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用制度变迁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理论模型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模型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6）4—0038—
一、导言
1973年发表的经济史学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① 改变了以往人们在技术革新中寻找经济增长原因的传统，开创了用制度变迁解释经济增长的先河；1979年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历史性文献为标志②，中国25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也被证明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肯定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文献包括：舒元、徐现祥（2000）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是遵从AK模型的，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大。张军（2002）的测算结论是，生产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而美国的经济中，以技术创新为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达到80％以上（Solow,1965）。 有些研究者也尝试了对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的测量，如对1991年～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率的测算，认为在1992年～1994年制度创新贡献率曾高达40％左右，而在稍后几年却很微小（姜照华，2003）。也有人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制度项，用WLS回归后得到1980～1994年间，制度和技术因素总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4％，其中制度因素占主要部分（董祥海，李升，2004）。有些研究成果从表面上是检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采用了“直接技术贡献”和“间接技术贡献”的细分法，而在后一种里实际包括了制度创新的因素，并测算出这部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在一段时期内远大于直接技术贡献率（谭德庆，2000）。有学者从所有制变革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角度出发，选取中国1990年和2001年各地区的截面数据做拟合检验，得出制度方面10％的差距会引起8.37％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同时提高物质资本产出弹性3.7％（王金营，2004）。③
另一方面，杨小凯等人否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认为在没有宪政秩序转轨条件下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成就来源于模仿日本、香港、台湾等地的发展战略、获得这些地区的免费信息和传统经济中自给自足经济转向劳动分工模式释放出来的效率，而这只是技术模仿不是制度模仿（杰夫雷·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
诚然，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出发，宪政秩序、经济自由和私有制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然而在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事实上发生了。④ 由此，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迷”一直以来是国内外许多经济学者的努力方向，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这一方面也显示它极强的解释能力。笔者以诚惶诚恐之心态，对不同时期各位大师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解释模型予以归纳，以其在学习中提升自己。
二、渐进式改革与经济增长
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的经济改革以经济增长和国民的富裕为目标，决策层并没有设计好改革方案，明确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道路去达到这个目标，在“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⑤ 的思路下，一是农民自己实行制度创新，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生产力；二是国营工业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承包制改革⑥⑦；三是城乡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蓬勃发展⑧，经过1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非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开始超过了计划经济，市场制度在双轨经济体制中的作用已经超过了计划经济，中国开始在对外贸易中扮演强有力的竞争者的角色，财富似乎在大量涌流，这样的收获甚至超出了那些为市场化改革或大声疾呼、或苦心设计的人们的预料（盛洪，1993）”。如何解释中国式市场化道路的奇迹呢？一方面，国内主流和官方经济学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利用了价值规律”“生产关系经过调整适应和解放了生产力”的基本模型予以解释⑨，另一方面，90年代初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在我国盛行，学术界出现了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在认同“改革就是制度变迁”（盛洪，1990，苗壮，1992）的基础上，对比俄罗斯的改革，总结“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道路，一批经济学家对“渐进式改革”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提出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盛洪，1990；樊刚，1991；孔径源，1992；苗壮，1992；张军，1993；林毅夫、蔡昉、李周，1993；刘铁民，1994）。
