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犯罪激发机理和犯罪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风险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140(2015)03-0010-13 风险社会理论是一个回应晚期现代性状态及其趋势的社会理论，他由德国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科技发展的负效应而提出，经众多社会理论家的积极响应，理论视野由对科技负效应问题的探讨转向追问现代主义的立论前提和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所在，并将论域拓展至现代化进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尤其关注科技、环境、生态、气候、健康、金融、核能等表征或反映现代化后果的突出问题。 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的切入点是生态环境与技术的关系，最初将风险界定为技术对环境的威胁，然后不断扩大演绎风险概念的适用范围，最终纳入反思现代性理论，从而使风险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反思社会学理论概念。按照贝克的经典定义，“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1]19主导现代社会发展的财富生产逻辑逐渐演变为一种风险生产逻辑。风险社会理论所直面的是现代化的后果，其理论旨趣在于深度追问为现代性精神所驱动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对人类安全造成现实危害和潜在威胁的深层次原因。对这种深层次原因的追问的基本结论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的深度干预。风险是人为的，是人类对社会条件不断创造和对自然环境全方位干预的一种秩序状态，按照吉登斯的看法：“人为风险是人类对社会生活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他带来的不确定(以及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全新的。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更准确地说，它们今天引发的各种反应常常既是破坏性控制和修补，也是控制不断增强的无尽过程。”[2]4今天，核风险、环境生态气候风险、化学产品风险、生物基因技术风险、金融风险、全球网络化风险等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它们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的性质，而是深度现代化和加速全球化进程的产物。 犯罪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极端化的社会关系形态。现代理论犯罪学的基本结论就是犯罪与社会秩序性质和文化形态密切关联。应当认为，现代理论犯罪学关于犯罪原因的解释对于风险社会中的犯罪而言，在一定层面和许多角度依然有效。如果说为“财富生产”逻辑所支配的工业现代化秩序中的诸多因素滋生和激发了犯罪的高发状态，那么，今天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风险社会并没有完全悖逆或脱离现代化与犯罪之关系的基本支配逻辑，只不过按照一种“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路线增殖和衍生出一种新的支配逻辑——“风险生产”逻辑，这种“风险生产”逻辑以一种新的机理和动能对犯罪现象产生着重大影响。在实质上，风险社会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自反性”阶段，以上两种逻辑同时发生着作用。因此，立足于工业现代化秩序性质之基础而创生的多种理论犯罪学学说关于风险社会阶段犯罪现象的解释依然具有一定理论张力。不过，风险社会秩序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现代化秩序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嬗变，对风险社会秩序影响和激发犯罪的机理进行探究，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客观上，由于风险社会作为一种以风险生产逻辑主导的新型社会秩序形态，与财富生产逻辑主导的传统现代化历程在根本性质上存在的重大差异，从而，现有理论犯罪学关于犯罪原因的解释视域和根据，或需要扩张，或需要重构，或需要进一步演绎。以风险生产逻辑主导的风险社会秩序对犯罪现象的激发机理，我们将从以下方面进行概括并阐释。 犯罪因社会类型不同而变化，迪尔凯姆对此早有论说。不过，迪尔凯姆将犯罪变化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法律和道德这类“集体感情”变化的结果——作为“集体感情”的法律和道德的过大改变所招致的能量强烈的反对——的论断[3]，在今天看来，显然简化了犯罪与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局限了催生犯罪现象之原因的多样性。现代社会中的犯罪原因极其复杂，社会现代化进程不但没有减少犯罪现象，甚至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犯罪现象日益严重，犯罪至今仍维持在高发状态。宣称现代化制造犯罪或引发高犯罪率的理论观点没有意义，因为除了部分自然犯罪可以按照近乎永恒的道德判断进行犯罪性评价，大量犯罪属于法定犯罪性质，犯罪化标准决定于新型社会的价值判断和规范性实践。因此，简单谈论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对犯罪的催生/抑制功效，因比较的对象和环境条件两个方面均过于复杂且表现得完全不同，从而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面对犯罪现象，正确的思维毋宁是，现代性精神或现代化进程的哪些因素或何种关系促成或制造犯罪乃至导致犯罪高发态势？现代理论犯罪学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但答案多样且争论不休。失范理论、冲突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亚文化理论、标签理论、破窗理论等等，均从不同视角对犯罪原因做出了相对完备性界说。其实，理论犯罪学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本身就说明犯罪原因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根本上是由现代社会关系秩序的性质所决定的。由于现代化的本质是关系的多元性和秩序的复杂性，从而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现代社会也是一种犯罪高发的社会。不过，这样过早地下结论存在问题，因为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一种追求对自然进行改造以及对社会条件进行创造和控制的进程，对犯罪问题，按照现代化逻辑，就是社会控制。