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及其作品在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雨果论文,中国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克多·雨果逝世已经一百多年了。过去的一百年内，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创造了雨果时代无法想象的奇迹，科学上的实践已经远远超过了雨果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人类在精神文化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阅读着T·S·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阅读着卡夫卡的《城堡》、《审判》和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作品，已经很难再容忍雨果作品中的矫情、夸张、唠唠叨叨的表现风格。我自己每每读到《巴黎圣母院》里关于建筑学的知识，读到《悲惨世界》里事无巨细的故事陈述时，总要不耐烦地跳过去几页。但是我想，这并不意味着雨果已经衰老。今天人们之所以要纪念雨果，不是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件铜锈斑斑的古董，而是他的作品所体现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力量，以及将波澜壮阔的历史命运与惊心动魄的个人传奇融为一炉的艺术世界，今天仍然吸引我们，鼓舞我们。他的小说的艺术画面，是用瑰丽的色块，粗犷的线条，强烈的光线对照所构成的，至今让人读着，仍然能够产生一种如同新生的婴儿那样新鲜活泼的生命魅力。雨果生前曾这样评论他的前辈莎士比亚：“一个科学家可以使另一个科学家被人遗忘；而一个诗人则不可能使另一个诗人被遗忘。艺术以它自己的方式行进；它和科学一样移动；但层出不穷的艺术创造包含不可变更的成份，亘古不移。”雨果以他的艺术杰作，在这个亘古不移的人类审美领域中又增添了一座高峰，以它的崇高和优美继续吸引着当代人。
雨果是个多产的作家，在诗歌、剧本、小说、政论各方面都有丰富的成就。对中国人来说，雨果一开始就是以多产作家的面目出现的，他与有些外国作家不同，譬如小仲马，他的《茶花女》是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品，可是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一说起小仲马，还仅仅知道他的《茶花女》。而雨果的诗歌、戏剧、小说，甚至文艺理论，几乎是与整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一起同时展示在中国人面前的。他首先是以他在欧洲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人道主义与反专制的精神，以及反对文学创作上的清规戒律的革新态度，打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其次是他的艺术风格中的传奇因素，情感因素，也都对中国读者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可以说，雨果是本世纪以来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家。我今天只能勾勒一个大致的情况。
雨果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介绍和研究，大约有三个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在本世纪初。中国自上世纪中叶开始接触西方世界，到了世纪末的时候，已经比较注意引进西方文化思潮了。当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政治、社会理论的介绍多是取之于英国与日本，而文艺作品文艺思潮，多是取之于法国。1871年同治十年，王韬作《普法战纪》，介绍了法国国歌，也许是近代第一次介绍西方文艺作品。1899年林琴南翻译《茶花女》出版，轰动文坛，一时与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齐名，可见法国文学在整个本世纪外来文学影响史中的首要地位。雨果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不会低于小仲马。据曾朴的《年谱未定稿》自称，1901年，他“家居疗养，病中研求法国文学”。据曾朴自编的《曾朴所叙全目》载，这期间他写《吹万文录》和《蟹沫掌录》两本书，前者是论述法兰西诗派、诗史及诗的派别源流的专著，后者是研究法国文学的读书札记。这两本书现已佚，但从曾朴后来曾经大规模地翻译雨果作品的情况来推想，他在1901年作的这些著作中不会不涉及到雨果。
