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市场的地域结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地域论文,资金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F〔061 5〕
1995年中国内陆（以下均指中国内陆）接受了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直接投资378.06亿美元（含其他投资2.85亿美元，下同），其中73%来自以港澳、台为主体的周边地区。由于港澳、台地区与内陆各省区在地缘、血缘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密切程度不同，从而导致投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1]。同时，因资金来源地自身企业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层次所限，影响了所投资企业发挥规模效益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引导投向，优化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已引起了国家的重视[2]。
1 90年代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形势
1.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走出低谷
9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影响了整个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1990年创造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高记录以后，1991、1992连续两年滑坡。1993年后，随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好转，对外直接投资走出了低谷（表1）。
1.2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较快
以东亚、东南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60年代以来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也较快。据联合国预计，1994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329.1亿美元，其中92.1%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占5.8%，非洲和大洋洲占2.1%。香港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额209.6亿美元，占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3.7%。1990～1994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为18.1%。
1.3 亚太地区的区内相互投资活跃
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区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区内贸易和投资往来日趋活跃。美国和日本同为APEC的重要成员，又是对外投资大国，自然将投资重点逐步转向亚太区域内部。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1993年达到690亿美元，成为世界头号对外投资大国。为了实现其以亚太地区为实施全球战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构想[3]，势必要通过加强贸易和投资来全面参与亚太经济合作。1994年日本对外投资也开始出现回升，随着经济的好转，加上日元升值和贸易顺差加大的压力，日本将会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资力度。东亚和东南亚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大幅度增加了对外投资的数量。1994年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对区内直接投资额为982亿美元，占世界总投资额的44.2%[4]。中国内陆是APEC成员对区内直接投资的最大受资地，1994年受资额为306亿美元，占我国吸收外资总和的90.3%。
从资金供给的角度来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形势对中国是有利的。但从资金需求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将面临挑战和竞争，这种竞争主要来自亚太地区内部。首先，因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资金需求大增，以致出现资金供不应求的局面；其次，东盟及南亚周边国家，如越南、老挝、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纷纷推出众多的优惠政策。1986年越南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开始执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1987年越南国会通过了当时被称为“东南亚最优惠”的外国投资法，并于1990、1992年两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越南正成为世界资本市场，特别是日本资本关注的新热点。
2 直接投资资金市场的地域结构特点
我国现已形成了由不同地域、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技术层次的资金市场所组成的市场体系（表2），从地域上分析，具有三大显著特点：
2.1 近域性
近域性是指中国内陆所接受的直接投资主要来自地域上与之近邻的周边国家和地区。1995年港澳、台湾、日本、新加坡、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来华直接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80.7%，近域性十分明显。据对香港在中国内陆投资企业的问卷调查，香港工业公司初始投资区位所考虑的首要因素就是“接近香港”[5]。
近域性的变化特点日趋明显。周边国家和地区在排序前12位的资金市场中，所占席位从1983年的2个增加到1995年的6个。资金贡献率也从1983年的72.0%上升到1995年的80.7%。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内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关系不断改善，1990年10月与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1992年8月中韩建交；1988年颁布了《鼓励台湾同胞投资规定》，1994年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投资保护法》，上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周边地区来华投资。亚洲“四小龙”自身经济的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提出了要求，它们自身市场狭小，自然资源贫乏，缺乏进行产业结构自我重组的能力，只能利用国际产业结构重组的机会而进行开放型产业结构重组[3]；同时，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与中国大陆相比，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了比较优势，于是逐步向中国内陆转移。
2.2 层次性
从各市场的资金贡献率、地理位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来衡量，来华直接投资的资金市场地域结构都有明显的层次性。本文以各主要资金市场的累积资金贡献率为主要划分指标（表3），并结合地缘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将来华直接投资的主要资金市场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主导市场，由港澳地区组成。这一市场的累积资金贡献率高达60.1%，对全国引进直接投资的形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层次为辅助市场，包括美国和日本，该市场来华投资起步早，累积资金贡献率位居第二，是主导市场的有效补充。第三层次为新兴市场，包括台湾、新加坡、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地，该市场的投资起步较晚，1992年以前的资金贡献率一直最低，1992年后因台湾资本开始大量注入，使贡献率迅速提高（图1）。第四层次为机会市场，由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构成，该市场的累积资金贡献率最低，并且不同年份的贡献率波动最小。
