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元论文,试论论文,时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46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3-0041-12
对于金朝和元朝的北方经济，诸多中国通史、经济史、断代史和中国历史地理著作均有涉及，另有专门论著如禾女《金代农业技术初探》（注：《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注：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等，但尚未见到综合两朝、专论北方经济的论著。史学界一般认为，南宋或更早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至东南地区。但是，关于经济重心南移之说容易产生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就是北方经济的衰落。如王育民先生指出，元代“我国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得以完全确立”[1](p375)。不少论著因对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先入为主，不再重视，对有关史料或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甚至做歪曲的解释。加以金、元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往往产生一种偏见，只看到其破坏之处，看不到其建设之处。因此，笔者在研究过北宋北方经济的基础上，不揣冒昧地延伸至金元，对其经济状况予以探讨并向史学界讨教，以期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有所助益。
一 各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一）河北
河北在金代属于“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2]（卷八八）的发达地区。早在辽末金初，这里的燕京（今北京）就非常繁荣，“户口安堵，人物丰庶……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尼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3]（卷四○），经济达到了北京历史上的空前高度。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定都于此，改名中都，此地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金代初年的河北中部地区，据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出使金国的许亢宗亲眼所见：“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例如涿州（今河北涿州）即是“人物富盛，井邑繁庶”。[3]（卷四○）这一地区作为燕京经济发展的腹地，显然与燕京的高度繁荣相适应。大定九年(1169)，南宋使者楼钥进入河北境内后，发现“自此州县有城壁，市井繁盛，大胜河南……自南京（今河南商丘）来，饮食日胜，河北尤佳。可知其民物之盛否”。并特别指出定州新乐县（今河北新乐东北）“尤繁庶”。[4]（卷一一一）南州（今河北献县）州城及周围大部分土地盐碱化严重，“几不可以种植”，只有东北一带“有田宜稼，独异其余，乃沃壤也”。但“去城十里外，膏腴
，连阡接陌，桑荫障目”。[2]（卷四二）也即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状况良好。另外一些地方比较落后，如滦州石城（今河北唐山东北）等地“地瘠民贫，所种惟黍稗而已”[5]（卷四七），作物单调，品质不高。
河北在金代的发展，还表现在一些新兴城镇的出现。宝坻县（今天津宝坻）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地原是芦苇丛生的低洼之地，五代后唐设盐场，入辽后设新仓镇。至金朝，“居人市易，井肆连络，阗阗杂沓……加之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楫扬帆，懋迁有无，泛历海岱、青兖之间，虽数百千里之远，徼之便风，亦不浃旬日而可至……其稻粱黍稷、
鱼虾鲊，不可胜食也……虽斧斤不入山林，而林木亦不可胜用也。其富商大贾，货置丛繁……其人烟风物富庶与夫衣食之源，其易如此，而势均州郡”。大定十一年(1171)，金世宗亲临此地，因其“人烟繁庶”，下令升为县。此地以盐起家，“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列为上县”。[2]（卷六九）至承安三年(1198)曾升格为盈州[5]（卷二四），可见其发展势头之强劲。
金迁都中都后，依赖河北为主要物资供应基地。曾规定各路沿河州县均设仓存贮当地及周边州县的税粮，具体提到的州县有如下几地：恩州之临清（今山东临清）、历亭（今山东武城西），景州之将陵（今山东德州）、东光（今河北东光），清州之兴济（今河北沧州北）、会川（今河北青县），献州，深州之武强（今河北武强西）。[5]（卷二七）凡地在今山东者，都是在永济渠即今南运河东岸，也即现今山东与河北交界处。大定二十一年(1181)即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辈入京师”（注：《金史》卷二七《河渠志》所言6州，与文中5州不符，疑原文有脱漏。）。其产粮之丰盛，可以想见。地方财政和民间收入也呈富庶，如金宣宗时“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广”[5]（卷五○）。
金元交替之际，战争摧垮了河北经济的基础。但进入和平时期后，渐渐得到恢复，重新发展。元世祖时马可波罗在大都等地看到的，就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如大都（今北京）“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6]（第96章），乃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市。其中仅回回商人中统四年就多达2953户，“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7]]（卷八八）。由北京南下至涿州路上，“沿途皆见有美丽旅舍，美丽葡萄园，美丽园囿，美丽田亩及美丽水泉”，涿州则是“一大而美丽之城”。自涿州向西至太原途中，“沿途皆见有环以城垣之城村及不少工商繁盛之聚落，与夫美丽田亩，暨美丽葡萄园，居民安乐”，[6]（第109章）已看不到任何战争后的创伤。又如真定府在元世祖时，“时和岁丰……内则连甍楼栋，井肆夥繁……外则阡陌纵横，耕桑弥望，熙熙然为乐郊之民”[7]（卷五四），一派欢乐繁荣景象。其他地方也多称富庶。如昌黎（今河北昌黎），“山辉川媚，物夥民繁，利足鱼盐，土饶沃壤”[8]。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也是“古称土壤肥饶，溉以西山紫泉之水，故凡植物丰畅茂遂”[9]（卷四）。
蒙古统治者对京师所在的河北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非常重视，采取了诸多措施。如早在成吉思汗末年的1227年，保州（今河北保定）长官张柔，大力开展恢复荒废了15年的保州城工作：“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水入城，疏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10]（卷一四七）恢复了城市功能，取得显著成效并走向富裕。战乱之后的河北荒地多、驻军多，为解决军需供应问题和发展生产，元政府大兴屯田。如至元时，在新城、定兴（今河北定兴）屯田，三年间“垦田若千万顷，而仓庾委积，如坻如京矣”[9]（卷一六）。元顺帝至正年间，在京畿再次大兴屯田，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今河北山海关一带），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方圆数百里内“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岁乃大稔”[10]（卷一三八）。至正中的永平路（今河北卢龙）“储粟十万，刍藁山积，居民殷富”[10]（卷一四二）。为当时一方乐土。元代在治理河流、发展交通水利和农田水利方面也颇下功夫。如通惠河等16条河流都进行过治理并注意发挥其在农田、交通水利方面的作用[10]（卷六四），对当地经济的促进是不言而喻的。
（二） 山东及部分淮北地区