其次，表述了渐进式改革的各种特征。樊刚（1991）认为，我国制度变迁采取“先易后难”战略，从农村联产承包、价格改革、财政包干、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改革阻力较小的领域入手，这些领域的新体制为人们提供新的机会、新的可能，使得人们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逐渐的“帕累托改进”实现了“较为顺利的改革”； 胡汝银（1992）认为，我国渐进式改革表现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企业和经济生活不同方面广泛进行差别化改革和逐步增加大多数社会成员私人净收入，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或家庭倾斜，家庭储蓄规模和储蓄份额不断增大，以及消费品主导型的经济增长，达到扩张性个人境况改善；林毅夫、蔡昉、李周（1993）总结中国渐进式制度变迁的优点为三个方面：一是，非激进式的改革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二是，可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三是，该改革方式避免了资产存量再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再次，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经验。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认为，“中国的奇迹”应归因于传统的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成功转变。因为发展战略的重新选择，促使国家必须对管理体制的某些环节进行改革，管理体制的松动为在传统战略下受到压制的部门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有新型经济主体进入，并在增量上对扭曲的经济结构作出调整；这种进入形成了竞争，对其它部门的效率改进提出要求，推动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使改革、发展、结构调整与效率提高结合在一起；J.Sachs & W.T .Woo（1994）则强调改革初始条件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方案的成功就在于其初始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因为改革前的中国在经济结构上类似于标准的“二元经济”模式，所以当国家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过剩的劳动力便从生产水平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水平较高的新兴非国有部门转移，使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得到迅速发展；针对J.Sachs & W.T.Woo（1994）的上述解释，Naughton和McKinnon却认为，中国的改革策略或改革模式才是解释中国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Naughton（1994）认为，改革策略的正确选择是中国取得改革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中国在转轨过程选择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的策略，使改革风险大大降低；另一方面，选择通过计划而不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整个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波动，巩固了经济的长期市场化改革。而McKinnon（1994）也认为，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过渡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双轨过渡模式。因为在双轨的定价制度安排下，中国的国有部门按照计划内价格完成了生产任务后，便可在计划外增量上通过市场机制将剩余产品配置给非国有企业。这样，双轨制的增量改革不仅使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贯彻执行成为可能，而且使得中国的改革规避了“通胀税”的转型风险；张军（1996）把中国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以下四点：一是在经济改革初期，继续持续传统的计划控制体制而不是迅速瓦解它，对于保持改革后经济增长的局面是必要的；二是在传统国有部门继续存留计划控制的同时，积极推进计划外边界的自由化改革不仅有助于维持增长和逐步将经济向市场过渡，而且转轨成本更小；三是在计划外的边界上，而不是在所有制的边界上让国有经济面对竞争力量的增长，比将整个部门都置于完全的商业基础之上更有利于生产的增长；四是以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使国有部门通过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这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反应更迅速；而樊刚（2004）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根据他的模型，改革与增长之间的内在逻辑线条可概括为以下三条：第一、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改进资源的配置，使其从利用效率较低的部门体制下释放出来，转移到利用效率较高的体制中；第二、资源配置的改进在转轨经济中表现为非国有部门在制度结构中比重加大而国有部门相对缩小；第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支撑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改善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条件与环境，使改革的阻力逐步减少。
三、政府与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一般认为具有“政府主导型”特征。这意味着要理解中国的改革过程，必须首先理解政府的行为（周业安，2000）。理由在于，中央政府拥有绝对优势的政治力量及资源配置权，且它为追求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也必须通过制度变革来实现经济增长（杨瑞龙，1993）；另外，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中央向地方分权，并促使政府改变现存的制度安排（张宇燕、何帆，1997；何帆，2002）。
