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洛夫《教育学》传入始末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夫论文,始末论文,教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2)06-0115-08
新中国教育学已走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它的发生、发展既得益于我国学者对它的积极主动的探索，又与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导入有着深刻的关联，特别是凯洛夫(Kairov,Ivan.Andreyevich.1893-1978)《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尽管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盛行的时间不长，但由于它是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述教育问题、揭示教育本质的理论经典而传入的，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学著作被我们所接受的，因而，它的影响渗透到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并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对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将十分有益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建设，其中的得与失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所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一、导入和学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新格局，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等各个领域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与仿效的榜样。在此背景下，我国在建国初期确立了“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的对外政策。与此相关，我国教育界也开展了学习苏联先进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和教育理论活动。同时，我们认为，苏联教育学是教育学发展的最高历史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科学的教育学，“苏联已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和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批判、吸收并发展了国际科学的最高成果”[1](p.4)，苏联教育学“已成为内容丰富，体系严密，且富有战斗性的真正科学。”[2](p.23)
在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的方针指导下，苏联《教育学》教科书被陆续翻译出版。笔者仅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1980年编的教育图书目录(1949-1966)一书统计，此间共计翻译出版苏联教育学专著56本，其中1949年至1957年为52本，1953年至1955年为高峰期，分别是20本、7本和8本，而1960年至1966年无一本译著出版。
在苏联《教育学》教科书中，最早译成中文的是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该书主要供高等师范院校和大学使用；稍后，高晶齐译、奥戈罗德尼科夫和史姆比辽夫合著的《教育学》由正风出版社于1951年9月出版，它主要供苏联的教师学院使用；不久，于卓、王继麟等译，叶西波夫和冈查罗夫合著的《教育学》由东北教育出版社于1952年4月出版，它主要供苏联的师范学校使用。其中，高晶齐译、奥戈罗德尼科夫和史姆比辽夫合著的《教育学》虽然在我国翻译较早，但影响不大。《人民教育》1952年4月号至6月号曾刊发了4篇批评文章，说该书译得过于草率，错误很多，并有政治性和原则性的错误，是一种浪费人财物和时间的行为；《人民教育》1954年1月号还转译了《苏联魏克尚教授评奥、史合著教育学》一文，指出此书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叶西波夫、冈查罗夫合著的《教育学》对我国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材的编排体系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从总体上讲，此书在当时不是我国学习苏联教育学的主要材料，《教师月报》1951年第4期《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的参考材料》中说：“叶西波夫、冈查罗夫的《教育学》被当作凯洛夫《教育学》的学习参考材料”。因此，这两本《教育学》教科书在中国的影响是极有限的，当时我们的主要学习对象是凯洛夫《教育学》。凯洛夫先后主编和修订了3版《教育学》，即1939年版、1948年版和1956年版，1939年版没有在我国翻译出版。
1948年版中译本出版之前，已有不少报刊对它进行了零星节译。首先是《人民日报》于1949年11月14日、1950年3月28日和4月3日分别登载了梅鼎斯基撰、于卓节译的该书第21章《苏联的国民教育制度》，革尔孟特撰、蒋洪举节译的该书第12章《苏联的劳动教育》和凯洛夫等著、沈颖、南致善节译的第1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中的第5节《论教育科学》。稍后，1950年1月号和2月号的《中华教育界》刊发了凯洛夫编、德厚译的该书第1章《教育学的课题和方法》和第2章《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与任务》；1950年2月号和3月号的《东北教育》连续刊发了斯卡特金撰、于卓节译的该书第4章《教学的内容》；较早的还有《河北教育》，1950年2月号和8月号也刊载了该书第21章《苏联的国民教育制度》和第12章《苏联的劳动教育》的译文。1948年版中译本首先由新华书店翻译出版，1950年12月出版了上册，1951年5月出版了下册；二版由南致善作部分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5月出版了上册，1951年12月出版了下册；三版由南致善、陈侠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12月出版了上册，1952年12月出版了下册。195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三版上下册的合订本，其中对前七章的译文，特别是第五章的译文作了一些必要的订正。据统计，从1948年出版到1956年共印10次，印数为291516册[3](p.96)。