山东地区与河北一样，在金世宗时也是“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狭乡，恢复发展的速度较快，以至于金人认为“山东富庶甲天下”。[5]（卷一一七）；[2]（卷五九）如济南“风土甚好”[5]（卷八五）；“济南属县有七，水陆俱通，四方游贩岁集而月至者，莫如济阳（今山东济阳）。济阳有桑蚕之饶，户口殷庶”[2]（卷八）。沂州（今山东临沂）、邳州（今江苏邳州南）广开水渠，改变种植结构，取得丰硕成果：“比年邳、沂近河布种豆、麦，无水则凿井灌之”，开发水田600余顷，“比之陆田，所收数倍”。豆类本身有肥田功能，豆麦轮作，又有水浇灌，产量因而大增；临近的砀山（今安徽砀山）等县，则利用陂湖水源，实行稻麦连作：“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5]（卷五○）这一带的高产农田证明了农业的发达。
元代山东的经济形势，可从马可波罗在元初沿运河南下的记载中窥见一斑。
自德州至东平路上：
沿途在在皆见有不少环墙之城村，外颇美观，内甚繁盛……执商工业，适于生活之百物悉皆丰饶。
（东平）是一极大城市……此城为此地一带最大之城，有商人无数，经营大规模之商业。产丝之饶竟至不可思议。此外有果园，美丽堪娱心目，满园大果。应知此中定府（即东平府）所辖巨富城市十有一所，商业茂盛，产丝过度而获利甚巨。
自东平至济宁路上：
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皆富丽，工商业颇盛。有种种猎物，百物悉皆丰饶。
（济宁）颇富丽，工商茂盛……此城船舶之众，未闻见者，绝不信其有之。此种船舶运载货物往契丹、蛮子之地，运载之多，竟至不可思议！及其归也，载货而来，由是此二河流来往货物之众可以惊人。
自济宁至徐州路上：
沿途所经诸地，在在皆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皆大而富丽，工商茂盛。
（徐州）为一富贵城，居民是善战之士，颇务工商，有带羽毛之猎物甚饶，凡适于生活之物，悉皆丰富。其城位置于上述之河上，河中有船舶甚众，船身大于前章所著录者，所载贵重货物甚多。
自徐州至邳州路上：
沿途皆见有环墙之城村，并富丽……有世界最良之鸟兽以供猎捕，凡适于人生之百物皆饶。
（邳州）城大而富贵，工商业颇茂盛，产丝甚饶……在此城见有商人甚众，运输其货物往蛮子境内，及其他数个城市聚落。此城为大汗征收赋税，其额甚巨。
自邳州至宿迁路上：
经行美丽丰饶之地，其中颇有带羽毛之猎物。
（宿迁）城大而华富，营工商业……此地一带有极广之田亩，与美丽之平原，产小麦及其他谷类颇丰饶。[6]（第137-147章）
一路三四百公里下来，到处都是优美的自然环境，动植物茂盛，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商业繁荣，人烟稠密。途中没有提到的东昌路（今山东聊城），也是“习俗和睦”，“地平土沃”。[11]（卷一）窝阔台汗末年，自武城至新泰（今山东武城、新泰），“行于野则知其为乐岁，出于途则知其善俗”，“东州既为乐土”，四方之民纷纷移居而来。[12]（卷二六）位于胶东半岛的登州、莱州（今山东蓬莱、莱州）的经济状况则差一些。登州虽“擅利鱼盐”，但“土田狭窄，瘠卤半之”，农业落后；莱州“男通鱼盐之利，女习缉纺之业”，但“其地瘠薄，负海舄卤，蚕谷少而人民寡”，[11]（卷一）同样由于自然环境原因，农业落后，人口稀少。
（三） 河南
河南南部自北宋时就是地旷人稀，经宋金战乱且又为宋金边防地区，在金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尤其是陈州（今河南淮阳）、蔡州（今河南汝南）、汝州（今河南临汝）、颍州（今安徽阜阳）等地土旷人稀，所以采取“徙百姓以实其处，复数年之赋以安辑之”[5]（卷九二）的政策以发展当地经济。个别地方如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则是“地腴俗厚，而民富庶，侔于他邑”[2]（卷六八）。
金朝后期，河南经济有了重大发展，主要原因是迁都后人口大量南迁。如金宣宗初年，仅河北军户迁河南者就将近百万口。[5]（卷一○七）而金政府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更使河南地位陡然上升，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兴定五年(1221)省臣奏：“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5]（卷五○）其中以南阳（今河南南阳）最为典型。兴定四年李复亨言南阳有稻田500余顷，“亩可收五石”。[5]（卷一○○）次年五月南阳县令李国瑞又开水田400余顷。[5]（卷五○）十一月，朝廷下令“募民兴南阳水田”[5]（卷一六）。唐州泌阳县（今河南唐河）户繁土腴，有玉池、沲坡等水利设施用于种稻，曾“岁获千万钟”[7]（卷五二）。发展起来的河南经济，遂成为朝廷主要的财赋来源：“当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5]（卷四七）；“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5]（卷一○七）。
河南北部的经济状况比南部优越。开封两次为金朝首都，城市建设尤其是宫殿建设一度恢复到北宋盛况，重新成为人口最多、商业兴盛的大都市。怀州（今河南沁阳）、卫州（今河南卫辉）在金朝分属河东路和河北路，“风气清淑，物产奇丽”，如卫州“土温且沃……稻塍莲汤，香气蒙蒙，连亘数十里。又有幽兰瑞香，其他珍木奇卉，举目皆祟山峻岭……真所谓行山阴道中”。[2]（卷三七）秀丽的风光反映着良好的经济环境。怀州大雄山南有泉水通于沁河，“上下数十里，灌溉田园，植竹种稻，获利益多”[2]（卷六八），都是北方少见的江南气象。清丰县（今河南清丰）“魏地之大邑也，桑麻四野，鸡犬之声相闻”[2]（卷八○）。而金世宗时的相州“土地平旷膏沃，桑枣相望”[4]（卷一一一），经济状况良好。
元朝时，河南在金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蒙古军攻克开封时要屠城，耶律楚材劝阻道，“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遂保住了城中147万人民。[10]（卷一四六）开封城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城市经济也因而得以继续发展。马可波罗游历至此，看到的即是一派繁荣：“有丝甚饶，以织极美金锦及种种绸绢，是为一富足之州，由是一切谷粮皆贱……有富裕之大商贾包办其所买卖商货之税额，君主获有收入甚巨。”[6]（第148章）可见其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元初，属县长葛县尹赵志即在县南低洼之地引潩水开稻田300余顷。[13]（卷五）临颍（今河南临颍）邓艾口也有民间稻田300顷[10]（卷一九三）。元武宗时，任命峡州路总管韩冲为“汴梁稻田总管”[9]（卷一二），以路总管的级别专管汴梁路官营稻田事务，可知这里的水稻种植面积相当广大。至正十二年(1352)，“是岁海运不通。立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掌种植之事”[10]（卷四二）。朝廷专门机构特设于此，表明开封水稻生产达到新规模，地位日益重要；似乎元政府也有意以汴梁为新的粮食生产基地。在古代开封的历史上，这种情况是仅见的。
豫北卫辉路（今河南卫辉）、怀孟路（今河南沁阳）在优良的自然环境中持续发展。卫辉路“地当冲要，泉城水温”，“民情颇事商贾，地饶俗淳，勤于播种”；怀孟路“土壤腴润，其民纯实……虽地有肥硗之殊，而颇宜五谷，风俗尚俭”。[11]（卷一）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怀孟路修建广济渠，长677里，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5县，“民田三千余顷咸受其赐”，“甚益于民”，[10]（卷六五）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卫辉路朝歌县（今河南淇县）是一片沃土，蒙哥汗五年(1255)升格为淇州，“连甍表植左右闾，日中市集百货俱。荒榛一旦为亨衢……夫耕妻织园有蔬，桑无附枝麦两涂。芃芃翠浪西山隅，昔焉糊口今嬴余”[7]（卷五四）。经济不但全面恢复，而且有了很大发展。
南部地区也是一片繁荣景象。如南阳府“淳朴尚农，俗以殷富，至今犹然……舟车辏泊，人物浩穰，庶政孔殷，地称陆海”。汝宁府（今河南汝南）有着良好的农田水利设施，“汝南旧有鸿郄大陂，西平有二十四陂，郡亦为饶”[11]（卷三）。商业也较发达，史称“汝、汴二郡多富商”[10]（卷一八六），即说明汝宁府商业可与汴梁相媲美。
包括今河南大部的河南江北行省在元代的整体发展，时人有着深刻的感受。大德九年(1305)即有人言：“河南先民疏士旷，田价至弱……逮今民日生集，丛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14]（卷一七）此时距元朝建立仅30余年，土地价格以数十倍、上百倍的幅度增长，显然是因为人口猛增，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并能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财富而致。元朝末年，汴梁人对和平时期的河南经济追忆道：“河南提封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岁输钱谷数百万计。”[10]（卷一八六）元政府每年在此征收税粮2591269石，仅次于江浙行省而名列第二，[10]（卷九三）。占全国总数12114708石的21.3%。此外还承担着数额巨大的竹木岁课，以天历元年(1328)为例，即有竹269695竿，板木58600条，额外竹木税课1748锭30两。此外还有矾课2414锭33两，也是全国最多，占矾课总数2449锭的99%。[10]（卷九四）
