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2011年间高校生均经费的地区差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费论文,年间论文,差异论文,高校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大幅度提高，2011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9％。但同时，有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问题也在持续升温，“异地高考”成为2012年的教育热点词。2012年，教育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1]，对社会广为关注的实行“异地高考”的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并要求各地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相关方案。
“异地高考”之所以这么热、实行起来这么难，其根源在于高等教育发展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相关教育政策的公平性还存在很大的不足。近年来，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基本需求，还开始关注高等教育的质量，希望进入重点高校接受优质教育。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的招生计划，而应当从源头上解决高等教育资源地区分布不均的现状，让考生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权利。
教育经济学中的教育生产函数理论表明，教育质量受到教师、教育经费投入、办学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会显著地提高教育质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2]，但是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质量究竟如何，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得到普遍认可的结论。基于教育生产函数理论，我们可以从投入要素角度来考察教育质量。如果生均教育经费减少、生师比上升，那么就意味着教育质量很可能会相应地下降。从地区间的比较来说，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低的省份一般来说教育质量也会比较低。
我国普通高校的学生培养主要以属地培养为主，大多数学生是在本省就学。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支出不同意味着教育质量的不同，如果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地区差异扩大就会加重高等教育质量的不平等程度。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的高等教育学费标准差异不大，这就意味着学生交相同的钱(学费)买到的产品质量却不同。如果这种现象仅是由个人成绩不同造成的，那么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该现象与当地政府教育投入差异有关，则对于学生而言是不公平的。
我国高校扩招以来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地区差异究竟有多大?近年来的变化趋势如何?造成高校生均经费地区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就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文献中对于高校生均经费地区差异的解释，一般是从供给和需求角度考虑，采用的变量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产业结构、在校生规模等[3-4]。本文重点关注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地区差异。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除了采用人均财政收入变量来表示供给能力外，还分析高校扩招的增速和毕业生流动状况对高校生均经费地区差异变化的影响。这也是本文的贡献所在。
二、数据和统计指标说明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多个渠道。教育经费数据来源于1999-2012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5]，经济、财政、人口、教育事业数据来源于1999-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6]，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数据来源于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数据。
(二)变量
1.生均经费支出。本文重点关注各省份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应该使用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作为变量。但是《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该变量没有分省份的数据，只有普通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以下简称“生均预算支出”)。因此，本文将使用“生均预算支出”作为代理变量。
2.学校类别。本文将以普通高校为研究对象。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有中央属和地方属两种，归属不同，经费来源也就不同。由于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地区差异，主要看高校的地区分布，因此本文中的普通高校既包括地方高校，也包括中央属高校。中央属高校经费筹措的能力较强、分布不均衡，对地区差异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由于中央属高校数量少、总体规模不大，因此对地区差异的影响不会特别大。
3.毕业生流动状况。生源地高校毕业生的流动状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努力程度。如果本省生源毕业生流出到外地的人数超过其他省生源毕业生流入到本地的人数，则该省就是净流出，否则是净流入或者平衡流动(流出人数等于流入人数)。
本文将使用“流入流出比”(流入人数除以流出人数)来衡量各省份的毕业生流动状况，比值大于1表示净流入；小于1表示净流出；等于1表示流入与流出相等。
(三)统计指标
