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亚斯与西方情感社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情感论文,利亚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6)01-0168-07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6.01.029 当社会发展步入后工业阶段后，愈发频繁的社会互动催生了大量情感现象并延伸出一系列新问题，为以研究现代性后果自立的社会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契机。但纵观西方社会学史，社会唯实论与唯名论的偏狭一直制约着众多学者对情感研究的学科想象。 从孔德借助自然科学实证精神以社会秩序的整体视角确立学科范式开始，经过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涂尔干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体系再到结构功能主义，很多时候情感被抛离于具体而微小的日常生活领域，仅作为社会体系及其功能的机械构件而存在。尽管有如弗洛伊德通过关注无意识与意识的区分来加强所谓个体心灵自在之维的理解，却依旧难以摆脱理性话语对情感研究的操持。而自情感社会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得以确立，有关社会风险与信任的反思现代性理论摆脱不了实证的客观主义立场，似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成了历史延绵下的研究迷思。 当代情感社会学发展不应当仅关注情感现象及问题的解释，同时也离不开自身的反思。作为社会学界大器晚成的代表，德国历史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对此建树颇多。早在20世纪30年代，埃利亚斯通过其代表作《文明的进程》，就有关早期现代社会的考察敏锐地嗅探到了个体情感与社会结构间相互作用演变的现实轨迹，并通过《个体的社会》将个体情感现代化历程进一步提炼为社会个体化的发生机制。对他来说，个体与社会是一种历时性发展的动态关系，两者互为印证。即使到了晚期现代性社会阶段，他的理论依旧不断散发出活力，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继吉登斯与布迪厄之后西方社会学界内学术引证率最高的社会学家。下面就埃利亚斯基于人文的社会型构研究视域，探讨其如何以情感现代化的发生为线索展开个体与社会两者关系的批判性解读。 一、复归人文的历史社会学视野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思想家的学说通常会受其身处的特定时代背景与文化思潮的影响，这对出生于剧烈变迁的19世纪末的德国人埃利亚斯来说尤其明显。在当时的欧洲，一方面社会学受到了英法自然科学实证精神的影响，逐渐倾向于将社会视为功能有机体，主张以概念推演与量化操作的方式考察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结构与秩序问题，个体被视作单一属性下概率的统计指涉，“所指涉的不是人的整体人格，也不是身体的全部”[1](P.133)。而在德国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观念论盛行，诸如狄尔泰等人强调哲学、社会学是精神科学而与自然科学相区别，主张对人的主观动机、意义进行投入性的理解，将个人的意志能动性放大。简而言之，两者都将社会与个体的发生归诸自身一端，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困境，个人或成为实证的“均值人”①或成为将世界作为表象的“封闭的人”。纵观埃利亚斯的学术生涯，从早期开始他就直面以上智识困境②。 另一方面，埃利亚斯不仅是以学术为志业的社会学家，更是时代变迁的亲历者，个人的特殊遭际使其思想极具人文意涵。如果将当时愈演愈烈的现代化看作一股不断向前推进破坏的未来之风，不断将过去遗忘，对个体来说日新月异的事物使个体心灵应接不暇，个体将不得不为了招架外来刺激带来的焦虑而生成一种抵制与快速消化的心理防卫机制，继而麻木、冷漠成了世纪末的个体情感症候。但是，埃利亚斯拥有的犹太人的疏离(Detachment)与学术人的关涉(Involvement)的双重身份却让其保持了极度敏感。他早年就是犹太青年组织蓝白运动在布雷斯劳的领导人，有学者认为，他可能由此“吸取了尼采的学说，而将弗洛伊德历史化”[2](P.17)。