（四） 山西
地处太行山区的山西，宋金时为河东路。北宋时，山西因自然环境较差而为北方最贫穷的地区。入金以后虽经开发，达到“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地步，毕竟可垦之地有限而且土壤大多贫瘠，正常年景粮食尚难自足。“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5]（卷一○八）金世宗也指出：“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不过经多方辛勤努力，也常获得大丰收。如大定二十一年(1181)，“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5]（卷四七）汾河两岸的平阳道（今山西临汾）则非常富庶：“平阳一路，地狭人稠”[5]（卷四七）；元人郝经甚至言，金朝“亦以平阳一道甲天下”[15]（卷三二），认为平阳是金朝境内最发达的地方。当地不仅利用汾水灌溉，更在田间地头打井汲水，“平阳掘井种田，俱可灌溉”[5]（卷五○），使农业生产更有保证。
入元之后，山西仍呈发展之势。如马可波罗载，太原府“工商颇盛，盖君主军队必要之武装，多在此城制造也。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圆，酿葡萄酒甚饶。契丹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亦种桑养蚕，产丝甚多”。由太原向西骑行，七天的路程中，“沿途风景甚丽……其中商业及数种工业颇见繁盛，有大商数人自此发走前往印度等地经商谋利”。明清时期著名的晋商，此时已崭露头角，而且在元朝大一统的背景下，做的是国际贸易。平阳府“城大而甚重要，其中持工商业为活之商人不少，亦产丝甚饶”；山西沿黄河与陕西接壤处的一些城镇“其中商贾甚夥，河上商业繁盛；缘其地出产生姜及丝不少，禽鸟众至不可思议”；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商业茂盛，织造种种金锦不少”。[6]（第110,113章）元人余阙对元前期山西经济的概括又做了印证和补充：
晋地土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16]（卷三）
当地人民勤奋务农，充分利用土地和水利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业，使土地一年三收，良田亩产量最高者，可供应一人的口粮即6石左右，所以基本上能使大多数人家丰衣足食，而不必流亡或到外地谋生。至元中，绛州（今山西新绛）引浍河水开发出水利田2000多亩，“亩收一钟”。一钟为六斛四斗，虽未必尽是如此，但无疑是高产田。绛州曲沃县（今山西曲沃）“土腴物阜，为绛诸县甲”。[7]（卷三七，五三）另据王桢言，山西人“居常积谷”，荒歉之年可避免“流离之患”。[17]（卷四）山西自古即有勤劳节俭的习俗，史称“勤于耕耘”、“能俭勤农”、“惟勤农作”、“无游惰之人”；[11]（卷四）“晋人勤俭风土然，山顶开耕自山趾”，“畦田虽狭水所腴，风俗勤俭仍岁熟”。[7]（卷七）正是靠着这种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在艰苦的条件下，以加大劳动投入的手段，创造出丰硕的经济成果。总之，元代山西经济是持续发展的经济，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五） 陕西等西北地区
金代陕西与河南一样，经济恢复的速度较慢。天德二年(1150)，陕西转运使毛硕说：“陕右边荒，种艺不过，麻、粟、荞麦，赋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绢、干姜，商贾不通，酒税之入耗减。”[5]（卷九二）农业相当落后，商业萧条，赋税收入很少。至大定年间，仍与河南一样，还是“人稀地广，藁莱满野”。如与西夏交界的保安州（今陕西志丹）、兰州（今甘肃兰州）“无所产，而且税少”。[5]（卷五○）又经三四十年的恢复，情况有了改观。如贞祐年间，陕西即常向河东“通购物斛”[5]（卷一○八）。兴定四年(1220)，陕西行省把胡鲁言，“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李复亨同时也指出，朝廷迁到河南后，“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陕西地腴岁丰，十万石之助不难，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因建议漕运，“自夏抵秋，可漕三千（十？）余万斛”。[5]（卷二七）既有民间贩运，更有官方赋税调拨，一时间陕西成了京师军粮的主要外援之地。直到天兴元年(1232)，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等地尚有数十万斛军粮等待东运，这显然依赖于“地腴岁丰”，是恢复开发的结果；有史料言金末的镇戎州（今宁夏固原）“土壤肥沃，又且平衍”[5]（卷一一六），可谓一例。不过从整体上看，金代陕西经济始终未能恢复到北宋时的水平。
蒙古统治陕西以后，即着手恢复战火之后残破的陕西经济。窝阔台汗五年(1233)，陕西长官田雄披荆棘，招流民，“教民力田，京兆大治”[10]（卷一五一）。蒙古国时期尤注重水利工程的修复。窝阔台汗十二年，朝廷设宣差规措三白渠使和副使，调拨大批劳力与物资修缮了三白渠。[10]（卷六五）蒙哥汗二年(1252)大封同姓，特意让忽必烈在南京路（今河南开封）和关中任选一地。由于“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遂被选为封地。[10]（卷一五八）“天府陆海”虽是古时名声，但忽必烈不选南京路而选关中，可以看出关中经济已有所恢复，胜过当时的河南。又经忽必烈治理，“关陇大治”[10]（卷四）。至元初又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以西募民垦荒屯田数千顷，经三年努力，“屯成，果获其利”[10]（卷一九一）。
这样，到马可波罗游历陕西时，所见到的已是日臻繁荣的状况了。从山西进入关中至今西安的路途中，“沿途所见城村皆有墙垣。工商发达，树木园林既美且众，田野桑树遍布……土产种种禽鸟不少，可供猎捕畜养之用”；京兆府“城甚壮丽……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城中且制一切武装。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城外有忽必烈之子的秦王宫，“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5里。……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从京兆府南下至今汉中途中，“皆见有不少环墙之乡村，及美丽平原，居民以工商为业，有丝甚饶”。[6]（第114-155章）所经之地郁郁葱葱，生态和谐，农桑旺盛，城市繁荣。另外一些地方如邠州（今陕西彬县），“纯俭索约，野无惰农，岁有高禀”[11]（卷四）。可谓勤俭致富的一个例子。尤为突出的是，其时关中小麦种植空前发达，并领先全国——“今盛于天
下”[7]（卷八六）。
元朝中期陕西经济达到兴盛期，正如苏天爵总结的那样，“关、陇、陕、洛之郊，号称沃土，国家承平百载，年谷丰衍，民庶乐康”；盛极而衰的转折是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然自致和之秋，军旅数起，饥馑荐臻，民之流亡，十室而九”。[9]（卷一七）战乱又一次打断了经济的发展。但政府随即又采取措施发展生产。次年便兴修洪口渠，引泾水入白渠，灌溉泾阳（今陕西泾阳）等5县农田7万余顷。[16]（卷三）至正二十年(1360)又一次修建泾渠，灌溉面积达到45000余顷。[10]（卷六六）照此数字，已经超过北宋，即使有所夸大，也表明元代陕西经济又一次有所恢复并顽强发展。
西夏等西北地区，金元时有不同程度的开发与发展。两宋之际，西夏乘宋金战争之机，用武力等手段扩大了领土，实力更增强。其地“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坚腴，水清洌，风气广莫……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5]（卷一三四）。在农牧业皆宜的优良环境中，经近200年的苦心经营，西夏地区获得很大发展，以富强著称于当时，屹立于西北。