1.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设计的判断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的取值区间为[0，1]，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基尼系数就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基尼系数就越大。一般认为：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0.4常常被认为是收入差距的警戒线。
基尼系数衡量的是相对差异，考察对象包括样本全部观测值。如果人们的收入等比例增加或者减少，基尼系数将保持不变。本文将利用基尼系数衡量地区间“生均预算支出”的差异，使用该统计指标的好处是不同年份之间可比较，并且包括了样本全部观测值的信息。需要说明的是，在计算“生均预算支出”的基尼系数时，并不存在所谓的警戒线。居民收入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可以趋向无穷大，但是“生均预算支出”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一般来说不会很大。因此，“生均预算支出”的基尼系数与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是不可以比较的。
由于各省份的学生规模差异很大，因此在计算“生均预算支出”的基尼系数时应该使用学生数作为权重。但是《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没有给出学生数，本文采用的是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数作为代理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极值比。极值比指的是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只涉及两个数值，容易计算。“生均预算支出”的极值比可以反映出更直观的感受。
图1 “生均预算支出”的基尼系数(1998-2011)
三、生均经费的地区差异分析
(一)“生均预算支出”的基尼系数
图1给出的是1998-2011年间各年份的“生均预算支出”基尼系数。从这些数字看到以下特点：
第一，随着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生均预算支出”的地区差异迅速扩大。1998年的基尼系数仅为0.054，地区差异很小。从1999年到2005年，基尼系数逐年增加(2001年例外)，2005年达到最大值，为0.380。2005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因为1999-2005年间普通高校招生规模连续7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2006年以后，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增速都降低到了个位数，招生规模趋于稳定。
第二，2006年以来高校扩招速度趋缓，“生均预算支出”的地区差异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2006年以来，基尼系数在0.3附近波动。虽然2008年和2009年基尼系数出现了两次下降，但是2010年又大幅度提高到0.343，成为高校扩招后的第二大数值。2011年，基尼系数再次下降，数字为0.328，但仍处于较高的水平。
(二)“生均预算支出”地区差异拉大的原因
1.财政能力的影响。从“生均预算支出”指标的计算公式看，分子是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显然，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越多，“生均预算支出”就越多。因此，“生均预算支出”的大小受到财政供给能力的影响，财政供给能力强的省份通常“生均预算支出”也较多。从人均水平来看，与财政能力相关的指标有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人均GDP等。这三个指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都能反映政府对高校经费投入的能力。
人均GDP高的省份通常财政收入水平也高，财政收入水平高的省份财政支出的水平也较高。虽然政府对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财政性转移支付，可以提高这些省份的财政支出水平，但是总体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从而决定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水平。
2.高校扩招的影响。从“生均预算支出”指标的计算公式看，分母是高校在校生数。因此，高校在校生数越多则“生均预算支出”就越少。从变化趋势来看，高校扩招使得在校生规模变大(即分母变大)，从而使得“生均预算支出”变小。
在各省份高校扩招过程中，存在着“越穷越扩招、越扩招越穷”的马太效应现象，即：越是“生均预算支出”水平低的省份，扩招速度越快；而扩招速度越快，则“生均预算支出”水平就越低。因此，1999年高校扩招后“生均预算支出”的地区差异不断扩大，到2005年达到峰值。
从全国情况看，1998-2005年间，普通高校在校生数增速的年平均值为24.3％。由于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没有同步快速提高，因此“生均预算支出”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1999年例外)，由1998年的8529元下降到2005年的5941元。
从地区情况看，1998-2005年间，普通高校在校生数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值的省份共有16个，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依次排列为：江西、山东、河南、浙江、安徽、西藏、内蒙古、河北、山西、海南、四川、贵州、湖北、湖南、福建、广东。这些省份中绝大多数的“生均预算支出”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上述省份中只有西藏、广东、浙江和福建的“生均预算支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8年，上述省份中只有西藏、广东和海南的“生均预算支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种“越穷越扩招、越扩招越穷”的马太效应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生均预算支出”差距，“生均预算支出”的极值比验证了这一判断。1998年“生均预算支出”的极值比为3.41，即最高值是最低值的3.41倍；到了2005年，极值比上升至11.57，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2005-2010年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数增速的年平均值降低为7.4％。很多省份的扩招速度都进行了调整，1998-2005年间高校在校生数增速最快的16个省份中有一半增速降低到全国平均值以下。因此，“十一五”期间“生均预算支出”的地区差异没有出现显著的扩大趋势。