那么作为受排斥的犹太人同时也是学者，他的学说充满着不合时宜性(Untimeliness)，他们(边缘人)“以异化经验为标识，感受到与世隔绝，人们难以确信什么才是现实本身，从而引导着他们去思考现实与幻象之间的关系，这种对于现实与幻象之关系的质疑风行于整个变迁时期”[3](PP.250～252)。从学术与现实两方面看，埃利亚斯的思想将不可避免地关涉他人所无法觉知的异化与剥夺感，进而反斥现代性破坏之风，复归人文历史视野使其不同于传统科学实证精神的学术旨趣。而他对情感体验的考察便是其试图解决二元话语，展现其人文关怀的开始。 对于情感研究必然离不开承载其栖居发生的主体——人的界定，不同于传统思想史对人的主客二元的界定，他将个体看作是身处日常生活中受社会历史发展影响的存在，社会型构即是其情感现代化思想背后有关人的集中表达。在他看来，情感体验是由个体身处的环境即型构(Figuration)决定的，而个体情感现代化也正是由型构变化所致。何为型构，埃利亚斯首先将视角放到微观的社会关系层次来界定，指“一群互为指向与依赖的人群所形成的结构”[4](P.261)。正基于此，主体间的动态结构性作用，才能“在构成性意义上对原子层次(Atomic level)的结构与动态关系给予根本的考察”[5]，进而这种基于个体的动态性关系考察摒弃了传统僵化、抽象的二元理论形式，自然而内涵丰富的个体关系性结构的日常生活是埃利亚斯研究情感结构变迁的重点。为了避免这种微观视野可能带来的个体还原论的危险，他在化解原先抽象形上体系的同时先见地将历史纵深视野纳入必要的考量。对他来说，变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情感现代化一方面离不开社会关系性视角，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历史才能更好地接合其中情感演变的细微片段，个体情感与社会结构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地互为证成。下面通过埃利亚斯与帕森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对话，将社会型构的微观与宏观历史进程间关系的人文复合意涵予以具体呈现。 1968年，在《文明的进程》再版的序言中，埃利亚斯就极力反对帕森斯通过模式化功能方式将情感以目的论式的分割操作，用诸如情感与非情感的对立形式进行还原分析，“把事实上正在形成和已经形成的社会现象分解为两种对立的状态，从而这无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意味着对社会学认识不必要的简单化”[6](P.6)。以至于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后者往往被当作真正的现实，而前者则被视为是次要的，情感成了这一静态僵化社会整体观的一个构件而失语。也就是说，帕森斯的理论缺陷就在于其用功能体系的话语将情感的自在之维——日常生活分割出去了，继而历史视野也一并固囿于僵化的结构功能的普遍预设而迷失。其实情感在日常生活中栖居，但并没有按照通常的类型学标准进行机械式的功能运作。在具体情境中，持有不同习惯的人也有不同的自我呈现与情感表达，在相互作用下不断生成又不断消损，如此对情感的分析就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理论模式能解释的。进一步地，在埃利亚斯看来，日常生活必然离不开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早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阿克顿勋爵就有过判断。他说：“我们应同样将注意力投向与进步对应的消逝的、衰退的事物，历史不应仅仅以自其他世代(Other times)的传递者身份存在，而更应基于我们生活的当下周遭影响而存在。”[7](P.33)历史是通过活生生的个体得以传递，也只有通过历史才能把握纷繁复杂的个体的日常境遇。实质上，情感研究根本的立足点就是微观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而历史是埃利亚斯所倚重的跨越微观与宏观的分野，考察情感现代化机制的关键，两者互为印证。继而受愈发复杂的现代社会型构作用的影响，现代文明进程也就不是通常先验的线性发展观所能解释的了。 就历史发展面向来看，埃利亚斯认为文明进程是由无数个体间的复合作用所推动，虽然个体意在以单个人的理性计划行动，但型构的历史并不是个人所计划的按特定的发展方向行进。进一步讲，文明进程不是靠理性的先验存在推动的，而是由无数个体基于关涉与疏离的相互作用助推而得以发展，这就与弗洛伊德基于生物本能的文明论不同，继而他就“将原先弗洛伊德对基于爱欲与破坏欲之间永恒冲突的文明本能导向转化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型构基础”[8]。