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碑文称引《论语》典故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碑文论文,典故论文,蔡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10-0145-05 蔡邕为东汉后期旷世逸才，著述颇丰。其所著之文“铭墓居其半，曰碑，曰铭，曰神诰，曰哀赞，其实一也”。[1]对蔡邕所作碑文，刘勰《文心雕龙·诔碑》赞道：“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2]蔡邕碑文之成就与其对经学典故之称引密切相关。刘师培在论及汉代各家文章与经子关系时写道：“欲撢各家文学之渊源，仍须推本于经。汉人之文，能融化经书以为己用。如蔡伯喈之碑铭无不化实为空，运实于空，实叙处亦以形容词出，与后人徒恃‘峥嵘’、‘崔巍’等连词者迥异。此盖得诸《诗》、《书》，如《尧典》首二段虚实合用，表象之辞甚多。汉人有韵之文皆用此法，而伯喈尤为擅长。”[3]《论语》在汉代地位远逊于《五经》，然蔡邕碑文称引《论语》典故频率颇高，不在《五经》之下。考察蔡邕碑文中《论语》典故的称引，可管窥汉代经学对文学之沾溉，有助于认识《论语》在汉代经学地位的升降及其对当时士人的影响。 一、对文学色彩事象的吸纳 蔡邕碑文中称引《论语》典故的频率颇高，据笔者统计，27篇碑文中共称引《论语》典故57次。《论语》为语录体散文，是一部文学性较强的儒家经典，成功地刻画了孔子及其弟子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碑文的文体性质也为传记，其内容主要叙写碑主生前的立身行事，对碑主进行盖棺定论。因此，就文体性质而言，《论语》和碑文二者之间有着较强的相似之处。蔡邕碑文称引《论语》时也注重对其富有文学色彩的事象的吸纳。 首先，注重对《论语》中起兴、比喻、象征性事象的称引。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现手法的概括，但这三种表现手法并非仅出现于《诗经》。《论语》中亦多运用比喻托物起兴，而此类典故在蔡邕碑文中屡被称引。风草之喻是《论语》的一则著名典故，出自《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以风草之喻向季康子阐释了“急于政缓于刑”的施政主张。“君子德风，小人德草”成为后世人物德行品评的常用语。《文范先生陈仲弓铭》是蔡邕为东汉名士陈寔所作。据《后汉书》记载，陈寔德行高尚，声望甚巨，是东汉后期道德的典型。与钟皓、荀淑、韩韶等合称为“颍川四长”。碑文在称述陈寔政绩时写道：“复辟太尉府，迁太丘长，民之治情敛欲，反于端懿者，犹草木之偃于翔风，百卉之挺于春阳也。”其中“草木之偃于翔风”即化用了《颜渊》中风草之喻，以此来赞美陈寔德政，以及他的人格魅力。碑文中所赞为陈寔之政绩，与孔子以风草之喻阐释其施政理念的语境相合。袁满来为司徒袁隗之子，天资聪颖，但天年不永，遭疾而卒。《袁满来碑铭》：“既苗而不穗，凋殒华英。”其中“苗而不穗”引自《论语·子罕》：“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孔安国注：“言万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4]六朝以前治《论语》者，都认为苗而不秀、秀而不实之论，是孔子为哀悼颜渊英年早逝而发。颜渊29岁病逝，袁满来15岁早夭。蔡邕碑文在称引此典故时，将“苗而不秀”改为“苗而不穗”，因为袁满来只活了15岁，如果以庄稼为喻，还根本未到扬花吐穗的阶段。 其次，注重对《论语》中直赋其事的生动形象事象的吸纳。直赋其事，即对物象、事象直接加以展现。《论语》在塑造孔子及其弟子形象时，这种表现方式运用颇多。如《述而》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以直赋其事的方式，将一系列相关事象铺陈，表达了他安贫乐道的处世理念。其中的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都是展示生活的清贫、艰苦，属于同类事象。而孔子所表现的乐观精神，则是对匮乏的物质生活的超越。此类事象成为后世文学之原型，“疏食饮水”、“曲肱枕之”也成了后世安贫乐道的代名词。《处士圈叔则铭》“不义富贵，譬诸浮云”，即是对上述典故的吸纳。颜渊是孔子最为赏识的弟子，与孔子感情甚笃。《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渊一气呵成，以铺排的方式，刻画出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者形象，道出了弟子对于尊师的景仰。“弥高弥坚”、“循循善诱”也成为后世赞誉教师的专词。蔡邕碑文碑主多为广收门徒、授业解惑的经师。据《后汉书》载，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馀人”。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不答州郡礼命”。