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地位的形成——1950—1957年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与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苏联论文,专家论文,学科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承认新中国的主权和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展开封锁，迫使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与苏联结成同盟；另一方面，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有30多年历史，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苏联所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中国建设可供参照的模板。
在改造旧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教育方面，苏联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制度。因此，借鉴苏联经验被认为是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中国政府在向苏联派遣大批留学生的同时，也聘请了许多苏联教育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并最先指定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作为学习苏联经验的两所院校。本文将回顾1950—1957年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展开的教学指导工作，分析苏联专家在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地位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中国人民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概况
1949—1952年是对新中国成立前设立的高等院校进行全面接管和改造的重要时期。当时接管的205所高校，普遍存在“规模小，分布不合理，系科庞杂，层次比例不当”[1](P487)等问题，并且这些高校大多以英美大学为样板，在办学理念、系科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制度上存在许多弊端，同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国家建设需要差距较大。因此，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成为这一阶段国家的一项主要任务。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国家明确提出要借助苏联经验来建设新中国的教育，其中特别指出：“创办人民大学的任务，是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这将是新中国的完全新式的高等教育的起点”。[2](P684)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也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方针应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3](P95)。因此，作为一所新型的、正规的社会主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建校初期就聘请了苏联专家来校指导工作。这些专家分布在各个学科领域，并被安排在各教研室担任科学指导员和主讲人，帮助各系制订教学计划，为中国教师和研究生讲课，指导他们编写讲义和教材，引导他们开展科学研究。苏联专家的工作与实践对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的师资培养和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苏联专家无论是人数、层次还是涵盖面，在全国高校中都处于前列。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专家的数量，1950—1951年为41名，1951—1952年为48名，1952—1953年为42名[4](49)，这三年是苏联专家大规模来校指导工作的阶段。1953年暑假，部分苏联专家回国，1953—1954学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人数减至21人。在随后的几年里，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苏联专家人数逐渐减少。1956—1957学年，仅剩7名专家，这也是这批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的最后一年。从1950年到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聘请了98名苏联专家，是全国聘请苏联专家人数最多的高校。[5](P78)
从学科分布看，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聘请的98名苏联专家除4名校长顾问，其他人根据专业被分配到各个系科，其中哲学5人，政治经济学7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10人，计划统计5人，工业经济5人，农业经济3人，财政贸易15人，法律10人，外交5人，新闻2人，档案1人，俄语26人。[6]除了俄文系的苏联专家人数最多外，讲授政治理论必修课的苏联专家也较多，他们不仅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和学生授课，还经常公开发表报告、讲演，在国内其他高校的师资培训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年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全面负责学校各系、各教研室核心必修课程的讲授和教学指导工作，全校唯一专门由中国教师指导的必修课只有两门，即中国革命史和体育教育。
二、苏联专家对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这批苏联专家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推动了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的最初三年，即1950年至1953年，苏联专家在学校各类计划的制订及各项制度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模式，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师资培训、教材编写到科学研究，几乎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因此可以说，苏联专家奠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建设的基础。
(一)专业设置
1950年6月，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教育部聘请的苏联总顾问阿尔辛杰夫就苏联高等教育制度做出了如下说明：“苏联高等教育的改变，是将大学从培养抽象的广泛的人才改变为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的机构”，“苏联的高等教育重心是放在学院上的，学院培养各类专业人才”。[7]这就是说，苏联高等教育的改革是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把原有的专业划分成若干具体的专业，并且以学院为组织教学科研工作的基本单位，强调学院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这种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注重专业分科的教育思想，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学科建设的最初表述，明确了学科设置和学科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基本方略。
