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宏观政策的经济稳定功能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宏观政策论文,财政论文,稳定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5)05-0025-12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1997-2013年，财政宏观政策是影响中国经济态势最重要的因素。1996年中国宣布“软着陆”成功。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底就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2005年开始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意味着应当退出第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2007年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至今日这一轮财政政策仍在施行之中，并在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宏观政策以微观的制度安排为基础。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被认为基本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制度框架。但在这20年间，财政宏观政策一直是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因此，对财政宏观政策的稳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国外大量学者对财政宏观政策的效应进行了研究，但是结论不尽相同。Jones(2002)的研究表明财政政策的内生反应有助于宏观经济稳定，而外生冲击则加剧宏观经济波动。[1]Fatas和Mihov(2001)以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发现财政支出规模可以很好地发挥宏观经济稳定器的功能。[2]而Tomomi(2009)利用脉冲函数检验了日本中央政府支出和地方政府支出对真实经济周期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并没有积极作用，因此并不提倡公共部门过多支出，以作为稳定经济的政策工具。[3]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也日益关注中国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效应，但是研究也尚未达成共识。李永友(2006a、2006b)指出财政政策波动对经济波动作用效果具有不对称性特征；同时，中国财政政策对于经济波动的整体平滑能力较低。[4-5]郭庆旺等(2007)分析发现中国财政支出政策有助于实体经济稳定，但加剧了通货膨胀波动；而税收政策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实体经济波动，但却有助于物价稳定。[6]刘士宁(2007)也认为财政支出对宏观经济波动只有短期稳定作用，而长期内会加剧经济增长波动。[7]另外一些研究指出，政府支出的时滞效应、对私人有效投资的挤出、政绩考核目标下的重复浪费性投资倾向、官僚体制造成的资金侵蚀都有可能加剧经济周期波动而违背政府初衷(傅勇和张宴，2007)。[8]张馨和康锋莉(2007)的研究也大致支持这一观点，他们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政策中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在于政府支出，而政府支出中的相机抉择部分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关键原因。[9]王彬(2010)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财政政策能够解释部分就业、消费和资本存量的波动。[10] 本文以1997-2013年中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HP滤波分解技术和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包括经济产出、全社会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影响。本文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实证技术与指标选取；第三部分对实证结果分析，即通过构建连续型和离散型模型对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功能发挥作用进行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实证技术与指标选取 (一)实证分析技术 为了有效识别宏观经济波动，并检验中国财政政策在经济稳定中的真实效应，本文将结合使用HP滤波分解技术以及计量分析方法。具体而言，首先通过滤波分解技术来识别和刻画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状况及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方程，定量测度和评估中国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1.宏观经济波动识别：HP滤波分解技术 自1980年被首次提出以来，Hodrick-Prescott滤波分解技术已被广泛地运用于序列组成成分的分解问题。本文也主要借助这一分解方法来识别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真实特征。假定｛
｝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
｝是其中含有的趋势成分，而｛
｝是其中含有的波动成分，则有：
其中，t=1，2，L，T。本文借助于该技术从｛
｝中分解和得到周期性波动部分｛
｝。 一般地，时间序列｛
｝中的不可观测部分趋势｛
｝常被定义为下面最小化问题的解：
其中，c(L)是延迟算子多项式，它的表达式为：
将式(3)代入式(2)，则HP滤波的问题就是使下面损失函数最小化，即：
通过对此最优化问题的求解，可以分解得到周期性波动趋势序列，这也构成后续进一步计量分析的基础。本文分别根据经济产出、就业和物价等三大宏观目标，来识别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趋势特征。 2.财政宏观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检验：计量分析方法 基于HP滤波技术识别得到的经济波动特征序列，我们构建以下计量经济方程来实现财政宏观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检验，即：
其中，下标i和t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时期，
是常数项，
和