西夏中心地区农业主要依靠汉唐时建造的汉延、唐来二渠，受益面积9万余顷，但在战争期间废坏淤浅。[10]（卷一六四）元世祖至元初年予以修复，灌溉面积亦有所扩大，“溉田十数万顷，人蒙其利”[10]（卷一五七）。随即又在中兴（今宁夏银川）、西凉（今甘肃武威）、甘（今甘肃张掖）、肃（今甘肃酒泉）、瓜（今甘肃安西南）、沙（今甘肃敦煌西）等地兴修农田水利，开发水田，吸引来归业人民四五万户[10]（卷一四八），当地经济再次走向发展之路。如西凉即“出产小麦甚饶”[6]（第71章）。元世祖至元末年，“宁夏户口繁多，而土田半艺红花”，朝廷恐怕粮食不能自给，令改种谷麦。[10]（卷一七）红花既是染料，又是中药，果实还可榨油，是一种有很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宁夏人民因地制宜广泛种植，显然是因为能获取更多的收入。”土田半艺红花”或许有些夸张，但当地已成为一个专业化很强的经济作物区则是无疑的。至于口粮问题，元政府片面重农观念大概是多虑的，农民不会饿着肚子经营经济作物。要么是另一半土地可提供足够的口粮，要么是可向附近地区购买。总之，“半艺红花”是当地经济发展到新高度的体现。
地域辽阔的西北高寒地区，自然条件大部分不佳，经济发展不平衡。以甘肃行省农业而论，既有前文提到的盛产小麦的凉州，也有“气寒地瘠，少稔岁”[10]（卷一二一）的甘州。但至元二十六年曾“移八八部曲饥者就食甘州”[10]（卷一五），证明此地已有较多的余粮。地方官又通过赈贷以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延祐年间，“兵馕既足，民食亦给”，甘肃也“诸仓俱充溢”。[10]（卷一二一）贫困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
在现今的新疆，元朝史料表明一些地区境况良好。如耶律楚材在今霍城县克干山南麓的阿里马城看到：“附郭皆林檎园囿……附庸城邑八九。多蒲桃、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19]今喀什一带，“居民为工匠、商贾。有甚美之园林，有葡萄园，有大产业，出产棉花甚饶。有不少商人由此地出发，经行世界贸易商货。居民甚吝啬窘苦，饮食甚劣”。果品业、棉花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只是这些成果都被剥削，劳动人民生活仍贫困不堪。现莎车一带“居民百物丰饶”；现和田同样“百物丰饶，产棉甚富，居民植有葡萄园及林园”。[6]（第50,52,53章）可以说新疆和内地同步发展，有的地方农业不亚于内地，有的方面如棉花生产领先于内地。
（六） 东北及内蒙
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发祥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东比地区因而进入一个重要的开发时期。阿骨打定都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辖南至吉林长白山、北至黑龙江海伦的广大地区。此地率先得到开发：“土多材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土产名马、生金、大珠、人参及蜜蜡、细布。”[20]（卷三）其北部的率、胡刺温之地（今黑龙江哈尔滨以北至海伦一带）“地广而腴”，大定年间迁徙三猛安至此予以开发。[5]（卷四四）会宁府东南、东北及北部广大地区，明昌五年(1194)已有猛安谋克户176000余，每年提供赋税205000余石，因当地政府“收多支少”，储存量多达2476000余石。[5]（卷五○）如此大量的储备粮，即使在中原地区也是罕见的。
咸平府（今辽宁开原北）及相邻的临潢府路（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是又一重要经济区。“其地肥沃”，“彼地肥美，异于他处”，大定年间将奚人六猛安移居于此后，“精勤农务，各安其居”。[5]（卷四七）临潢府路中的泰州（今吉林白城南），早在金太祖时，就因土地肥沃而迁徙万余户屯田于此。[5]（卷七三）临潢府所属懿州（今辽宁彰武西）已位于草原，也开垦出大面积耕地，仅两个部族争夺的一片土地就有6万倾之多。[5]（卷四七）临潢府路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北）在辽代即建有行宫，“宝货多聚藏于此”，至金时仍“比他州为富庶”。[5]（卷二四）咸州即咸平府以北地区，金初已是“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家穄黍”[3]（卷四○），农业生产颇具规模。
辽宁南部地区人口稠密，垦殖率高，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如沈州辽滨县（今辽宁沈阳西北）在金章宗承安年间，仅和籴粟尚末付款、存于民间的就多达10万斛。[5]（卷一一○）农业区也不断扩大。如复州（今辽宁大连一带）后厮罕关周围700余里地域内，原为官方围猎区，大定年间因“其地肥衍，令赋民开种……田收甚利”[5]（卷六六）。元朝时，这里仍是“地甚肥沃，有耕稼之利”[11]（卷二）。明昌三年(1192)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5]（卷二七）由于农业发展，产粮丰富，已有外运的实力，开创了东北粮食南下的历史。
元代相关史料欠缺，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在这一地区的和籴与粮食外运情况。在《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市籴》中，记载和籴事例22年次，明确所在地者29地次，在本区者13地次，在内蒙古的就有10地次，证明当地及附近地区能够提供大量的余粮。至顺二年(1331)，曾在辽阳路懿州（今辽宁彰武西）、锦州（今辽宁锦州）以钞30万锭和籴粟、豆10万石，运往大都。[10]（卷三五）至正十二年(1352)，又在辽阳和籴粟、豆50万石。[10]（卷四二）在金代基础上发展的东北经济，继续着北粮南下的历史贡献。
二 各行业经济发展状况
（一） 畜牧业
北方地区有着辽阔的草原即天然牧场，历来是畜牧业的主要基地。金元时期，大批游牧民族涌入中原并成为统治阶级，畜牧业的专业地域扩大，呈现出新形势。
金初沿袭辽代旧制，在水草丰美且无蚊蚋之地设置5群牧所，金世宗时扩展为7所，所牧牲畜有马、牛、羊、骆驼。马作军用，“牛或以借民耕”。大定二十八年(1188)，官营牧场拥有马47万匹、牛13万头、羊87万只、骆驼4千峰。[5]（卷四四）此后仍有发展。虽无总数传世，但金末仅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就有监马近百万匹[10]（卷一二二），可知其时马匹超过百万是没有疑问的。明昌五年(1194)，又将骟马分散于中都路，西京路，河北东、西路民间牧养，[5]（卷四四）仍属官营牧马业的一部分。当时在内地也设置了牧场。明昌三年，南京路有牧地63520余顷，陕西路有牧地35680余顷。[5]（卷四七）两地合计99200余顷，仅此就已超过了北宋时官营牧地98900余顷。[21]陕西地处边防，原本即有牧地，但南京路地处中原腹地，原为人口密集的农业区，此时牧地多出陕西3万余顷，就农业而言是倒退，就牧业而言则是发展。金世宗时惟有河南、陕西两地“人稀地广，藁莱满野”，与大面积的牧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由此也可知，两地的“藁莱满野”并非全是荒地，只是利用方式、产品结构改变了。
民间畜牧业也有相当规模。如养马业：相州（今河南安阳）“家家有马”[4]（卷一一二）。海陵王正隆年间，为南侵攻宋，大括民间马匹：“凡调马五十六万余匹，仍令户自养饲以俟。”[5]（卷五）民间总数大约也超过百万匹。养牛业：承安二年(1197)，曾派官到东京、西京、北京、中都、河北等路买牛5万头。[5]（卷一○）民间实有牛数远多于此。金朝末期，新蔡（今河南新蔡）征收赋税以牛数多少为差[10]（卷一六○），说明牛是主要产业。养羊业：大定年间，诏以羊10万只拨付乌古里石垒部畜牧，“其滋息以予贫民”[5]（卷七）。养猪业史料很少，但从地处东北的会宁府金朝前期曾每年贡猪2万头来看[5]（卷二四），民间饲养是极为普遍的。
以游牧民族而建国的元朝，“以兵得天下，不藉粮
，惟资羊马”[10]（卷二○五），将其擅长的畜牧业推行全国，一度将境内都变成牧场，“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养马业尤为兴盛：“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有之。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10]（卷一○○）由于元代畜牧业太广泛太兴盛，以至于没有具体数字传世。可以肯定的是会超越以往，达到鼎盛期。而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养羊业的重心无疑在北方地区。畜牧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是这一时期的特色。
（二） 桑蚕棉麻业
女真人的发祥地白山黑水间虽仅产麻，“土产无桑蚕”[3]（卷三九），但那是当地自然条件造成的，并不影响女真人南下后对桑蚕业的高度重视。在大力发展各地原有桑蚕业的同是，尤其注意培养、督促猛安谋克户从事桑蚕生产。金朝规定：“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缺。”金章宗明昌初，针对猛安谋克户再次下令：“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5]（卷四七）照此，金朝的桑树种植面积大约占垦田数的十分之一二。
