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民对二元经济结构的三次冲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结构论文,农民论文,世纪论文,叶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农业等传统部门比重过大、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不足、城乡差距十分明显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的转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我认为，二元经济结构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始于20世纪中叶，而且是伴随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伴随着中国农民的不断冲击而不断减弱的。
一、从种田不自由到自由，土地承包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第一次冲击
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种田，但种田不自由，每天要“上班”，不会有节假日，星期天更是“痴心幻想”；“文革”后期限制种自留地，不准喂猪养鸡；没有电灯、电视、电影、电话；穿得暖但吃不饱。这就是1978年前的农村。严格的户籍管理、“一大二公”的土地所有制，使农民离不了家乡、离不开土地。刘少奇、邓小平曾支持包产到户，毛泽东于1962年严厉批评说：“包产到户是方向的问题”。并由此演绎出他那著名的论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初敢于给中央写信写文章支持包产到户的人，在毛泽东于1962年表态之后，立即受到了严厉的追查打击。由于大胆撰文支持包产到户而被称为“浙江三杰”的杨木水被逮捕判刑，冯志来由警察押解回乡实施劳动改造，被毛泽东点名指为“单干理论家”的陈新宇被7次抄家、120次批斗。①
1978年的春夏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部分地区八九个月没有下雨，人多地少，本来就是一个天然矛盾，而人民公社的制度局限更使这一矛盾突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在1978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提出“包产到户”，小岗人在“触摸政策底线”。而这一触摸的结果是农民收入增加，小岗经验迅速在安徽全省蔓延，消息也很快传到北京政治中枢。1980年1月24日，万里来到了小岗，他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说话了，“农村政策放宽后， 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现在农村工作中总的问题还是思想解放不够。”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到1981年7月，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1982年，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主持起草了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近万字的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十几年来的争论终于结束。“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归自己的”，到了1984年，中国农民过上了历史上几乎最好的日子。土地制度改革的结果是，一亩地增加了几百斤产量，增量部分可以满足城市工业化的需要，还可以满足集体经济的需要，也能满足家庭的需要。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导致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从此在中国消失。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表面效果是农民的大幅增收，客观效果是冲击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使国民经济增长的重心，沿着农—轻—重的轨迹变化，实际是对重工业长期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过度发展不足的结构缺陷进行弥补或纠正，促进了生产的快速发展。
农村改革的成功，从发展线索来看，具有很强的补课性质，而纠正二元结构的基本力量源于农民的创造性，政府及时支持并运用行政手段加以引导。1984年以前，由于城市改革尚未起步，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结果，大大缩小了工农产品交换的“剪刀差”，从而改变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引导收入从非农产业向农业转移。农业增长与分配格局的改变，使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32.8％，提高到1984年的39.8％。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使农民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1979—1984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5％。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农村消费市场急剧扩大，农民购买的消费品在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52％上升到1984年的59％。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张，形成了对轻工业产品的巨大需求，从而使轻工业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43.1％上升到1984年的47.4％。农业和轻工业的扩张，则使得重工业得以从长期的自我循环中摆脱出来，转向为农业和消费工业服务。
二、从务农到务工，乡镇企业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第二次冲击
1984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众望所归，就把改革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作为1985年农村改革的中心课题。这个时候，农民运用自主种植权，又自发调整种植结构，上了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农业商品化提高。此时，村集体也开始有了积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了基础。
大邱庄的禹作敏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登场了，“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也不要。”他利用大队10万元集体积累，低价从轧钢厂买来旧部件，攒成3台轧钢机，当年就赚了27万多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元。从20世纪80 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就开始迅速裂变、扩张，一个企业繁衍几个，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短缺经济下的“双轨制”，使钢材的利润大得惊人。国营钢铁企业都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生产的钢材大部分被平价调拨。而大邱庄的钢材完全按市场价格销售。大邱庄的成功表明，当时的乡镇企业相对于国营企业具有制度优势。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创办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范围从过去的社队两级扩大到乡、村、联合体和个体。乡镇企业来自于农业积累，并很快反哺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收入提高大幅度拉动了城市工业品的需求，中国农村经济出现“黄金增长”时期。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借助于乡镇企业吸纳，而另一部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人开始面对这些什么苦都不怕、什么工作都能做的农民。如果以时间划界，1984年以前，中国的主角是农村，而1984年以后中国的主角已经转向城市，大规模的投资拉动着经济火车高速运转。与此同时，流通体制改革滞后引起各种非粮农产品的争夺，各地诸侯纷纷加入蚕茧大战、棉花大战、柑橘大战。
农业、农村、农民还不足以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相反，通货膨胀一词本来远离中国，但在1987年后也陷入这个怪圈。当时决心采用休克疗法，价格闯关，到1988年物价指数上涨18.6％，城市里出现抢购风潮。此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惯性下，农村改革带来的制度收益，使农村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从1982年开始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无疑是中国农村高速发展并保持稳定的政策根基。从今天看，这些文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放权于民、放地于农。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全体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走出来，乡镇企业使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产生的市场力量则使农民不得不进城，从乡村走出来。二元经济结构再也不能束缚有勇有谋的农民了。从1984年到1988年，乡镇企业产值年增长速度高达44.9％。短短几年农村非农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9.3％，远远超过了城市非农产业的增长。非农产业的高速增长引起了农村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动。到1988年，农村非农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份额由36.5％跳到53.2％，相应的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份额由63.5％下降到53％。在农村产业结构发生良性调整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开始迅速转移。同期，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增长了4300万人，1988年，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达到了8621万人，同期农村人口比重也下降了两个多百分点。②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一条根本途径，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增加农业收入、缩小工农差别、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重要力量。其效应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了全方位的冲击。如果说第一阶段农村改革还没有从产业结构的本质方面解决我国三次产业间的结构扭曲问题，那么此时由于农村工业化高潮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出现，可以说已开始拉开了解决我国产业结构扭曲矛盾的序幕。