1948年版中译本出版前后，全国各主要报刊纷纷刊发了关于凯洛夫《教育学》的评介文章。沈颖、南致善在节译该书第1章第5节《论教育科学》时，称它是“结合理论与实践的一本巨著”，于卓在节译该书第4章《教学的内容》时，盛赞“全书内容丰富，体系严整，在马列主义的科学的教育学中，够得上是一部经典著作”。较早对中译本进行系统述评的是1951年3月19日《东北日报》署名炼烽的《介绍凯洛夫的〈教育学〉（上册）》，认为“它的选材极其精彩，叙述极其浅显，而理论性又极其深刻”；稍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将它作为“大学丛书”而隆重推出。《人民教育》杂志社欣然称之为“介绍苏联教育理论的第一本有系统的著作，无怪乎要受到读者的欢迎”[4](p.35)；不少学者在研读了苏联教育学之后，认为“苏联先进的教育学，具体的表现在凯洛夫《教育学》这本书里”[5]。
当时来华开设教育学讲座的苏联专家，如波波夫、崔可夫和杰普莉茨卡娅等人，“讲授教育学各有自己的讲义或提纲，就其主要的结构或基本内容来说，大致雷同或类似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6](p.68)。波波夫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教育学，其“讲义由波波夫教授亲自编写，另外以凯洛夫所编教育学作主要参考材料”[7](p.13)。崔可夫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三十二讲“教育学讲义”，由《光明日报》1953年9月15日至1954年3月28日陆续刊出，1954年9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又以《教育学讲义（上）》结集出版，影响极大。在这些讲义中，对于一些易产生歧义的教育学概念，崔可夫基本以凯洛夫《教育学》为准绳，比如“教养”和“教学”这两个主要的概念均直接引自凯洛夫《教育学》1953年中文版第15页。当时，来华访问的苏联教育专家也基本推崇凯洛夫《教育学》。1954年，参加国庆五周年典礼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麦尔尼科夫说：“关于教育学的基本概念问题，我认为大家不必花许多力量在概念上兜圈子，根据凯洛夫所著《教育学》进行解释就可以……至于教科书完全可以使用凯洛夫《教育学》”[8](p.26)。此外，苏联教育专家在华讲学期间，还举办了一些研究生班，培养了一批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
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我国不仅“请进来”，还“走出去”。从1955年到1964年，我国每年都派出访苏教育代表团。1955年10月9日至11月18日，由教育部副部长陈曾固为团长的中小学教师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这是时间较早、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一次教育访问活动，重点学习了苏联综合技术教育、教学工作和师资教育。陈曾固在《关于赴苏访问考察的总报告》中提到，时任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的凯洛夫就中方提出的有关综合技术教育的五个问题，回答了其中的三个；并对他在各方面帮助代表团的访问工作表示感谢。在派出访苏教育代表团的同时，我们还不断派出留苏学生学习苏联教育学。而在当时的苏联，供高等师范院校和大学使用的《教育学》主要是凯洛夫《教育学》，这些留苏学生回国后，为新中国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当时，国内开设了大量学习苏联教育学的辅导和讲座，就其材料和内容来说，也主要是围绕凯洛夫《教育学》或至多是将它联系一些中国实际使之通俗化。1952年秋至1953年春，曹孚应上海市教育局邀请，为上海市小学教育工作者作了四次“小学教育讲座”。《文汇报》不仅全文刊载其每次讲稿，而且辟出专栏，刊登“学习要求”、“讨论提纲”和“学习体会”，还要求必须按时听广播稿。曹孚的讲稿后又结集正式出版，初版名为《小学教育讲座》，后改名为《教育学通俗讲座》，两版发行量共达几十万册，初版序言说：“这些讲稿，除供上海市的小学教师学习外，又曾为华东各地乃至国内其他地区的部分小学教师，用作学习教育学的参考资料”，影响甚大。而讲座内容正如增订版所言，“‘小学教育讲座’这本书的书名与它的内容是不相称的。从它的书名来看，读者以为，这是一本讨论小学教育问题的书。事实上，它是一种介绍苏联教育学的通俗读物。”此书作为介绍苏联教育学的通俗读物，面对小学教育工作者，除了在讲授“教学方法”时主要以叶西波夫、冈查罗夫合著《教育学》为参考资料外，大部分是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主。如在讲基本教学原则时，“是以凯洛夫教育学中所举的五个基本教学原则为准”[9]。孟宪承在华东教育部干部业务学习时所作的报告，也是关于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编“教育学总论”和第二编“教学理论”的内容。教育部甚至曾规定将凯洛夫《教育学》作为机关干部每周业务理论学习的书籍[10](p.13)。当时，我们不仅认为苏联先进的教育学体现在凯洛夫《教育学》里，而且将两者直接画上了等号。于是，全国掀起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热潮。在基层教师的潜意识里，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就等同于学习苏联教育学。正如《人民教育》1953年5月号《我们是如何学习教育学的》一文所说的：“学期开始时，我们学习《教育学》的方法是，‘要搞什么工作了，就找凯洛夫’”，出现了提及《教育学》就言必称凯洛夫的盛况。