苏联的这种办学理念直接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主管高等教育的干部普遍认为，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教育，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培养各类专门技术人才服务。在这一办学理念的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形成了以‘专才’培养为目标，以专业设置为中心的教学制度和以计划运行机制为主要特征的中央集权管理制”[8]。
作为一所社会主义新型大学，这一办学指导方针在中国人民大学同样有所体现。建校初期，学校所设的系科都是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且与国民经济建设需求联系较为紧密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1949年年底至1950年年初，苏联专家帮助中国人民大学拟定了各项工作计划，明确了最初的系科设置，其中最先设置的大学本科有经济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借贷系、贸易系、合作社系、工厂管理系、法律系和外交系，后来又增设了国民经济计划、农业经济等专业。此外，中国人民大学还设有专修班，包括经济计划、财政信用借贷、贸易、合作社、工厂管理、统计、外交、教育、法律等班。[9](P95)随后，又开设了中共党史和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专业，并且很快开办了相应的研究生教育。上述专业都是培养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急需人才的专业，并且也是最需要向苏联学习的专业。
与此同时，在各个系科之下，中国人民大学又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41个教研室。教研室作为高等学校的基本教学组织，围绕相关专业和课程设立，如经济计划系根据专业细分，设立了统计、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组织、农业学、国民经济计划、经济地理五个教研室。[10]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研室设置来看，诸如财政、统计、贸易经济、工业经济、国民经济计划、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刑法、民法等，都是与实际联系较为紧密、社会需求十分迫切的专业。因此，尽管不是理工科院校，但中国人民大学的专业设置还是体现了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特征。
教研室的设立，为各个专业的教学组织和教学管理提供了便利，也为苏联专家全面指导学科建设提供了便利。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几乎所有教研室都有苏联专家，他们全面参与教研室的日常工作，包括制订教学计划和讲授大纲、编写教材、集体备课、日常教学、指导实验和生产实习、开展科学研究等。通过教员的集体讨论和苏联专家的集中指导，保证了学校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促成了学校科研工作的起步，有效推进了学科建设和发展。
(二)人才培养
在专业设置的基础上，苏联专家还全面参与到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从招生对象、课程体系到具体培养模式的设计，苏联专家及其带来的苏联经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联专家认为，工人和农民是国家建设的主要力量，要加强他们的文化素养，为他们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作为具有“造就革命的先锋队”这一传统的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坚持了“向工人和农民敞开大门”的理念，在实现工农干部知识化方面积极向苏联取经，为广大工农学生提供接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
在办学体制和课程体系上，学校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根据建校初期的生源特点进行设计，将校内办学和校外办学、脱产学习和不脱产学习结合起来，建立了多种学制、多种形式和多种规格的办学体制，既设有培养师资和高层次人才的研究生班，又设有系统培养专门人才的本科班，还有为提高领导干部政治水平和管理能力的专修科，另外还设立了预科、工农速成中学，帮助文化水平较低的学员补习文化知识。
在教学计划的制定上，苏联专家针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具体情况以及中国的国情，结合苏联高等院校的办学经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规划和设计。当时，学校各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基本上都是以苏联相应的教学计划为蓝本进行编制的。编制这些教学计划的基本原则是“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相结合，专业课与基础课相结合”，“无论哪一种专业都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专业所需的一般科学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加深专门的具体业务和技术的教育”，同时重视通识教育，如为了加强学生对国家政权的理解，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精神，学校在法律以外的各个专业也都设有国家与法权基础等课程。[11]
在具体授课方式上，苏联模式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参照样本，特别是公共课的教学，几乎完全效仿苏联大学的模式。其中，对国内其他高校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四门政治理论必修课。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整个课程体系的核心，这四门课沿袭了苏联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意识形态性质，成为全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必修课的范例，兄弟院校的教师纷纷来校听课，将这种授课模式移植到各自的学校。
此外，苏联专家还将习明纳尔(课堂讨论)、口试、四级计分制、生产实习等人才培养模式引入中国人民大学。这些模式在中国人民大学实践以后，结合中国情况不断加以调适，并由此推广至国内其他高校，其中的许多成功做法(如生产实习等)帮助中国在各领域培养出一大批建设人才，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国内各个高校的基本人才培养手段。
(三)师资培训
当年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有一项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帮助学校培养合格的教师，以便将来接替他们的工作。为此，苏联专家将主要力量放在培养教师与研究生上。他们通过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讲座的形式传授知识，并形成了“边教边学”的培养模式，即苏联专家前一天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课，这些青年学者消化吸收以后，第二天就到课堂上给本科生讲授这部分内容。
通常情况下，苏联专家每周为教师授课一到两次。这些教师听完课后，通过查阅原著，补充联系中国实际的内容进行讲授，以便中国学生理解。[12]如讲授政治经济学，当讲到各种经济法则时，就需要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的特点，分析它们如何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时，则需要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从本质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13]究竟应该在课堂上联系哪些实际，以及应该如何联系，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课前的集体备课时加以充分讨论，结合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统一进行准备。