建宁初，“侍讲于华光殿”，贵为帝师。《彭城姜伯淮碑》：“恂恂善诱，童冠来诚。”《文烈侯杨公碑》：“钻之斯坚，仰之弥高。示我显德，授我无隐。”“其教人善诱，则恂恂焉，罔不伸也，引情致喻，则訚訚焉，罔不释也，迄用有成，缉熙光明。”通过典故的称引，以颜渊对孔子称誉，赞美传经授徒且具有美德懿行的碑主。 二、四种称引类型 蔡邕碑文对《论语》典故的称引手法娴熟，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大致有以下四种主要类型。 第一，摘句型。所谓摘句型，指所用典故直接摘录经学典籍语句。如《汝南周巨胜碑》：“焕乎其文，如星之布；确乎不拔，如山之固。”其中“焕乎其文”摘自《论语·泰伯》“巍巍乎！其有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彭城姜伯淮碑》：“恂恂善诱，童冠来诚”，摘自《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摘句型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称引典故所赋予的意义与其本义有关联。《郡掾史张玄祠堂碑铭》：“某月日，遭疾而卒。翻以顽固之质，受过庭之训，获执戟，出宰相邑，迁太守，得大夫之禄，奉烝尝之祠。”其中“过庭之训”摘自《论语·季氏》，记载的是孔子在“过厅”中对于其子孔鲤的训诫。碑文以张玄之子张翻的口吻撰写，将张玄的教诲称为过庭之训。碑文中“过庭之训”所用为《论语》本义。另外一种情况是碑文中所用意义和《论语》本义相脱离。如《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铭》：“懿等追想定省，寻思仿佛，哀穷念极，不知所裁。”这几句话描述马氏之子的丧母之痛，其中“不知所裁”意为不知道怎么控制或无法控制。而“不知所裁”摘自《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国注曰：“简，大也。孔子在陈思归欲去，故曰：吾党之小子狂简者，进取于大道，妄作穿凿，已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当归以裁之耳，遂归。”[5]可见《公冶长》篇“不知所以裁之”意为“不知所以裁制”，裁指的是裁制而非控制之义。作为动词二者的指称对象也存在差异。《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铭》控制的对象为哀痛之情，《公冶长》篇裁制的是文章。碑铭中摘句型典故所赋予的意义与《论语》原义相去甚远。 第二，紧缩型。所谓紧缩型，指称引典故是对经学典籍话语的浓缩。紧缩型典故多以短语的形式出现。如《玄文先生李子材铭》：“处约不戚，闻宠不欣。”其中“处约不戚”即是紧缩型典故，取自《论语·里仁》“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处约不戚”是对孔子话语的浓缩和概括。《汝南周巨胜碑》：“太尉复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其中“以明可否”，是《论语·子张》“可者与之，其不可者距之”的紧缩形式。而“瞻彼荣宠，譬诸云霄”中的“譬诸云霄”是对《论语·子罕》“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两句话的紧缩。 第三，密集型。所谓密集型，指在一段话中密集排列多个经学典故，密集是就典故的数量和出现的频率而言。如《陈留太守胡公碑》称赞胡广时写道：“博综古文，周览篇籍，言语造次必以经纶，加之行己忠俭，事施顺恕，公体所安，为众共之，骄吝不萌于内，喜愠不形于外，可谓无竞伊人，温恭淑慎者也。”其中“造次”取自《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行已忠俭，事施顺恕”取自《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骄吝不萌于内”取自《论语·泰伯》“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这段话接连取用《论语》典故，典故排列比较密集，是典型的密集型典故运用方式。密集型典故往往由紧缩型典故构成。如《陈太丘碑》：“含元精之和，应期运之数，兼资九德，总修百行，于乡党则恂恂焉，彬彬焉，善诱善导，仁而爱人，使夫少长咸安怀之。其为道也，用行舍藏，进退可度，不徼讦以干时，不迁贰以临下。”这段话中连用六个紧缩型《论语》典故。其中“于是乡党则恂恂焉”为《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的紧缩形式；“彬彬焉”为《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紧缩形式；“少长咸安怀之”为《论语·公冶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紧缩形式；“用行舍藏”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紧缩形式；“不徼讦以干时”为《论语·阳货》“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的紧缩形式；“不迁贰以临下”为《论语·雍也》“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的紧缩形式。