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在西北地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韦佳伲
（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贵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 思想政治工作素来被中国共产党视如圭臬，是建党管党、治党兴党的有力手段。抗战时期党在西北回族地区广泛宣传党内政策，普推抗日主张；客观维护汉回关系，尊重当地习俗与宗教信仰；推进区域自治机制，全面组织抗日武装；发展当地文教事业，有效培养干部人才，完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壮举，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
关键词： 抗战时期；西北地区；思想政治工作
抗日战争是民族性的全面战争，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英勇悲壮的史诗篇章。思想政治工作素来被中国共产党视如圭臬，是建党管党、治党兴党的有力手段。正是党在回族群众中不遗余力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回族民众的爱国主义才得以激发；增进了双方信任，坚定了回族接受党的指挥的信心，进一步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抗战时期党在西北地区开展思政工作的必要性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北地区的回族民众超过百万，是党在宣传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治主张下的重要发展对象，将有效壮大武装力量。然而，受民族文化、地域限制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回族民众并未完全接受党的一系列主张。事实上，回汉两族关系曾经历漫长的结冰期。自鸦片战争后，回族人受到了三座大山的压迫，曾于清代咸丰年间在西北地区爆发大规模回民起义。因压迫之重而致反抗剧烈，朝野上下哗然震动。回民起义最终失败，清政府开始全面打压回族，一系列政府政策在回汉两族关系中产生恶性催化反应，导致回汉矛盾加剧。辛亥革命后，新政府主张多族共和共荣，亦包括回族，主张回汉平等。然而，新政府的政治势力无法达到西北地区，地方军阀各自为政偏安一隅，孙中山的民族平等政策成为一纸空谈。彼时，蒋介石以马氏军阀为主力推行“以回制回”政策来统治回族，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统一并未起到积极作用。在军阀统治期，甘宁青地区成为新的军事独裁区，沉重的苛捐杂税让回族百姓疲于压迫。在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后，大势宣传日回亲善，妄图建立“回回国”而分裂中华民族，并且是无忌惮地派遣伪回教协会或渗透特务人员实施民族反动策动等，西北回族区的社会发展状况极为恶劣。[1]当时的国内局势可谓内忧外患，国民党对我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过度宣传不实报道，回族民众思想认识上的负面效应不断恶化，不少回族人与党的抗日主张纷纷划清界限，局部地区还曾出现过对抗和纷争，这样必然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也将陷入被动局面，谈及抗日必然困难重重。为了在短时间内让回族民众重新认识党，正确接受党的领导，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党在西北地区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以遵规守纪、亲民向善的工作作风保障思政工作的系统部署与实施。
二、党在西北地区开展思政工作的系统阐述
（一）广泛宣传党内政策，普推抗日主张
为稳固党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的群众基础，推动和巩固统战，我党在回族地区积极开展思政工作。首先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正面形象，通过墙体大字标语、带有伊斯兰教义的宣传单、公文告示等形式，广泛地进入到回族群众的生活当中，做出良好的宣传。并且一直强调红军是一支由穷苦大众支持和组建的军队，目的是为了解放更多受欺压的民族。宣传中明确告示，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得违背和侵犯回族百姓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党组织充分利用各种集会活动，或在公共场合组织激扬人心的演讲、或在群众聚集地编排文艺演出、或积极协调组织军民共建的座谈会或联欢会、或主动友好地到回民家慰问做客，一系列动作既体现党和红军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又体现党和红军的亲民为民形象，让广大回族群众建立了深刻认识，不能再心甘情愿地当亡国奴，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是为各族百姓争取战胜侵略者，是为了带来和平和安宁，鼓励回族同胞与红军一致北上，增进彼此感情加强团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2]1937年冬，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成立，直接接受中共宁夏工委领导，成为宣传抗日主张的重要力量。同时，回族协会的成立，发动正面宣传动员效应，发展会员超2万人。协会日常组织抗战训练，并派出宣传团四处奔波开展卓有成效的抗日宣传和民族教育。党在西北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度开展，激发了回族群众的革命热情，提振了革命勇气与信心，得到了广大回族群众的拥护，他们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在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坚决抗日，化解民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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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进入西北地区的党组织认真分析形势与趋势，提出加强对回族干部的培养与锻炼。干部群体是思想先进与行动积极的典型代表，一方面他们自然对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人文道理、宗教信仰等谙熟于心，另一方面他们又政治开明、观念超前、觉悟透彻，十分适合首先接受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抗战时期的西北地区，受资源、地缘等条件限制，文教工作严重滞后，回民的整体素质均显低下，对于回族干部而言，也并非有足够扎实和过硬的政治理论体系与思想觉悟完成自我改造。从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需求出发，发展文教事业并有效培养干部人才迫在眉睫。1936年5月，党在西北地区的革命活动区域转至回民带，总政治部提出殷切期望：回民干部理应投身政治机关，加强工作实践培养 。1939年，中央党校回族干部培训班开班，成为回族干部的培养载体，实践价值巨大。抗日回蒙学校的建设，将所有教学提升至系统化、专业化。同时，边区政府积极修建伊斯兰小学和伊斯兰公学，大大推动回民群众性的读书识字运动。1941年9月，延安民族学院成立，西北地区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得到了专业培训，其中回民干部数占到总培养干部数的15%，成为推广宣传和践行党的抗日主张的中坚力量。
（二）客观维护汉回关系，尊重当地习俗与宗教信仰
（四）推进区域自治机制，全面组织抗日武装