1952年以前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先由专家给教师讲课，再由教师给学生讲课的授课模式，1952年以后逐渐转变为由专家为教师作专题讲授和系统辅导，以教研室科学指导员的身份指导教师备课及开展科学研究。[14](P78)通过这种“边教边学”的方式，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迅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教师。1951年1月，苏联专家来校仅一年后，苏联顾问安德里昂诺夫(Andrianov)在向中央政务院作报告时就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在学校各专业领域共培养了275名教师和217名研究生，以及国内其他高校的进修人员127人。[15]这些教师和研究生不仅壮大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师资力量，同时也成为全国各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骨干。
其他高校的教师来中国人民大学听课成为苏联专家进行师资培训的一种有效形式。由于苏联专家人数众多，专业分布广泛，当年全国许多高校的教师都曾到中国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课，其中不乏各学术领域的知名学者。一些高校还统一组织教员到中国人民大学听课，如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医大学、河南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商业专门学校等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初，也都曾派大批教师和管理干部前来学习。[16](P164)此外，由于苏联专家涵盖了财经专业的各个方面，因此全国其他财经院校如现在的中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及上海的一些学校，也曾派人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7](P169)在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对苏联专家工作情况的总结中，详细记录了每位专家所作的每一场报告，其中不乏专门针对国内其他高校的讲座和培训。后来学校还开办马克思主义进修班，专门负责兄弟院校政治理论教师的进修，授课教师中也有不少苏联专家。正是因为这些苏联专家的直接授课，当年无论是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还是前来培训或旁听的教师，大都有一种“小留学”的体会。①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在新中国是最早以开展研究生教育为途径培养师资和高层次人才的，这些研究生的授课工作大都由苏联专家完成。7年间，苏联专家为2574名研究生讲过课，1956年以后，培养研究生的任务才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直接承担。[18](P89)这些研究生毕业后一部分留校任教，成为后来各学科领域的中坚力量，其余学生则分配到国内其他高校，在这些学校的学科建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财经、政法和哲学领域，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大高校，并且大都是其中的学科带头人。
(四)教材编写
建校初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除了培训师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编写教材。当时，除了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及某些基础课以外，绝大部分课程都是以苏联已有的或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作为基础进行讲授。[19]这些教学大纲和教材在思想性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契合，并且包含了苏联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的内容同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国情基本一致，因此教师能够较好地运用这些材料进行教学。同时，根据“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教师在备课和编写教材的过程中，还适当加入了联系中国国情的内容。
具体而言，苏联专家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材建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苏联专家带来自己编写的教材或学术著作，由中国教师进行翻译；其次，苏联专家推荐其在苏联高校教学时使用的原著，这些原著大都为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由中国教师翻译后供学生使用，或让具备一定俄文基础的学生直接阅读；再次，专家们的讲座被翻译成中文后，各个教研室的成员也会据此编写中文教科书，并通过复制，将其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乃至全国通用的教材；最后，苏联专家在校期间经常就各个主题发表演说、报告，或关于学术，或关于大学管理，人大教务处将这两类材料整理并印刷出来，供本校及国内其他高校使用。此外，苏联专家还经常指导学校教师编写符合中国国情的教科书，一些教师也会主动参照苏联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编写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各系各专业的教学工作对苏联教材的依赖性很大。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原系主任齐一曾指出：“我们开始担任系统的理论讲授的教师，所以能够基本上完成任务，主要是借助于苏联的先进教学大纲和材料”。[20](P101)在许多教研室，专业课和基础课的教材及参考资料都是苏联专家编写的，如教育课作为学校专修科教育班的一门主要业务课，其讲义由波波夫(Popov)亲自编写，同时以凯洛夫(Kairov)所编《教育学》作为主要参考资料，内容十分丰富。[21]
在讲授四门政治理论必修课的教研室，苏联专家不仅对课程设计起决定性作用，其编写和推荐的教材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乃至全国通用的教科书。曾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的云光指出，苏联专家不仅肩负起校内外许多讲演、报告的任务，还编写了百余万字的教材、讲义，为教研室积累了宝贵的教学财富。[22]阅读原著是讲授这些课程的苏联专家十分推崇的。如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研室，弗拉迪斯拉夫·凯列(Vladislav Kelle)从1952年到1954年一直在讲授“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介绍”课程，其中的阅读书目包括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这些经典著作在中国人民大学是教科书，在全国也是哲学专业的公共教材。[23]
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由苏联专家直接编写或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的讲义、教材共计101种。[24](P92)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总结苏联专家的工作情况时，对各系聘请的苏联专家在讲课和教材建设方面的情况分别进行了统计，其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位专家编写的教科书、讲稿或教学大纲的名称、页数、翻译成中文的字数，以及对内、对外发行的份数。这些材料显示，平均每位专家留下的书稿或讲稿多达几百页甚至上千页，印数达到数千份甚至上万份。这些书稿和讲稿涉及面广，涵盖政治理论、财经、政法等诸多专业领域，不仅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各个学科的基础教材，还被国内其他高校广泛采用，成为这些学校最初的教学资料。
