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健康移民现象再检验：基于2006—2011年CHNS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移民论文,现象论文,数据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4)06-0036-07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大量人口从农村迁入到城市生活，这一群体常常被称之为流动人口①、外来人口、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城市新移民等。据统计数据显示，在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农村人口平均每年向城镇的转移量在1500万人左右。截止到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的总量已达2.3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有八成属于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1]。大量流动人口迁入城市不仅为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资源，也为流入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公共服务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北京市为例，1997年到2003年间外来人口为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为27.96％[2]。然而由于现有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的公共服务，无法作为城市新成员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可以预见，这种“半城市化”现象所折射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将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社会政策的发展进程，在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将有更多的人口从农村地区迁入城市生活。 流动人口自身的健康状况不仅与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息息相关，更会改变城乡之间健康人口的分布趋势，进而对整个社会医疗资源的分配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政府医疗服务的供给和卫生政策的制定提出严峻挑战。由于我国现阶段流动人口的主流是青壮年劳动力，因此年龄将成为本文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加以讨论。剔除年龄的影响后，如果流动人口中依然存在着健康移民现象，我们就需要考虑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在移民选择机制中的作用，并据此预估未来一段时间内人口的流动趋势以及农村地区剩余人口的健康水平，从而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以更好地应对未来老龄化社会对医疗资源持久的刚性需求。 一、研究回顾 学术界对健康与移民选择关系的讨论最早始于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起初，研究人员为了探索环境因素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联，比较了一些经历过大规模人口迁移活动之后，各个社会中不同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差异，结果偶然发现有移民背景的人群在发病率和死亡率等健康指标上的表现要优于本地居民[3][4]。这一发现引起了移民研究学者的强烈兴趣，近些年学术界关于跨国移民或流动人口健康选择机制的研究成果颇丰。大多数研究发现，迁移者(流动人口)起初的健康状况要普遍优于迁入国(地区)的本地居民，特别是在从发展中国家迁移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欧等发达国家的迁移者中差异最为明显[5][6][7]。基于这个发现，学术界把流动人口相比流入地居民来说更加健康的现象统称为“健康移民现象”或者“健康移民假说”(Healthy Migrant Phenomenon or Healthy Migrant Hypothesis)，可能的原因是流动人口本身的移民选择和偏好往往受到其身体状况的影响，身体健康的人更有可能选择移民。不过，这样的现象或者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动人口如何界定和健康状况如何测量，因此有少部分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得出，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明显，健康移民现象并不显著存在[8][9]。 然而多数研究证实了健康移民现象的存在。如Jasso等基于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和国家疾控中心在1996年实施的国民健康访问调查(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NHIS)数据发现，移民者在健康状况上是一个自我选择的群体(Self-selected Group)，其健康状况明显优于流入国本地出生公民，而且在控制了年龄变量之后差异依然存在，但是随着移民在流入地工作生活时间的延长，他们在健康状况上的优势随之递减[10]；Hummer等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跨国移民展开了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虽然这些迁徙到美国的南美裔居民很难获得较高的在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好的医疗服务资源，但是这些出生在外国的南美裔居民在死亡率方面却低于本土居民，这也被称为“南美移民健康悖论”(Hispanic Paradox)[11][12]。当然南美与美国居民在饮食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此外，也有学者在前人对美国—墨西哥移民研究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区分了移民者或流动人口在个体不同生命阶段的移民选择，认为在个体生命早期和生命后期，移民者会根据自己的健康情况做出移民的迁出和迁回选择[13]。该研究在得出迁入人口的健康状况好于同年龄段本地人口这一结论的同时，还证明了迁回人口的健康状况差于同年龄段本地人口，其固然丰富了健康与移民选择机制的研究成果。 与跨国间移民健康选择研究相比，学术界对于国家内部移民或流动人口健康选择机制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在与我国国情相似的印度尼西亚，Lu利用1997年到2000年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调查(Indonesia Family Life Survey，IFLS)的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国内移民中依然存在着健康移民现象[14]。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趋势可以发现，人口迁徙的主流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入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例，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较高的省市包括上海(40.99％)、北京(33.28％)、广东(32.51％)和浙江(32.46％)，而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较低的省份有甘肃(7.29％)、河南(7.57％)、河北(8.23％)和江西(8.35％)，这与国际间从发展中国家迁移到发达国家的跨国移民趋势相一致[15]。因此，虽然我国对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定义不同于西方国家，但是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跨国移民的这种健康选择机制作用于国内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中依然有效。