分别为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Fluctuation为宏观经济波动特征变量，Fiscal是财政宏观政策因素；X′代表进一步控制的一系列可能影响到经济波动的变量向量组。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经济波动指标采用连续型和离散型两种刻画方式。具体指标含义及设定方式将在下文中详细介绍。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对上述计量方程(5)中的参数进行估计，我们对各指标的选取与刻画方式作如下说明： 1.宏观经济波动。本文将分别基于经济产出、社会就业以及物价状况等三类宏观指标来刻画和识别经济波动特征，通过HP滤波分解技术得到波动趋势序列。基于分解得到的波动趋势序列，本文通过连续和离散两种方式刻画经济波动特征：第一，分解得到的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就业以及CPI价格指数等连续型波动序列刻画。如果数值为正，则意味着经济处于上行期间。同时，如果数值越大，则代表宏观经济状况越好。相反，如果数值为负，则表明经济处于下行阶段，且数值越大，则更加萧条。第二，通过离散型指标处理方法进行描述，将经济上行和经济下行分别赋值为1和0。由于刻画方式下变量的分布特征不同，需要分别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面板Logit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2.财政宏观政策。财政宏观政策主要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进行指标刻画。具体而言，收入方面分别包括一般性财政预算收入占地区经济规模比重以及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两个指标；支出方面分别从相对指标一般性财政预算支出占比和地区财政绝对支出指标来进行衡量。 3.其他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其他一些可能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波动状况的因素，这主要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外向型程度、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状况、产业结构、社会消费积累比重、人口结构、受教育程度以及创新性水平等。 此外，通过省份效应和年度效应的方式，我们进一步控制了其他不可观测的时变及非时变因素的影响。由于自1997年之后重庆市作为直辖市开始独立核算，此后在省级层面上的行政区划保持一致，因此，本文的研究区间为1997-2013年。同时，考虑到西藏自治区的特殊性，它也未被纳入分析样本中。本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个别年份中的少数未统计指标通过其他相关统计年鉴进行补充。另外，将所有的金额指标及环比物价指数均调整到1997年为基期的可比价格；以美元统计的进出口总额指标采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当年平均汇率进行单位换算。 表1描述了变量的主要统计性特征。从波动指标上不难发现，中国宏观经济大致呈现出一种对称性的波动特征，不论是在经济上行和下行的概率还是程度上都大致相当。对于其他变量特征，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需要特别说明，本文未采用部分研究中的通过生产总值、就业以及物价波动等构建综合性宏观指标的做法。其原因在于，由于缺乏一种科学合理的权重设定方法，因此，简单地通过主观赋予权重或者主成分分析方法等技术手段进行指标加总，将会带来指标的信息损失和综合指标含义的失真。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部分将在宏观经济波动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财政宏观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具体而言，通过分解技术识别和测度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特征，进而分别在连续型和离散型指标设定形式下对财政宏观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进行分析。
(一)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识别 识别和测度宏观经济波动状况是进一步实证分析的基础。图1至图3分别描述了自1997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三次产业就业(Employment)以及物价(以CPI为例)波动趋势及其分解结果。
图1 国内生产总值分解结果 图1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在年度之间的趋势项大致同原生产总值增长路径相同，而在剥离了趋势项(即周期波动部分)之后，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具体而言，在2006年前后以及2009年前后，经济生产呈现明显的谷点和回暖特征，特别是在2010年周期性波动最为剧烈，并于之后经历了一个短期的周期性复苏。从图2中的就业状况来看，年度趋势项同样与就业增长状况大致重合，而从周期性波动上来看，2001年前后、2003年前后以及2006年前后这三个时期就业呈现明显的波动态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05-2006年间，就业状况从峰值发生了突然性变动，从周期高涨的峰值短时间内落入就业萎缩的低谷，这也导致全社会实际综合就业状况迅速下降。
图2 全社会就业分解结果 从图3来看，相对于产出和就业而言，在1997年之后的十余年间，物价的周期性波动状况更加频繁。具体而言，1999年、2003年、2006年以及2010年前后均发生了物价状况的转折，而2001年、2005年、2008年以及2012年前后均经历了物价的高速飞涨时期。可见，物价波动的周期性特征更加明显。
图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解结果 (二)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 由于实践中政府往往面临多重宏观经济目标，本部分也分别实证检验了中国财政宏观政策在经济产出稳定、全社会三次产业就业稳定以及物价稳定等目标下的政策效应。 1.财政宏观政策与产出稳定 表2中汇报了基于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财政宏观政策产出稳定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模型(1)至模型(4)分别考察政府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政策的当期效应。同时，考虑到财政政策的宏观效应也可能会存在滞后性，模型(5)至模型(8)进一步分析了政策工具在下一年度所发挥的产出稳定效应。 从两种财政收入的相对比重指标来看，政府财政在社会总产值中所掌控的相对资源越多，则更容易导致社会总产出陷入萧条状况。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效应具有放大趋势，表现为政策在下一年度的效应要更加强烈和显著。在财政支出手段方面，不论是在当期还是在后续一时期，财政支出相对规模变量在宏观产出稳定中的作用都不显著；而财政绝对支出政策对经济产出具有显著的拉动和激励作用，避免经济陷入萧条。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实证结果表明地区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产出具有强劲的推动作用，即经济发展越好，则经济产出将有更大可能避免经济萧条和经济下行。与此同时，经济外向型程度以及第三产业占比状况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产出向上增长，降低落入经济萧条的概率。此外，一个社会的政府投资状况、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等变量在实证分析结果中的影响均不显著。 2.财政宏观政策与就业稳定 表3中汇报了财政政策在地区三次产业就业总人口政策目标下的回归结果。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宏观政策不论是在当期还是在后续时期，不论是税收等相对收入政策还是财政支出政策，在履行宏观就业稳定政策目标中的作用都十分有限。具体而言，财政相对收入比重对于就业稳定和增长具有微弱的抑制作用；而绝对性财政支出对刺激就业增长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其他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也不够显著。