杨瑞龙（1993，1994）则针对中国的制度变迁由政府主导这一特点，提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该假说认为，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下，可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一定阶段扮演制度变迁“第一行动集团”角色，这对于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起到特殊作用。他（1998，1999）以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提出了“中国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模型：实行市场取向改革以后，利益独立的地方政府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和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并以一级行政代理人的身份利用其政治力量主动地追求本地经济利益最大化。其后，杨瑞龙、杨其静（2000）又针对其原有的制度“供给—需求”分析框架中对政府行为动机分析不足的问题（汪丁丁，1999），建立一个三方博弈模型，采取个体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法，重点研究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及其经济后果。该模型证明，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介入才使渐进式改革得以相对平稳地推进，并且能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加快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从而使中国的制度变迁路径表现出阶梯状的特征。
张宇燕（1994）指出，在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型过程中的国家内，会产生一些新兴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虽仅注重其自身利益，但其活动——积极参与有助于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却在不知不觉中带来了一种“溢出效应”，即在使自己方便地进入市场的同时，也为其他潜在竞争者创造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条件。由此，市场的进入壁垒开始松动，且阻碍市场导向式经济改革的官僚利益集团开始瓦解，社会经济繁荣的步伐亦开始推出了。沿着该思路，张宇燕（2000）进一步指出，政府在财政压力下进行制度变革，新兴的经济组织在制度释放的环境中不断成长，这样政府与新兴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促使了中国经济20年的增长。
黄少安（1999）提出了“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假说，以解释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该假说认为，政府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处于中心位置，而且市场化方向能满足政府的目标函数，二者具有一致性。因此，政府以实现市场化为目标，利用自身具有的国家强制力，培养和发展市场体系，放弃对社会经济的全面管制，并逐步扩大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比例，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前进。
钱颖一等人（Qian & Xu,1995; Qian & Roland,1998）从政府分权的角度，用“中国式的联邦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奇迹。他们认为，中央向地方分权，特别是中央和地方对财政收入与国企利润的分成制度安排从开始的地方按固定数额上缴到后来的按比例上缴之演化是中国制度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的模型中，财政分权和联邦主义承诺效应被证明是决定中国改革成败与否的内生变量。因为财政分权和联邦主义的特征使地方政府有积极性参与地方经济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并通过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及放宽民营企业的进入门槛来提升地方经济以扩大财政收入。
何梦笔（2001）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分析大国体制转型的理论范式。在该范式下，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出发点是对国家行使的财政强制权力和国有产权不作区别，这意味着税收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只有在国家领域的所有行为主体都服从一种共同的意志采取行动的情况下，上述产权和税收的区分才能顺利做到。对于中国而言，她之所以能够在不允许在全国范围内顺利、统一做到明确区分私有产权和国家财政权力之界限的情况下实现成功的经济转轨，是因为由于政治集权和经济准联邦制架构所引起的地方政府间为争夺资源以实现政治和经济双重目标的竞争，有力地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制度的变革。
周黎安（2004）则更加具体，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数学模型，指出由于中国地方官员同时处于经济合作的政治激励约束和市场进入的政治参与约束的双重约束条件下，因此他们既有为地区的经济产出和税收而竞争，同时又为各自的政治晋升而竞争。面临这种“混合竞争”，地方官员则出于晋升的考虑有充分的激励支持本地的企业和发展本地的经济，这从而解释了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地方官员一直有非常强烈的动机推动本地经济的快速增长。
姚洋（2004）发展了一个“右置型的制度变迁”模型，证明地方创新和泛利性执政党的成功结合是中国过去25年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该模型认为，中国能实现有效的制度变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性试验，即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和互相竞争刺激地方上的制度创新；二是地方市场化改革的自我加强效应，促使中央不得不对地方创新行为“事后追认”；三是执政党的泛利性奠定了中国实现有效制度变迁的政治基础，因为党的泛利行为能够激励地方政府官员积极发展本地经济及努力推进地区制度变革。
张五常（2004）也从地方分权的角度，做了一个假说，成功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该假说具体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一、中央对各级地方政府的层层承包、权力下放，虽然国家没有承认产权的私有制，但私有产权却被织进了组织结构之内，从而引发地方竞争；二、财政包干和分成制度安排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选择，改善了交易环境，从而拓展了新兴产权交易主体的发展空间；三、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由于信息优势而引起的交易费用相对较低，因此地方政府的行动更有效率。