按照这种理论，现代社会中的犯罪高发态势，本来是可以通过社会控制逻辑予以遏制的，但是，一种反事实效果是，社会控制论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种现代主义路线下的社会控制论的根本问题所在，利奥塔尔的诊断可谓精到而深刻：“如果承认社会是一个系统，那么对系统的控制就要求精细地确定它的初始状态，这种确定是无法实现的，所以这种控制不可能是有效的。”[4] 风险社会理论所揭示的深度现代性阶段的社会秩序表现出愈益复杂的性质，这种复杂性本质是无以控制，其后果则是如影随形的风险威胁。吉登斯指出：“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相伴，这些威胁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更有甚者，这些危险对千百万人乃至整个人类来说都可能是高强度的和威胁生命的……现在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风险的巨大后果，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5]115按照这种理论，风险社会的超复杂性秩序对犯罪的影响后果是催生更多的新型犯罪，并且这些犯罪很难再按照传统型或常规性控制对策予以有效遏制。 二、风险社会的犯罪激发机理 (一)财富生产逻辑的普遍化和极限化，逼迫和诱惑生产经营行为模式和对象的“风险性——犯罪性”选择。风险社会通过两种逻辑驱动：一是工业现代化的财富生产逻辑继续有效作用，二是财富生产逻辑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同时，一种“自反性现代化”效果开始逐步显现。在贝克看来，工业现代化是一种自主性现代化，但是，因决策所产生的风险不断增殖并被合法化，风险社会阶段，社会决策依然按照工业现代化逻辑进行，但是，不断增殖自身的风险以一种潜在副作用的性能开始反向对抗现代化进程。贝克进而指出：“风险社会不是政治争论中的可以选择或拒斥的选项。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过程延续性中。后者暗中积累并产生威胁，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6] 财富生产和追求的普遍化和极限化逻辑对犯罪的催生功效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生产经营行为模式与风险——犯罪行为模式之间已经无法严格划分界限。由于逐利驱动和竞争压力，生产经营行为要么在技术上彻底改进，要么完全选择新技术模式。生产技术的改进在一种“技术改进引发新的技术问题”的逻辑悖论中带来技术风险的新形态，新型技术的产生也意味着新型风险的形成，关于技术的技术的逻辑实际上也是一种风险增殖逻辑。经营模式的创新所带来的经常是一种缺乏规范性依据或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状况，我国刑法上“非法经营罪”的设立正是对某些尚无法确定其经营模式的创新性与合规范性张力而保持的一种立罪开放型结构(当然也因其易受政策性、地方利益保护的绑架而备受诟病)。其次，生产经营对象选择和资源发掘的“末世情结”驱动，大量攫取和资源耗竭性危害行为不断产生。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常规资源种类，在风险社会阶段不断成为非常规、极端化和耗竭性行为的攫取对象。继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资源相继被掠夺殆尽之后，信息又开始作为一种新的资源形态成为生产经营的争夺对象。今天，当信息这种“消除不确定性的量”和“负熵”已经成为生产经营的发掘和掠夺资源之际，违反安全规范、威胁社会安全的生产经营行为大量产生，犯罪通过信息垄断、信息窃取、信息出售、信息不对称化等方式实施，垄断生命安全和健康技术、窃取商业秘密、出售和非法提供个人或单位信息、封锁生产和产品安全信息等犯罪行为或应当犯罪化行为，都是以信息这种新型资源(或许是人类的最后资源)为对象或媒介而实施的。就产品生产领域的安全信息封锁而言，信息犯罪的本质是不对称，凯斯·R.孙斯坦指出：“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一个‘柠檬’问题，那就是危险的产品将安全的产品逐出了市场。”[7]332需要指出的是，值此风险社会时代，信息尽管已经成为一种新型资源争夺对象，但是，土地、资本、劳动力的传统资源掠夺并非已经终结，而是表现为一种极限化掠夺和榨取方式，消费式征用最后的土地，以金融衍生品制度将货币和资本还原为数字本身以及对劳动力的终身非连续性“脱技能化”摧残。任何新型技术发明和任何新知识的生产，都将导致原有知识和技能的彻底无效，个人知识和技能的连续性增长和强化失去意义。第三，风险本身构成营利资源条件或通过转嫁风险责任或转移风险对象实现利益。孙斯坦指出，利益集团会通过多种形式将风险作为一种资源加以利用，某些公司会通过宣传对手产品的风险性而激起公众恐惧而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些说客会通过政府机构、新闻媒体、非营利性组织等部门转移人们的视线或牵引人们的目光投向某些方面而实现其利益目的[7]113。另一方面，风险生产者还经常转移风险对象，有毒化工企业向偏远落后地区转移已成趋势，或者不断向新兴风险产业转战，通过规避法律或利用规范漏洞逃避法律规制或转嫁风险责任。 (二)风险逻辑对犯罪原因的离散分解和现代社会的控制逻辑与机制无法触及引发或构成犯罪的全部因素。风险逻辑本质上是深度现代化的自反性(reflexivity)，并在遭遇开放的、加速全球化的社会关系秩序中而增殖复杂性。自反性的强化和复杂性的加剧至少带来三个问题：其一，行为选择模式和方案目标决策将涉及更多的关系领域，从而恰当的行为选择和方案决策就必须占有充分信息，但是，复杂性既是信息的泛滥，也是信息的匮乏，最终，没有单一的原因(信息)能构成行为选择和目标决策的充分必要条件，行为决策恰恰依赖更多信息。在后现代秩序中，大量犯罪经常是因为情境差异而瞬间激发的，也经常为抽象型社会规范原因所牵引和诱发。药家鑫故意杀人没有诸如仇恨、图财之类的常态动因，交通肇事处罚制度、金钱赔偿数额、个人社会身份、独生子女的社会利害和道德认知结构以及车牌号那个数字符号的可识别性社会控制功能等，构成了复杂而抽象的犯罪原因。其二，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话语逻辑(控制逻辑、主体——客体逻辑、技术理性逻辑)恰恰趋向于拒绝复杂性，所有意外事件的出现，必须被定义为既有逻辑所统摄或能够解释的一个偶然事件，这样，工业现代化逻辑在生产风险的同时，却又无法完全占有甚至排斥那些可能滋生风险的新信息，从而风险事件的发生尽管是生产逻辑的宿命后果，却又是意外的和突发的。风险社会中，大量犯罪原因已经不可能清晰归因和精确列述。在抽象层面上，无论是社会宏观因素还是个体生理——心理因素，犯罪原因将是多元的。在直接的犯罪目的问题上，不再按照传统的主观意图逻辑进行追问，行为结果和实害经常是非预期的、意外的、潜在的、衍生的和无法计算的。其三，现代性秩序中，每一种社会控制模式均基于某种媒介(话语型)有效性前提假定，并且将控制者(施控者)——控制方法和条件(信息传导和反馈装置)——受控对象(受控者)的控制链条视为有效的控制模型。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指出，犯罪社会控制理论假定，人是利己的和反社会的，人之所以犯罪，在于他/她认为以前社会未能教会其必要的行为约束和自我控制，社会控制理论并不认为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对法律和道德有不同的理解，而是认为每一个人对法律和道德规范都有着清晰的判断和利害观念，人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否犯罪，社会控制理论还对社会阶层、经济地位和文化等环境因素作为犯罪成因的影响力进行了否定，并在经验和实证层面得到了有力验证[8]。