金代桑蚕业以河南、河北、山东最为发达。金朝末年，宋军北上，从洛阳（今河南洛阳）向钧州（今河南禹州）、许州（今河南许昌）、蔡州、息州（今河南息县）行军途中，因粮饷不继，有两天全靠采食桑叶活命。[22]（卷五）足见这一带到处都有桑林。唐州泌阳县金末新种桑树30万株，“县以之致富”[7]（卷五二），经济效益明显。又如相州也是“桑枣相望”[4]（卷一一一）。正大五年(1228)，郑州（今河南郑州）发生雹灾，“桑柘皆枯”[5]（卷二三）。河北献州“桑荫障目”[2]（卷四二），燕京更是“桑、柘、麻……不问可知”[3]（卷四○）。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有扫帚桑、望都县（今河北望都）有大龙桑、小龙桑，[4]（卷一一一，一一二）种类丰富，也是桑蚕业发达的表现。此地还有很多人工放养的柞蚕，如明昌四年(1193)，“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谋克之地，野蚕成茧”[5]（卷二三）。山东济阳“有桑蚕之饶”[2]（卷七八）。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大面积的桑柘之林令人惊奇：天眷二年(1139)夏，宋将岳飞率兵10万攻东平，金军仅5千，“时桑柘方茂”，金帅使人在林间广布旗帜以为疑兵，竟使10万宋军不敢进攻，相恃数日而退。[5]（卷八四）则这片桑林之广，至少能容纳数万人才能吓退宋军。金末发生大饥荒，到夏初青黄不接时，“其桑椹已熟，民皆食椹，获活者不可胜计”[17]（卷九）。桑树之多之旺盛，可以想见。
尽管经过战火的摧残，元代初年北方的桑蚕业之兴旺仍不减当年。文天祥被押解北上时，有感而发的几首诗中对此予以称赞。如济州（今山东济宁）“时时见桑树，青青杂阡陌”；东阿（今山东东阿南）“秋雨桑麻地”；陵州（今山东德州）“远树乱如点，桑麻郁苍烟”；献州“乃今来中州，万里如一概。四望登原隰，桑麻蔚旆旆”。[23]（卷一四）马可波罗所见到的更多的是桑蚕业的结果——蚕丝：北京附近“丝之多且贱”，每日入城的丝“计有千车”；河间“饶有丝”；山东东平“产丝之饶竟至不可思议”；河南开封“有丝甚饶”；山西沿黄地区产“丝不少”；山西太原“亦种桑养蚕，产丝甚多”，山西临汾“亦产丝甚饶”；关中地区“田野桑树遍布”，西安“产丝多”；西安以南至汉中“有丝甚饶”。[6]（第96,134,137,148,113,110,114,115章）此后持续发展，仅从桑蚕灾害就可以看出。大德九年(1305)，清州（今河北清县）、莫州（今河北雄县南）、沧州、献州4地遭霜害，毁桑2417000余棵，坏蚕12700余箔。[5]（卷五○）至顺二年(1331)，真定路（今河北正定）、汴梁路（今河南开封）、晋州（今河北晋县）、冀州（今河北冀县）、深州（今河北深县南）、蠡州（今河北蠡县）、景州（今河北景县）、献州、恩州（今山东武城东）、冠州（今山东冠县）发生桑树虫灾，其中冠州受灾桑树就多达40余万棵。[5]（卷三五）冠州仅领1县，桑树至少有40余万棵，则上述各地桑林之广，是不言而喻的。又如大宁路（今辽宁朝阳西）也有4州3县“皆土产桑”[11]（卷二）。一直到元朝末年，不少地方还在进一步发展桑蚕。如至正十年(1350)，保定路庆都县（今河北望都）通过劝课，“四郊之桑皆郁然成列矣”[9]（卷一）。
关于元代北方蚕事，《农书》多有记载。王桢著《农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总结南北各地经验教训，以利取长补短，所以多进行南北比较：“北方养蚕者多，农家宅院后或园圃间，多种萑苇以为箔材……南方萑苇甚多，农家尤宜用之，以广蚕事。”“北方蚕小时，用刀切（桑）叶砧上，或用几，或用夹。南方蚕无大小，切桑俱用砧也。”所言“夹”即桑夹，为挟桑叶的工具，以便于铡刀切桑，此为北方特有的工具，一般高二三尺，“若蚕多之家”所用的大桑夹，“实纳桑叶高可及丈，人则蹑梯上之……南方切桑唯用刀砧，不识此等桑具，故特历说之，以广其利”。又言：“南方例皆屋簇，北方例皆外簇。然南簇在屋，以其蚕少易办，多则不任；北方蚕多露簇，率多损压雍阏。南北簇法俱未得中……南方夏蚕不中缲丝，惟堪线纩而已。”缫丝时，南方用冷盆，所出丝“细缴何轻匀”；北方用热釜，所出“丝圆尽多缕”。质量各有千秋，但若论数量、速度，则以热釜为佳：“凡茧多者，宜用此釜，以趋速效。”[17]（卷二○，二一，六，二○）以上不同情况归结起来，有三点可以明确：一是北方桑蚕多，养蚕业规模大；二是北方蚕事工艺先进；三是北方由于养蚕多，只好屋外露簇，相比南方蚕少可以屋簇显得粗放。由此可知，元代北方桑蚕业并未衰退，不仅是发展的，而且发达于南方。至少不比南方落后。中统四年(1263)，“天下户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一百一十。赋丝七十万六千四百一斤，钞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锭”[10]（卷五）（注：《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作“丝七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一斤”，与此数稍异。），户均丝4.47斤。元代科差专有丝料一项，户口专有“止纳丝户”、“丝银全科户”和“五户丝户”等，其时蒙古统治区主要是北方地区，丝是主要赋税品种，充分证明北方桑蚕业的发达和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统一南方近50年后的天历元年(1328)，全国科差丝总共为1098843斤[10]（卷九三），仅增加39万余斤而已。当然，其中主要恐怕是赋税结构变化造成的，但至少可以说明，就丝而言，朝廷并不依赖于南方。非但如此，元朝以五户丝为王公贵族食采邑的主要方式之一，一般每位数百数千斤，多者上万斤，全部出自北方。[10]（卷九五）
麻业生产也很普遍。女真人的发祥地会宁府“田宜麻、谷”[20]（卷三），麻是最主要的种植作物。金代陕西“种艺不过麻、粟、荞麦”[5]（卷九二），麻也被放在首位。元代北方麻业进一步发展。王桢言：“北方种麻颇多，或至连顷。”收割时使用专用工具刈刀，优于南方用手工拔麻“颇费工力”。并专作诗云：“森森麻干覆荫浓，顷亩方期一卷空。谈似吴依初未信，中原随地有刀工。”在沤麻方面，北方做法优于南方：“大凡北方治麻，刈倒即束之卧池内，水要寒暖得宜，麻亦生熟有节。须人体测得法，则麻皮洁白，柔韧可绩细布。南方但连根拔麻，遇用则旋漫旋剥，其麻片黄皮粗厚不任细绩。虽南北习尚不同，然北方随刈即沤于池，可为上法。”纺麻技术以中原地区最先进，使用大纺车，“昼夜纺绩百斤……中原麻布之乡皆用之。今特图其制度，欲使他方之民视此机栝关键，仿效成造，可为普利”[17]（卷二二）。元代北方麻业发展的另一标志是从南方传入苎麻：“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并取得显著效益：“目今陈、蔡间，（苎麻）每斤价钱三百文，已过常麻数倍。”[24]（卷二）（注：实际上陈州在先秦时已产苎麻，《诗·陈风·东门之池》中的“东门之池，可以沤纻”即是。）丰富了麻业品种和人民生活。
元代北方纺织原料生产大发展还有一划时代的标志，即棉花种植推广到内地。南北朝时新疆已植棉，至蒙、元时已很兴盛。如喀什“出产棉花甚饶”，和田“产棉甚富”。[6]（第50,53章）大约在金末传向陕西，“近岁以来……木棉种于陕西，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当地人民“深荷其利”。[24]（卷二）并很快推广到关东地区。从此，种植业结构有了较大调整，并为北方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三） 纺织业
蓬勃旺盛的桑蚕业，为金元时期北方地区的丝织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金代丝织业以其中都大兴府（今北京）为中心，早在金初就是“锦绣组绮，精绝天下”[3]（卷四○）。从秦川徙居燕山一带的回鹘人，原本擅长纺织，“帛有兜罗、绵、毛
、狨锦、注丝、熟绫、斜褐”，徙居燕山后，“又善织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剋丝，甚华丽”。[25]（卷四）继承发扬了北宋河北剋丝等高级丝织品的优良传统和工艺。河间府（今河北河间）产无缝绵，东平府产丝、绵、绫、锦、绢，大名府产皱、縠绢，涿州贡罗，平州贡绫。[5]（卷二四，二四五，二六）官营机构，仅少府监文绣署就有女工496人。[5]（卷五六）另在丝织业发达的真定、河间、平阳、太原（今山西太原）、怀州等地设绫锦院，[5]（卷五七）生产官方需要的丝织品。绢是最大宗的丝织品，不同地区的绢价反映着生产状况。金世宗大定十年即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相州优质绢每匹2贯500文（60陌）[4]（卷一一二），而同年的南宋地区，每匹绢却是4贯（足陌）[26]（卷四八），若以普通绢价比较，南宋的绢价大约比北方高1倍。相州还是著名的染色业基地，“出茜草最多”，盛产大红染料，连南宋人也承认“相缬名天下”[4]（卷一一一）。
元代北方丝织技术也有先进之处。王桢言，北方络丝有络车，“南人但习掉