然而，也有不少的改革案例研究反映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消极作用。如杨晓维（1996）的成都“红庙子”股票交易自发成市案例、陈郁（1996）的上海股票交易案例、张曙光（1999）的山东惠民镇官办“大市场”灭民间“小市场”案例、张军（1999）的温州民间金融机构案例、刘守英（1999）的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变迁案例及近年的陆立军、白小虎（2000）的义乌联托运市场制度演变案例、孙天琦（2001）的陕西商洛小额信贷扶贫模式案例、谢思立等（2003）的天津自行车业案例。同时，张宇燕（1996）的联通垄断案、唐寿宁（1996）的图书馆公共需求案例、江小娟和刘世锦（1999）的烟草专卖制度调查、陈宗胜（1999）的天津市鸡蛋价格管制案例、盛洪（1999）的联通进入电信业调查、张帆（1999）的民用航空运输管制改革调查及余晖（1999）的药业管制案例，均试图证明，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解除管制，并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提高效率。杨开忠、陶然、刘明兴（2003）更明确指出，中国经济转轨的成功就在于不断解除政府在经济领域各个方面的管制，特别是在原有的计划体制外允许非国有部门和市场体制的发展，同时在原有计划部门也应改革，引人市场竞争因素，从而渐渐缩小计划体制的覆盖范围，使得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同时，又由于新兴的最终产品部门需要中间产品部门为其提供中间投入和技术设备，所以不仅避免了对存量的冲击，甚至提高了上游国有部门的产出、就业甚至于技术效率，从而使经济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实现了平稳过渡。
四、产权、企业与经济增长
无论政府在其中起什么作用，经济增长是由企业这个微观经济元素实现的。周业安（2000）认为，经济增长是市场扩展的一个结果，因为市场扩展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增长空间和激励，而且市场中的制度规则和建制结构也是市场扩展的内生结果。这个扩展既发生在体制内也发生在体制外。
盛洪（1990）最早看到市场规则在国有企业扩展，他看到国营企业内计划义务和权利的货币化、产权化对于改变政企关系、有效配置资源、增加激励的重要性，指出仅仅是国有企业从上缴实物转变为上缴货币，计划特许权如外汇额度变成收益索要权进入交易这样简单的改变，就使旧体制内的各种经济关系和利益得到调整，增加社会财富，他将此称为最易成功的、费用最小的稳定的改革。
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假设出发，Weitzman和Xu（1995）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非国有经济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以解释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绩效。在该模型中，非国有企业被刻画成一种“界定模糊的合作性组织”。中国的经验数据表明，企业内部的产权配置份额与层级间产生矛盾的概率成正方向运动关系，但这种关系却是地区文化中合作精神的函数。因此，在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下，经济行为主体的弱自利性动机和强合作意识，使得中国非国有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率。
与“模糊产权”相似，李稻葵（1995）提出“灰色市场”的概念。灰色市场意味着，转轨国家广泛存在的行政干预和法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企业本身不断面临着各种各样他们自身难以应付的麻烦和问题。模糊产权的好处在于当企业处于灰色市场时，可以很容易地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帮助。因此，企业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会使那些与企业直接相关的地方政府成为它的一个模糊的所有者。换句话讲，这种制度安排既反应着市场的不完善性，却也是灰色市场条件下的一个有效率的反映，它是企业在约束条件下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合理选择。
田国强（1995）则探讨了激励机制（制度）变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该理论框架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以设计出一套激励机制（制度）来有效地配置资源。因为经济制度设计理论认为，明晰产权只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而承认人的自利性、给予人们经济上的选择自由、实行分散化决策、引进激励机制才是其必要条件。所以，中国的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内部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即“计件”、“承包”等报酬制度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有制内部的激励问题。
钱颖一（1998）以“过渡性制度安排”解释企业产权与经济效率，认为中国改革过程私有化的进程比较慢，九十年代中期前对经济增长起主力作用的企业并不是私有企业，而是那些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国有、集体、甚至合资和股份制公司中国家占大头的企业，是那些产权不太明晰、不太规范的企业。由于在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期间，政府和市场的制度都在不断地演变，因此，制度失灵（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就使得非常规形式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在制度环境离理想状态相距甚远的情况下有一定次优道理，并发挥了很大的、意想不到的作用。
除了上述的解释外，其它学者也曾围绕“企业与产权”的命题提出自己的解释模型（刘世锦，1995；何东霞，1997；张春霖，1997；王珺，1998；张军、冯曲，2000；姚洋、支兆华，2000；陈剑波，2000；刘伟，2002；邹东涛，2002；刘小玄，2003；平新乔等；2003；张宇燕、何帆，2003）。例如，周其仁（1995）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产权改革的成功事实为背景，明确指出，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国家通常不会自动提供这种保护，除非农户、各类新兴产权代理人及农村社区精英广泛参与新产权制度的形成，并分步通过沟通和讨价还价与国家之间达成互利的交易。他（2000）还从公有企业产权的性质出发，指出由于个人在实际上控制着人力资本的发挥和生产性供给，在国家反对私有化的条件下，在开放减低了制度替代成本的情况下，改革使公有制内部的私人产权秩序得以重建，企业家得到控制权回报，使部分公有制企业获得市场的成功，从而推动经济整体向前发展。
从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出发，张维迎（1995）通过一个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代理模型，得出两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命题：一是财政“分灶吃饭”会刺激经济发展；二是“放权让利”会导致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改进。对于前者，模型认为，财政分级包干实际上是将一个大公经济分解为若干个小公有经济，等价于在地方政府及地方社区之间界定产权，使得每个社区变成一个综合“企业”，地方政府变成该社区公有经济的“中央代理人”。这样一种公有经济的分割会改进委托人的监督效率和代理人的努力水平，推动经济发展。另外，“放权让利”在模型中被视为将企业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从政府转移到企业，使得最终代理人变成事实上的剩余索取者。因此，这种变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提高了最终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使整个中国经济的总剩余增加。
