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储蓄——投资转化中的制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认识宏观经济中的问题往往要从对宏观金融过程的分析入手。而储蓄—投资问题又可称得上是宏观金融过程的核心问题。从很大程度上讲，衡量一国金融制度是否有效，从微观层面看，关键在于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各种金融工具能否满足社会上储蓄者、投资者以及消费者的各种不同的需求，是否能降低他们之间的交易费用；从宏观层面，则首先要看金融制度能否有效地动员储蓄，鼓励投资，能否使社会的总储蓄与总投资在较高的水平上保持均衡，从而促进实质经济的增长。所以，储蓄—投资问题对于分析当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趋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有效投资。其原因在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存在制度性障碍。我国整体经济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和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中，存在着暂时的制度供给瓶颈制约。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一种稀缺资源，制度供给不足会制约人们的选择空间。通过对当前宏观经济情势及现实中的制度安排的考察，我们认为，正是因为制度供给不足制约了储蓄和投资者的选择空间，从而使储蓄难以顺利地转化为投资。
二、我国储蓄—投资转化中的制度问题
（一）外部辅助性制度不完善
我们此处所称的“外部辅助性制度”是相对于金融内部制度而言的，主要指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外部辅助性制度安排的缺位严重掣肘了金融内部制度的有效运作，影响了储蓄向消费和投资的转化。近年来，住房、养老、医疗、就业和教育等全面的改革措施相对集中。在改革前，居民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预期较弱。改革后，由于配套的社会保障等辅助性制度未能及时供给，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不明而加重了后顾之忧，从而增加了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于是，居民与国民收入结构转换而增加的收入就转化为高额的储蓄，同样的理由削弱利率下调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所以，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广泛宣传，使广大居民对未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信心，从而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即期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讲，外部辅助性制度设施的建设远比基础设施意义重大。
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论述，我们认为外部辅助性制度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制度安排具有公共品特征，公共品的非专利特性使上述制度创新缺少激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充当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团体是最合适的，这使制度创新成为可能并能节约制度创新的成本。而在目前这种宏观经济形势下，正是进行这种制度创新的千载难逢的时机，我们很难想象在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能出台这些措施。同时，政府在这方面的财政支出不但能刺激有效需求，而且能为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创造条件。
（二）产权制度的不合理造成信用制度的扭曲
当前产权改革进展缓慢，产权仍然没有在合理的基础上实现分散化和多元化。这使得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依然存在“虚拟”性。在这种情形下，信用制度遭到扭曲而显得相当脆弱，其后果是微观主体在进行金融交易时，信用戒备倾向加强，这对微观经济主体而言是理性的，但客观上却制约了金融交易的活跃和信贷的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实质也是一种信用经济，信用制度对于储蓄—投资的顺利转化尤其重要。可以说造成目前的局面，产权制度的不合理从而信用制度的扭曲难辞其咎。总之，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一种新的制度供给，若无此项供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缺乏激励和动力。
（三）金融内部制度不健全
1.间接融资制度安排方面的缺陷。第一，国有银行不合理的产权制度是导致间接融资渠道的体制性扩张和体制性收缩的根源。银企之间产权主体的同一性和信用的虚拟性导致了“短缺经济”下间接融资体制性扩张和当前“过剩经济”下的体制性收缩。在中国由财政直接性融资为主导的体制转变为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体制（即拨改贷）之初，“企业高负债、银行高不良债权”的局面，积累了大量制度性金融风险。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银行内控制度的加强，银行的责任意识在增强，但由于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远未到位，所以激励意识依然不强。这就使得银行宁愿把“肉烂在锅里”，也不愿去填无底深渊，结果出现银行“惜贷”现象，存贷差不断扩大，高额储蓄积淀在银行内，“金融剩余”的潜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第二，间接融资机制存在的另一个制度缺陷是缺少一个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非国有银行体系。一些产权明晰、投资效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既很难得到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又无相适应的非国有银行为其提供金融支持。这使得金融资源的配置继续被大大扭曲。只生产35%产值的国有企业占用20%以上的信贷，而生产20%以上产值的非国有企业贷款一直极为困难。
第三，私人信贷制度建设滞后。私人信贷制度建设的滞后及前述外部辅助性制度不完善是我国居民部门实物投资比例和消费率过低的制度性原因。张天祀(1997)、胥良(1998)的研究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部门的实物投资比例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过低。他们当时使用的是1995年的数据，实物投资占总储蓄的比重为25.3%。同期美、日、德、英的这一比例分别为78%、50%、60%、55%左右。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结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出现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银行缺乏私人信贷方面的制度安排，使一些居民潜在的需求无法转变成现实需求。
2.直接融资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的缺陷。(1)上市公司尚未形成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2)市场制度建设滞后，市场作用不充分，尤其是股票上市和债券发行方面都存在强制计划性，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制度效率，降低了其扩大投资需求的作用。(3)资本市场中的金融工具品种还不够丰富，不能很好地满足不同的储蓄者和投资者的需求，金融资产结构还处于较低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储蓄向投资的顺利转化。(4)由于深沪交易所门槛较高，一些亟需资金支持的高科技产业等风险产业难以上市筹资。而适于风险资本需求的创业板市场（或称二板市场）又未能及时供给，这使风险资本缺乏一种进退自如的机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需求。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建议可作如下简要归纳：
第一，当前宏观经济中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宏观金融过程中的储蓄——投资转化通道不畅得到解释，与主流观点不同的是，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这使广泛建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归于弱效。由此，进一步的推论是要从根本、长期的角度解决问题，当前最重要的还在于继续推进制度创新，消除制度供给瓶颈制约。可以预期的是，制度创新将是推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这也客观上再次证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第二，完善外部辅助性制度安排，力求使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的改革尽快到位，使公众形成稳定性预期，对未来充满信心。
第三，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保护已经取得的成果，谨防体制复归，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交易行为市场化，确立与市场经济相符的信用制度，从而为市场经济制度的早日确立和完善创立合理的产权基础。
第四，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加强金融制度的建设，疏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促进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造，逐步发展非国有银行，创新有市场潜力的制度安排；探索国有股、法人股流通的有效途径，推动上市公司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在完善金融监管制度的同时，改革股票、债券发行制度，尝试创建“二板市场”和柜台、区域、全国多层次的交易体系，拓展资本市场容量；鼓励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为广大储蓄者和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金融工具，提升金融资产结构的高度，激活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