取丝，终不若络车安且速也。今宜通用”[17]（卷二一），希望此项工艺传播到南方地区。北方丝织业在此基础上一派兴旺。如大都“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涿州“织造金锦丝绢及最美之罗”；河间府“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6]（第96,109,134章）东安州（今河北廊坊）产罗、丝、绵、绢，固安州（今河北固安）产丝、绵、绢。[11]（卷一）元世祖至元初，大名路（今河北大名北）每年和市绮素，但经常拖欠货款，累计多达400万缗。[9]（卷一七）当地绮素产量之多，可以想见。河南开封“织极美金锦及种种绸绢”[6]（第148章）。郑州“丝绵坚密，他郡所无”，也是一方名优产品；南阳“有丝麻绵绢之饶”。[11]（卷三）在西北地区，河中府“织造种种金锦不少”；京兆府“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6]（第113,114章）在东北地区，大宁路的1个县3个州“皆土产丝绸”[11]（卷二）。
元代的官营手工业非常发达，丝织业同样如此，机构主要分布在腹里及附近地区。如真定路有纱罗兼杂造局，永平路有纹绵等局提举司，南宫（今河北南宫西）、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深州、云州（今河北赤城北）、顺德路（今河北邢台）、宣德府（今河北宣化）、保定（今河北保定）、恩州（今山东武城东）、大宁路、彰德路（今河南安阳）、怀庆路、大同（今山西大同）、冀宁路（今山西太原）、东圣（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云内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等地，皆设有织染局或织染提举司；大都人匠总管府下设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奇台西北）设局，“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10]（卷八五）涿州另有民匠异锦局，掌民匠150户；成锦局人匠提举司，领匠户102户。大都另有纳绵提举司和金玉民匠稻田提举司，分掌纳绵户702户、纳绵人匠521户。弘州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西）有纳失失（即织金锦）局，弘州另有衣锦院，大名（今河北大名北）织染杂造两提举司，掌大名路民户内织造人匠1540余。[10]（卷八九）总之，在《元史·百官志》中，官营手工业机构以及纺织印染机构，几乎全在北方。
建立在牧畜业优势基础上的毛纺织业等，更是北方地区的特色和强项。金代西北地区用丝和羊毛织缎。“耀（今陕西耀县北）段褐色，泾（今陕西泾川）段白色。生丝为经，羊毛为纬，好而不耐。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段有白有褐，最佳”；黄河以西地区还出产骆驼毛缎，有白、褐两色。[25]（补遗）元代也充分利用骆驼毛大量生产毡。如宁夏银川“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6]（第72章）；天德（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州人并用驼毛制毡甚多，各色皆有”[6]（第73章）。肃州路（今甘肃酒泉）居民则“以织毛褐为业”[11]（卷六），是当地最主要的手工业。官营手工业中也有不少毛纺织机构。金朝曾在汴京（今河南开封）生产毛褐，灭国后，蒙古人将“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迁往弘州（今河北阳原）。[10]（卷一二○）元世祖时，弘州匠官新创制出用犬、兔毛织成“如西锦者”献给皇帝，被提升为弘州知州。[10]（卷一四）如此重奖，表明皇帝重视毛织业的发展以及这种新原料织成品的精美珍贵。元大都、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隆兴（今河北张北）都设有毡局，朔州（今山西朔州）有毛子局；[10]（卷八五）黄河以西地区设有织毛段匠提举司[10]（卷一一），丰州设毛子局，另有捏只局“掌织造花毯”；陕西等处设管领毛子匠提举司。[10]（卷八九）
最后谈谈织布业。
麻布业是女真人的传统，在其发祥地东北由于不产桑蚕，所以“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3]（卷三九）。麻布业是当地最主要的纺织业，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辽阳府（今辽宁辽阳）有名产师姑布。[5]（卷二四）元代大宁路有2县2州皆土产布[11]（卷二）。金元时期东北地区的麻布业比较发达。河东历来盛产麻布，是其主要纺织业。金代史料不多，仅知有平阳府（今山西临汾）的卷予布[5]（卷二六），实际上大部分地区都有麻布生产。如元人郝经言，河东“地宜麻，专纺绩织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损价值贸易白银，以供官赋”[15]（卷三二）。麻布的品种、产量丰富，成为主要的商品和财源。元人言坚州（今山西繁峙南）“治麻布为生”[11]（卷一），进一步说明麻布业是当地主要产业。河南许多地方产麻布，如卢氏县（今河南卢氏）产麻布和土布；[11]（卷三）苎麻在元代传入中原后，遂又增添了新品种——苎麻布，以陈州、蔡州最称发达，一般是二三斤织1匹，技术高超的织工用苎麻1斤织布1匹，其布“柔韧洁白，比之常布又价高一二倍”[24]（卷二）。这不仅丰富了纺织品市场，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以上述3地为代表，可知金元时期北方的麻布业是持续发展的。
织布业发展的另一突出标志是棉纺织技术传向北方内地。至元十年(1273)出版的《农桑辑要》卷二提到用棉花“捻织毛丝或棉装衣服，特为轻暖”。此时蒙古统治区主要还在北方，说明北方棉布业开始起步。但在技术和产量上还落后于南方。王桢言：“夫木棉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此，服被渐广，名曰吉贝，又曰棉布。”[17]（卷二一）此处所言木棉，实际是指棉布。北方内地棉花种植主要传自西域，而棉纺织技术看来主要传自南方。从王桢所言还可得知，当时（皇庆二年即1313年以前）北方棉布主要还是从南方购买。至元二十六年(1289)，朝廷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10]（卷一五）。但两年后的至元二十八年，即“罢江南六提举司岁输木棉”[10]（卷一六）。朝廷此时不需从南方调拨棉布，似可推测北方棉纺织业已有进步。总的来看，北方棉纺织业在元朝虽有推广，但显然比南方落后。
（四） 其他官营手工业
金代官营手工业史料不多，从有关零星记载看，谈不上发达，也不及北宋。这就意味着金代北方地区官营手工业落后了。与此相反，元代宫营手工业最称发达。蒙古人虽是游牧民族出身，轻视农业，但对手工业的重视却是古代历朝之最，表现在把所有工匠都控制在官方手中。元代官营手工业的特点，一是非常发达，二是集中在北方，尤以大都及腹里地区最密集。
窝阔台汗八年(1236)，命五部将分镇中原，一部在益都（今山东青州）、济南，一部在平阳、大原，一部在真定，一部在大名，一部在东平，率先做的工作即“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户”[10]（卷一二三）。也即是说，当时在今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的手工业者多达72万户。但是我们感到这一数字太大，令人生疑。因为在此之前的窝阔台汗七年下诏籍民，自燕京、顺天等36路，凡873781户。[10]（卷五八）一年后的匠户不可能有72万户。估计是将稍有手艺者即列为匠户了。南宋灭亡后，“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但经过遴选真正有手艺者仅101000户。[10]（卷一六七，一三）若照此比例计算，当时北方匠户约24万户；即使再减少一半，也还多于南方。若这一推测不谬，那么金末北方手工业似乎是相当发达的，为元官营手工业发达并集中于北方地区奠定了人员基础。或者说，正因为有这72万匠户，元代官营手工业才特别发达于北方地区。
大都是全国手工业的中心和官营手工业中心。“国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凡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给之食，复其户，使得以专于其艺。故我朝诸工制作精巧，咸胜往昔矣。”[14]（卷四二）将各地手工业者调到大都，从成吉思汗时就开始了：“金人南徙，国朝迁诸州工人实燕京。”[27]（卷九）中统二年(1261)，将和林、白八里及诸路金玉玛瑙诸工3000余户迁至大都，设金玉局；[14]（卷四二）次年，又将弘州的锦工、锈女迁至京师。[10]（卷五）至元十六年(1279)，括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600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者，俱至京师。[10]（卷一○）北京地区在辽金时即是“人多技艺”[3]（卷四○），元代又荟萃天下能工巧匠，官营手工业空前发达。除上文已言及的纺织印染业机构外，还有其他机构，如大都等路渚色人匠提举司，下设8局；大都貂鼠软皮等局提领所，下设7局所；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怜口民匠总管府，有民匠1100余户；大都杂造提举司；[10]（卷八九）大都留守司，下设8司局，大多司局下另有专业局；大都铁局；利用监，下设9局。[10]（卷九○）仅此就可知，元大都的官营手工业规模宏大、门类齐全。