然而，至后现代社会——风险社会，无论是作为社会控制模式的媒介有效性前提预设，还是作为控制模型装置本身的有效性，均出现了问题。始于2011年8月6日的英国骚乱事件，完全暴露了现代性思维逻辑中的社会控制的彻底失败。为什么如此多民众走上街头集体抗法而烧、砸、抢、盗？英国《每日邮报》2011年8月11日的一篇报道称，英国是世界上人均监控探头安装最多的国家，共计420万个，是中国人均安装探头的1.5倍(英国人口不足6000万)，占全球探头安装总数的20%，平均每14个英国人就摊到1个探头。据估计，英国民众每天被监控探头捕捉的次数为人均300次[9]。然而，骚乱还是发生了，其暴力程度、破坏力和影响力均十分严重。按理，英国是一个十分重视社会监控并且监控机制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其社会监控思想鼻祖边沁发明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从这种罪犯监控建筑设计方案所理论抽象升华出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在英国社会控制实践中深入骨髓[10]224-228。英国不但是现代警察制度和现代警务理念的发源地，还是当代最新警务理念和模式——情报主导警务(Intelligence-Led Policing)的发源地，其犯罪社会控制从理念到技术装置系统均领先世界，“国家情报模式”在该国已明文入法[11]。如此情境中，何以大量民众会在无数探头监控下烧砸抢掠？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何以监控录像最终沦为逮捕3000名暴徒的事后取证工具而无法成为防范抑制犯罪发生的威慑力量[12]？边沁早就在理论上倡导将这种“全景敞视主义”在社会纪律训练的各类组织和环节推行，如兵营、学校和工厂等等，以实现全景敞视式社会监控机制的“无所不在，时刻警醒，毫无时空的中断而遍布整个社会”[10]234-235。按照福科的“规训”(punish)思想，这种“全景敞视主义”所带来的是一种“规训社会”，“这是一个从封闭的规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其原因不在于权力的规训方式取代其他方式，而在于它渗透到其他方式中，有时是破坏后者，但它成为后者之间的中介，把它们联系起来，扩展了它们，尤其是使权力的效能能够抵达最细小、最偏僻的因素。它确保了权力关系细致入微的散布。”[10]242其实，一种有效的社会监控不可能仅仅通过监控者——监控器——监控对象之间的直线式结构完成，必须将监控装置扩散推广到社会关系的任何环节，并且监控者与被监控者之间、被监控者相互之间必须形成一种信息互馈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一个真正有效的社会监控功效才会产生。然而，在无限复杂的风险秩序时代，仅仅将社会控制目标期待于监控探头之上，其功能无疑只是“全景敞视主义”的最原始部分，这种仅仅依赖监控探头的犯罪控制装置的根本欠缺，在于它没有将“全景敞视主义”全面而深刻地予以贯彻。在福柯看来，物理性、机械化“全景敞视”式监控的根本缺陷在于它误判了权力的作用结构，对权力进行了一种等级化、炫耀式——上层控制下层——的预设，福柯指出：“权力关系不是在人群的上方，而是在其结构之中恰当地与这些人群的其他功能衔接……与之相适应的是匿名的权力手段。这些手段涵盖整个人群。它们作为等级监视手段，严密地不断进行登记、评估和分类。总之，用一种秘密地把自己的对象客观化的权力取代那种表现在权力行使者的显赫之中的权力；形成一套关于这些人的个人知识体系，而不是调动展示君权的炫耀符号。”[10]246-247监控探头所监视的是暴徒街头行为，对于诸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管制、特定人群管教、黑帮控制、就业帮助、福利管理等一系列监控“规训”环节均缺乏相应“探头”装置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一个社会严重不公、社会底层与上层分化日渐严重的趋势中，复杂性、多层次社会情境所需要的，是无数性质各异的多形式监控“探头”，电子探头的具象性与多元化社会情境的抽象性之间显然无法链接。吉登斯早就鲜明指出：“只有在个人自由权利与社会公正相结合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好的结果。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不平等状况并不悬殊，所有人都有机会过上充实而满意的生活。如果自由和平等之间并未取得平衡，如果许多人发现自己的生活远未达到自我实现的程度，越轨行为就可能朝向破坏社会的方向发展。”[13]显然，监控探头作为一种物理仪器无法摄取社会公正这个抽象性世界中的任何“影像”，为风险逻辑所加剧的社会不公除了要找寻抑制乃至根除路径，对民众的“规训”方法也应当寻求一种全新的系统方案。 (三)风险社会的“脱域”机制或以时空区隔和脱离方式扩大犯罪后果，或以行为规范资源缺场或枯竭状态放纵危害性行为。犯罪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决定于构成犯罪事件若干核心要素：时间、空间、行为、方法、技术和对象。吉登斯使用了“脱域”(disembeding)概念，用于描述现代社会中行为与情境之作用关系及由此引发的后果之性质，并将其界定为现代秩序(风险秩序)之基本动力机制，“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5]18“脱域”概念所表达的根本上是指现代社会中个体行为与环境、事件或后果的时空关系。在前现代社会，行为与环境、事件或后果的关系通常表现为行为(包括行为人)与“现场”(scene)的共时和同步状态，作为社会生活的地域性活动受“在场”(presence)机制支配，行为及其后果都是“在场”的。随着现代性的深度演绎，社会生活逐渐受“缺场”(absence)机制支配，行为与现场、后果分离，时间与空间分离[5]16。“脱域”理论揭示了现代社会、尤其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中行为与事件、现场、对象和结果之间的时空隔离和抽象关系性质，意味着行为与现场、对象和结果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直观而直接的作用方式和因果关系。造成现代性关系之脱域性质日益彰显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交通、通讯、网络等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化的加速，全球化进程及其制度建构既内在要求也有力助长了脱域机制的深度演化。前现代社会中，犯罪行为、现场、对象和结果通常发生于特定的地域性范围，凝固于确定的时空结构。风险秩序改变了传统犯罪和自然犯罪的时空结构，也加剧了犯罪的危害性后果，个体化的行为经常以“脱域”机制完成并具有“脱域性”影响力，这种“脱域性”影响既表现在犯罪后果不仅仅局限于限定的时空范围和特定犯罪对象，也表现在犯罪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位以及抽象性方面。一个在传统意义上被理解为地域性的特定犯罪，在风险社会、后现代秩序中，经常超越地域性影响力，甚至具有全球性影响。