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文论文,敦煌论文,禅宗论文,日本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9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的敦煌文献中，古藏文文献是汉文以外其他民族文字文献中为数最多的。其中，佛教文献占主要地位。由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选取敦煌文献时，以非汉语文献为重点对象之一，因此，敦煌古藏文文献之有重大价值者，现大多藏于法国，其次藏于英国。法国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自然是近水楼台，开启了研究的先河。早在1939年，拉露就发表了较有见地的专文《有关中国禅宗发展的藏文文书》（注：载《亚细亚学报》1939年，第505-523页。）。然而，日本学者不甘落后，数十年来，埋头苦干，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本文将就日本学者的部分成果加以介绍和简单评论，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
藏于法、英的敦煌藏文文献，已分别由法国的马歇尔·拉露(Marcelle Lalou)和比利时人瓦累·布散(Vallée Poussin)编成了《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注：共3卷。由巴黎阿德里安·梅松纳夫书店和国立图书馆于1939、1950、1961年联合出版。）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出土藏文写本目录》（注：1962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根据这两部目录可知，藏于英国的敦煌藏文文献约有700件，藏于法国的约有2200件之多。藏于两国的汉文文献约有
16500件，藏文文献约占全部文献的近20%。这些藏文文献几乎都是佛教文献，其中，哪些属于禅宗文献？这是需要对每一件藏文文献进行研究、鉴别后才能确定的，这也正是日本研究者着力要搞清的重点问题。只有摸清了该类文献的底数，才有可能对其性质、作成、传播及其地位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根据目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确定为禅宗内容的敦煌藏文文献约有50件左右。[1]
作为狭义的藏文禅宗文献，最典型的当属《楞伽师资记》，该文书由斯坦因携至英国，现编号为S.t.710。（注：S.t.代表斯坦因带至英国的藏文文书，S.代表英国所藏汉文文书；P.t.表示伯希和带至法国的藏文文书，P.表示法国所藏汉文文书。）这是汉地佛教早期禅宗之北宗禅的史传著述。北宗禅以传持《楞伽经》为正统，故有访载该宗系的史传著作出现。汉文原著者是大安寺的净觉（683-750年）法师，成书时间为唐代开元（713-741年）初期，大约在成书不久即在敦煌地区流传了。敦煌汉文写本文献中存有多件，而藏文《楞伽师资记》只此一件。由此看来，藏文《楞伽师资记》，显然是译自汉文。首先对该文书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是上山大峻氏，他对文书的特征进行了如实的归纳，证实了该文书忠实地直译于汉文，译文幼稚而拙劣，漏译、误译之处甚多，有的语句或段落与敦煌汉文本《楞伽师资记》出入较大。上山大峻推测，S.t.710号藏文《楞伽师资记》可能译自现存汉文本以外的另一个写本。[2]冲本克己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楞伽师资记〉研究(1)》（注：载《花园大学研究纪要》第9号第59页以上，京都，1978年。）和《〈楞伽师资记〉研究(2)》（注：载《禅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1号第1页以下，京都，1979年。），作者为了彻底弄清该文书的来龙去脉，校录了文书的藏文原文，并附有日文译注。研究的结论是：该文书的原题为《楞伽师弟子经》，内容写至第五祖道信章的中间就以一个“终”字结束了译文。查对敦煌汉文写本《楞伽师资记》(S.427)，也是写到中间就停止了。作为孤本的藏译《楞伽师资记》(S.t.710)，是否就是译自这件汉文文献？我认为目前还不能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在大量的敦煌汉文和非汉文文献中，写到中途便停止的文书比比皆是，而且有许多习字作品。对此，冲本克己推测该文书只写一半的原因有可能是因写经生劳动条件差而罢工所至，也可能是作为某些文献的增补或抄录而特意只写一半的[1]。