3.财政宏观政策与物价稳定 物价稳定是除经济产出和就业稳定以外的另一大政策目标。表4中呈现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固定效应估计得到的实证结果。从模型(1)、(2)以及模型(5)、(6)来看，财政收入在社会生产总值中占比越高，则在一定程度上越有利于物价的稳定。这一状况在税收收入占比的分析中也同样存在。但是，对比政策当期和下一期的结果来看，这种相对收入政策效应具有短期性：在当期能够很好地增进物价稳定，但在下一期中的影响效应微弱。而从模型(3)、(4)和模型(7)、(8)的支出来看，政府财政支出政策效应不明显。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外贸相对规模、第三产业比重等因素在结果中的符号大致为正；而人口负担率以及居民受教育程度指标呈现负向效应。这表明，如果经济体更加依赖于出口或者第三产业的发展，那么物价水平相对更加高涨；另一方面，如果人口结构中社会人口中青年及老年人口占比越高，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越有助于实现物价的稳定。 (三)稳健性分析和进一步讨论 为了进一步对上述结论进行稳健性分析，本部分试图通过离散型设定方式下对宏观经济产出、就业以及物价状况的波动趋势进行刻画，进而分别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稳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表5、表6及表7中分别呈现的是在经济波动离散型设定形式下，财政政策在宏观产出稳定、就业稳定以及物价稳定中的影响效应。分析结果与前文几乎完全一致，这意味着本文分析结论是稳健的。从财政政策的经济产出稳定目标来看，政府在社会总产值中掌控相对更多的资源并未更加有效地帮助生产远离萧条，这在表5估计结果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相对规模或者绝对规模下的财政支出在发挥激励产出方面的作用都有限。与表2连续型分析中稍显不同的是，财政支出绝对规模在离散型分析中不再能够有效地实现经济产出上行。出现这一状况的可能原因在于，财政支出政策对宏观经济产出变动产生相对较小的影响幅度，而这种影响效应在本文的赋值方式下被弱化。
从表6的检验结果中可以发现，不论是财政收入政策还是财政支出手段，它们在宏观就业稳定中的作用都十分有限。这也与表3中的连续型经济波动刻画方式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估计下的结果完全一致。在财政政策的物价稳定功能方面，表7的估计结果表明：政府财政的相对收入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物价稳定，而财政支出政策在物价稳定方面的功能与前文的分析结果也大致相似。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外贸依存度越高，则越不利于物价稳定；同样，如果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第三产业，那么也将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对于就业稳定和物价稳定的影响不显著；青壮年人口负担率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越有利于增加就业，但是，在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方面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全社会投资消费结构以及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宏观经济波动中的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1997-2013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HP滤波分解技术实证测度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特征，并进一步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及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财政政策在经济产出、全社会就业以及物价等宏观目标稳定中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中国现行财政宏观政策并未有效发挥经济稳定作用。具体而言，财政收入政策只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物价稳定和防止通胀的功能，而支出政策在经济稳定上的功能也只体现在经济产出增长方面。 (二)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表明，现行中国财政收支体制下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都未能完全有效地发挥宏观经济稳定功能。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中的作用，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1.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构造是基础和前提。事实上，任何政府干预政策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干预和再调节，而微观市场经济基础是前提和根本。因此，推进市场化导向改革，逐渐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下政府干预过多、过重的问题，让市场体制在经济活动中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将有利于规避政府干预市场本身可能导致的风险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此，微观市场基础的稳定性对宏观经济稳定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作用，而不能过度依赖于政府的二次调节。 2.关注财政宏观调控的政策效率和政策前瞻性。针对市场本身缺陷而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才是政府财政政策需要予以着重关注的重点。然而，现实中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政府政策的实施实际上很难完全有效地发挥到预期的效果，这也对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和前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不应当仅仅被作为一项事后被动的弥补政策，更应该成为一项主动的、带有科学前瞻性的预防和高效率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 3.有利于财政宏观调控的配套改革。尚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各项政策发挥作用绝对离不开其他配套改革和政策支持。不论是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还是其他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都是政府财政政策有效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保障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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