元代官营手工业另一基地是同属腹里的上都，主要机构（不包括纺织业）有12提举司、局。[10]（卷八九，九○）至元三十年(1293)，上都有工匠2999户[10]（卷一七），工匠当有万人左右。
元代的兵器制造业全是官营。据《元史·百官志》载，武备寺“掌缮治戎器”，所辖机构全分布在北方：腹里下辖25局、提举司；河南行省下辖6局；辽阳行省下辖3局。此外，陕西京兆府也有或也曾有兵器制造业，“城中且制一切武装”即是明证。[6]（第114章）延安府（今陕西延安）“地近边面，人皆精于制兵器”[11]（卷四），说明也有兵器制造业。
在《元史·百官志》中，明确标有地名的官营手工业机构在南方者，仅知有管领诸路怯怜口民匠都总管府下属的鄂汉提领所，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下属的杭州织染局、建康织染局、黄池织染局等4处，至少在机构数量上远远不及北方。
（五） 矿冶业
矿冶业是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许多手工业的基础。从北宋到金、元，北方矿冶业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辽、北宋时，北方有着良好的矿冶业基础，尤以铁、金为最。如北宋元丰年间，北方产铁占全国的96.3%，产金占90.1%，产水银占61.8%，产铅占48.3%。[28](p153)到了金代，再也见不到这一优势。《金史·地理志》仅载大同府、朔州（今山西朔州）产铁，大兴府产金、银、铜、铁，真定府产钢、铁。实际上东北也有铁冶。在金上京附近即今黑龙江阿城县小岭地区就发现了金代冶铁遗址，是一处集开采、选矿、冶炼全套生产过程于一体的冶铁基地。[29]早在金景祖时就有专职的铁工，如乌春“以锻铁为业”，加古部乌不屯“亦铁工也，以被甲九十来售”。[5]（卷六七）兴定年间，李复亨建议汝州鲁山（今河南鲁山）、宝丰（今河南宝丰）、邓州南阳“皆产铁，募工置冶，可以获利”[5]（卷一○○），只是不知是否实行。总的来看，金代冶炼业肯定不如北宋，不过也不能仅靠上述史料断言落入谷底。主要是有关史料奇缺。从辽、北宋时的基础和金代整体发展情况看，冶炼业应有一定的规模。
元朝的史料比较多，但仍没有系统完整的数字，以冶铁为例，主要史料还常引起误解。《元史·食货志二》言产铁之所45地，北方仅腹里河东、顺德、檀州、景州、济南和陕西的兴元，共6地。又载天历元年(1328)岁课铁额，既无全国总数，又无上述北方腹里各地数，仅列陕西1万斤，另又加上河南3930斤。两组史料显然都未能反映实际情况。蒙、元时期的北方冶铁业是随其军事进程发展的。窝阔台汗八年(1236)，即在西京（今山西大同）州县设置铁冶，拨冶户760从事冶炼；同时还在檀州、景州设铁冶；次年，又设冶于交城县（今山西交城），拨冶户1000。[10]（卷九四）中统三年(1262)令属西京大同路的宁武军
（今山西宁武）“岁输所产铁”；同时立小峪、芦子、宁武军、赤泥泉铁冶4所，[10]（卷五）估计都在腹里或河东境内。第二年，在济甫等处设冶，冶户3000，又在河南钧州（今河南禹州）、徐州（今江苏徐州）兴办铁冶，以漏籍户11800、附籍户4300共16100户拨付各冶，每年课铁4807000斤（注：《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二○五《阿合马传》，《续通典》卷一四《盐铁》。3处文字互有补充，数字稍异。）。同年，河南冶铁业还有重大发展，元世祖令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颍州、光化（今湖北老河口北）与南宋互市，“及领已括户三千，兴扇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四万石输官。河南随处城邑市铁之家，令仍旧鼓铸”[10]（卷五）。所产铁随即制造农具出卖，换取粮食，既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又补充了军粮，可谓一举两得。至元十三年在檀州又发现铁矿，设立4冶；至元二十五年，“以河间等路盐运司兼管顺德、广平、綦阳（今河北邢台、邯郸、邢台西南）三铁冶”[10]（卷一五）。至元三十一年，为顺德等处拨去冶户6000。[10]（卷九四）大约在至元中后期，“綦阳并赫舍哩、杨都事、高萨哈所管四处铁冶，见分管户九千五百五十户……总责青、黄铁二百四十七万五千六百九十三斤半”，其中知确切地点的綦阳有户2764，产铁75万斤。[7]（卷八九）此外，济源（今河南济源）、兰州（今甘肃兰州）也有铁产。[11]（卷一，四）《元史·食货志》介绍各地铁冶设置情况时，所言多是北方铁冶，南方仅有一句“其在各省者，独江浙、江西、湖广之课为最多”。而三地加上云南课额共870613斤，课钞1879锭38两，就课额而言，仅多于綦阳一地之数。北宋河北产铁最多，元代仍保持这一地位。王恽言，腹里“燕北、燕南通设立铁冶提举司大小一十七处，钓用煽炼人户三万有余，周岁可煽铁约一千六百余万斤”[7]（卷九○）。仅此就可知元代冶铁业的重心仍在北方。
元代产银之地，据载为27所，在北方者14所，分别为腹里的大都、真定、保定、云州、般阳、晋宁、怀孟、济南、宁海，辽阳省的大宁，河南省的汴梁、安丰、汝宁，陕西省的商州。但银课额却十分奇怪，仅载腹里1锭25两，南方各地1548锭80余两。与上述北方产地之广明显不符。现举几例如下。元世祖至元三年，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已开采银矿石16万斤，其中每百斤矿石可得银3两、得锡25斤。[10]（卷二○五）炼出后可得银4800两、锡4万斤。在现今的河北张北，据马可波罗载，“中有银矿甚佳，采量不少”[6]（第73章）。此后，在檀州，蓟州（今天津蓟县）、云州、聚阳山（今河北赤城东南）、惠州（今河北承德东）、罗山（今河南罗山）、霍丘（今安徽霍丘）先后设置冶银机构，其中罗山银场每年课银3锭、霍丘银洞课银30锭。这两处都是私人承包开采，“其所得矿，大抵以十分之三输官”[10]（卷九四）。按此税率，罗山年产约10锭、霍丘约100锭。至大三年(1310)开采的云州银矿，当年获银650两，遂设银冶提举司。至大二年，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北）、中都（今河北张北西北）银冶提举司辅银4250两，次年秋又输3500两，且又开采出新矿，主管官员受到朝廷升官的奖励。[10]（卷二三）如此看来，北方冶银有相当大的规模。
元代产铜之地，据记载为4地，即腹里的益都，辽阳省的大宁，云南省的大理、徵江。课额仅载云南2380斤，根本不能反映元代冶铜生产情况。这几处钢冶都是至元年间开始生产的，益都路的临朐（今山东临朐）有冶户1000，辽阳省的锦州、瑞州（今辽宁锦州、绥中）在原有冶户之外，至元十五年又拨采木户1000户，[10]（卷九四）规模都不大。
产金之地38处，在北方者7处，即腹里的益都、檀州、景州，辽阳省的大宁、开元，河南省的江陵、襄阳。在历元年全国岁课金数480余锭，其中北方仅腹里40锭47两、河南38两，无辽阳之数。[10]（卷九四）以上数字虽不确切、完整，但已无迹象表明元代北方金产量恢复到北宋的地位，可谓一落千丈。至于铅、锡产地及课额，全在南方。北宋时北方原本产锡极少，以致无课额，但产铅量却将近全国一半。
非金属矿产以煤为主。《元一统志》载平阳路辽山、和顺（今山西左权、和顺）产炭，太原路保德州、管州（今山西保德、乐静）产煤炭，盂州、石州（今山西盂县、离石）分别有炭窖13处和4处；延安路宜君县（今陕西宜君）产炭，并产石油；延长、延川（今陕西延长、延川）也产石油，各有油井一口，每年分别向官方纳110斤和400斤。[11]（卷一，四）大都西边马安山有煤窑，元世祖时设西山煤窑场负责管理征税。[10]（卷八九）自开始使用煤炭以来，北方始终居有绝对优势，元代也不例外。
（六） 盐业
古代盐业始终是官方严格控制的重要手工业，所征盐利在财政收入中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北方盐业生产的规模不及东南沿海地区，但有其特色，足以供应当地需求并产生巨大利润。
金代盐业兼辽、宋产地，整体规模比北宋扩大。在东北地区，肇州（今黑龙江肇源）、临潢府大盐泺（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西南）及其北部地区和东北沿海都有盐产，“皆足以食境内之民”。统治中原后，纷纷在各地设置机构予以管理征税。经分合调整，大定末年，确定为7盐司，即山东、沧州、宝坻、解州、辽东、北京、西京。金代没有年产盐总数，仅有课额数。7盐司岁课旧额6226634贯，承安三年(1198)新额为10774564贯，增长了173%。[5]（卷四九）其中，传统的山东、沧州仍是金代主要盐业基地。普遍增长的盐课额，固然是财政收入行为，表明剥削加重，但如果不是建立在盐业生产发展基础之上，则是难以落实的。