尽管上山大峻和冲本克己等人对藏文《楞伽师资记》进行了一些研究，上山大峻还曾发表《从藏文翻译看〈楞伽师资记〉的成书问题》（注：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1卷第2号第90页以下，1973年。），但由于藏文《楞伽师资记》是个孤本，其他藏文文献中又基本没有引用该文书者，因此，该文书的藏译时间、地点、译者、动机等问题，仍然有待今后的研究。冲本克己估计，由于755年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与唐朝权臣相勾结的北禅宗受到致命打击，于是将汉文《楞伽师资记》带到了敦煌，在吐蕃统治时期被译成了藏文[1]，但这只是推测而已。与《楞伽师资记》一样，可以确定为译自汉文本的藏文禅宗文献还有《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这件文书现藏于法国，与其他藏文文书一同载于一件写本即P.t.116号之中。同样内容的汉文文书在敦煌文献中有P.2799号，这件汉文文书不仅有以问答形式阐述禅宗理论的内容，而且有序言和先天元年（712年）的写作年代。从汉文本可知，作者是神秀和尚的高足弟子智达禅师，智达俗名陈琰，文中的发问者为棣州刺史刘无德。首先对这件藏文文书进行校订、译注的仍是上山大峻（注：《藏译〈顿悟真宗要诀〉研究》，载《禅文化研究所纪要》第8号第33卷，1979年。），通过他的研究证实，这件藏文文书的内容与题为《顿悟真宗要诀》的汉文文书(P.3922)的前半部分相对应。藏译风格与《楞伽师资记》基本一致，水平稍高于前者。上山认为，本文书译成于8世纪末（780-800年），译文中有一些按《钦定规定译语》译出的新词语。冲本克己不同意上山的观点，他认为敦煌地区情况特殊，并非《钦定规定译语》颁布后，敦煌地区就及时地采用该译语进行翻译了，冲本断定这件藏文文书是在敦煌地区按照“旧译语”翻译的[1]。不管怎样，该文书译自汉文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种藏译于汉文佛教典籍的禅宗文献是《二入四行论》。该文书存于法藏P.t.116和P.t.821号中。《二入四行论》是著名的禅宗典籍，其内容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论述“二入（理入、行入）”和“四行（抱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的语录。汉文本的《二入四行论》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多件（S.1880、2715、3375、7157,P.2923、3018、4795等），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对汉文本《二入四行论》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并认为，此佛典的一、二部分为达摩所撰，第三部分为慧可所撰；柳田圣山认为这是禅宗早期修持者昙林、慧可、道育、向居士等传承禅法的记录，并非一人所撰。