3.毕业生流动的影响。各地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既受财政供给能力的影响，也会受到投资意愿的影响。毕业生的流动状况会影响地方政府的高等教育投资意愿。从生源地毕业生的流动状况来看，如果某个省份是毕业生净流出的，那么就意味着教育财政经费的流失。毕业生净流出的规模越大，教育经费的流失数量就越大。因此，毕业生净流出的省份对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积极性相对较低。
从2004-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状况来看，东部地区11个省份中除河北和山东外，其他都是净流入。中西部地区中，除西藏、新疆和云南外，其他都是净流出(新疆和云南在个别年份也是净流出)。因此，高校毕业生流动模式总体而言是由中西部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以2008年为例，全国普通高校的“生均预算支出”为8242元，一个本科生四年的“预算支出”大约为3.3万元。对于各省份来说，每流出一个毕业生，就意味着损失3.3万元“预算经费”。如果考虑每个流出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全部培养成本，以及本地生源流出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培养成本，则损失额更大。对于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而言，本来财政供给能力就弱，加之流动引起的财政经费的损失，因此他们的投资意愿就更小了。
四、生均经费差异的回归分析
在前面的论述中，本研究分析了财政供给能力、高校在校生规模、政府投资意愿等因素对“生均预算支出”的影响，接下来将利用计量回归方法进行检验。本研究用人均财政收入衡量财政供给能力，用在校生规模年均增速表示高校在校生规模的变动，用高校毕业生的流入流出比衡量政府投资意愿。之所以用高校在校生规模年均增速，而没有直接采用高校在校生规模的原因是为了解释为什么2005年“生均预算支出”的地区差异显著大于1998年。
无论从基尼系数看还是从极值比看，2005年都是“生均预算支出”地区差异最大的年份。因此，计量回归的样本数据年份选择为2005年。“生均预算支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建立如下：
表1为计量回归结果。方程(1)为包括三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三个回归系数的符号正如预期的一样。表明人均财政收入越多的省份“生均预算支出”也越多，在校生规模年均增速越大的省份“生均预算支出”越少，流入流出比越大的省份“生均预算支出”越多。从统计检验看，
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而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三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方程(2)、方程(3)和方程(4)分别为包括两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多重共线性检验的结果显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t检验的结果显示，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并且符号与预期的相同。特别地，方程(2)和方程(4)中流入流出比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毕业生流动状况显著地影响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积极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针对普通高校生均经费的地区差异大小及其变化趋势，从人均财政收入、高校扩招的增速和毕业生流动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概括如下：
第一，我国普通高校生均经费的地区差异很显著，“生均预算支出”地区差异的基尼系数在2005年达到最大值。
第二，各省份的高校扩招速度不同是“生均预算支出”地区差异扩大的重要原因。
第三，毕业生的流动状况显著地影响地方政府的投资意愿，流入流出比值越大的省份其“生均预算支出”越多。
第四，财政供给能力是生均经费地区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人均财政收入越多则“生均预算支出”也就越多。
基于教育生产函数理论，要促进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应缩小经费投入和师资水平的地区差异。本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人均财政收入、高校扩招的增速和毕业生流动状况都对高校生均经费有显著的影响。各省份的高校扩招增速普遍放缓，影响程度大大降低。而毕业生流动趋势和人均财政收入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应当从这两个变量着手，制定相应的教育财政措施。
(一)对毕业生净流出省份追加补偿性转移支付
为缩小高校生均经费的地区差异，应积极发挥中央财政的调节作用。2010年财政部、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提高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水平的意见》[7]，要求各地制定本地区高校生均拨款基本标准，逐步提高生均拨款水平。原则上，2012年地方高校生均拨款水平不低于12000元，并建立了“以奖代补”机制。该政策对于缩小高校生均经费的地区差异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存在因各省份财政能力不同反而拉大地区差异的潜在负面影响。
要缩小高校生均经费的地区差异，还应考虑经费在省际的流动性。多年来，中西部地区的高校毕业生一直向东部流动，这意味着教育资金“向东”流动。这是一种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的“逆向补贴”，使得本来财政供给能力就弱的省份雪上加霜。为此，中央财政应该在已有的转移支付政策的基础上，对毕业生净流出的省份再追加补偿性转移支付。补偿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可以根据近年来各省份毕业生流出规模进行估计。