今天，毒奶粉生产者与被害人从未照面，电信诈骗的电话号码显示是国内某个单位而诈骗犯却身在国外，多人在不同国家的多个电脑终端同时参与网络赌博，网络犯罪的匿名化，“9·11”恐怖袭击景象如同身临其境，挪威枪击案让全球几乎同时感受到欧洲极右势力的危险性，等等，诸如此类的犯罪现象，无不证明“脱域”机制已经成为驱动或制造犯罪事件的一种显著效果。 风险社会中犯罪行为与后果的脱域性质除了要对犯罪现象在物理时空向度予以认识，还应当从社会——规范向度进行判断和阐释。弗朗西斯·福山将犯罪与一种被其称作“社会资本”的条件因素进行了关联性研究，所谓“社会资本”，福山将其定义为：“一个群体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4]18福山所指的“社会资本”并非刑法之类的法律规范，而是一类促进合作行为的非正式规范，犯罪就是对社区道德准则和社区规范的违背和反叛；或者，作为“社会资本”的规范资源，在一个个危害性行为发生的场合，却表现出缺场或匮乏状况。按照有关犯罪学实证研究资料，在美国，盗窃、抢劫等犯罪在传统社区发案率低于新建社区，这说明，犯罪与社区的结构和性质密切相关。社区结构和性质不仅要从建筑物结构、安全设施、社区区域位置等方面加以认识，还应当从社区居民成员层次和素质、社区居民的价值观以及相互关系、社区文化等抽象性维度加以理解。风险社会的脱域机制在社区结构的抽象性维度上的突出表现，在于这种社区中个体与社区的疏离性和割裂化，制造出一种陌生人社会或社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逐渐降低，共享的价值准则和社区伦理规范逐渐消失，不同社区在成员价值观、社区文化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多层社区的分化和离解，导致社区规范性资源既极为丰富，却又是千差万别且相互区隔分裂，恰恰因社区规范资源的多元分化颠覆和解构了社区规范资源的一统性和有效性。由于社区规范资源的这种多元分化状况，决定了特定犯罪行为相对于各类社区规范资源而言，是游离而脱域的。外来人口犯罪就是犯罪行为脱域于社区资源的一个典型注解，外来人口犯罪的根本原因既有社会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财富悬殊化以及犯罪个体的特定原因等方面因素，更在于外来人口与其所临时介入的社会规范资源之间没有关联而完全脱域。不断自我加速是现代化的一种固有性征，也是造成规范资源脱域或缺场的原因。 (四)现代制度向制度自身的不断回归对白领犯罪、企业犯罪和职业(职务)犯罪①的孕育和豢养。现代制度在依然保持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利益等外在目的的同时，也渐渐表现出一种追求发挥制度本身价值的内在价值而不断内向异化的趋势，日益为制度主体的自身目的实现和利益追求服务。总之，深度现代性阶段的制度正在向制度本身还原。可以将现代制度的这种演化趋向界定为自我服务或内向回馈。当前，即便是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设计目标的大量制度，也无法避免沦为财富追求目标的辅助设施，沦为职业性犯罪的自我服务器和合法保护色。熊彼特就有“经济模式是逻辑的母体”的著名论断，他把资本主义界定为一个“按照纯粹经济的模型”塑造出来的社会，“它的地基、桥梁和瞭望台完全是用经济材料做成的。”[15]按照哲学传媒理论，货币、权力、真理、科学技术、信息和网络技术等传媒，均为一类“普遍化交往媒介”(general communicative media)，②这类普遍化交往媒介既是社会交往行为的中介，也是制度系统构成的一种话语范式。如果说制度构成了行为的语法，那么，普遍化交往媒介则又是制度本身的语法。普遍化交往媒介的一个根本性能在于，它使主体对客观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世界的介入方式不再是直接的涉入，“它表达了一个传媒本体论观点以及传媒之间的关系，即我们主体不是与任何‘物自体’打交道，而是只跟传媒发生关系，而传媒之间完全是自成体系、内部循环的，即一种传媒不断为另一种更一般化的传媒所差别化和内在化。”[16]现代性是加速生产和不断分化各类普遍化交往媒介的母体和动力之源，货币、权力、科学技术、信息等普遍化传媒统摄了社会关系的主要领域和制度体系的各主要门类，尤为重要的是，普遍化交往传媒承担了传递特定交往领域(社会行为领域)的信息传递功能，卢曼指出：“交往媒介的功能在于传播简化的复杂性。”[17] 在普遍化交往传媒理论上追问现代制度对犯罪的滋生、保护和豢养之功效，首先，要认清作为交往媒介的现代制度的自我服务性质，类似于某种方言的动听美妙，只有当每一个交流言语或表演言语愈是地道标准，其悦耳美感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此，发音和语句技巧不再追求对其所表述对象之意义的准确性，而是说话本身。现代制度日渐显现出这种性质和演化趋势。以现代科技制度为例，通常认为，科技的目标在于探索未知，科学的生命在于无条件地追求真理、思想和学术自由等，构成了现代科技制度的主导理念和话语前提预设，也是一种“科技中性论”和“价值无涉论”论调。这种技术工具论立论认为技术是中性的，技术的价值决定于应用技术的主体和目的，与技术本身无关，因此技术研究与技术应用应当隔离，技术研究不在政策和法律规制的范围。这种技术工具论立论的制度后果，一是促成技术规制的终端责任制——法律只规定产品责任——的诞生；二是法律对技术秘密进行保护——以甘冒风险态度(如健康技术)掩盖技术真相；三是异化为政治——权威技术和专家按照技术利益和自身利益垄断技术政策和技术决策[18]70。然而，这类理念主导下的现代科技制度所带来的除了如愿以偿的科技成就，也带来了诸如核污染事件、有毒化工产业大范围环境污染事件、不可逆生命基因技术对生命进化进程的威胁等非预期后果。更为严重的是，科技还经常制造学术造假、学术剽窃、捏造数据等丑闻。因此，当代科技哲学家法伊尔阿本德说：“科学获得了至上的统治权是因为它过去的一些成功导致了一些防止对手东山再起的制度上的措施。简言之，科学今天的优势并不是因为它的相对优点，而是因为情况被操纵得有利于它，这样说没有什么不对。”[19]科技渐渐自我内在化并只追求自身的目的而发展演化，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也是风险源的主要制造者之一。法律对技术研究不但不作限制性规制，甚至通过法律和政策对技术研究的自主性自由发展加以保护，几乎所有国家有关技术研究和发展的政策和法律都是促进性和保障性的。然而，现代科技的发展所呈现出的一个基本状况，是技术研究和技术应用的交替性和同步式状态，技术研究与技术应用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清晰的先后次序或阶段区隔，研究本身即被应用着或应用本身便正处于研究状态。 其次，一般化媒介的传递功能最终将以极限化方式进行发挥，一旦这种功能的极限化发挥受阻，即因为普遍化交往传媒在不断遭遇差异性、偶然性事件而导致交往行为所依赖的信息受阻，人们将放弃对普遍化交往传媒的信赖和遵守，风险事件将骤然突发——骆驼因最后一根稻草而被压垮。风险事件以及作为风险事件的犯罪事件的突发，与作为现代性所培育并不断增殖的普遍化交往传媒之信息传递功能的极限化发挥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无论在直观视角还是抽象层面，大量犯罪总是与利益关联，这种关联性在人类历史上一贯如此。不过，直到现代社会，恰恰是现代制度的完备性——作为一类交往媒介的自主化装置及其与其他媒介之间日益强化的壁垒之故，犯罪逐渐嬗变为一类预期性风险事件并随时突发。现代制度体系不仅是针对特定交往预期或实现外在目的规范性架构，对这类制度规范的遵循本身也是一种目的(价值)——内在目的(价值)。然而，现代化进程对财富生产逻辑的过分依赖，决定了货币这种普遍化交往媒介几乎统摄了所有现代社会交往领域和制度系统，所有制度类型——甚至像权力、科学等一般化传媒——几乎都成为货币传媒所中介的特定语法。