发现于敦煌的《历代法宝记》，同样有藏文译本，日本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汉文本《历代法宝记》在敦煌发现有8个写本（即S.516、1161、1776、5916，P.2125、3717、3727和日本石井光雄私藏1件）。这件文书又名《师资血脉记》、《定是非摧邪显正破坏一切心传》，宣扬以唐代成都保唐寺为中心的禅系为正统禅宗，由保唐寺无住弟子编纂而成。藏译写本有三件：即P.t.116、P.t.121、P.t.813。日本学者对该文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小畠宏允的论著《西藏的禅宗和〈历代法宝记〉》、《古代西藏的顿门派（禅宗）流派》、《〈历代法宝记〉和西藏佛教》、《伯希和116号文书出现的诸禅师研究》[3]、《藏传达摩多罗禅师考》和冲本克己的论著《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研究（一）》、《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研究（二）》、《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研究（三）》。在三件藏文《历代法宝记》中，P.t.116号分为三节，内容是引用各位禅师的语录，常被冠以“无住禅师录”等名称。P.t.121和P.t.813号文书则被称作《七祖录》或《七祖禅录》而引用其内容。三件文书都未使用《历代法宝记》这个名称。对此问题，冲本克己推断说：“敦煌文献基本上都是写本，变换题目的事并不希奇”，“汉文《历代法宝记》成书于774年以后，此时中原和敦煌已经断绝了联系，《历代法宝记》直接传入敦煌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冲本指出应重视《历代法宝记》沿着“剑南—西藏—敦煌”的顺序传播的可能性，这也符合禅宗典籍向西藏本土渗透的事实[1]。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初期直接传入西藏的禅宗定是保唐宗或净众宗。
在P.t.116号藏文文书上，还有一部分无标题的内容，经过日本学者研究后拟定为《诸禅师语汇》[4]。冲本克己认为，该文书与P.t.813、821两个断片是同一个系统的写本。之所以给该文书拟名为《诸禅师语汇》，是因为上有16个人的禅语。16人当中，有无住、神会、摩诃衍等，多数禅师的名字还不能确定[1]，但该文书再次表明了在禅宗兴起过程中，较早地出现了语录式的著作。由于文书中有10多位用藏文书写的禅师的名字，弄清后必将对研究禅宗向西藏传播的问题起到推动作用。可惜的是目前研究还只停留在这个水平之上。
日本学者对藏译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对象，除以上内容之外，尚有P.t.818《卧轮禅师安心出家十功德》和P.t.635《降魔藏禅师安心法》。这两件文书均为残片，卧轮禅师和降魔藏禅师的名字在P.t.116号文书上均已出现，P.t.116号文书中还有《卧轮禅师看心法》（后述）。日本研究该文书者一致认为，这两件文书译自汉文禅宗典籍，但很难找到与该藏文文书相对应的汉文文献。笔者认为，这正是该文书的价值所在，因为它为汉地禅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二
众所周知，佛教传入西藏初期，在西藏著名的桑耶寺发生了渐门派印度佛教（瑜伽行中观派）和顿门派中国佛教（禅宗）之间的激烈辩论。此时，敦煌正处在吐蕃的统治之下。辩论发生后不久，作为顿门派代表参加辩论的当事人摩诃衍来到了敦煌，因此，敦煌留下了不少有关摩诃衍的文献。有关摩诃衍的汉文文献只有《顿悟大乘正理诀》(P.4646、S.2672)，其余均为藏文文书。这类藏文文书当然属于禅宗文献。日本学者对这类文书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经研究者录文、鉴定，确主为有关摩诃衍禅师的藏文文献有P.t.823、P.t.827、P.t.21、P.t.116、P.t.117、P.t.468、P.t.709七件。其中的P.t.823、P.t.827、P.t.21三件经原田觉、冲本克己、上山大峻等人考证，是敦煌汉文本《顿悟大乘正理诀》的藏译本，其内容只有汉文本的“旧问”部分。P.t.21上有《不观义》的题目，但内容则是《顿悟大乘正理诀》的提要。三件文书的个别内容为汉文本中所无，因此可以直接弥补汉文本之不足。这几件文书的译文，采取了新旧译语混杂使用的方法，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日本学者并未作出肯定的回答。不管怎样，这些直接关系桑耶寺佛教辩论的藏文资料，其价值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与摩诃衍禅师有关的另一种藏文文献是《禅定不观义》。