现象的分析，而对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方面的东西涉及很少，这虽然符合解构的“边缘化”策略，但很难从整体上把握问题，同时也很难找到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
二、德理达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阐发
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中明确表达他以解构思想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精神取向：“这样一种解构活动在前马克思主义的空间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我看来，除了是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这也就是说，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它至少是这样。因此，这种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被称做是一种解构。”[3](P129)这样，德里达就直接将其解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联系了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进行了解构式的解读，倡导一种所谓的“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精神[3](P130)，并把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认为其现实意义就是它可以成为当代人分析和批判当代社会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一方面大肆鼓吹维护人权，另一方面又借助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疯狂地进行政治上的扩张和经济上的掠夺这一伎俩，德里达认为，惟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才能使人们充分认识这一伎俩的实质。德里达指出：“即使说毫无必要认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如果人们知道如何使这种马克思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不论是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与知识占有，还是国内法或国际法的话语与实践的司法程序，或公民资格和国籍的种种新问题等等，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3](P120-122)揭露资本主义统治者的欺骗伎俩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同时在解决当今世界性问题上也必定可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德里达认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新秩序仍和马克思生前一样千疮百孔。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一口气列举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大祸害[3](P115-119)。随后他马上指出，面对这十大祸害，人们只有两种解释，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与忠实于某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有关”[3](P122)，即都离不开马克思遗产的批判精神。
因此，德里达认为，当代人离不开这种批判精神的激励，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是他们最好的武器。“这些人即使不再相信或者说从未相信过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和无产阶级专政，从未相信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弥赛亚末世学的作用，他们也会继续受到至少一种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激励(他们现在明白了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不止有一种)，而且为的是以一种新的、具体的和真实的方式联合起来，即使这种联合将不再采取政党或者工人国际的形式，而且是在对国际法的状态、国家和民族的概念等等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批判中，采取一种反密谋的形式：为的是更新这种批判，尤其为的是使这种批判激进化。”[3](P121)在这里，德里达高度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最具活力，也最值得我们弘扬。这是一个深刻的见解。确实，随着时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越来越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而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尤其在资本主义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而不少人面对这种新发展对其本质蔽而不明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显得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他又指出：“我们总是想一下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看起来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不可少——同作为本体论、哲学体系或形而上学体系的、以及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或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而且同被纳入政党、国家或是工人国际的机构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3](P98)在这里，德里达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突现出来，显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深刻把握。问题在于，德里达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其它精神截然对立，要人们在继承前者的同时把后者统统抛弃掉，这显而易见是片面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精神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是在其他精神的演绎中呈现出来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精神都抛弃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便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了。
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已经揭露了人权话语的局限性”，而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人们就会很容易认识到：“只要市场规律、‘外债’、科技、军事和经济的发展的不平衡还在维护着一种实际的不平等，只要这种不平等和在人类历史上今天比以往流行范围更广的不平等同样的可怕，那种人权话语就仍将是不合适的，有时甚至是虚伪的，而且无论如何都将是形式主义的和自相矛盾的。”[3](P120)对于西方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文化的实质与功能，德里达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精神对付这种大众传媒文化尽管不够充分，但又不可缺少。他认为，马克思是历史上那些罕见的重视技术与语言不可分离性的思想家之一，但是，“关于电视技术，因而也就是关于科学，马克思不可能附和我们今天关于这个主题的经验和期望。”[3](P77)他认为，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精神来观察当代大众传媒文化的功能，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与目前流行的不同的结论。
在当今世界政治中，“政党的结构”[3](P145)的衰落也特别引人注目。在德里达看来，不了解这种“政党的结构”的衰落，就不能正确地认识现代社会。他指出：“对明天的马克思主义、它的遗产或遗嘱的遭遇的思考，应当包括，在如此众多的其他的东西中，对政党的某种当代性和某种概念的有限性的思考。当然也包括对它的国家相关物的有限性的思考。……但人们还是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来分析它们的历史独特性——在那里，遗产更多地乃是一种批判的和变形的滤色镜，也就是说，在那里，遗产根本不可能去赞成或反对一般的国家，它的一般的生或死。”[3](P145)
此外，德里达还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进行尖锐的批判。福山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最完美的理想制度、人的本质的最完美的体现。他把抽象的人性作为衡量社会好坏的超历史的标准，进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了这种人性。德里达尖锐地指出，这种把抽象的人性作为超历史标准的做法早已为马克思所批判，“马克思对于自然和作为人的人类的抽象概念所做的批判分析仍旧可以说是深入而丰富的。”[3](P96)因此，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作为武器，才能有力地驳斥福山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化，端正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种种错误认识。
三、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当代的复归
对于蕴含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深刻批判精神，美国当代最重要也是最具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姆逊也十分重视。詹姆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在《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詹姆逊在肯定晚期资本主义与以前形态的资本主义相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仔细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些新特点，并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及其批判精神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中仍然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它在帮助我们分析和批判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的重要地位。[4](P68-85)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确是惟一一种包罗万象的移译转换的技巧或机制。”[8](P21-22)并且“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14](P73)
英国著名学者拉克劳和墨菲最早把他们自己的理论明确地称为后马克思主义，他们致力于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左派”提供激进民主理论。他们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15]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他们的出发点。正是由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与现实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他们才孜孜不倦地对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着不间断的斗争。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也正如美国哲学家凯尔纳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14](P30)我们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主要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像福山所想象的那样，足以担当起终结人类全部历史的重任，相反，它在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表明，它也必须不断地受到批判，从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发展道路。虽然有的学者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作晚期资本主义，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所作的许多论述在今天仍然有其不可磨灭的批判价值。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精神。德里达曾经说过：“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吸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阐释的。”[3](P124)今天，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在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