这种货币传媒中介一切现代普遍化传媒的最终结果表现为多种形态。以金融犯罪为例，金融制度作为一种中介货币行为的主要交往媒介，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深入，它渐渐不再仅仅追求其外在价值——充当商品等价物的货币的管理与资本的储备、投放和回笼，而是将追求目标反向内化为服务自身：金融制度只为金融本身的目的——资本的内循环和自我增值，并产生出一种作为虚拟资本运作制度的金融衍生品制度。近年来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本上就是美国金融衍生品制度泛滥和自我服务的一个结果，当所有的金融衍生品均已沦为一种疯狂赚钱机器，某些偶然性事件构成国际投行对金融衍生制度的判断预期形成一种信息阻塞，抛空各类权证、期货、股指期货和股票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金融体系的混乱乃至崩溃。以职务犯罪(白领犯罪)为例，作为履行公务、执行法律以及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员，他们的犯罪行为本来不应该与其所置身其中的制度系统关联，因为在犯罪社会阶层论视域中，犯罪本应是社会下层的专利，并非权势阶层的选择。1939年，萨瑟兰在美国社会学协会年会上首次提出了“白领犯罪”概念并将其界定为“由具有体面身份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在其职业活动中实施的犯罪行为”[20]，这种定义本身就内在着犯罪本为下层阶级专利的潜台词。国家法律、职业伦理规范以及身份荣誉的社会期待等，本来应该构成其行为选择模式，然而，由于货币(金钱)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中介一切制度(包括法律和职业伦理规范)的普遍化媒介，官员、企业家、银行家、社会名流等，对约束自身行为之职业规范之本质的深入洞悉，逐渐使得他们成为职业规范的“内奸”，职业规范不再成为一类行为准则，而是成为一类遭受怀疑、阳奉阴违甚至反面利用的对象，对职业规范的本质洞悉反向构成了职务犯罪、白领犯罪的职业犯罪技术素质。官员为什么腐败？纪委书记为什么受贿？学术为什么造假？企业家为什么造假账？银行官员为什么挪用巨额资金？并非仅仅是个制度缺陷问题，或是个人道德沉沦问题。问题的根本所在，就在于货币已经成为中介一切制度的普遍化媒介，并向数字本身还原。另外，制度本身的过于完善也是一个需要深刻追问的问题。一种为货币所中介的制度体系由于它过于完善，以致它不再兼容偶然性信息，它回到制度本身，制度已然成为一种利益和财富，是遮丑布、挡箭牌和保护色。以企业犯罪为例，利用职务进行犯罪，如买空卖空、假报资产负债表、操纵股票市场、贪污、诈骗、诈取、受贿、偷漏个人所得税、出卖经济情报、污染环境等，企业经营行为与犯罪行为已然浑然一体。现代公司制度确定了公司的有限责任，然而，这种制度的完备性和责任的有限性，致使现代公司制度最终向制度本身还原，公司制度嬗变为一种非法经营的资源和利用条件。对于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原因，美国犯罪学者亨利·N.蓬特尔等人在强调了金融政策的缺陷、违法行为、贪婪、极端不负责任以及民众的集体性无知等因素以外，进一步指出了以麦道夫旁氏诈骗以及美国国际集团、雷曼兄弟公司和贝尔斯登公司等金融大鳄之行为的制度实质：“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充斥着含有次级房贷的暴跌证券，都被它们的竞争对手购得，或者是被联邦政府用纳税人的巨额资金保释出来。对于绝大多数观望者来说，这些公司的行为代表了错综复杂的、晦涩难懂的商业惯例，这种商业惯例很难被人理解并用音符表现出来——因此，这些行为的犯罪内容很容易被人忽视。”[21]现代制度的完善程度通过系统性、专业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表现出来，它使得局外人和非专业人士无法了解其内容和性质，无法判断业内人之行为的合法与犯罪界限。对业内人士而言，这种完善性制度构成了一种类似于胶囊外壳的保护层，它们充分利用制度与外部环境的隔离和绝缘功能，专业化地实施表面合法而实质犯罪的行为。 (五)技术风险在环境(生态)、公共安全和健康领域的犯罪性潜伏。科学和技术构成了现代社会另一普遍化交往媒介，它成为世界图像的构造者，是人化自然的动力源。本来，科学和技术根本上是按照一种因果逻辑和实验方法进行假说、验证、发现以及对自然世界发生作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驱动力并不仅仅源自研究和发现的乐趣，至现代化阶段，作用于世界和实现财富越来越成为其重要目的。科学和技术自认为是遵循因果逻辑的，而且追求理论与实践切合。另外，承诺了真理并在事实上彻底改造了自然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探索也被赋予了思想和学术自由的社会特权。然而，科学和技术共同体规范深度演化和自我演绎的后果，首先在于科学和技术不再仅仅满足于理论与实在一致的最初目标，“如今，科学在超实在论与虚构性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科学坚持一种极端的实在论，即理论与实在相适合，遵循科学上参照准确化的传统要求。另一方面，科学日益为模拟方法服务，日益虚拟化。理论不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假设、构造出来的……虚构的因素，发现新模型的因素，以及科研共同体对假设环节的坚持，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2]这意味着，科学的假设和论证过程以及技术的发现和运用过程已然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实在关系结构，科学和技术已经经常虚拟其对象，所谓的实在也已经不再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实在，科学和技术的模型假定和建构已经经常不再依据或意向客观“自然”，相反，“自然”已经成为“人造自然”或“次级自然”，它们是科学和技术的产物，又构成了科技的新的对象。③其次，当科学和技术依然求助于因果逻辑和严格验证进行合法性辩护之际，由于作为对象——自然——的人造性质以及科技自身模型假定和建构的虚拟性和想象力，导致的结果恰恰是风险的增加。贝克指出：“参照科学精确性的标准，可能被判定为风险的范围被减到最小，经过科学的特许暗中在允许风险的增加。坦率地说：坚持科学分析的纯洁性导致对空气、食物、水体、土壤、植物、动物和人的污染。我们因而得出一个结论，在严格的科学实践与其助长和容忍的对生活的威胁之间，存在一种隐秘关系。”[1]73按照科学和技术的自身立场和标准，它们只依据因果逻辑和严格证明而不承诺承担任何自然和社会后果，然而，由于“自然”已经成为“人造次级自然”，“社会”也已成为“自然”的构成要素，在后工业时代，“自然”与“社会”的浑然一体，以致不再存在纯粹而可以不负责任的科技，科技甚至已经成为以因果逻辑、严格验证、抽象模型和精确数字掩盖下的政治、伦理、经济和法律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从而，科技行为经常突变为一种风险事件。其三，科学研究自由的自我合法化和深度自我演绎要么遭遇到限制性伦理规范的阙如，要么回避既有伦理的约束，致使众多科技行为和成果存在无限风险。转基因食品是否危及健康？人类胚胎是否可以克隆？核电技术怎样承诺公共安全？垃圾发电的废气排放根据什么标准是无害的？疫苗的后遗症如何确保避免？巨型水电站建设是否破坏生态？什么是绝对安全的化工企业污水排放标准？