据冲本克己鉴定，P.t.116和P.t.117号文书上均载有此内容。后者尾部欠缺，其藏文原题可直译为《禅定不观论六与十波罗蜜说经》。根据这个题目可知，六波罗蜜与十波罗蜜是统一的，但在《顿悟大乘正理诀》中只讲了六波罗蜜。根据此材料可以说，摩诃衍具有十波罗蜜思想。禅宗主张坐禅看心，不思不观，S.t.468、S.t.709、P.t.117、P.t.812、P.t.813、P.t.827等几件藏文文书即表现了这种思想，并且与摩诃衍禅师有关。据考证，其内容应称为《禅定顿悟门》。然这几件文书并不完全一致，P.t.117号文书上的这部分内容的题目是《禅定顿悟门并注》，P.t.812、P.t.813号文书的题目似为《禅定不观义》，P.t.827号文书上则没有题目。这组文书完全是用藏文撰写的，并无任何汉文本可以对照。因此，研究起来更加困难，但上山大峻却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得出了这些文献均为摩诃衍遗文的结论。上山大峻认为，这组文书阐述的是不思、顿悟、五方便思想，在论述五方便思想的时候，是按顿悟的相对关系来说明的。这与《顿悟大乘正理诀》中的有情根机不同说相联系，但直观上却不一致。至于S.t.468、S.t.709两件文书，原本即为同一件文书，冲本克己指出，“《禅定灯明论》在引用该文书时，称作‘修习论’”。两件文书虽然都有《禅定顿悟门》的标题，但内容却与前几件文书有些区别。这件文书以看心的实践—坐禅为定义，主张连续坐禅，坐禅即是看心，看心即不思不观，并将“不思”理解为方便，内容丰富多彩，耐人寻味。
在前述拟名的《诸禅师语汇》(P.t.116)中，也有摩诃衍禅师的语录，它与以上确认的有关摩诃衍禅师的藏文文书一起，构成了一组反映摩诃衍禅宗思想及其汉、藏佛教辩论的丰富资料，这些资料的部分内容，在西藏成书的《禅定灯明论》和《大臣实录》中被反复引用，说明其影响深远。《禅定灯明论》是藏传佛教大成就派的文献，其中引用禅宗文献，又说明藏传佛教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禅宗即汉地佛教思想。
三
敦煌文献中存有大量的伪经，据柳田圣山的看法，敦煌的禅宗系统的伪经，主要有《最妙胜定经》、《金刚三昧经》、《法句经》、《禅门经》、《法王经》、《圆觉经》、《首楞严经》等。这些经典全部被译成了藏文，并在敦煌文献中得以发现。其中的《金刚三昧经》、《法王经》、《首楞严经》三部还被收入于现存西藏大藏经之中，《登迦玛目录》之中也有登载。经日本学者研究证实，敦煌藏文文献中的这几部经典，有的以独立的形式存在、流传，如《金刚三昧经》(P.t.632)、《法王经》(S.t.222、223、264、265,P.t.624、2105)、《最妙胜定经》(P.t.102)即是如此；有的则是被一些佛教论书所引用的，如《首楞严经》和《禅门经》等。
引用上述禅宗经典的藏文论书，多为大瑜伽派文献。“大瑜伽”原来是密教maha yogay一词的音译，自称大瑜伽者是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属于后来的大成就派系统。冲本克己研究后认为，敦煌大瑜伽派文献中较为典型的是P.t.116号文书，这件文书可分为12小节，其中第5节和第7节均提到了大瑜伽。冲本说：“这是一连串的大瑜伽派文献，内容由宗义论争、大乘法不观义和诸禅师语汇组成。在宗义论争部分，采取了用许多经典证实自己观点、进而回答对方质问的形式，其中也利用了伪经”，在大乘法不观义部分“同样用经典来证实教义，也自如地运用了伪经”，在诸禅师语汇部分，引用了龙树、菩提达摩多罗、无住、摩诃衍等8人的著作。冲本大胆地下结论说：“我认为，该文献所指的中原禅宗的顿门派和大瑜伽派是同义语”，“可以说大瑜伽派至少在初期与顿门派没有太大的区别”。冲本又对此文书的作成情况进行了推论，指出，这件文书是在桑耶寺辩论结束之后出现的，其中收集了失败的顿门派的观点，或许是在西藏地区编辑的。[1]
原为同一件文书被分成两段的P.t.818和S.t.705号文书[1]，题为《大瑜伽修习义》。内容是按照“八十经”来回答八十八章的质问。据录文、考证该文书的冲本克己讲，《大瑜伽修习义》引经据典的特点和内容均与P.t.116号文书有共同之处，只是文章的脉络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是否有直接的联系，冲本未下结论。至于其他的敦煌大瑜伽派文献，他还举出P.t.837、841，S.t.470、667、710等，但另一位研究者本村隆德认为这些多不属于禅宗文献（注：木村隆德在《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目录初稿》（友人赠与笔者的拷贝件）中，疏理了他确认的敦煌藏文禅宗文书，并对每一件文书作了状况描写和内容提示，但未列出P.t.837、841,S.t.470三件文书。），甚至不应算作大瑜伽文献。