雨果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是他的代表作《悲惨世界》。那是由苏曼殊翻译的，取名《惨世界》，1903年10月8日—12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国民日报》上连载，署名是嚣俄著，苏子谷译，小说是以章回体译的，大约登至第十一回，因报馆被封而中止。1904年由陈独秀作文字润色加工，并且补写了三回，以十四回本由上海镜今书局刊成单行本。署名是苏子谷、陈由己同译。苏子谷是苏曼殊，陈由己即陈独秀。陈独秀对苏译本又作了较大修改，依照原著写出了小偷金华贱回到孟主教家门口忏悔。据柳亚子说法，“推翻嚣俄原著结局，把孟主教改为贪和尚的是苏曼殊，而推翻苏曼殊翻案，依着嚣俄的本意，把贪和尚恢复孟主教原来地位的是仲甫。”看来两人对原著的态度不尽相同。另一种说法是阿英的《晚清小说史》，说苏、陈合译的《悲惨世界》是由东大陆书局出版。现在这两种本子都无法寻找了。镜今书局的那个译本后在苏曼殊死后，由他的友人胡寄尘交给上海泰东书局翻印，改名《悲惨世界》，内容一字未改，译者署名是苏曼殊。书的扉页里还有苏曼殊大师遗像一幅。于1921年10月出版。这个本子我读过的是1927年第四版的。除了这一个译本以外，《悲惨世界》在本世纪初还有另一个译本，是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的文言文印本，书名叫《孤星泪》，是1907年出版的。这两个译本中，苏曼殊的译本影响较大，他用的“悲惨世界”的译名，后来也通用了。其实这部小说法文原名是LES MISERABLES， 就该译作《哀史》更确切一些，而且，苏曼殊陈独秀的译本内容是很不忠实的。这本十四回目的著作，只有前七回与最后第十四回是完整地译述了原著第二卷“沉沦”的故事情节，即冉·阿让与卞福汝主教的一段故事，（书中译名是金华贱和孟主教）。但从第八回起，整整有六回的篇幅，是译者添加的情节，编造了一个与原著完全不相干的故事，叙述豪侠青年明白杀富济贫，英雄落难，险途遇艳，殉身革命等经历，通过这个青年的游侠生活，广泛地描绘了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平之事。从这一意义上看，小说取名“悲惨世界”尚有一定的道理。这个故事完全是中国化的，小说借人物之口，多处责备“奴隶的支那人”的丑陋习俗，并以反对拿破仑称帝独裁为结尾，宣告了自己反满的民族革命的思想。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也多具谐音的意义，如明白字男德（明白难得），吴齿字小人（无耻小人），恶官满周苟（满州狗）等等，带着清末一般谴责小说的特征。这本《悲惨世界》，译著内容各占一半，可以说是苏曼殊与雨果合作而成的，由此可见，这个译本之所以影响大，是因为它宣传了革命。
雨果一生，与法国社会政治斗争关系密切，再加之他浪漫成性，感情激烈奔放，对拿破仑三世的抨击甚为有力，他的这一部分创作最早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注意，因为其思想感情与中国人的反专制的思想情绪相吻合。如他在《惩罚集》中的一首诗《斥盲从》，歌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共和战士，反击欧洲封建联盟的武装干涉，曾受到早年参加反清革命，从事暗杀活动的汪精卫的注意，汪曾译过其中一段，题为《共和二年的战士》：“此辈封狼从狗，平生猎人如猎兽。万人一怒不可回，会看太白悬其首。”意气奋发，充满着现实性的革命意义。因此在第一个高潮时期，雨果的作品之所以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与欢迎，主要是他的揭露现实黑暗，抨击政治专制，以及同情贫苦人民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后，雨果作品的中译本甚多，小说有《布格—雅加尔》（《侠奴血》，包天笑译，1905年出版），《死囚末日记》（《铁窗红泪记》，包天笑译），《海上劳工》（《噫有情》，狄楚青译，1910年出版）， 《卖解儿子》（陈冷血译， 内容不详， 可能就是《 笑面人》， 1910年时报出版社），《九三年》（曾朴译，1913年连载于 《时报》）等。戏剧有包天笑、徐卓呆合译的《牺牲》，于1910年出版，又有译名《银瓶怨》（曾朴译）。
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贴近现实的写实主义思潮与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思潮一时风靡，浪漫主义思潮反而处于相对平静阶段，雨果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也暂处低潮。1916年，曾朴译出雨果的剧本《枭欤》，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1921年林琴南与人合译《九三年》，取名《双雄义死录》，1923年俞忽译出了《巴黎圣母院》（《活冤孽》），但这与新文学运动似乎关系不大。