病毒实验与大规模疾病传播有无关联？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几乎都不在犯罪化和刑法规制的范围，但是一旦这类科技行为和工程技术真正酿成了严重危害后果，其犯罪性无需争辩，但无法归责。风险社会阶段，科技行为及其成果正不断遭遇这种选择，一方面，科技继续进行以统计数据和实验结论为根据的合法性辩护；另一方面，限制科技行为的伦理规范资源渐渐枯竭，无法评价、导引和限制科技行为。对于高举学术自由旗号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言，他们甚至要求伦理必须适应科学并为其让道，那些法学家、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则苍白无力地主张：“学术并非只是真理的探求与资讯的传布，其所有的作为和不作为，均对共同事务负有道德——政治上的责任。”[23]但是，这种责任的根据也仅仅只能诉诸生命健康、环境安全、现存秩序和人类尊严这类抽象辞藻。用考夫曼的话说，科技需要冒险行事。贝克则认为，科技及专家共同体正在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这样，科技共同体游戏规则的不断自行演绎和增殖，既导致它经常与作为“自然”的实在无关联，以严格的试验标准和数据按照计算概率将偶然性风险排除在外，并在不受伦理约束的际遇中，制造着一个个内在犯罪性的危害风险事件。 三、风险社会的犯罪趋向 风险社会阶段，刑事犯罪呈现出以下态势。 (一)风险社会阶段，犯罪对社会和个体的影响方式和存在状态由产生实害后果向制造安全威胁和风险情境转型。犯罪所固有的这种风险性质并非只为风险社会所专有，在任何社会阶段，诸如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自然犯罪均内在着这种风险属性，它类似于自然危险和危害，并不源自风险社会的独有逻辑——风险是知识、技术和现代化制度发展的产物，并且该类自然犯罪只是到深度现代化阶段其风险性才发生突变和倍增。一个显见不争的境况是，犯罪对人们生活和心理所造成的影响史无前例。以住宅盗窃犯罪为例，我国台湾学者在其关于住宅盗窃的研究文献中指出：“住宅窃盗本质上是属于一种‘非面对性’(Non-Confrontation)的犯罪，即犯罪人与被害人于犯罪时几乎不会接触。但自被害人的角度观察，在各类犯罪类型中，却又是以住宅窃盗所产生的危害性与恐惧性最大；因住宅窃盗犯系以破坏门锁，趁被害人暂时离家之际，侵入象征‘精神堡垒’的住宅内行窃；对被害人而言，除了造成财物损失外，隐私遭到不法侵入更是莫大的影响。”[24]我国台湾另一学者指出，窃盗案件“对社会治安的影响，除造成财产的损失及生活的不便，亦造成多数民众心理上的恐惧与不安，一件看似平常的小窃案，却是民众心中沉重的负担，一般民众对窃盗的感受，不仅害怕成为窃盗犯罪的被害客体，且随时有陷于被害之恐惧之中。”[25]该学者的研究文献表明，住宅窃盗犯罪不仅严重影响到被害人的安全感，而且对被害人的安全意识、住宅安全措施选择和安装、社区邻里关系处理、居住社区选择等均产生重要影响。 弗朗西斯·福山对现代社会高犯罪率的危险后果提出了以下观点：高犯罪率可以从其他方面使遵纪守法、服从规范的成员变得不相信他人，影响到人们在许多层面的相互合作，导致信任危机，危害社会团结，这种因高犯罪率而造成的危害性影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表现出来或产生效果，具体表现在多个方面——媒体对高犯罪率的过度渲染加剧了个人的犬儒主义，④影响了家庭、学校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过程和方式，促动了政府和警方按照破窗理论所揭示的犯罪与环境秩序的关系而强化社区警务和问题导向警务，带来了大量中产阶层选择安全社区居住或离开城市中心选择郊外居住，导致大量社区采取一系列安全设施建设和安全设备安装等现[14]157-162。已经不需要引用更多资料我们就已经可以提出问题：如果说犯罪现象天然地内在着风险，那么为什么只是到今天这个时代和世界，犯罪对人类心灵状态、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安全意识、大众的不满和学者的批判态度、政府控制制度模式等，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力？答案不在犯罪本身，诸如盗窃、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自然犯罪现象的存在，或许会从远古延续到遥远的未来，但是，同样的犯罪行为，只是在嵌入和遭遇这个后现代性社会或风险社会，犯罪才引发了如此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核心要旨在于：我们为何生活得如此不安？答案显然只能在风险社会理论中寻找，或者在这种我们已经身临其境的后现代秩序中反思性探究。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在此我们只能简略勾勒其线条轮廓：正是因为现代性的成就之各方面——社会分化、合理化、城市化、规训化、世俗化、多元化、陌生化、控制和驯化、碎片化[26]——的不断深入和彼此作用，决定了传统和常规意义上的犯罪卷入一个无比湍急复杂难解的风险社会关系秩序漩涡，导致大量司空见惯或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的犯罪行为相对于人类的心灵、行为和存在状态而言，渐渐嬗变为一类风险。或者，我们该用吉登斯的话语对常态犯罪演变为风险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最为便捷而抽象的回答并结束本论题的进一步讨论：“后果严重的危险与我们个人生活有一定距离。虽然它们实际上可能是紧迫的，但在大多数日常生活的情况下，他们看上去是遥远的。然而，我们的日常行为完全受各种认为不确定性的影响。在个人或集体以及全球的意义上，有序反思的知识积累创造了开放的和未定的未来，和过去一样，我们必须一边前进，一边为迎接未来而‘准备’。在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影响着变化了的进程，但是对它们进行全面控制的机会逐渐地在我们手上溜走了。”[2]83 (二)现代性脱域机制不断加剧犯罪的危险性(危害性)和影响力。吉登斯用“脱域”(disembeding)概念来表达风险社会的秩序性质，在这种秩序中，“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5]18脱域本质上是一种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分离出来的机制，它或者表现为个体行为的影响力超越地域限制而经常具有更为宽阔的空间意义乃至全球影响，或者表现为风险威胁和实害经常不限于特定个体而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犯罪的危险性、危害性程度决定于构成犯罪事件系统的多种因素，如犯罪方法选择、犯罪知识运用、犯罪工具选择、犯罪对象选择、犯罪实施场所(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选择等，或者它们的交互结合。风险社会阶段，知识呈现为爆炸状态，技术工具和商品的丰富程度无以复加，社会关系领域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先进快速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突破了人类行为的地域性限制，互联网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型虚拟实在世界中的生活，全球化秩序中的人类活动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限制。