既然将引用了禅宗内容的大瑜伽系文献列入了广义的藏文禅宗文献的范畴之内了，那么，其他藏文佛教文献中含有禅宗内容，也应属于更广义的禅宗文献的范围，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也有所研究和介绍。他们认为，敦煌藏文文献中的纲要式的阐述教理的文书即属于这一类，日本学者称其为佛教纲要书或宗义论书。这类文书多与其他藏文禅宗文献连写在一起，也表明了它们与禅宗有某些联系。另外，P.t.121号文书中有以《法门要论》为题的一段文献，其内容是三宝问答。汉文佛教禅宗典籍中有《三宝问答》等佛典，《法门要论》虽然不是《三宝问答》的直接藏译，但将其归为禅宗文献，也是不错的。由此推论，其他的佛教纲要书也属于禅宗文献。不过，日本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这里暂不展开介绍。
四
日本学者对于敦煌藏文禅宗文献按内部进行的分类研究，大致如上所述，其中部分涉及到了这些文献的成书时间和作成地点等问题。对此，木村隆德发表了专门的成果，他认为，有些文献的具体成书时间目前难以确定，但大部分应是在吐蕃占领敦煌的786年至848年这60年间作成的。786年，摩诃衍从敦煌到西藏，792年至794年在拉萨桑耶寺与印度佛教展开辩论。这些禅宗文献恐怕是为这次辩论而准备的材料。将汉文禅宗文献译成藏文，也是为了在西藏与印度佛教进行辩论。在藏译的情况看，只有少数文献使用了《翻译名义大集》中的词语，该书成书于814年，因此，可以说敦煌的藏文文献基本上译于814年以前[5]。对于用藏文著作的文献的成书年代，木村隆德也作了推断，他说，S.t.709号文书《禅定顿悟门》（禅书）（注：木村隆德定名为《禅书》。），是奉赤松德赞王（742-797年）之命撰写的，因此在8世纪之前已经成书，是最初的藏文禅宗著作。《大瑜伽修习义》(P.t.818、S.t.705)的作者是赤松德赞时期出家的耶歇扬，他于850年或862年圆寂，木村隆德推测该文书成书于841年以前。他认为，宣扬摩诃衍“看心”教义的敦煌藏文文献，如前述的P.t.699号文书，是在吐蕃结束敦煌统治之后作成的，约成书于9世纪中叶以后，属于成书时间最晚的敦煌藏文禅宗文献。
关于敦煌藏文禅宗文献作成的地点，如前所述，大部分是在敦煌作成的。在吐蕃统治敦煌期间，敦煌地区汉、藏两种语言并用，汉文禅宗典籍自然成了藏文禅宗文献的基本材料。在敦煌地区翻译或著作藏文禅宗文献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所有的藏文禅宗文献都没有标明其作成地点，因此，不能排除有些文献是在西藏地区或其他地方作成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点，还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敦煌的藏文禅宗文献只是敦煌藏文文献的一部分，藏文文献又是佛教文献的一部分。敦煌文献中的各种文献都可能有着有机的联系。有些文献有的现已身首异处，难以恢复其原貌，这就给研究造成了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起步并不太早的日本学者对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如上丰硕的成果，可以说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领先于国际敦煌学界。如果将敦煌文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将汉文佛教文献与藏文佛教文献结合起来探讨，甚至将藏文文献与佛教以外的非藏文文献结合起来研究也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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