同时这也与借助马克思劳动异化与精神分析基础，从技术理性对人性异化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他们“更关注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之间的生成关系，更关注马克思传统下的自然与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人的关系”[8]。而埃利亚斯则更注重国家形成与超我内在化的过程性讨论，不同社会阶级都是文明进程中的一环而不可独立存在，所谓内部本真与外部强制之间的紧张对抗仅仅是文明进程的一个阶段，其理论充满了中立化的博弈色彩。 综上所述，基于社会型构的历史视野，突破实在论的二元预设成为埃利亚斯情感现代化研究的基础，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应投入到历时性的视野下进行考察。而正是对历时性的捕捉，偏向社会事实的宏大理论与激进个体的理论解释便被抛弃了。在此理论建构基础上，埃利亚斯以早期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变迁作为理解社会型构的现实基础，对个体情感的现代化境遇予以呈现，而这也是他除去传统理性迷思的开始。 二、早期现代社会情感的现代化解读 (一)迈向制衡的个体化社会境遇 在埃利亚斯看来，现代化是朝向个体化的过程，由此个体性在既联系又分殊的现代社会分工的基础上生成，而其愈发复杂的现代社会境遇使个体的情感趋于恐惧与不安，理性思维的强化也正是情感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文明的进程》中，埃利亚斯便通过考察早期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阶级结构予以诠释。 在埃利亚斯的经验考察中，13世纪的法国，货币经济下社会分工加剧，经济结构开始变化。商业繁荣刺激了农民等下层阶级投身城镇工场手工业，而代表工商业的市民与拥有全国税务支配权的国王的势力也得以发展。而对依附于自然经济的乡间地主、自由骑士来说，因受到自由开放与流动性的货币经济的影响，其收入来源不断减少，从而导致依赖财政支出的军事政治实力衰退，由此贵族与王权的斗争消退。最终，不同社会阶级间的利益与实力开始趋同，相互制衡的情况出现了，“比如说贵族和市民，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情况即如是……不同利益集团既不能相互分离，也不能相互接近；这使得各利益集团为保持其眼前的社会存在特别仰仗最高的协调中央”[6](P.391)。最终“国王机制”成为社会阶层势力制衡的标识，因经济支配而形成的军事暴力垄断的天平向王室倾斜，从而在这一权力结构内部，各个势力集团“既是对手又是行动伙伴，彼此间相互牵制”[6](P.392)。而把持权力的君主，“他的利益也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安全与运转息息相关，他不得不和有些人结成联盟，但又从来不和其社会的某一个别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完全等同”[6](P.393)。 从根本上说，这种各个阶级间的制衡状态是由货币经济更确切地说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的社会分工带来的。不同阶级的社会成员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商业化，而基于不同分工体系及其功能所属的行动链条也不断增长，个体之间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分离，现代的西方社会关系结构成型了。中世纪的贵族骑士因为得不到经济保障逐渐蜕变为宫廷贵族，而市民阶级的崛起则为他们获得了更多市政治理上的话语权，通过税收垄断获得军事暴力支配的王权势力也得到了加强，既对抗又合作的型构模式成了主旋律。最后以这三者间的制衡状态为基础，它们被卷入到了迈向个体化的浪潮中。 如果说中世纪自由骑士的行为处于在残暴与浪漫间快速摇摆的状态，那么现代个体却因各个集团间的利益与权力制衡而退出了直接的暴力斗争，进而其对外应激策略也随之改变，“在其自身按照社会流行模式形成一种形同社会规范中积攒的对本能进行自动监控的机制，形成一种‘理性’，形成一种细致而稳定的‘自控’以致一部分被抑制的本能冲动和情绪根本不再直接被意识到”[6](P.453)。也就是说，在相互制衡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基于社会他者的规范要求使个人自我意识开始借助理性得以觉醒，而这也是个体社会化要求愈发严格的根本内涵，因此儿童与成人之间自我意识的差异越来越遥远，他必须经过比以往更长的教育经历才能适应外部事物的结构性流变对其造成的连锁反应。 