这类密集型典故的运用，实现了有限文字承载信息量的最大化，有效地扩展了作品的容积量。当然，这种用典方式也给人带来阅读上的困难，如果对于《论语》不是极其熟悉，很难把握作品深厚的意蕴。这种用典方式开后来骈文、骈赋用典的先河。 第四，整合型。所谓整合型，指的是称引的典故并非取自一部经学典籍，而是对两部或两部以上的经学典籍相关内容的整合。整合型和密集型有时存在着交叉，但是各自有所侧重。整合型典故是蔡邕碑铭中常见形式之一。如《故太尉乔公庙碑》：“时有椒房贵戚之托，周公累息，公不为之动，史鱼之劲直，山甫之不阿，于是始形。”其中“史鱼之劲直，山甫之不阿”，即为整合型典故。史鱼是春秋时期卫国的正直之臣，用“尸谏”向卫灵公举荐蘧伯玉。对此，《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评价道：“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而碑文中“史鱼之劲直”即是对《论语》中孔子话语的浓缩。仲山甫是周宣王时期的重要的辅佐之臣，以刚正不阿著称。《诗经，大雅·烝民》中对其称赞道：“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蔡邕碑文中“山甫之不阿”即是对上述诗句的紧缩。“史鱼之劲直，山甫之不阿”综合了《论语·卫灵公》及《诗经·大雅·烝民》两处典故，属于整合型的典故称引形式。 三、经义不主一家 汉代经学传承中师法、家法壁垒森严，士人著述行文称引经籍时对此亦有所遵循。蔡邕虽非《论语》传人，但与《论语》渊源匪浅。他与当时重要的《论语》传人何休、荀爽、马融等人均有过接触或交往，其参与校订刊刻的《熹平石经》也包括《论语》在内。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论语》有齐《论语》、鲁《论语》及古《论语》三家。那么，蔡邕碑文中称引的《论语》典故所取经义究竟源自哪家说解？这就需要将蔡邕碑文中称引《论语》典故时所用意义和诸家注解相对照。 《琅邪王傅蔡朗碑》是蔡邕为当时《鲁诗》传人蔡朗撰写的碑文。蔡朗名重当时，但却安贫乐道，长期隐居乡里，不受朝廷征召，以授徒讲经为乐，立身行事与颜渊颇为相像。碑文“箪食曲肱，不改其乐”，即称引《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郑玄注：“贫者，人之所忧。而颜渊志道，自有所乐，故深贤之。”[6]可见，蔡邕所用之义与郑玄注相同。《琅邪王傅蔡朗碑》在叙写碑主行迹时又写道：“其选士也，抑顽错枉，进圣擢伟，极遗逸于九皋，扬明德于侧陋，拔茅以汇，幽滞用济。”此处用典较为密集，而“抑顽错枉”称引了《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包咸注：“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7]此处蔡邕所用之义与包咸注相合。《故太尉乔公庙碑》写乔玄仪态：“燕居从容，申申夭夭，和乐宽裕。”此处称引《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马融注：“申申夭夭，和舒之貌。”马融注和蔡邕对这个典故的称引均得其本义。 圈典是东汉后期的隐逸之士，《处士圈叔则铭》赞其德操：“洁耿介于丘园，慕七人之遗风。”“七人”之典出自《论语·宪问》：“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对于“七人”，包咸、郑玄说解不同，包咸注：“作，为也。为之者凡七人，谓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郑玄注：“伯夷、叔齐、虞仲辟世者，荷蒉、长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连辟色者，荷蒉、楚狂接舆辟言者也。七当十字之误也。”[8]然包郑之说，似均未得其本旨。《论语·微子》：“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将此与《宪问》“七人”对读可以发现，二者谈论的主题一致，在内容上存在对应关系。《宪问》中“七人”即是《微子》中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柳下惠、少连和朱张等七位逸民。圈典为当时处士，据碑文所载，他“隐身高薮，稼穑孔勤。童蒙来求，彪之用文。不义富贵，譬诸浮云。州郡里招，休命交集，徒加名位而已，莫之能起”。然而后来“博士征，举至孝”。圈典对自己前处而后出的处世污点深以为恨，“耻己处而复出，若有初而无终”，于是“洁耿介于丘园，慕七人之遗风”。“丘园”之典引自《周易·贲》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王肃注：“失位无应，隐处丘园。”“丘园”与“七人”之典同指贤者隐居事象。虽同为隐士，但圈典生前的立身行事与长沮、桀溺等人还是颇为不同。