1956年12月30日，凯洛夫应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之邀抵达北京，至1957年1月23日返回莫斯科。凯洛夫在华短短的二十几天时间里，我国又一次掀起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新高潮。凯洛夫先后在北京、重庆、昆明、广州、上海等地会见了许多教师和教育界人士，作了一系列讲演和座谈，据1957年1月25日《教师报》记载，与之会面或参加听报告的人数共约1.5万余人，他的讲演稿、访谈录以及国人对他在华的回忆录等也纷纷发表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教育》、《教师报》等报刊上，共计十几篇。1957年1月25日，《教师报》发文称凯洛夫是“我国教师人人喜欢的‘教育学’的作者”，他的演讲富有“珍贵的启示”，他的“‘教育学’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的一本教育学”[11]。
凯洛夫来华不仅促进了我国教育界重温1948年版《教育学》的热忱，也激起了对1956年版《教育学》的极大关注。《人民教育》较早提及的是1954年1月号《教育动态》栏《苏联正在编著教育学新教科书》一文，该文谈到了新编《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问题和它所遵循的五个基本原则；随后，来华访问的麦尔尼科夫在《访问中国的观感及对工作的意见》一文中告诉中国同仁，“1955年前，苏联将出版《教育学》，凯洛夫主编”，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新的教育学教科书”；1956年10月中旬，我国教育界殷切期待的第一本苏联最新教育学教科书由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莫洛兹昂寄到了北京，1956年，12月号《人民教育》还刊出了陈友松《凯洛夫新编“教育学”简介》一文。凯洛夫在华期间，对新编《教育学》的指导原则、对新旧版本在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上的不同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同时，我们对新编《教育学》也提了不少问题、发表了不少评论，特别是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问题。1957年2月18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陈友松《学习凯洛夫新编教育学关于劳动教育的一些体会》；同年3月5日和12日的《教师报》刊出了陈友松节译的该版《培养学生对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的前一部分，19日和20日刊出了顾明远节译的该版《培养学生对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的后一部分。1957年3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出版了凯洛夫《教育学》1956年版，它在我国前后共印8次，发行193897册[3](p.96)。此时已近中苏关系恶化，其影响大不如1948年版。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传入我国的苏联教育学著作中，以“凯洛夫‘教育学’的读者最为广泛，因而所起的作用也最为巨大”[12](p.65)，“不少师范院校以之为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书”[13](p.8)，到了1958年，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曾说，“凯洛夫的教育学，有新旧两个版本……现在所有师范学校都教这个东西，教育行政学院把校长调来，也是学这本东西”[14](p.822)。在当时，凯洛夫《教育学》已成为衡量和评判中国教育问题的“圣典”，以至后人指责它“在我国中小学曾风行一时……几乎成了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圣典’，成了人们评价课堂教学好坏或鉴别教师优劣的惟一标准。”[15](p.29)
二、质疑和批判
到了1956年，新中国教育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开始对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展开了反思。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学习苏联“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16](p.41)，“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16](p.83)。陆定一在《关于学习苏联和今后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中批评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是吃过苦头的，这苦头就是教条主义。”[14](p.625)同年6月号《人民教育》发表了短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指出学习苏联教育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缺乏结合中国实际；对老解放区教育经验总结不足；传统教育的发掘几乎没有开始等等。
到了1957年，中国教育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大量中小学毕业生不能直接升学，而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走向基层。这也是国人对凯洛夫新编《教育学》中的综合技术教育、劳动教育问题特别关注的原因。凯洛夫《教育学》以正规化、制度化、集权化教育为特征，十分强调教师主导、课堂教学、书本知识。因此，在当时，凯洛夫《教育学》精神主旨与中国实践领域和教育政策开始出现了相冲突的迹象，它对中国教育实际问题的指导力也开始受到质疑。1957年，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及办学形式单一等问题提出质疑，并希望教育“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搬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特色”[16](p.247)。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一切照搬苏联的做法，认为“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16](p.368)。《人民教育》1958年8月号、9月号发表社论《学习总路线，贯彻总路线》、《教育工作伟大转变的一年》，强调教育要因地制宜，要有多样性，要发动群众办学和“两条腿走路”，要突出政治性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片面正规化，反对坚硬的统一性，反对片面强调教师主导、课堂教学和书本中心等等。