而随着诸多基于社会规范的压抑机制的启动，个人与社会间开始发生自反性的相互疏离。理性个体不得不为了更好地与他人相处而去习得各种社会规范、风俗，尽管“人与人相互间的联系会对个体有所限制，但同时又为其提供了用武之地。此时人的社会组织构成了一种培养基，从中产生了个人的目标，而个人又总是将其个人的目的编织于上”[6](P.620)。所以，社会化机制并非一贯地作用于个体，个体性就从属于具体型构中“表达的是他本人源自此种活动的易受影响性和可塑性，表达的是他人对他的依赖性和他对他人的依赖性，是他的造币功能和自己作为硬币的功能”[9](P.63)。实质上，理性的规范习得成了压抑个体情感表达的关键，在与这种社会性压抑的对抗中，社会成员的个性也愈发鲜明，这便是埃利亚斯现代文明进程下的个体化历程。 一方面，个人与社会关系表现得异常对立，产生了诸如人可以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奇异话语；另一方面，个体的恐惧体验强化了理性的线性思维，并将具有多元主体参与的关系性的型构要素剔除，取代了历史发展进程下的复杂性与不可规约性，人对自我认知更加积极乐观了。个体的心理结构也从上至下贯穿于各个社会阶级，从原先的直接对抗的张扬模式向开放、内隐、平缓的主体间性模式转变，其结果便是情感阀限(Threshold)的上升，心理愈发敏感。 (二)情感现代化语境下的个体性话语批判 按照埃利亚斯对个体化社会境遇的考察，在社会结构的压抑作用下，恐惧的情感体验与理性共生，情感现代化即可从心理学化与合理化两个维度展开，而这也是情感与理性间在深处搓揉作用下迷思证成的开始。心理学化从横向对个人自身周遭进行理性权衡，这类似于现代符号互动论的观点，即个人在行为处事时以“想象化他人”的角度检视自己行为的恰切性。而合理化则从生命历程的纵深角度来理解自我及其行动，即对行为长期筹划。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先前不计后果的行动被各种抽离于时空的理性规划与算计取代——这就是以前因—后果为根本的因果阐释机制要义。简言之，在个体化社会下对复杂情境的焦虑与谋划心理成了诱发理性认知的重要契机，理性与个体性成了一组同位语。埃利亚斯在《个体的社会》中就现代思想史中有关个体性的二元话语进行批判，这也是个体性话语对恐惧本身进行乐观主义式塑造的开始。 与之前作的历史定位相当，埃利亚斯将对个体性话语的批判之矛投向文艺复兴以来人的自我意象之上。按照布克哈特的说法，文艺复兴运动成就了“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就前者而言，以基督教人文主义及新柏拉图主义为代表，借助诸如类似“道成肉身”的上帝同型同构理念，人开始摆脱原先“罪身”而以“完美的人”的形象出现，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对后者来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以“地心说”为代表的中世纪蒙昧传统相继被伽利略、哥白尼等人颠覆。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后，随着理性主义精神的盛行，人与自然由原先的混沌状态开始通过机械唯物观的殊化作用得以澄清，自然与人之间存在的安全风险被生产力发展下的技术进步所消解，乐观主义精神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这又是另一个人与社会分殊的特殊形式的变种。 因此，在人与宗教、自然相互分离的趋势下，有关纯粹的个体性认知图式也得以证成，以笛卡尔主客二元的认识论为起点，“它告诉我们，人类有能力完全凭借他们自己的观察和思想活动，去破解自然体系这个谜并服务于人类的目的，而无须听命于任何教会的或古代的权威”[9](P.100)。“在个人的意识中，人作为个体的，作为与所有他人和他物相脱离的自身存在，自然就突显出来，并且赢得了更高的价值。”[9](P.109)继而有关个人的体验与观察以物化的方式通过言说与思想得以实体化表达，身体则成了这种外部表达与内部体验的中介，不管是认识论中的唯理论还是经验论者都难以避免这一个体性的二元话语。如果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得益于科学理性精神而对人的生存境况有所助益的话，那么其看似高效的线性逻辑关系被我们同样不由自主地继承下来，这又是现代性悖论的一个翻版。 尤其是对自然与社会不可等而视之，但从自然到社会，人的理性思维所涉及的人却愈发宽广。从社会型构视角看，就难以让人通过科学主义精神完全把握社会本身的复杂性。