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想社会主义论文,中国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1-1068(2001)02-0054-07
中图分类号：D091.6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社会发展，虽然没有经历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作为与封建社会对立的“大同”社会的方案和“太平”昌盛的设想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梦想与美好追求。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太平”思想融合，形成了有中国特点的空想社会主义。中国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积淀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80年的社会历程形影相随。因此，探究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严重的阶级对立中，中国古代思想家产生了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设想，形成中国独特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主要表现为“大同”和“太平”两大思想流派。
中国的“大同”社会理念，开端于中国伟大思想家孔丘提出的“天下太平”思想，为中国历代社会上层，特别是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所传承。它包括儒、佛、道、宋明理学、陆王心学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博爱思想。近代之集大成者为康有为和孙中山。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避居印度撰写《大同书》。康有为从“入世界观众苦”着眼，看到人生充满生、老、病、死、天灾、人祸、贫贱、劳累和压制等众多疾苦。为了救苦去苦，他主张：在经济上，化私为公，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土地、农工商等全部实行公有制，生产机械化、计划化。人们每天劳动仅三、四个小时或者一、二个小时，剩余的时间皆为游乐读书之时；政治上，破封建家族统治，使国家消亡，行大同太平之道。最终实现他构想的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大同之世。康有为在政治上是保皇派。他梦想通过改良来实现大同，这就必然使其美好的设想成为空想。同时，他所设想的大同社会，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其标本就是美国。胡绳[1]指出：“他所憧景的思想其实是资产阶级王国”。尽管如此，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仍不失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精英文化’，学界甚至有人主张象‘红学’、‘敦煌学’那样建构‘大同学’的系统工程”[2]。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中国大同思想的另一个集大成者。他把西方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民主主义之中，形成他的社会主义。他多次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他主张：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赞成资本归公，实行“集产社会主义”。由此出发，他提出把土地、铁路、矿藏以及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的民主主义实业政策；在政治上，人人平等。国家是人人的国家，世界是人人的世界，主权应当属于人民。“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民权者，民众之权”[4]。从主权在民的思想出发，他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人民是一国之主，官吏——国中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公仆也。孙中山认为，人类美好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宋庆龄在回忆录中说：“听过他演讲的人们记得，他常常预言，在20世纪，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5]就是面对中国的实业家，他也毫不掩饰的宣告：民生就非以社会主义为归缩。了实现他的理想，孙中山把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个层次，前者是有“能”的人，后者是没“能”的人。国家大事，未来社会的实现，只能托付给少数有“能”的人。同时，他认为中国只有大贪小贪而没有西方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提出用“节制资本”而不是用“剥夺资本”的方法消灭私有制。这就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殊途同归，陷入空想。
中国的“太平”理想，发端于东汉未年的张角起义中传播的“太平道”。后来的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所传承。近代集大成者为洪秀全。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接触到基督教宣传品《劝世良言》，从中吸取了原始平等、废除私有、财产共有等思想。1843年，他与冯云山创建拜上帝会，开始组织、领导震惊世界的太平天国运动。并先后编撰《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1852年编入《太平昭书》。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颁布《天朝天亩制》。洪秀全主张：在经济上，消灭私有制，财产归公。《天朝天亩制》规定，凡天下人同耕，按人口分田，财产归公，一切产品实行平均分配；在政治上，人人平等。普天之下皆为一家，天下之人皆为兄弟姐妹，应无差别共享太平。最终是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没有私有，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绝对平均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社会理想，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用暴力手段“等贵贱，均贫富”，“杀尽不平方太平”。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农民起义，但从组织形式到思想理论，都带有浓厚的西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色彩。尽管如此，太平天国运动仍引起马克思的极大关注。1850年，当太平天国运动的狂飚席卷南半个中国时，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中写道：“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提出了一部分贫穷和另一部分富有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须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马克思断言：“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的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6]。
中国空想社会主义两大派虽然在中国不同的社会层面传承，但是仍然具有共同的特点。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大同思想，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直接理论来源。中国的一切社会思潮，包括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丰富和发展无不留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的烙印。
第二，平等，平均即绝对平均主义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中国是农民占绝对多数，小生产如汪洋大海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空想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平等，平均，都是与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愿望和要求联系在一起的。“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成了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并直接影响到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内容及其形态。
第三，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形态上虽然比西方空想社会主义逊色的多，但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三个主要代表人物思想产生之时恰逢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时，因此，他们的思想，已融入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晚期思想不断向马克思主义靠近，已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础和桥梁。
中国空想社会主义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太平天国运动的被镇压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流产而破产。但是，作为从中国国情中滋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潮，它对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有着重要的影响。透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80年的历史，我们仍然能看到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子或积淀。
二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最伟大的历史功勋，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次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无论是理论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理论的特性，是对中国国学的革命传承。
第一，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从而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之中。“实事求是”来源于《汉书·景十三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对古代学习和研究的方法给以批判、继承和改造，使之成为表达马克思主义深邃思想的语言外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内部的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7]。短短数语，言简意赅，既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又把中国传统文化升华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和精髓。与此类同，毛泽东用中国哲学的知行观来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用矛盾学说阐述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所有这一切理论创造无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