正如有学者分别利用北京市和上海市住户调查数据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后发现，外来流动人口在身心健康状况上明显占优[16][17]；有学者通过对全国范围内流动与健康调查数据的验证后认为，我国流动人口的健康选择机制中存在健康移民假说，其显著性会受到控制变量和时间延长的影响[18][19]。这些研究为我们探索流动人口健康选择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但是其数据或是来源于某一个地区，或是来源于某一个时间节点，或是来源于流动人口的主观评估，所以无法为我们准确全面系统地展现全国层面的流动人口健康选择机制。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的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跨省流动的人口中存在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流动原因主要是务工和经商，大约占到总人数的四分之三；二是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其中有半数以上仅为初中学历；三是流动人口中以中青年人为主，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8岁；四是流动人口就业较为集中且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中有六成左右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有接近三成从事零售和服务业。毫无疑问，这些特点和流动人口特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将会对其移民选择和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因此为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本文将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程度、从事职业以及与个体健康状况密切相关的吸烟史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基于国际国内学术界对流动人口健康选择问题的研究，并结合我国国内流动人口的特点，本文将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2006年、2009年、2011年三个年度的数据，以系统检验健康移民现象在当今我国流动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的显著性，从而进一步探索流动人口自身健康状况与其移民路径和移民选择的关联。因此我们假设，我国流动人口中存在着“健康移民现象”，也即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要普遍优于流入地的本地居民。 二、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6—2011年数据库，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Carolina Population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美国国家营养与实物安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和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开展的调查项目②。该调查主要用来研究健康营养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变如何影响到个人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到目前为止，该调查分别在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和2011年共进行了9次。调查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社会资源和健康指标的显著差异选取了9个省份进行分层抽样，分别为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2011年增加了北京、上海和重庆)，调查又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各个省份分别抽取样本。根据收入高低分别在各个省份抽取城市和县，在各个县和城市，又分别抽取数量不等的乡镇和街道社区。该调查涉及问卷项目包括住户、营养健康、成人、儿童、社区等。 (二)健康测量 基于国内外在移民与健康关系研究中已取得的研究经验，本文中的健康状况特指生理健康，不包含心理健康。而学术界关于生理健康的测量也存在一定的争论，经常用到的测量指标包括死亡率指标、预期寿命指标、生命体征指标、自我认知评估、疾病诊断与疾病史、健康因子等。我国研究者(见[16][17][18][19])大多使用客观指标与主观评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这一方式的优点在于更加全面地展示出个体的身体健康状况，但无法剔出个体主观因素的干扰，有可能产生研究误差。而也有研究者(见[7][10][14][20])使用客观类指标作为评估依据，其优点在于可以排除个人主观臆断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更加直观更具科学性。本文将从疾病与健康的角度基于客观指标来衡量个体的健康水平，虽然疾病与健康状况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但不可否认一种疾病对个人日常生活的长期影响将会显著降低个体的健康水平和生理机能，尤其是严重的慢性病和身体残疾。本文将选取利用CHNS数据库2006年、2009年和2011年中关于个体现时(最近四周内)健康状况(包括呼吸道类疾病、关节类疾病、皮肤类疾病、五官类疾病、心脑类疾病、传染类疾病和慢性疾病)作为近期健康指标，以及数据库中2006年和2009年个体疾病史诊断状况(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心脏病、骨折、哮喘)作为长期健康指标，以此来分别衡量个体的健康状况。 (三)变量界定 本文主要采用CHNS数据库中的户口(A8b1，此为数据库中表示该项数据的代码，下同)和居住地(T2)两个指标生成自变量，即流动人口组和城市居民组，年龄范围为18—64岁。流动人口组定义为户口地在农村而居住地在城市的人群，城市居民组定义为具有城市户口且居住在城市的人群。因变量分为个体近期健康状况和个体长期健康状况。当受访者曾经在过去四周患过呼吸道类疾病、关节类疾病、皮肤类疾病、五官类疾病、心脑类疾病、传染类疾病和慢性疾病(M24b1-M24b9)等中的任何一种，被赋值为1，代表个体患有近期疾病，否则为0(剔除这些指标都为缺失值的个案)，代表个体近期健康状况良好。反映疾病史健康状况的因变量也采用同样的方法生成新的因变量为长期健康，当个体患有高血压(U22)、糖尿病(U24a)、心脏病(U24j)、中风(U241)、骨折(U24n)、哮喘(U24q)等其中任何一种疾病时，被赋值为1，代表个体患有长期疾病。只有当个体未曾患过其中任何一种疾病时，才被赋值为0(剔除这些指标都为缺失值的个案)，代表个体长期健康状况较好。在本研究中，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即近期健康状况和长期健康状况。自变量为新生成二分变量(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控制变量有二分变量如性别，吸烟史等，也有多分类控制变量如学历和职业以及连续型变量如收入和年龄等。 (四)模型介绍 为了检验健康移民现象即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是否优于城市居民，本文采用近期健康和长期健康两个二分类变量作为因变量，将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这个二分变量以及其他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学历和吸烟史作为自变量，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共有两个模型：(1)模型1在无任何控制变量情况下，检验流动人口的健康指标是否优于城市居民；(2)模型2控制其他个体特征变量后，检验流动人口的健康指标否依然优于城市居民。Logistic模型的公式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