这里有些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从提倡白话文自由诗，反对文言文格律诗起步的，这本该与雨果所代表的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反对古典主义的斗争精神相合，可为什么法国浪漫主义在五四初期反而介绍得比其他西方文艺思潮少呢？我想这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潮是启蒙，提倡个性解放，因此法国的卢梭，德国的歌德以及英国的拜伦都大受欢迎。这些作家都是法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先驱，他们本身的思想艺术，都介于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而在雨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中，浪漫风格已经转化为审美的世界——诸如奇特、宏伟的构思，夸张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比，以及绚丽斑斓的文字所带来的音乐感，色彩感等等，这与五四初期崇尚朴素、通俗、纪实的白话风格不相一致，雨果的小说主要在传奇色彩上被中国读者接受，并且转译成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其他方面的浪漫特征都超出了当时读者所具备的审美能力，几乎没什么影响。这也就说明了，五四新文学思潮仅仅在个性解放这一思想层次上与西方浪漫主义相共鸣，并没有在审美层次上接受浪漫主义。五四新文学初期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学观念制约着文学的趋向，尽管随着文学的自觉性加强，有不少作家提出过文学应含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但总的倾向是充满着现实战斗精神，偏重于揭出社会病苦，旨在疗救。当时的社会，迫切需要文学来为它的改造尽功利效用，当时的人，也自觉希望文学创作能为推动社会改造起些作用，社会与人，都缺乏浪漫气质。难怪鲁迅自白说：“与其看薄加丘与雨果，还不如看契诃夫与高尔基。”可是大家都知道，鲁迅曾经写过《摩罗诗力说》，是第一个用中文系统介绍西方浪漫主义的人。
1927 年是雨果的浪漫主义宣言《克伦威尔序言》发表一百周年， 1930年，又是雨果的名著《欧那尼》上演一百周年，欧洲文艺界对此有很隆重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在中国文艺界产生了一些反响。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正面临着一次新的政治危机，在大革命失败后，有些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不得不有所收敛，转而到文艺领域去呼喊浪漫精神，曲折地表达对五四以来的个性解放的进一步追求。这一时期，雨果作品的翻译介绍又形成高潮，其主将是《孽海花》的作者曾朴。1927年起曾朴父子创办的真美善书店隆重推出《嚣俄戏曲全集》，陆续出版了曾朴翻译的《吕克兰斯·鲍夏》、《枭魂》、《项日乐》（即《银瓶怨》）、《吕伯兰》、《钟楼怪人》、《欧那尼》五种），这是中国第一次系统地翻译雨果著作集。五四时期，中国出版界介绍了易卜生、斯特林堡、梅特林克、托尔斯泰、王尔德、邓南遮等人的戏剧，都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品，而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雨果的作品，直到这时方得以重视出版（莎士比亚的戏剧系统翻译出版的时间更迟）。曾朴还翻译过《笑面人》的片断，他为雨果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工作，是尽了很大的力的。
这一次介绍雨果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是把雨果置于整个法国浪漫主义思潮的背景下。在曾朴编的《真美善》杂志上出过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百年纪念专号，翻译了雨果的散文《欧那尼出幕的自述》、《恋书的发端》，以及诗歌《童》、《愤激》、《我的恋书》等篇，这与辛亥前后着重突出雨果反专制的政治倾向完全不同。除了曾朴以外，当时曾仲鸣出版了《法国的浪漫主义》专著，其副标题即是“为《格林威尔序》百年纪念而作”，系统而简略地介绍了卢梭、史陀尔夫人、夏朵勃里盎、雨果、拉马丁、维尼、戈恬埃、大仲马、缪塞、圣佩韦等10个浪漫主义作家，应该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法国浪漫主义的专著。接着，在张竞生主编的《新文化》刊物上发表过介绍浪漫主义文学和《欧那尼》之战的文章。但这些刊物与作家在新文学运动中都不占重要地位，因此这次雨果热，也仅仅反映了新文学运动处在大动荡、大分化之际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的趋向。这种趋向于新文学的主潮并没有大的影响。