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规避原先自然中的危险后，我们自身的主观抉择及行动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社会风险的原因。所以当寄居于理性的个体性话语通过集完美、乐观、冷酷于一体的自我形象确立后，个体性二元思维将以迷思的形式被推向极致，文明的幻象浮现。“人们还相当牢固地被那个可怕的魔圈束缚着而不得脱身。他们的生存越是强烈地受到不可控制的危险、紧张和冲突的威胁，越是被由此产生的恐惧、希望和愿望左右，他们就越是缺乏在行动和思想上针对事情本身来解决这些不得不面对的困难的能力。而他们越是这样缺乏阻止那些殃及自身的为难冲突和威胁的能力，就越是强烈地受到情绪和幻想的驱使。”[9](P.84)“鉴于人们所面对的巨大的风险、危害和易受挫性，集体的幻想和半巫术式的习惯便具有了特殊的功能……充当着人类保护性的和防御性的武器，它们强化着社会集体的凝聚力，让其成员感到自己对所发生的事情拥有控制理论，可事实上，这些时间常常很少是他们能控制的。”[9](PP.84～85)此时，文明进程下的“理性狡计”在人的思想史中再度显现。 综上所述，在社会型构视野下，由货币经济助力的个体社会境遇被置入多重主体间制衡的个体化关系中，个体情感由此展开了合理化与心理学化的现代化历程。而在个人对他者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的焦恐下，来自社会制度的压抑更是将个体内部的情感与理性以个体性的方式抽取出来，理性思维得以强化。继而表面上完美但又理性、冷酷的人通过二元对立的思想形式得以呈现，而以恐惧与安全为本体的情感心理就在表面上被乐观的气质遮蔽了，理性成了思维的终极要义。最终从宏观社会历史的型构变迁到微观个体情感体验，情感兼具理性的现代化及个体与社会二元分立的认知模式得以证成。 三、当代情感研究的反思与想象力拓展 (一)晚期现代性及其反思理论 当个体性话语通过理性中介将恐惧体验转换成乐观的自我认知意象，这就是启蒙以来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之封闭自我的表达。经常认识本身就有主客二元预设，而人们却不愿离开安全的个体性精神大陆进入不确定的海洋以获得真知，理性迷思终成了飘忽的海市蜃楼久久不得消散。在当代学者反思现代性理论中，这对分处一明一暗的二元精神共谋同样迟迟不散，此时个体性话语形式就由原先个人的理性反思向风险社会中抽象的制度主义话语转变，情感现代化轨迹也转向晚期现代社会风险与安全的焦恐状态。因此，如何回应就成了当下情感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行其自身拓展的一个前提与门槛。 在晚期现代性阶段，以他者与自我作为对象的理性反思成了吉登斯、贝克等人自反/反思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在吉登斯看来反思“是一种人类例行地与正在做的整体行为的‘保持’”[10](P.26)，继而是“个人在晚期现代性境遇下不断应对社会变化而做出的智识上的反馈”[11]。他认为，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考察，需要通过对自我意识的距离保持而将其他诸如失效的传统习惯、文化等因素排除出去。根据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一步提示，当个人被不确定性所包裹而难以有效地依赖传统理性算计的安全法则时，个体就易迷失于社会风险之中，原先的乐观精神重新转向焦虑的情感体验。 问题是随着传统工业社会中依赖于个体性的理性乐观精神失效，超越时空的抽象专家系统取代了个体的智识性反思过程，这更像是在将个体性研究语境置入到认知的制度主义框架中，试图通过不断地理性反思来应对流动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一项寄寓于外部的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的成形，以至于不确定性本身就预设了这种自我监控的失败。正如拉什评论贝克的风险理论“仅是一种现代性反思的激进形态，是贝克受到吉登斯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及其专家系统影响的结果。他的思想从根本上还是建立在启蒙以来理性法则的发展基础上”[12]。与其说个体性遭受了“他者”的消解，毋宁说其被替代了，并且与传统启蒙乐观精神之间有较强的家族相似性。那么如将这一新的反思性理性形式投入到社会型构即社会关系的理解中时，对情感的认知以何种方式呈现，又当如何恰当地评议就成了未来情感研究的反思关键。 (二)情感研究的反思性意涵 在晚期现代性境遇下，作为与他人交往的纽带——信任，无疑是考察情感变迁的重点，在《现代性后果》中吉登斯就通过个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变迁将传统的信心与当代的信任予以区分。信任是因个人失去了传统文化土壤而被动发生的对周遭的自省，而信心则是更多发生在传统社会中因惯例作用而无须思考自身处境浑然天成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状态。他进一步认定：“信任与风险相对，而信心与危险相对，而风险与危险之间分离的现象则是近期现代性出现才开始差异的。”[10](P.32)因而传统与现代的划分就是这项自我意识与外部客体关系的前提，于是历史的连续性发展视野被忽视了。最终，吉登斯借当代精神分析思想将失去传统依靠的信任看作是以无意识的“本体论安全感”(Ontology Security)得以维系，而通过不断反思性运作的抽象专家系统就得以替代先前的个人乐观理性法则愈发盛行。 信任因此处于对外部风险保护意识与自我防御的无意识之间，在对风险的恐惧焦虑及对个人处在时空脱嵌的理性困顿中，情感就落入制度主义反思性逻辑中。实质上，反思现代性理论“更多的是以理性及其实用主义的方式看待个体与外部风险问题”[13]。同时它也“没有清晰地界定这一无意识过程在对紧张不安管理下有何深层意味”[11]。当用一种制度主义认知方式来把握信任关系中的个体现代性境遇时，个体的无意识部分就会被清理出去，进而关乎历史的无意识发生的日常生活之维度被排除了，这就是晚期现代性下情感研究的重要立场。这正是传统二元理性迷思的当代具现。最后焦虑与恐惧成了书写当代个体的大写情感。 因此，当代如拉什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反思性”概念，认为它具有审美特质，即“反思性本身是审美的，这意味着它的理性与解释性是同等的”[12]。“它不仅是自我反思的而且是自我阐释的，意义存在于我们与他人相互关联的行动及自我中。”[14]这就为信任问题从制度立场转向主体间性的社会型构立场提供可能。虽然反思性理性思维是理解当代社会的重要方式，但反思本身的内涵丰富。尤其在步入后工业社会后，人与人交互的机会愈发增多，个体不断面临理性抉择与主体间性的审美判断。而这又与埃利亚斯型构视野下的个体情感现代化考察相似。当埃利亚斯通过将一种关系性视野置于人际互动过程时，就历时性地把握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关系，个体对外界也将不仅仅是一种恐惧与防卫的简单刺激—反应的制度化机制能把握的。因而在不论早期现代化进程下的个体性话语还是晚期现代社会基于专家系统的制度主义考察，都难以给情感研究合适的解释。进一步讲，如果现代化进程是一条不断向前奔涌的江河，那么历史正是其中涌动的暗潮，而现代性也将不限于有关的抽象制度，还包括社会生活型构的非线性意涵。正如埃利亚斯提到“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冒险进入不确定性的海洋，我们就不能避免落入虚假的确定性的矛盾和欠缺之中”[9](P.97)。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理性反思的框架将当下新兴的情感研究议题强行纳入到线性宰制的逻辑之中，在自我能动性排除后，即使情感研究被予以体系性的考察，也难免再次落入理性窠臼而使情感研究失语。 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社会学家米尔斯就曾与埃利亚斯发起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激烈批判③，那时个体的公共意识正历经“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而日益衰退，导致“我们的时代充满不安与冷漠，以至于不能通过合理性及感性的设计而得以解决”[15](P.11)。因此，他发出著名的社会学想像力呐喊，“抓住社会历史、个人境遇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继而以行动直面时代下的冷漠与困惑”[15](P.6)。这就与埃利亚斯情感现代化诊断背后意图弥合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努力相契合。当代情感社会学研究，以生物有机或社会文化为基础的实证主义者与建构主义者也逐渐将视野转向彼此，开始吸收埃利亚斯、布迪厄、福柯及符号互动理论有关个体、心灵、社会的思想，批判以情感表象为分析的静态因果模型，关注非正式、具现化情境的阐释方式。因此，在当今所谓后工业、消费社会，尽管有关情感议题的现代性话语盛行，但不管其形式如何变化，只有进入到具体的反思性理论境遇中，捕获疏漏的情感话语，将个人与社会、身体与心灵、主体与客体重新纳入到历史的、关系性型构的新境中，才能更好地对情感社会学及社会学想像力拓展有所助益。 