这些现代化成就和关系秩序，既是风险社会阶段人类存在的一种条件和状态，也是犯罪所借助的条件或附着其上的一种关系秩序，它们作为犯罪条件、犯罪作用方式或作用对象，其实质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类脱域机制要素或为脱域机制本身。在风险社会阶段，大量犯罪通过脱域机制产生危及社会、国家乃至全球性的危害或风险。 不必以“9·11”事件说明这种风险社会中的犯罪危害性质及其影响力，就我国近年来发生的毒奶粉案件、瘦肉精案件、地沟油案件、校园袭击案件、集资诈骗案件、电信诈骗案件、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案件等犯罪事件而言，或者在危害对象上表现出脱域性，或者在犯罪意图与侵害对象的因果关联性上表现出脱域性，或者在犯罪方法上表现出脱域性，或者在案件与案件之间的关联上表现出脱域性。再如，环境污染案件(如铬渣非法堆放)，其脱域性不只在地域性意义上予以表现，也在代际安全和正义意义上伸延。尤为突出的一个脱域化犯罪现象是网络犯罪，有论者指出：“网络的超时空特性使网络犯罪不再受制于时间、地点，网络空间的超时空性也使网络犯罪具有无限延展的可能性，进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在理论上能够无限传导和复制下去，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就可能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危害能量。”[27]110将网络作为一种犯罪媒介或者把网络本身作为一种犯罪对象，其穿越时空并积聚和迸发巨大犯罪能量的特征，无疑是风险社会中犯罪脱域化征象的一个典型形态和突出问题。犯罪以脱域机制实施所带来的是犯罪危险性程度或危害性后果的加剧，脱域机制是犯罪能量的一个加权系数。另外，脱域机制还以一种心理形式——犯罪风险或安全风险意识——强化了犯罪影响，按照吉登斯的看法，脱域机制不但改变风险的客观分配，而且“改变风险的经验或对风险观念的理解”[5]18。风险(犯罪)不但是一种危及安全的预期，也是人们理解和处理风险(犯罪)的一种态度和方式。“安全感”概念不只是一个学术理论概念，它也是当下民众安全意识状态的一种描述概念，或许没有什么时代如风险社会这样，人们对安全(犯罪)问题如此关注并深感不安。 (三)技术发展和信息化进程助长了犯罪的隐蔽性和匿名化。现代技术自我演绎的纵深发展以及通过电子通讯和互联网所助推的信息化进程，为犯罪的隐蔽性和多样性提供了条件、空间和可能性方式。技术发展与犯罪的关联根本上存在两种关系：其一，特定技术本身蜕变或异化为一类犯罪行为；其二，某些技术被借用为犯罪方法。将先进技术运用于犯罪的现象易于理解，在此不作赘述。对技术向犯罪蜕变或异化问题，因其为后现代社会(风险社会)所特有并内在特殊逻辑，在此需略作说明。克隆人类胚胎应否认定其犯罪性？机器人一旦成为杀手，是否应追究制造者的刑事责任？减肥药的安全标准如何确定？转基因植物虽然用于动物饲料，倘若危及人类健康，如何认定转基因技术运用后果的法律责任？这类问题根本上是个技术风险问题，却也与犯罪之间存在某种潜在联系，甚至紧密关联。技术发展到今天的一个疑难问题是，技术不再是一个为技术工具论者所鼓吹的中性行为，因存在技术应用目的和应用技术主体问题，从而技术工具论已经为技术批判论所取代，后者认为没有抽象中性的技术，技术只存在于应用之中，从而主张既应该对技术应用进行规制，也应该对技术研究进行规制[18]74-75。技术规制研究的理论根据在于：一方面，技术发展所必然表现出的两个特征——紧密结合性和复杂相关性——的操作逻辑相互矛盾。紧密结合性通过技术与技术的相互衔接表现，为实现技术链接，应聚合技术系统；复杂相关性表现为技术系统以非预期方式交互作用，为减少复杂性，应分离技术系统[28]。另一方面，技术发展的终极逻辑是技术的自我演绎，是关于技术的技术，它脱离了应用的掣肘，而一旦置身应用情境，风险无以复加。导致浙江温岭高铁事故以及上海地铁追尾事故的指挥调度软件同出一家，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没有结论，因为技术如何规制也没有结论。风险社会中，缺乏应用责任和研究发展方向规制的技术，在理论上已经应当进行犯罪化展望。当前，部分技术的犯罪性是隐蔽的，技术在常规意义上成为犯罪借用的方法和工具的同时，部分缺乏研发方向和应用责任规制的技术，事实上已经内在着危险性，或者正在积聚着实害化量能。 信息化和互联网既是一种犯罪脱域化机制，也是犯罪匿名化存在的一种媒介。互联网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平行于实在世界的虚拟世界，而是一种新型实在世界。网络行为不再仅为虚拟行为，其现实性意义日益彰显，网络行为不再仅限于接受道德评判，行为人也应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伴随着网络空间的技术性代际转换，网络自身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既是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发酵剂，也是它们的侵害对象。”[27]109在“互联网2.0”时代，几乎所有人均可以成为网络公民，他们是网络参与主体，但是，与实在生活世界的身份性质不同，网络公民绝大部分是匿名的，这种匿名性既是网络世界中网民交流和处理事务的方式，也是通过网络媒介进行刑事犯罪的基本特征。当前，网络犯罪的主要形式或方法包括：黑客攻击、僵尸木马侵入、盗窃网络虚拟财产和网络银行、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恶意人肉搜索、制造传播网络谣言、传播淫秽信息、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等，种类极其繁多。网络媒介为犯罪的匿名性状态提供了条件，随着网络世界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不断扩大，网络犯罪无论是数量还是犯罪手法均将日益增多，匿名性网络犯罪也深化了人类安全的风险状态。 (四)大量危险性行为不断挑战法律规制的界限或者完全处于无规制状态。风险秩序根本上是一种无法完全掌控或难于预见的秩序，导致这种秩序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如贝克所言，“过去已经无力决定现在，其作为决定现在的经验和行动的原因的地位已经被未来所取代，也就是说，被一些尚不存在的、建构的和虚构的东西所取代。”[29]因此，风险社会就表现为一种由未来的可能性所牵引和导向的社会秩序性质，在这种秩序中，经验和知识并不能掌控未来，甚至会参与未来风险的制造或生产，而无意识(知识欠缺)和信息的弥散性、不确定性才是风险的真正来源或构成要素。当前，危及公共安全秩序、环境安全、技术(产品安全)、生产经营安全、证券期货交易安全、金融安全、公共权力运作安全的行为日益增多，这类行为即便尚没有造成个体或单位法益的实际侵害受损，但是却以高度可能性造成大范围或多数人法益因制度性或规范性障碍或失效而处于受侵害或高危险状态。从根本上说，这类抽象危险性行为侵犯的不是特定对象的具体法益，而是一类安全规范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在风险社会中，抽象危险性行为并不必然造成实害性后果，但是，这类行为一旦酿成后果，其危害性将是极其严重的。抽象危险行为的大量存在，根本上是由晚期现代性的发展方式所内生的，它们附着于现代化的成果之中。