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进入历时三年的治理整顿过程，并对农村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八字方针。农村工业作为治理整顿的重点领域之一，其盲目的粗放型增长受到了抑制，重复、盲目新建项目得到了有效控制，对原先那些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污染严重的企业实行了关停并转，而产品质量高、经济效益好、又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继续得到了发展。但由于国家在财政、金融方面实施全面紧缩政策，加上这一时期市场处于疲软状态，农业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出现大幅度回落，企业个数和企业人数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治理整顿虽然给农村工业的增长造成了严重的制约，但整体经济效益仍然出现上升势头。这与国有企业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充分体现了中国农村工业在不利的发展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拥有的极强生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体现了农村工业灵活运行机制的巨大优势。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农村小城镇的建设创造了条件，农村小城镇建设得以加快。自1997年底，全国小城镇数目已达18000多个。 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心城市——小城镇——乡村”三元网络结构，这种三元网络结构是对原有的固化二元经济结构的第二次大冲击。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原有构成二元结构社会基础的就业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逐渐瓦解。
20世纪90年代后，农业内部又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农业产业化的蓬勃兴起和迅速发展。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确立了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流通体制的改革又引入了市场机制，那么，这两步改革之后必然出现分散经营的小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产业化的兴起和发展则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途径，因而可视为农村经济的第三步改革。农业产业化通过龙头企业和农户的联结，将农业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诸环节联结成为完整的产业链条。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向第二、三产业延伸，扩大农户经营的外部规模；实行“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采取系统内非市场安排和系统外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这种农业产业化模式建立起了有关各方“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保障机制，突破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瓶颈，实现农产品的规模效益，提高了农业比较利益，增加了农业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动力。这可视为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最大冲击。
三、从种田到弃田，“民工潮”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第三次冲击
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民工潮”冲击了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据统计，到1997年底，全国进城“农民工”约8000万人。这些人，部分已和城市融合在一起，他们在城里既学到了技术，又转变了观念，还为农村创造了大量的“打工”收入。虽然这些人暂时还是农村户口，但客观上已在城里工作，这是对城乡完全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第三次冲击。
1989年后三年的经济疲软不仅让城市人感到不舒服，农民也感到不适。从这一年起，不仅是粮食卖不出去，棉花、油料、烟草、麻、茶叶等都积压在手里。1991年，安徽发生特大洪水，一直到第二年开春水才排掉，这就是所谓“涝”灾。没有办法，安徽人大批外出打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整个国民经济重新起飞，卖粮难也初步得以解决，城市的高速发展还支持了“打工经济”，于是民工成“潮”。“民工潮”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89年，这一年，春节铁路客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引起了各方面关注。于是，媒体惊呼：“民工潮”来了！
从1995年开始，农民负担问题凸显出来。1985年撤销人民公社后，61766 个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利益和相应的收费权力的乡镇政府建立起来，管理农民的机构也随之涌现。这些农村基层机构的摊子越拉越大，都需要农民来养活。尽管如此，受益于冉冉上升的经济，农民负担引发的问题还没明显呈现，而随后1994年的改革，对三农产生了新的影响。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央政府逐渐感到财力不足，要进行宏观调控，必须推行分税制改革。此项改革，对于集中财力加快建设步伐，具有积极作用。但是相应的转移支付和财权事权相统一制度没有及时建立起来，维持农村基层机构运转则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却仍未能取得令人乐观的回升，反而继续下跌。加之在农民收入中占较大比重的农产品销售收入，由于主要农产品价格长期的低迷而增长乏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曾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每每在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的次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也全面上涨。因为国家在计划控制农产品的同时，作为生产资料的工业产品已经在市场中自由定价而无从限制了。由此，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给农民带来的利好，被增幅更猛的农业生产成本所抵消。这是一个沉重的现实：在粮食主产区，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民种粮无利可图，已接近入不敷出的边缘。1998年，一些不很富裕的农村，一户农民一年要交纳4千元的各种税费，农民无力承担，只好弃田打工。
尽管城市中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在不断加剧，仍有大量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既加重了城市的压力，又荒芜了农田，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2000年1月的民工潮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城里人认为，农民们不仅团团圆圆过了春节，还热热闹闹过了元宵，然后才进城打工。事实上，1月31日，离春节还有4天的时候，四川已有400万民工蜂拥出川。这些在列车上过节的人们让城市大吃一惊。 从大年初一到初五，广州火车站到达旅客人数达55.4万，比上年同期增长58.7％。这里出现了奇特的景象：一边是席地而坐仍在等候着回家的民工，一边是扛着大包小包刚刚从火车上下来的民工。
时值国企改革正在深入，经济增长从1998年起暂时放缓，就业机会减少，大批工人下岗分流。对于如潮水般涌进城市的农民工，有的人把他们看作城市的负担。城市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抢夺了城市人的就业机会，他们给钱甚至给饭就干。城市居民的下岗与农民工进城成比例上升，一些城市居民失去了身份优越感。一些在发达地区打工的农民收入甚至比内地国有企业工人收入要高，种地交税，打工免税使亿万农民背井离乡，形成强力冲击二元经济结构，并使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注释：
① 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② 李文学、 李春平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兴农大事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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