四、结语 现代文明进程下，社会流动愈发加快，人与人交往所突生的情感现象与问题备受关注。尤其对社会学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情感社会学的创立推动了大量情感研究，学科本身也为应对情感这一传统“异端”带来的挑战而积极进行反思性探索。正因借助了个体情感现代化的线索，埃利亚斯通过社会型构视角给出了对基于个体与社会二元理性话语的建构性批判解读。 在现代化进程下，社会逐渐转向相互制衡的个体化发展，愈发规训的社会控制下个人自我意识以内—外的方式得以强化，个体性成为这一进程的显著标识，并催生了恐惧为指涉的情感现代化轨迹。继而在认知层面上，由现代化带来的情感体验成为理性思维本身的精神同谋，在理性的压抑作用下个体性与社会性开始对峙，个体也因受外部强制而愈发地对自我觉知，愈发地具有个性。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开始，理性与感性、个体与社会的分裂同步展开，人与宗教、自然、社会以各种形式殊异隔离。可以说，个体性话语本身蕴含情感与理性的双重向度，但也恰恰是理性本身拒斥了情感所指向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安与焦虑的现实。从恐惧到乐观的个体情感演变，埃利亚斯对情感现代化的考察充满了历史性的反思意涵。 而在晚期现代性境遇中，个体性的理性话语转向抽象专家系统，吉登斯等人试图以风险社会下诸如恐惧、焦虑等情感标签进行解读，但这一制度主义认知路径却是以牺牲个体日常生活的关系性视野强行诉诸安全—防卫的分析模式。作为一名拥有跨越时空思想能力的“不合时宜的人”，埃利亚斯从早期到晚期现代社会，以极具人文意涵社会型构视角解读批判了理性话语，同时还原了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这也与批判时代冷漠、麻木气质的米尔斯如出一辙，时代在变迁而反思也不能停止，只有将自身投入于冒险的海洋，激流勇进，才能不断地使情感研究的社会学想象力不断绽放出历史的人文反思的灵韵。 [收稿日期]2015-11-15 注释： ①这里仍需指出，以外化结构作为研究路径并非完全忽视个人意志问题，至少是可议的。因为从近代政治思想角度看，正是对个体意志与权力的强调，进而才产生各类立于个人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契约”学说。而社会学的诞生正是以法国大革命后动荡社会环境为条件的，所以制度结构与个人对立说法仅是理想型的。 ②埃利亚斯早年进入布雷斯劳大学师从新康德主义学者进行哲学训练，就与之发生分歧。而后进入海德堡大学分别师从阿尔弗雷德·韦伯与曼海姆时，前者的唯心主义与后者承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经常发生学术的争辩冲突。 ③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从传记社会学角度指出，他的学术上的批判气质很大程度上是在其去欧洲访学经历吸收大量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其“权力三部曲”在美国本土不受待见形成的。这与埃利亚斯“边缘人”的遭际相似，正是这种独特个人遭际使他们对维克多·特纳所谓充满“阈限”(Liminality)的现代性思想充满张力与洞见。在此有关现代性视域下生命与治学关系的讨论不再展开，参见John D.Brewer,Imaging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the Biographic Context of a Sociological Classic,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004 Volume(55) Issue 3 PP.317～333; Tuner,Morality and Liminality,in Blazing the Trail:Way Marks in the Exploration of Symbols,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2。标签：埃利亚斯论文; 现代性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二元经济结构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二元关系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文明的进程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