林毅夫（2002）则引入“自生能力”的概念，认为解释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成功有赖于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解决。在他的解释模型中，企业的自生能力决定于其产业、产品和技术选择。因此，中国的奇迹可解释为：一方面，国家消除原计划体制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等问题，让企业具备了自生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开放竞争的市场制度的构建，使市场价格能反映各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则企业就会在相对价格的引导下，为提高自生能力而选择和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相符合的产业、产品和技术，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得到提升，国内经济因此获得最大的竞争力，创造出最大的社会福利。
五、总结性评论：中国制度变迁的特征
如数家珍般汇总各位大师的各种解释模型，我们有如走过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历史长廊，经历过从“莫斯科共识”⑩到“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12) 这样的历史大更替，中国的改革模式受到国际社会肯定，经过学习我们隐约地感觉到了是什么样的制度变迁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换句话说，什么是中国制度变迁的特征：中国26年经历的是制度演化而不是制度变革，个体无意识的非设计行为导致了今天的秩序，它符合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演化过程的竞争和自然选择成就了企业的效率，激活了微观经济并使财富持续增加，社会剩余产品的堆积减少了我们改革的阻力；虽然社会为此付出了比较高的激励成本，腐败和收入差距等引发了各种问题，但是比起管理监督的信息成本，自然选择了所得大于所失的节约改革成本的路径，而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今天重温26年前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告，欣慰地感觉当时提出的“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的要求完全实现了。
收稿日期：2006—03—11
注释：
①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 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② 议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 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
③ 以上综述参照郑磊：浅析建国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和制度调整现象，中部经理人网，域名：http://www.51manage.com
④ 1978年～2004年，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年均增长2.5％，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
⑤ 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九六二年七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
⑥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的中心环节， 是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对国有企业，必须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可适当分开，企业必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⑦ 从1979年开始，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放权让利”的改革。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从1981年到1995年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承包制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另一方面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主权。
⑧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在明确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形式，发展各种经济形式之间的横向联合。
⑨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四大名旦”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 “改革七贤”董辅稔、哓亮、肖灼基、吴敬琏、厉以宁、杨培新、方生；“京城四少”樊刚、刘伟、魏杰、钟朋荣和“进京三杰”常修泽、邹东涛、李义平。
⑩ 1957年11月19日在苏联莫斯科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论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普遍性的共同规律。《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
(11)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逊在1989年的一篇名为《华盛顿共识》文章中提出的，文章概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以全面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再起，不仅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也进而否定西方国家的大政府和高福利政策。
(12) 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2004年5月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北京共识》，大意是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这种发展途径被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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