(五)科学研究
在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专家对学科建设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培养中国学生从事科学研究。他们将科学研究看做是提升教学质量、增强学科实力的重要因素，强调教师的基本能力除了包含讲课能力，还应包含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关于科学研究的最初认识，基本上都是从苏联专家那里获得的。
当时，苏联专家作为各学科的科学指导员，经常给学校师生发表讲演和报告，其中有一类报告是关于科学研究的。这类报告不仅奠定了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工作的基础，同时也对我国文科科研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苏联专家将科学研究的形式总结为报告、论文、定期刊物的写作以及写书，指出开展科学研究“要很好的理解本门专业”，“要有明确而深刻的思想性”，“要收集必须的材料”，“要正确地分析和综合材料”，“要善于叙述”。其中《教学与研究》等刊物的编辑出版，就是定期刊物写作的一种表现。此外，苏联专家还详细介绍了开展科学研究的几个基本步骤，即选择题目、读参考资料、制定写作提纲、再读参考资料、开始写作、讨论和修正。从中可以看出，苏联专家非常强调文献阅读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如今这一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乃至理工学科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首要步骤。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类报告中，苏联专家提出要学习和借鉴国外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尽管当时指的是借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但这也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建设的国际化视角奠定了基础。[25]
1953年11月，布列也夫(Breev)在给全校教员的报告中再次重申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教员才能充分掌握和补充自己所授专业的知识，获得深入分析本门科学中许多理论问题的技巧，积累知识和材料，把它们更好地应用到教学工作中去。布列耶夫还明确了科研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并结合各类研究实例分析了开展科研工作的具体过程，详细介绍了平衡法、历史法、叙述法、分析法等当年苏联运用较多的科学研究方法。[26]对科研工作的重视，体现了苏联专家对高等院校科研属性的认同，同时也体现了加强学科体系建构的思想。
在科研体系的实际建设过程中，苏联专家十分强调组织性和计划性。当时，学校的41个教研室需要分别起草科研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给各个导师和研究生分配科研任务，随后每年年末召开由学校全体科研人员参加的“科学讨论会”，总结研究计划的完成情况。在苏联专家的推动下，中国人民大学首届“科学讨论会”于1950年10月召开。此外，各系及各教研室在一些庆典日也会召开“科学讨论会”，如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周年纪念日等。在这些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会作为科研成果编入会议论文集。如今，主题明确的周年性学术研讨会已经成为我国各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实现了较早的科研起步，在诸多学科领域处于理论前沿，不断有最新成果问世，这也奠定了学校在这些学科领域的领先地位。
三、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地位的形成
1954年4月，高等教育部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来自全国100多所高等院校及各地党委宣传部和教育局的干部参加了这一为期九天的全国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在学习苏联方面的成功经验，激励全国其他高校更加努力地参照苏联模式改造自身。为此，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和管理干部作了一系列关于学校在教学、科研等领域学习苏联经验的报告。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杨秀峰要求各院校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奋斗目标和具体计划，进一步提高教师业务水平，作好教研室工作，用苏联经验推动教学改革。
应各院校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同意其有关教研室和相关院校建立直接联系，加强支援与合作，帮助其他院校利用苏联经验推进学科建设。各高校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做法和成就表示肯定与赞赏，复旦大学的代表认为“中国人民大学从无到有，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为全国高等学校起着示范和指导作用”；云南大学的代表认为“研究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就可以找出自己工作中的缺点、甚至错误的原因”；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小组会上明确表示：“今天使我更清楚地了解到党中央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初即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意义。”[27](P10-11)
来自上级领导部门和其他院校的高度评价，肯定了建校初期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明确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等院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同时也确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在财经、政法、马列主义哲学等领域的学科地位。这些学科地位的形成，同苏联专家的帮助和努力密不可分。
如在马列主义哲学领域，中国人民大学的课程体系、教学大纲等成为全国其他高校参照的样本，这些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一方面，苏联专家帮助相关教研室建立了一套教学方法和教学制度，包括凯列在内的苏联专家亲自授课。在他们的教导下，截至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共培养了206名马列主义教员，“除本校外，还分布到全国从东北到西南、从新疆到东海岸的五六十个高等学校之内，其中大部分已经开始教课，一部分已成为领导骨干”[28]。而马列主义研究班开办七年，共培养了2500多名研究生，为国内各高校输入了大量师资。[29]因此，凯列也被称为“中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著名哲学家，几乎都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如萧前、黄楠森等。
另一方面，由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翻译或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的马列主义理论教材，被国内其他高校广泛用于理论学习和日常教学，并成为他们日后编写相关教材的“母本”。据统计，到建校五周年时，中国人民大学翻译或编写的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已经印刷了765万册，其中大多被各高校拿去参考或者使用。[30]杨秀峰肯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选用苏联材料编写教材方面取得的成绩，号召国内其他高校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他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各门课程的教材，有的是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有的是教师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自己编写的，这些材料都可供各院校参考使用。我们应从这些教材中，特别是从直接取之于苏联的教材中学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的范例，来独立解决各门课程的编写问题。”[31](P6)