2013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颁布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8]，在健全投入机制中指出：“地方政府要加大所属高校经费投入，健全投入机制。”“中央财政继续对中西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给予奖补支持。”可见，该振兴计划强调经费投入以地方政府为主，中央财政并没有给予特别的支持。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落实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将面临很大的挑战。
(二)进一步发挥“211工程”高校对优质资源配置的作用
央属高校的地区分布表现出鲜明的“锦上添花”特点，越是东部沿海地区央属高校的数量就越多，而高等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很多省份都没有央属高校。截至2012年4月28日，我国共有114所央属高校，分布在22个省份。共有9个省份没有央属高校，其中1个在东部地区(海南)，2个在中部地区(山西和江西)，其余6个都在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特别地，73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约2/3(48所)在东部地区。
央属高校的生均经费显著高于地方高校，央属高校的非均匀分布加重了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程度。以2010年为例，央属普通高校的生均支出为39372元，而地方普通高校的生均支出为16349元，前者是后者的2.4倍；央属普通高校的生均预算支出为17962元，而地方普通高校的生均预算支出为8456元，前者是后者的2.2倍。
央属高校虽然分布不均，但布局已基本稳定，再进行大幅度调整的可能性不大。应进一步发挥“211工程”高校对优质资源配置的作用。截止到2011年3月31日，全国共有112所“211工程”高校，覆盖了全国31个省份。对于中西部地区和海南省的“211工程”高校，特别是无央属高校省份的“211工程”高校，中央财政应当加大投资力度，给予这些高校更大的经费支持。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中“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入选高校覆盖了中西部全部20个省区市，还包括了东部地区的辽宁、河北和海南。但是，这些高校数量较多，短期内很难发展成为国内一流大学。应该在现有“211”大学的基础上，努力使每个省份都有国内一流大学，让学生不出省即可获得一流水平的高等教育。
(三)采取激励措施鼓励优秀教师向西流动
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还表现在师资水平上。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是，资金流、教师流、学生流三流合一，优势资源都向一流高校集中，形成“马太效应”，进一步加重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教育发展纲要》提出“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加强中西部地方高校优势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实施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对于师资队伍建设，应当制定激励措施留住中西部高校的优秀教师，同时鼓励东部地区和海外的高水平人才到中西部高校工作。
(四)鼓励学生属地就学和属地就业对中西部地区高校的学生给予更多的资助
为扩大中西部学生入学机会，《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采取“坚持新增招生计划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倾斜”和“继续实施专项招生计划”两项措施。在短期内确实可以缩小入学机会的地区差距，但是从长期来看并不能解决地区差异的根本问题。我国高校毕业生在院校所在地就业的比例很大，增加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招生计划，意味着更多的中西部人才流失到东部，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高等教育的地区差距。
在有关学生就学流动和就业流动的政策上，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给予学生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从政府角度看，为节约流动成本，应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学生属地本地就学和属地本地就业，其前提是尽快消减缩小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保证各省都有一流的高校。另外，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应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加大成绩优异学生的奖励范围和额度，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
总之，高校生均经费的地区差异是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为促进公平，存在“让人流动”(给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招生计划)和“让钱流动”(给中西部地区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两种不同的政策选择。前者对缩小高校发展的地区差异没有任何促进作用，而后者却效果明显。因此，应充分发挥教育财政的积极作用，让优秀的教师愿意到中西部高校工作，让优秀的学生愿意在中西部高校就学，使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可以强大起来。现有的学生资助政策对于去经济欠发达、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就业的毕业生给予了较多激励，但是对于在校生，有关的激励措施相对不足。我国的高等教育学费标准基本上不存在地区差异，而生均经费支出的地区差异显著。这就意味着，缴纳同样数量的学费将由于高校所在地区的不同而接受不同质量的教育。因此，在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大幅度增加的增量部分，应考虑对选择在中西部地区就学的在校生给予特别的资助。
在有关学生就学流动和就业流动的政策上，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给予学生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从政府角度看，为节约流动成本，应采取激励措施鼓励本地就学和本地就业，其前提是尽快消减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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