随着民族大融合的推进，回民接受着汉学文化熏陶和洗礼，特别是主动吸收消化儒家思想文化精髓，实现了文化的空前繁荣，也奠定了特定的民族习俗与宗教信仰风格，生活思维模式自成一派。在党的领导下，红军队伍行军途中，逢回族区必严格强调纪律性，要求尊重回民风俗，要求视回族为一奶同胞，要求客观看待回族对中华民族千年历史与灿烂文明的卓越贡献。1935年夏，红二十五军需行军通过静宁、隆德、平凉等回族区，政委吴焕先经过细致耐心的交流调研，掌握了当地回民的习俗与宗教信仰情况，主动在队伍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通过重申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确保行军过程始终在尊重回族传统、保护民众利益等方面恪尽职守，并持续利用公开会议等途径，让回民接触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参与评价党的队伍纪律性与整体精神面貌，一时间回民们对党和红军队伍的好感大幅提升。1935年红一方面军进驻甘肃岷县回族区，政治部所开展的思政工作主要要求就是：“主动拜访当地阿訇，及时协商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约束部队进驻民家后不得侵占私有物件，正视回族宗教信仰。”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及其解释公布，进一步明确回民在参与宗教信仰方面的规范动作与执行规矩，对于可能存在的中伤民族情感的细节作了调整与说明。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的首个清真寺落地，并由毛泽东主亲笔题写寺名，直至新中国成立，西北边区的清真寺数量突破8座。正是源自抗战时期党在西北地区思想政治工作中正确执行了尊重习俗与宗教信仰的民族政策，才换来大量回民的真心支持，巩固了群众基础。[3]
狮子纹饰的艺术价值表现在其纹饰本身的态势之美，回归狮子的动物本原来看，其优美、健壮、结实的姿态让人望而生畏，威武凶猛的形象让人情不自禁的心生敬畏。《瀛涯胜览》一书中就写过：“狮子形如虎，黑黄无斑，头大口阔，尾尖毛多，黑长如缨，声吼如雷，诸兽见之，伏不敢起，乃兽中之王也。”。
（三）发展当地文教事业，有效培养干部人才
党组织在抗战时期注重挖掘新的抗日武装力量，以期正向放大抗日成效。为将回族群众的参与积极性转化为抗日动能，党组织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帮助回族人民建立自治政权，形成规模化抗日武装。1932年，党选择在甘肃正宁县龙嘴子回民区组建新的政权，将红色思想带到这个自治地带，并且借助红色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在当地积极的培养回民的红色文化，成功建立起了初步自治政权，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本地共产党员，比如马盛福、马颜秀等本地党员，游击队第八支队得到完善和补充。1936年，西北地区的党员凝聚主战斗力，积极突破西北苏区的国民党包围。经西征野战军总部批准，回族独立师正式成立，隶属红十五军团，师长与政委均由回族干部担任。作为首支回族武装力量，其在战斗中发挥的作用将彪炳史册。1936年10月，回族首个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本族农民通过必要流程成为自治政府的主要领导，并合理规划设置了自治政府的机要部门。同时，自治政府成立县回民游击大队，有效阻止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粉碎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间的交流活动限制与阻碍。[4]
三、抗战时期党在西北地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要义
（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原则。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多民族戮力同心，才能组建强大的中华民族。在建设国家、振兴家乡等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多民族之间应一贯秉承“求同存异”“和谐共存”的期许与原则。回溯历史，我国的少数民族中经受民族性压迫的不在少数。封建时代少数民族接受过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在军阀混乱和国民党统一全国后依旧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民党的许可和默认下，常年盘踞于西北一带的马氏军阀实行着血腥的统治，而且还释放“有回教，无回族”等荒谬言论炸弹，严重导致回族人民的情感僵化、信任感丧失，民族矛盾恶化。中国共产党一直秉承民族无大小、无强弱、一律平等。无论在哪个时期，党一直重视少数民族的区域稳定性与纪律规范性，推动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地区的整体思想形态的转变和进步。因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持续维护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原则。
（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重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思路。他们深入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渊源，并且对现状亦有明确的认知和把握，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支撑；他们不仅学识谈吐符合工作需求，而且能够快速建立威信，增进干群联系。正如毛主席所说：“民族问题是可以彻底解决的，这就需要对民族反动派予以彻底的打击和孤立，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没有共产主义支撑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无法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我党历来对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重视有加。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在西北地区曾多次开办干部教育培训班，有效筛选能更好服务于少数民族的优秀干部人才，让他们发挥出重要的沟通桥梁作用，总结积累了大量利用少数民族干部来解决民族宗教信仰问题、民族内部利益交织问题的经验。我党正确培养和启用少数民族干部，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立足国情、民情，尊重民族宗教信仰问题，释放自由权利，从而达到了综合治理的目的。[4]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开拓创新，在少数民族思想政治工作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建设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到最多数武装力量。任何时候，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都不能荒废，要不断着眼于新发展时态，主动探明各种关联要素，与时俱进,掌握更多的新思维方法与执行模式，真正确保党的根基牢靠、党的行动有力、党的建设实现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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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董强,金炳镐.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2015(8):4.
[2]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21.
[3]李京桦.民族工作成效与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关系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5(9):5.
[4]丁海涛.抗战时期党对西北回族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启示[J].贵州民族研究,2016（6）:196，197.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码： 1005-9652(2019)02-0043-003
*【项目基金】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大中专学生就业创业研究专项课题“‘互联网+’时代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研究”（XJK16BJCY07）。
【作者简介】 韦佳伲（1990-），女，布依族，贵州兴义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中医药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张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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