元代有11个产盐区，即大都、河间、山东、河东、辽阳、四川、两淮、两浙、福建、广东、广海。大都盐区后并入河间，北方共4个盐区。河间盐区人数最多时达5774户；[10]（卷九七）自延祐元年(1314)至天历年间(1328-1330)产量稳定在40万引，所隶22盐场。山东盐区仅决于河间，至元十二年有灶户2870；从元武宗至大元年以后，年产31万引，所隶19盐场；[10]（卷九四）元顺帝时岁办钞75万锭。[10]（卷九七）河东盐区以解池为主，至元十年有捞盐户980余，延祐六年(1319)实捞盐184500引，天历二年(1329)办课钞395395锭。辽阳盐区辖原金朝大盐泺及东北盐产地，未见产量和岁额总数，仅知窝阔台汗时有两路岁课布3000匹，至元时滦州纳羊1000只。元代全国盐的总课额，仅知天历年间之数，为2564000余引，课钞7661000余锭。[10]（卷九四）综上所述北方各地情况，此时约100万引左右。总的来讲，元代北方盐业生产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三 对金元时期北方经济的总体认识
上文从地区和行业两方面展示了北方经济状况。下面再予以概括和补充，以了解其全貌。
金代经济至金熙宗时(1135-1148年在位）已完成女真、辽、北宋3地各类经济的整合，进入发展期。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熙宗时，国家政权封建制度变革完成，中原农业经济逐渐全面恢复和发展。并空前地把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播于各地区、各民族，促进了多民族经济全面的发展，这是过去任何王朝所不能及的。在各族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中，金代农业技术已远远超过辽代，达到了北宋的水平，并有新的开创”[30]。
金世宗、金章宗在位的近50年间，北方经济持续发展。金世宗“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5]（卷七三）。史称当时“家给人足，仓廪有余”[5]（卷八）。财政状况良好：“计天下岁入二千万贯以上，一岁之用余千万。”[5]（卷八九）各地官府积贮了大量货币，大定末金世宗言：“今者外路见钱，其数甚多，闻有六千余万贯。”[5]（卷四八）当时官方还有储备粮2079万余石。[5]（卷四七）金章宗明昌年间，官方有金1200余锭、银552000余锭、钱3343万贯，储备粮3786万余石。[5]（卷五○）
人口的增长是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突出表现。金大定初年（元年为1161年），有户300余万，至金末（1234年灭亡）为9879624户，约7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17.17‰，在从东汉到明代的各朝中，其户数增长率是最高的。[3]与辽、北宋相同地域相比，整体上也是增长的。比辽增长709453户，比北宋增长2082728户。[32](p42)金代垦田面积如河南地区，比北宋也有显著扩大。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河南军民田总一百九十七万有余，见耕者九十六万余顷”[5]（卷四七），而北宋元丰年间大致相等地区的开封府、京西路共有垦田326683顷[33]（卷四），则金代河南的垦田面积几乎是北宋时的3倍。
蒙古统治北方早，北方经济恢复得也比较快。窝阔台汗时中原是蒙古的主要统治区，“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因而禁止中原州县擅自役使百姓。[10]（卷一四六）史称窝闹台汗时“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10]（卷二）。史言固不无谀辞，但北方已获得恢复发展也不可否认。
这种形势到元世祖时更是继续发展。元武宗至大年间出现财政危机，有人回顾元世祖中统年间时说：“方中统初，用兵吴蜀，岁馈挽络绎，是亦中原民力取具，未闻缺乏。”[34]有关情况前文已多论述，此不多言。元代北方经济实力及地位，有两组数字可以说明。先看天下岁入粮数（不详年代，估计为天历年间）：北方腹里、辽阳、河南、陕西、甘肃5地纳粮5224393石，南方四川，云南、江浙、江西、湖广5地纳粮6890311石，总计岁入粮数12114704石（注：原载总数为12114708石，与此合计数稍异。），[10]（卷九三）北方地区占总数的43.1%。这表明尽管北方有大面积的牧地，粮食生产地位仍不可轻视。再看天历元年南北方商税数字（注：其中腹里数为路、州数的统计汇总数，以50两进位为锭，10钱进位为两。总数略去两。）：北方腹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甘肃6地共429770锭，南方四川、江浙、江西、湖广4地共417060锭。[10]（卷九四）以上总数为846830锭，北方占总数的50.7%，居然超过了南方。南方缺云南、西藏；北方缺西域，腹里数也不完全，所列仅22路7州，而据《元史·地理志》实有29路8州。再考虑到河南江北行省中有淮河以南的一些州县，估计南方商税额与北方大致相当，也即北方商业不亚于南方。
北宋时，北方户口数已不及南方，至元代仍加大着这一差别。至元二十八年(1291)，户部上报全国户数，内郡即北方地区1999444户，江淮、四川即原南宋地区11430878户[10]（卷一六），共13430322户，北方仅占总数的14.8%，降至古代史中的最低点，为金末的20%。元代户口问题非常复杂，没有一个各地户区的完整数据，许多数字失实，而且只有元世祖及以前的户口数字。不过，就北方户口而言，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在有户口数据的时期内，人口迅速增长，如至元元年(1264)有1588195户，比蒙哥汗二年(1253)的130万户年均增长16.8‰；至元七年有1939449户，年平均增长率为22.5‰；八年、十一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 、19.0‰。[1]（下册p131,132）二是与全国、南方户口数据相比，更加失实。元代户口统计中有许多户籍名色没有列入户部版籍，如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人口、驱口、投下户、怯怜口、军户、部户、民屯户、匠户等，而上述名色人口大多集中在北方。又如史载元世祖至元七年有户1939449，但有一条史料不为人注意，即王恽当时所记：“至元七年，天下军民并析居总二百三十二万户。”[35]多出的38万余户即是军户。有专家认为：“绝大多数的户口数据，都表现为……南方户口较北方户口接近实际的特点。”[36](p282)总的来看，元代北方户口数绝不像统计数字表示的那样稀少，否则不可能创造出如前文所述的那样发展的、许多方面是繁荣发达的经济成果。元代北方户口统计数与北方经济情况严重不符。
金元时期的北方，屡遭战火和各种自然灾害，是在比南方环境艰难的情况下从事经济建设的。之所以很快恢复发展，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前文已论及的桑夹、刈麻刀、大纺车、络丝车之外，王桢还多有记载。如耕地使用大功率的犁具：“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播种时“北方多用耧种，其法甚备……今人制造砘车，随耧种之后，循陇碾过，使根土相着，功力甚速”；又有瓠种，“窍瓠贮种，随行随种，务使均匀，犁随掩过，复土既深，虽暴雨不至迫挞，暑夏最为耐旱，且便于撮锄。今燕赵间多用之”；[17]（卷七，一三）至元时，王恽在藁城（今河北藁城）看到农民“用锄镂理田”，十分惊喜，做诗颂道：“双竿驾特牛，独角云耳并。纷纷卷土落，一划草蕃净。是名为锄镂，初不见田令。行观数亩禾，草去苗意盛。中心觉欣快，图蔓得机柄。种多我力寡，匪此何由胜！”[7]（卷三）此锄镂即王桢所言耧锄，从诗中可知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工效很高。在其他地方则盛行结锄社，合作互利：“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无荒秽，岁皆丰熟……甚可效也！”[17]（卷三）这种自愿组合方式，体现出团结的力量，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是农业丰收的有力保障。收麦时，则有钐刀：“今北方收麦，多用钐刃麦绰。钐麦覆于腰后笼内，笼满则载而积于场。一日可收十余亩，较之南方以镰刈者，其速十倍！”[17]（卷四）显而易见，金元时期北方生产工具多有创新，生产方式多有改善，使之更适应旱地农业，极大地促进了北方农业的发展。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北方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总之，金元时期，北方经济并未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而衰落，而是仍在顽强地发展，在许多方面并不亚于南方，官营手工业、畜牧业和部分手工业甚至仍保持着优势。
【收稿日期】2002-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