相较之下，蔡邕《处士圈叔则铭》中的称引的“七人”之典似更合乎典故本义。 综上所论，蔡邕碑文称引的《论语》典故在经义选择上不主一家，既没有限于今文包咸之章句，也未囿于古文马融之注训，而是根据行文需要进行选择。其中有些典故在意义使用上，较之包、周、马、郑更合乎《论语》本义。 四、《论语》的称引与《论语》在汉代经学地位的变迁 《论语》的称引使蔡邕碑文文学性大为增强。然综观汉代士人著述，东汉中期以前对《论语》的称引并不多。西汉后期的扬雄曾模仿《论语》作《法言》，对《论语》应极为谙熟，但是在其著述中对经学典故的称引多选择《诗经》和《尚书》，对《论语》少有称引。崔骃、班固被刘勰推崇为隶事用典之范式，然崔骃作品传世很少，未见对《论语》的称引，班固对《论语》的称引也仅见于《东都赋》“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而诵之”。东汉中期，张衡著述中对《论语》的称引已经时见。如《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易》不远复，《论》不惮改”，称引《学而》“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某些篇章对《论语》典故更是连续称引，如《论贡举疏》：“乃若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致其大者、远者。”此处称引的两处《论语》典故源自《子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文武之道，未堕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典故称引使得张衡著述行文典雅，文风通赡。而其中称引的《论语》典故，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论语》中对君子立身行事的论述。至东汉后期蔡邕所作碑文，《论语》称引达到鼎盛。 汉代士人著述对《论语》的称引于东汉中期始兴，于东汉后期达到极盛。这种现象与《论语》在汉代经学地位的变迁及东汉时期经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密切相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论语》不在五经之列，成为经学之传记和附庸。与此相应，《论语》的传授方式和五经不同，往往是由攻治其他典籍的经师兼授。王国维《汉魏博士考》：“盖经师授经，亦兼授《孝经》、《论语》，犹今日大学之或有预备科矣。”[9]西汉时期，纵有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中常常引用《论语》阐明六经大义，匡衡称“《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义”，但《论语》的流传并不算广。张禹是西汉后期推动《论语》传播的一个关键人物。《汉书·匡张孔马传》：“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10]张禹《论语》师承琅邪王阳和胶东庸生，因《论语》之故贵为帝师，所作《张侯论》更是为时人所贵。张禹及《张侯论》的出现加速了《论语》的传播，及其在士人中的影响，经学地位显著提高。比张禹生年略晚的扬雄模拟《论语》作《法言》，当是受此影响。据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称：“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馀年，其《法言》大行。”[11]可见，《法言》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期流传甚广，这对扩大《论语》在士人中的影响不无裨益。两汉之交，包咸“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12]张禹、包咸及包咸之子包福先后以《论语》致贵，对当时经学之士必有极大触动与影响。就解经方式而言，《包氏章句》注重对经典文本的注解和训诂，这与西汉今文经学家侧重对经典微言大义阐发已经颇有不同。东汉中期古文经学家马融在注训《论语》时即沿袭了包、周二人的解经方式，注重词语训诂，以经解经。东汉末年，郑玄在注《论语》时，更是“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13]据此可知，东汉时期，《论语》传承呈现出古文崛起、齐鲁古三家合流的走势，而这与东汉时期今文经衰、古文经兴，今古文合流的总体发展趋势相符。马融、郑玄为当时通儒，生徒众多。马、郑二人对《论语》的注训进一步扩大了《论语》的影响，加速了《论语》的传播。《论语》的经学地位在东汉后期上升到极致，被誉为“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14]而东汉士人著述中对《论语》典故称引的由兴而盛，与《论语》的经学发展趋势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