但这一次介绍雨果的热潮并没有很快低落，渐渐地朝新的深度推进。到1935年，雨果逝世50周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这时候，纪念雨果纯粹是新文学阵营的活动，介绍雨果的人大都是文坛上享有较高名望的作家和学者。30年代上海影响最大的刊物《文学》杂志连续发表了关于雨果的文章，较有名的有马宗融的《法国小说家雨果》、《现代法国人心目中的雨果》等。南京的《文艺月刊》上也出了专号，发表徐仲年的《雨果论》，郎鲁逊的《雨果研究》，徐心芹的《雨果社会学观之评价》，李丹的《关于雨果》和李青崖的《雨果年谱》等。天津《大公报》也发表了李辰冬翻译的《雨果的地位》等文章，这样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纪念雨果的活动。这次活动的特点是，着重于雨果本身的研究，并把雨果与法国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对照辛亥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在反对专制体制的政治思想层次上与雨果共鸣，这一次不仅从浪漫主义文学的角度翻译介绍，而且能从浪漫主义理论的角度给以研究评价，说明了我们对雨果的理解和认识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些研究文章中，值得注意的还有茅盾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的长文《雨果和哀史》，详细分析了雨果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关系，以及他的思想轨迹，创作特征等等，茅盾指出：
“雨果的思想转变的根因不能从他个人本身上去追寻的。并不是单单因为‘他受的是古典主义的教育而有的是浪漫主义本能’，而是因为生在市民阶级意识抬头的时候，并且敏感地忠实地反映了这一阶级的意识。然而他是个诗人，他的政治思想只是模糊宽泛的民主主义，他后来反对拿破仑第三，因为拿破仑第三不尊重那所谓人权；他后来又不满意巴黎公社，因为巴黎公社也‘不尊重’他的所谓‘人权’；他后来又同情于被屠杀被搜捉的巴黎公社革命的参加者，因为他又觉得那时候‘人权’又受到危害。晚年时，他的诗人头脑常常不能和市民阶级的实际政治的必要相调协，可是他在政治活动就没有得到文学活动上那样多人的喝采。这一点，与其说是证明了雨果有比他同时代的市民阶级里更远大更前进的政治理想，倒不如说他实在没有明晰确定的政治思想。‘诗人气质’的他要求一种鲜明、热烈、泼辣的人生，——这是市民阶级意识抬头初期的理想。”
茅盾的这些分析，似乎是比当时一般的对雨果的介绍与分析站得更高，在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潮解释雨果，但从中国对雨果的认识过程上看，他的理论观点似乎让人刚从一个政治思想的漩涡里摆脱出来，又栽进了另一个政治思想的漩涡。这可以看作是1927年底开始的介绍雨果高潮的第二次循环。
需要指出的是，30年代雨果著作的翻译工作仍在进行，以《悲惨世界》为例，30年代好几个译本，都是薄薄的小册子：1933年6月， 伍蠡甫在黎明书局编一本英汉对照的《西洋文学名著译丛》，其中就有伍光建老先生选译的《悲惨世界》的几个片断。这本小册子值得重视的倒是前面有伍蠡甫写的长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既肯定了雨果对社会的抨击，又指出了雨果所塑造的冉·阿让这个人物的局限性。这篇论文比茅盾的论文早两年，也许是第一篇有质量的雨果专论。其他节译本还有中华书局的《英汉对照文学丛书》中的张梦麟注译本，启明书局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李敬祥的译本，然而真正有质量的译本，是李丹和方于夫妇翻译的《悲惨世界》（最初译名为《可怜的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1936年开始陆续出版了，这是第一个真正按原著面貌翻译的本子。可惜《万有文库》本一共出版了8册，也没有完成。
第三个高潮是在1949年以后。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由茅盾建议，纪念雨果诞生150周年。 当时正逢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提出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口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雨果作为一个追求和平进步的文化代表受到隆重评价。第二年，雨果被引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的纪念。我国为配合这些政治活动也是学术活动，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茅盾、郭沫若、洪深、李健吾、罗大冈等作家学者都发表了文章，同时也翻译出版了巴尔扎克、阿拉贡、爱伦堡、罗曼·罗兰等人论雨果的文章。可是由于这场学术活动本身受到具体的政治目的的制约，因此除翻译外，论文多属表态性介绍性的。以学术价值看没有在第二个高潮时期的水准上有什么新的发展。更何况好景不长，随着50年代后期“左”的思想路线的恶性膨胀，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都渐渐地成了批判的目标，雨果研究很难坚持下去了。