由利益导向、技术助推、资本支撑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今天，人类行为不仅向自然深度介入，而且向人类自身设计建构的社会条件——制度和规范性系统挑战。诸如此类的抽象危险行为已然不胜枚举，环境污染企业向国家废水废物排放标准和监管制度挑战，证券内幕交易向证券交易监管制度挑战，生产销售有毒有害产品向产品安全管理制度挑战，而危险技术研发、金融衍生品交易、危险药品研制、变异经营模式等行为，则失去了作为安全规范的挑战对象，它们直接将公共安全、金融安全或公共权力作为威胁对象。风险社会中大量抽象危险性行为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既繁多又匮乏。风险社会中的知识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对于实现某个利益目标的技术而言，相关知识是丰富而充沛的；但是，恰恰因为相关知识的繁多，导致人们无法充分确定某种知识能够确保技术运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与此同时，技术行为、经济行为乃至在后现代社会中的生活行为(如酒驾)，不断从既有社会行为结构模式中挣脱而出或不断衍生出新型模式，它们或欠缺有效性安全规范的约束和规制，或将日常生活的若干元素叠加归并入行为模式(酒驾就是酒精+机动车辆=公共杀伤力)，并且这类行为的作用对象又是一个“自然人化”或“社会自然化”了的深度现代化环境或对象，最终将在事实上酿成何种后果，人们既无法完全控制，甚至难于预见。 (五)全球化进程滋生和助推了有组织跨国界犯罪趋势。晚期现代性阶段的脱域性秩序发展进程在全球化维度予以形象表征并获得深度演绎。全球化借助先进交通技术、电子通讯技术、互联网和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而推进，其实质是人们生活状态和个体行为的意义超越了民族国家边境桎梏。全球化是风险社会的一个表征维度，也是风险制造或风险扩张的一种态势和秩序状态。在全球化治理论者看来，有组织犯罪的全球化演化的助推条件有两个：一是民族国家(专制国家)社会控制力的瓦解，二是经济全球化为从事犯罪活动获得高额非法暴利提供了市场管制和非法贸易的产品差价。他们指出：“如果冷战结束推动了有组织犯罪，那么跨国犯罪组织的兴起同样可被理解为一种长期趋势的反映，尤其是不断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全球化趋势。正如全球化经济给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它同样也为犯罪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它更加复杂些：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增长是对成功和失败——对全球化机遇和不平等，对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带来的不法活动的新机会，对许多国家政府和市场提供基本需求的失败——的回应。”[30] 有组织犯罪并非为风险社会阶段的特有现象，有组织犯罪由来已久，但是，至风险社会阶段，有组织犯罪无论是在组织方式、规模程度、犯罪方法、犯罪利益数额以及犯罪影响力等方面均发生了突变。在社会理论家曼纽尔·卡斯特看来，跨国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与通讯和交通技术的最新发展。卡斯特进一步指出，对于跨国运营的犯罪组织而言，他们的犯罪策略主要为两种：一是将管理和生产基地设在风险较低地区，以便有效控制保证安全；二是以需求旺盛而富裕的差别市场为目标，以便索求更高的价格[31]。针对这种犯罪全球化趋势，卡斯特进一步指出：“世界上的犯罪活动与黑社会组织，也已迈向全球化与信息化，并提供了极端精神活动与禁忌欲望的刺激工具，以及我们社会需要的任何形式之非法贸易，从精密武器到人体无所不包。”[32]以我国2011年广东警方联手境外警方破获的“5·13”特大跨国跨境电信诈骗案为例，全案抓获174名犯罪嫌疑人，捣毁24个诈骗窝点，诈骗活动涉及国内24个省份和台湾地区以及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尼等国家，仅广东省内案件金额就高达1.2亿余元，该犯罪组织设立诈骗电话机房、开卡团伙、转账水房、车手团伙等部门，通过程序化方式拨打电话，并借助各国在电信主叫管理制度上的差异性漏洞使用电话改号软件通过互联网进行诈骗活动[33]。该犯罪组织表现出组织程度的严密性、规模性，在犯罪地域上表现出跨国跨境性和隐蔽性，在犯罪方法上表现出对话预先编程、借助互联网服务系统和电信管理技术漏洞、开设银行账户并洗钱等多种专业化犯罪手段的运用。在这种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中，电话、网络、跨国界地域、身份证(伪造)、银行卡、对话程序、网络服务器等，构成了表征的风险社会秩序性质的微量元素，信任经常是连接这些微量元素的黏合剂，它也是风险社会中大量风险或犯罪依附或借助的条件。当前，毒品种植制造贩运、武器走私、核原料走私、人体器官走私、组织越境、洗钱、黑客学校、以合法公司形式掩护犯罪交易等有组织犯罪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暴利巨大的产业，它们摧毁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控制体系，正对后现代风险社会非传统安全秩序的型构发挥着重要影响。 ①此处的职业犯罪非指以犯罪为业及犯罪的职业(专业)化，而是指某些合法性社会职业(如某些科技职业、证券行业)异化为犯罪职业或其间犯罪高发。 ②所谓“普遍化交往媒介”，笔者以为它本质上是一种话语系统，在话语系统上理解“普遍化交往媒介”，意味着它是某些社会行为有效性的前提预设和统一语法，它的功能在于为同类社会关系和相应行为的有效性提供保证，也整合同类关系和行为而形成一种稳定系统。参见[德]卢曼.权力[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 ③吉登斯指出：“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这一范畴，指的是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变化了的关系的性质。根据这个范畴，各种生态危险产生于人类知识体系所引起的自然变化。”[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11. ④犬儒主义本为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哲学的一个流派，宣扬人类友爱、追求德行、鄙视财富、追求自由、提倡简朴生活方式等人生境界和社会理想，由于其创立人狄奥根尼决心像狗一样生活，居住在一只埋葬死人的瓮里，从而该种哲学思想被称作犬儒主义。后来，犬儒主义演变为一种玩世不恭的日常生活态度。参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91-296.福山此处使用犬儒主义一词，指人们对高犯罪率状况的一种恐惧绝望心理以及对社会制度缺陷和国家对犯罪控制不力的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愤恨和谩骂。标签：风险社会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传媒产业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现代性论文; 社会控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