在其他学科领域，苏联专家也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地位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极大努力。在法律系，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参照苏联模式在全国率先设立了民法、刑法等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并设立了刑法、民法、国家法、国际法、国家与法权原理、国家与法权史6个教研室。完备的专业分科和系统的培养模式，吸引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北京政法学院等国内一批政法院校纷纷选派教师前来培训，并采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材和教案进行授课。
1954年，高等教育部进行院系调整后，将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进一步明确为“培养财经、政法及俄文干部和高等学校师资”，“改造和提高高等学校现有的财经、政法师资”，以及“培养马列主义师资及研究生”。[32](P126)这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中国人民大学在财经、政法、马列主义哲学等苏联专家分布较为密集的学科领域所处的指导性地位。其中一些专业，如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的前身——1950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的会计专业，成为当时高等院校的样板专业，在新中国会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3](P523)学校还在苏联历史档案学家谢列兹聂夫(Seleznev)的指导下创立了档案学专业，并使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专业。另外，工业经济、贸易经济、党史等专业都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成为全国相关专业的建设模板。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苏联专家逐步离开中国，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数量也相应减少。随着1957年彼得洛维奇·约尼季(Petrovich Ionidi)及其他5名苏联专家的离去，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全面指导工作的时代宣告结束。
四、结语
国内外教育学家曾经指出，教育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苏联经验是国家建设的基本方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政治因素，又有国内经济因素，还有其他诸如缺乏理论指导、缺乏建设经验等因素”[34]。作为一个新生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当时既面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也面临现代化建设任务。要完成这双重的历史任务，最现实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向已经取得一定经验的苏联学习，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作为在高等教育领域最早学习苏联经验的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及其工作实践，对学校的制度完善和学科建设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国人民大学探索出一套苏联模式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型学科体系，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意义十分重大。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些系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乃至整个中国高等院校学科建设的最初模型，其中许多专业和系科也成为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强势专业和系科，成为国内其他高校建立相应学科的范本。
尽管当时在高等教育领域对苏联经验的学习存在一些问题，如一定程度上的“全盘接收”和“照搬照抄”，使得苏联经验同中国情况的联系不够紧密；由于学习苏联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随着中苏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学习苏联的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不能很好地延续，苏联专家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局限；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本身也存在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如“重理轻文，单科大学与综合大学比例失当，专业口径过窄，不重视学生个性发展”[35](P58)等。然而，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内忧外困”的情况下，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自有其值得借鉴之处；苏联专家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师资培训、教材编写、科学研究等方面给予中国人民大学的指导和帮助，也确实有效推动了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学科地位的形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探索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学科建设模式，并将学习视角放眼于包括欧美在内的更广阔领域。经过后来6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在2013年初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布的全国第三轮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中，中国人民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9个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一，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农林经济管理3个一级学科排名全国第二，排名第一的一级学科总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三位。[36]这一优势地位的奠定，同建校初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的帮助密不可分。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3年3月5日对余学本教授的采访。余学本为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1952—195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攻读研究生，后留校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