与这种研究停滞的局面相反，雨果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在这个阶段又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当然，这基础是在40 年代后期已经打下了的， 1948年陈敬容译的《巴黎圣母院》出版，1957年郑永慧译的《九三年》也出版，其他如《雨果诗选》、《笑面人》等作品也相继问世。罗玉君译的《海上劳工》虽说到了80年代才出版，但在1958年已经译完了。最重要的成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李丹《悲惨世界》，李丹重新翻译全稿，1959年出版了重译本的前面两卷。1979年，第三、四卷也出版了，其时李丹已经去世，最后一卷是由他的夫人方于补译完成的。这一部浪漫主义文学巨著，在1984年终于有了完全的中译本。
80年代以后，雨果的主要作品都又重新出版，雨果的研究也开始复苏。1981年，学术界召开了普希金雨果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就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雨果的评价，如何正确认识雨果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以及如何正确评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等问题，展开了积极的争鸣。但是由于60年代以来，在半是专制，半是愚蠢的左倾思潮干扰下，把一些本来属于常识性的问题搞得十分复杂，所以1981年这次研讨会上发表的许多学术文章，都不能不退回到最原始的起点上，去作ABC启蒙工作。当时我读了这些论文后的感觉是， 拨乱反正的意义要大于建设性的学术探索。在雨果研究上，有许多理论问题都需要我们去作更高层次的探索，去回答一些更高层次的问题。譬如，我们过去常常用现实主义理论去评价、认识浪漫主义文学，那自然是隔靴搔痒，不着边际。什么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生活细节的真实，浪漫主义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浪漫主义有自己的一套艺术表现方式，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规律；还有理想问题，我们过去把现实主义中的理想因素，说成是“两结合”，这是根本不懂浪漫主义。任何文学作品都应该，也必须有理想。文学是人学，怎么会没有理想呢？关键是各种文艺思潮的理想性质不一样。现实主义文学当然也有理想，它的理想在于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刻理解，是一种对未来的预示。如果是一部描写革命的现实主义作品，像高尔基的《母亲》，描写到主人公对革命事业必胜的理想，这不是浪漫主义的因素，仍然是实现主义的。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理所当然地在把握历史发展本质时，能够正确把握历史的未来。而浪漫主义文学的理想则完全是不同层次的理想。浪漫主义者多少都对现实抱失望，甚至绝望的态度，他们采用反历史的观点，在历史发展轨迹以外去寻求理想，用理想的境界，并在对这种理想境界的追求中，对照出现实的污秽、罪恶与无法容忍。雨果每一部小说里，都表现出一种真正的人道精神，这种精神是超现实的，不受世俗任何原则的束缚，在这种理想的观照下，冉·阿让可以解救自己仇人的性命，朗德纳克可以在生命危急关头挺身救出三个火中的小孩，而吉利亚也会放弃自己的幸福，眼睁睁地让海水淹没自己……这些理想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甚至自然的规律都无关，它是一种人类精神力量的展示，是人类在精神上对圆满、完善、和谐的永恒追求。它与现实的距离在于空间上，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空间，因此用历史发展的时间标准来衡量它，都不能获得有意义的结果。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些直观的想法，究竟应该如何完善这个理论，还需要作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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