与此同时，教育学“中国化”意识日增，理论建设起步，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首先，学者们对自编教育学雷同苏联教育学的现象表示了不满，教育学“中国化”呼声日高。朱典馨在1957年1月23日的《文汇报》上呼吁，我们《需要一本中国的教育学》，认为“我们也曾编写过一些教育学，但基本上只是转述了苏联教育学，而看不出中国教育学的特色”。《人民教育》1957年7月号发表了《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的笔谈，张文郁提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方向，最迫切的是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杜佐周批评“过去各院校教育学的教师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编教育学的提纲或讲义，可是内容却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不过是文字和编排形式而已”。其次，学者们开始了教育学“中国化”理论的积极探索。瞿葆奎率先在《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4期发表了《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阐述了教育学“中国化”的概念内涵，对教育学“中国化”应持的态度、应遵循的方向、方法以及目的等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1957年6月号《新建设》上发表了曹孚的《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文章从方法论的高度丰富了教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不久，教育学“中国化”被提上教育部门的工作议程。1958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仍将凯洛夫《教育学》定性为社会主义教育学，但认为它存在不少问题：在培养目标上，“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成员”，能“担任任何职业”是空想；关于党的领导，不强调教育工作除了思想原则要受党的领导以外，还要在具体政策上受党的领导；在办学形式上单一刻板；在教学方法上不要因材施教。为此，主张中国要有自己的教育学[14](p.822)。新中国教育方针也在此时提出，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此外，在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反思的同时，学者们在教育学建设实践上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据笔者对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1980年编教育图书目录(1949-1966)统计，此期自编教育学著作共计57本，其中1955年至1959年计45本，新中国教育学进入了第一个自编教材的高峰期。1961年，周扬发表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既纠正了1958年教育大革命以来教育学探索、建设中的盲目冒进现象，又为教育学“中国化”的努力指明了方向和方法。1962年，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刘佛年教授主编的《教育学》诞生了。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新中国教育学的灾难开始来临，对凯洛夫《教育学》也由内部的批评转入到公开的批判。《人民教育》1964年6月号发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和《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同年8月，江西省教育学会在庐山举行讨论会，逐章批判了凯洛夫《教育学》；10月，教育部印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加了批语的《城市半工半读学校情况汇编》指出，以前“把苏联凯洛夫的教育思想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实际上它是资本主义的”，将凯洛夫《教育学》正式定性为资本主义教育学。
文化大革命期间，凯洛夫《教育学》被作为苏联修正主义教育学教材进一步受到大规模的批判。1969年9月，辽宁省曾组织学校师生和工人、农民一起批判凯洛夫《教育学》，以推动当时文教战线的斗、批、改，12日的《辽宁日报》为此还发表《凯洛夫〈教育学〉必须彻底批判》的社论。1970年1月13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华东师范大学“革命大批判组”《彻底肃清周扬在文科教材编写中的流毒》一文，将刘佛年教授主编的《教育学》诬为“苏修凯洛夫《教育学》的翻版”。1970年1月30日，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红旗》第2期发表文章《谁改造谁？——评凯洛夫的〈教育学〉》，文章说，1957年刘少奇亲自接见凯洛夫，与之热烈“畅谈”，凯洛夫《教育学》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依据。
三、重新评判