第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国家学说与中国农民起义达到高度完美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国家学说的精要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资本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都采取了城市武装起义的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开始也是模仿城市起义的，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都是要夺取城市，但都失败了。当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转而向井岗山进军，建立农村根据地，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武装斗争，创造出一整套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解决了党、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里的要义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同盟军，革命的对象和革命前途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与此同时，毛泽东找到了实现中国社会改革的决定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9]。他把这种种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观点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党的全部工作中，创造性地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最本质区别。
第三，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真正意义的民权。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孙中山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主张就是民权。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以前，民权，民众主权只是一种空想。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深刻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盟关系以及农民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权形式。人民民主专政，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管理国家大事的愿望和要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权。
第四，通过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最终引导中国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从这一国情出发中国走出了一条发展工业必须和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道路；确立了农、轻、重的经济结构以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特别是不剥夺农民，处理好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分配关系，创造性地通过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从半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最终引导农民走上了合作道路。
总之，从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到中国革命所采取的形式，都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精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空想论也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
民主革命时代，左倾机会主义者迷恋于“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企图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合并到民主革命任务中去完成，遭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他指出：“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10]”。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空想论不断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失误和曲折的主要的思想根源。
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提出十五年超英（国）赶美（国）。他认为，中国超过英国，苏联赶过美国，世界的面貌就会大改变。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内定7年超英10年超美；8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认定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它将发展为未来共产主义的基层单位。《决议》认定未来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在公社化过程中，一平二调三收款，否定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否定等价交换，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加以反对。12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虽然纠正了大跃进的具体错误，但是，会议仍然要高举“三面红旗”，使空想论继续泛滥。
1959年，在全国反右倾，使以高指标，共产风为特征的空想论继续发展。
1960年，中央决定在城市建立人民公社，各种“大办”在城市一轰而起。
从1957年到1960年，左倾错误使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十分脆弱的国民经济重新陷入困境。中国由此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从1961年开始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
1966年到1976年10年内乱期间，毛泽东于1966年发布《五·七指示》，1974年发表关于理论谈话，批判八级工资制和资产阶级法权，以他伟大思想家的浪漫，勾画着他头脑中的“社会主义”的新图式。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空想论，概论起来就是经济成份上求“纯”，利益关系上求“均”，发展速度上求“快”，政治上求“统”，理想论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照搬前苏联的模式。但这种模式之所以能被照搬，能被广大的中国人所狂热地接受并付诸实践，追根溯源，就是中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
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根源于中国国情和毛泽东的主体文化构成，显示着文化发展特有的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民族性和国度性。在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中，各国家、民族分别在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提供的舞台上，演出了情节有别，风格各异的社会主义正剧。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没有经历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以后，就将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集于一身。这既决定了中国革命要分两走，即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再不间断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也决定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目标及形式必须承担起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未完成的任务，从而使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异曲同工。理论来源于实践，大致相同的实践过程，必然产生具有相同特点的理论。这就是说，中国国情决定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必然接受、传承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思潮作为一种观念文化，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是社会文化思潮一旦形成，就有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任何一种外来思潮，包括科学社会主义，要登陆中国，一方面，要能够满足中国的需要。外来社会思潮在中国的被接受程度，取决于中国的需要程度；另一方面，要能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国度，也是具有高度抽象思维能力和善长于理性的民族，任何外来社会思潮不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是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而在中国存在的。通常我们要求，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这个结合要找到相结合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是由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以其指导中国革命完成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由毛泽东自身素质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决定的，毛泽东愿意也有能力完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把科学社会主义融入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潮之中。
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再次向人们昭示着这样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任何民族的精神产品都是该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源。传统文化恰似一条流动的河，经过历史的淘汰而保留其精华，同时又把人类最先进的文化融汇其中，使之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主流。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汇入中国传统文化而成为中华民族之魂和赖以发展的生命之根的。这是毛泽东传承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精华留给我们的有益启示，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中国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收稿日期：200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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