从图1可看出主要资金市场层次结构的变化特点。主导市场的相对地位保持不变，而新兴市场的资金贡献率从1992年开始超过机会市场和辅助市场。1992年以前，不同层次市场的资金贡献率都呈无规律的波动。1992年以来，各资金市场的贡献率形成了稳定的变化趋势，主导市场的贡献率持续下降，而辅助市场、新兴市场和机会市场的贡献率持续上升。
2.3 集中性
以各地所提供的资金额来衡量资金市场的地域结构，则显示出很强的集中性。排序前6位的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占全部直接投资的87.4%，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提供的资金仅占12.6%。为了能定量衡量资金市场地域分布的集中程度，本文计算了资金来源市场的地理集中指数(G)，计算公式为：
式中 X[,i]为第i个资金来源地所提供的金额；T为受资地接受的投资总额；n为资金来源地个数。
资金市场个数越少，资金分布越集中，G值越趋近100；G值越小，表示资金市场越分散。1995年的来华投资的资金市场地理集中指数为55.7，集中程度较高。
作者计算了1983～1995年来华直接投资资金市场的地理集中指数，结果显示G值呈"M"形波动（图2）。形成波动的原因是各资金市场的贡献率随时间而变化，贡献率越大的市场，对G值的影响也越大。利用1983～1995年主导市场的资金贡献率与同期的G值进行相关分析，所得到的相关系数为0.832 2,二者有很高的相关性。因此，随着主导市场的资金贡献率下降，资金市场的地理集中指数也会下降。
3 资金来源市场地域结构引发的问题及对策
来华直接投资的资金市场地域结构特点的形成有客观原因，现存的地域结构也引发了一些问题。首先，资金来源市场地理集中程度较高，导致对少数市场的依赖程度提高，资金供给的稳定性下降，一旦这些市场自身经济或对外投资政策、偏好发生变化，必然导致资金供给的较大波动；同时，因主要资金来源市场对中国内陆的投资具有不同的地域倾向[5]，尤其是港、澳、台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有着特殊的地缘、血缘、历史、文化方面的联系，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含海南）、福建、江苏、上海等省区。因此，资金来源地的集中成为导致中国内陆受资省区过分集中沿海的一个重要原因。1995年沿海地带直接投资金额占全国的86.3%。
其次，引进技术的层次较低。由于引进的直接投资绝大部分来源于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受来源地自身经济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层次及其调整趋向和受资地区的投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引进的技术层次不高。从生产要素含量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韩国对中国投资的60%以上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7]，台商投资的企业地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8]。据《了望周刊》社等单位举办的港台澳企业情况问卷调查的结果[9]，被调查的官员在回答港澳台资对当地政府的第一重要性时，只有11%的人回答是先进的技术设备方面的受益；9%的人回答在产品改进和开发上受益；而有37%的人回答在管理上受益。
第三，不利于企业形成规模经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规模偏小，尤其是台资企业（表4）。来大陆投资的港澳、台商多为中小企业家和商人，个人资本毕竟有限，加上投资的行业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的平均投资规模较小，难以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能否形成国际竞争力是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影响的主要指标之一[10]。
改善资金来源市场地域结构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途径之一，具体对策如下：
3.1 稳定主导市场
港澳地区仍将是中国内陆主要资金来源地，这是顺理成章之事。继续鼓励港澳商来中国内陆投资，稳定主导市场，可以保持我国引资总量的稳定增长。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使香港与祖国内陆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港人对投资内陆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可以预计，今后港资的绝对数量会进一步增长，同时，在国家外资政策的引导下，其投资企业的规模和技术层次也会逐步上升。
3.2 重点开拓辅助市场
开拓美国、日本市场对改善我国外资来源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日两国均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也是技术大国，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居世界前列，拥有众多的实力雄厚的大跨国公司。作为APEC的成员国，两国都已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转向了亚太地区，1994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50.2%、日本的95%均流向了亚太地区，其中的10.8%和12.2%投向了中国内陆。两国对外投资形式正向大型化、集团化方向发展。对外投资的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转换[11]，这些都符合我国的外资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3.3 积极引导新兴市场
1992年新兴市场的资金贡献率超过了辅助市场，并且增长速度很快。积极开发新兴市场，对促进我国外资总量的增长具有一定意义。然而，在开发该市场的同时，加强对其投资企业的规模结构和技术层次进行积极引导和适当选择，这对改善我国外资来源市场地域结构，提高全国利用外资水平都是必要的，尤其是台资和韩资企业。台湾当局对台商投资中国内陆有种种限制，如投资100万美元以上者，需经在第三地开设子公司；严厉控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大型企业投资大陆；不给予通汇便利等[8]，使台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小，技术含量较低。1995年的资料显示，在主要资金市场中，台资企业的户均投资总额和外方注册资金均是最小的。韩资企业累积投资规模仅略大于台资企业，居倒数第二位；截止1995年2月末，韩国在华制造业累积投资额中的57.3%为装配、金属加工、纤维、服装、饮料、食品、鞋类、皮革等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7]。
3.4 努力启动机会市场
由英、德、法、加、意、澳等发达国家组成的机会市场是世界重要对外直接投资地区，但来华投资较少，1995年6国来华投资额仅占全国吸引外资总额的6.2%。机会市场多数国家来华投资企业的规模较大（表4），技术含量相对较高。造成机会市场的相对份额较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市场地域上远离中国，文化背景差异很大；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区域内的相互贸易和投资；缺乏对中国投资环境和政策的深入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不断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的同时，应加大对机会市场的宣传力度，增进它们对中国的认识，增强来华投资的信心。
（注：本文得到了导师胡兆量教授的指导，谨致谢意；据《香港百题》（中国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新闻部编，旅游教育出版社），“九七”之后，香港对内地的投资，仍应视作外商投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