文革后，随着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等重要讲话的发表，新中国教育学终于迎来了复苏和进步，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命运也得到了转机，重新获得公正的评价。鲁洁等在1979年《教育研究》第1期发表了《他们究竟要“改造”什么——评〈谁改造谁〉》，文章指出，“对凯洛夫《教育学》所包含的内容，我们应一一加以具体分析，肯定应当肯定的，否定应该否定的，而不是笼统地、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其后，对凯洛夫《教育学》的评价有贬也有褒，并时有争议，但无论如何，以政治标准代替学术评判的阴影已去，教育界重新确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尺度来评价教育问题的标准。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教育学得到迅速发展，各个类别、各种层次的《教育学》教材、教育学专著、教育学参考资料和外国教育学译著不断涌现，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改革开放后，学者们不再拘泥于一本凯洛夫《教育学》，赞科夫、巴班斯基、苏霍姆林斯基等一大批苏联教育家的教育、教学思想不断被译介过来，欧美教育家的思想也得到广泛关注。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围绕凯洛夫《教育学》去争议一番，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教育理论界的影响逐渐呈现出消退迹象，而逐渐凸现出来的是“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主体性教育”、“活动课程”和“研究性学习”等现代教育思想和观念。
凯洛夫《教育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导入中国后，至50年代中期迅速占据了中国教育学的主导地位，50年代后期即遭受质疑，20世纪60年代甚至被指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教育学、苏联修正主义教育学，至20世纪70年代末又向它复归，真可谓一波三折。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历程之曲折，褒贬悬差之巨大，令人沉思。笔者以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缺乏求真务实的理性学习态度，而理性态度的缺失又在于过分以政治为标准取舍教育理论的优劣。
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在当时是正确而必要的，其学习策略也是对路的。早在1949年12月30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钱俊瑞副部长就指出，应“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14](p.7)。1952年11月号的《人民教育》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指出，“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彻底也不够系统”，并强调“在学习过程、实践过程，同时也是消化过程、创造过程中，逐步建设起我们的新教育，逐步达到中国化”。到了1953年，仍强调“应认真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理论和经验，并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14](p.264)。并不时反对轻率冒进，反对硬搬。但在实践上总是有一些出入，到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了招生，学习苏联出现了照搬。刘少奇在1958年4月15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京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总结了这一历程，“1949-1953年比较好，学习苏联，结合中国实际；1954-1955年，教条主义很严重，搬苏联”[17](p.221)。其实，学习借鉴任何外来教育理论都有一个导入、学习、本土化和创新的过程：凯洛夫《教育学》导入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它的热潮，本来最适合高等师范院校和大学之用的教科书，初中和小学的教师也都学习它；而且，热衷于教学方法等实用部分而忽视教育原理的学习；学习过程既存在引经据典的教条主义，又存在照搬照抄的机械主义；在学习苏联的同时，忽视对其他国家教育经验、祖国传统教育经验和老解放区教育经验的继承借鉴，学习视野偏狭。从1956年开始，对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开始进入到了反思阶段，对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态度和方法进行了反省，对凯洛夫《教育学》与中国实际是否相适应，能否解决中国教育实践问题产生了质疑。教育学“中国化”步伐也开始启动，这些事实都表现出学习借鉴外来教育理论后努力使之本土化的良好运行轨迹。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学“中国化”一直在进行着。但是，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和阶级斗争扩大化，1957年以后，教育学“中国化”的发展轨道开始出现偏移，过分用政治标准来判定教育问题的现象开始显露；1961年前后，有过短暂的“调整”和“提高”，但不久形势更严峻，到了1964年，不甘心于“目前教育战线的天气是阴云低压、闷热无雨”的人们盼到了“该下一场透雨的时候了”[18](p.26)，公开讨伐凯洛夫《教育学》代替了教育学“中国化”思考与创新的正常运行轨迹。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在延误了十几年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终于使之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正如瞿葆奎先生在《中国教育学百年》中所预示，中国教育学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