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诗句记飘蓬——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体论文,联大论文,诗作论文,诗句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6-0005-15 抗战八年，中国大学西迁，战火中弦歌不辍，其历史、传说与精神，至今让人追怀不已①。其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故事，最为世人传诵，也最被史家关注②。想当初，战争还在进行中，谢幼伟就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断言，严酷的战争环境并没有阻碍中国哲学的进展，反而“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谢文列举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研究成果，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还有沈有鼎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意指分析”的两章。由此可见，“这七年的抗战，并没有阻碍中国哲人的思索，反而，使他们的思索更为敏锐了”③。我在《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中添了一句：“哲学研究如此，史学、文学、语言、宗教等领域，何尝不是这样。若联大教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反而激起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点很让人欣慰。”④ 可是，单单开列战时西南联大教授所取得的学术成绩⑤，还是远远不够，我更关心的是读书人的思想与情怀。不说离开西南联大后成为著名小说家或诗人的青年教师(钱锺书、穆旦)，也不谈走出校园后以文学笔调重塑精彩的校园生活的诸多学生(如鹿桥、汪曾祺、宗璞)，就限制在当年的写作，而且是教授的著述。 先读四则序跋，看教授们在其著作中透露出来的心境。 1939年6月，钱穆完成了《国史大纲》，写下《书成自记》，称抗战全面爆发后自己随校南迁，讲学昆明：“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平生撰述，每不敢轻易发布。……至于此书，独有不然。若自秘藏，虽待之十年终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袭相随，又时时有焚如之虑，因率尔刊布。”⑥这两段话必须合起来看，前者乃著述时的感触，后者则牵涉战火中读书人的命运。 无独有偶，1940年4月，大病初愈的陈寅恪，在昆明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写下感慨万千的“附论”：“寅恪自惟学识本至浅陋，年来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往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然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故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写成此书。命之曰稿者，所以见不敢视为定本及不得已而著书之意云尔。”⑦生逢乱世、流徙四方的陈寅恪先生，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不能不更多考虑如何将平生所学，用最便捷的手法，尽可能保存下来。在致傅斯年及致刘永济信中，陈寅恪表达了与死神争速度并最终获胜的悲喜交集⑧。这种心情，非设身处地，很难深刻体会。 为女儿筹措西行求学的路费，郑天挺决定刊行《清史探微》⑨；此书收文12篇，1945年4月12日撰写的“叙目”称：“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⑩谈及警报声中的著述，可将郑天挺1943年1月26日为罗常培《恬盦语文论著甲集》所写的序言纳入视野：“余与莘田生同日，长同师，壮岁各以所学游四方，又多与共，知其穷年兀兀殚竭之所极；每深夜纵论上下古今，亦颇得其甘苦。……病中三逢警报，余固莫能走避，而莘田亦留以相伴，古人交情复见今日，序成归之，有余愧焉。”(11)如此生死与共的友情，确实让人敬佩；更让人惊叹的是环境的恶劣，以及教授们对学问的虔诚与珍爱。 要说压在纸背的心情，除了在著述序跋中偶尔流露，更多且更直接的表现，其实是日常吟咏的旧体诗作。这些诗作，当初很少公开发表，而是在师友间传抄与流播，只是在作者去世多年后，方才陆续整理刊行。陈寅恪《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诗云：“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12)在我看来，这些诗作不仅仅记录下当事人在特定岁月的艰辛生活，更是那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的心灵史。因此，不纯然是文学问题，更多地牵涉中国的政治、思想、教育、文化等，值得今人仔细品鉴。 本文选取陈寅恪(1890—1969)、吴宓(1894—1978)、朱自清(1898—1948)、潘光旦(1899—1967)、浦薛凤(1900—1997)、魏建功(1901—1980)、浦江清(1904—1957)、萧涤非(1906—1991)等八位西南联大教授抗战期间的旧体诗作，取“诗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与解读，且尽可能对照其日记、书信及专业著述，说明诗中如何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心境；同时，追问旧体诗能否承担起战时联大教授于流徙中“书写战争”的使命。 一、漂泊西南多唱酬 1991年，魏建功的儿子魏至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其抗战时期的遗诗二十题四十首，于是装裱成册，恭请父亲生前好友题词留念。此《独后来堂十年诗存(附跋语)》，初刊南京师范大学编印的《文教资料》1996年4期。诸多跋语中，魏建功西南联大时期的同事、著名诗人冯至的小诗最为精彩：“红楼十载成长忆，漂泊西南多唱酬；浩荡滇池春色好，感君邀我泛轻舟(一九三九年春与建功学长泛舟滇池，畅谈今古，因题《独后来堂十年诗存》)。”(13)很可惜，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刊行《魏建功文集》时，为求体例的统一，仅收录《独后来堂十年诗存》，而删去了冯至等人的题跋(14)。 虽然是北大先后同学兼同事，真的是“红楼十载成长忆”；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魏、冯二君唱酬的诗篇。所谓“漂泊西南多唱酬”，并非写实，更多的是勾勒那个时代读书人的交往方式及精神氛围。那么，到底是谁在这烽火连天中吟咏诗句、互相唱和呢?就以这八位西南联大教授为例，从其存世诗集中钩稽，复原其唱和的对象。这里依据的版本分别是：《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吴宓诗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犹贤博弈斋诗钞》，载《朱自清全集》第五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铁螺山房诗草》，载《潘光旦选集》第四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太虚空里一游尘——八年抗战生涯随笔》，即《浦薛凤回忆录》中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独后来堂十年诗存》，载《魏建功文集》第五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浦江清文录》(附录“诗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是斋诗草》，载《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附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同是写诗，可以独自吟咏，也可以师友唱酬，这更多的是个人写作习惯，不牵涉艺术水平高低。但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切入，统计各家唱和情况，则可看出其人际交往，以及自我表达的倾向、趣味与能力。以下统计各位学人的寄赠及唱酬对象，局限于抗战期间： 陈寅恪——吴宓、刘永济、容肇祖、杨树达，此外还有妻子唐筼； 吴宓——陈寅恪、朱自清、萧公权、刘永济、潘伯鹰、缪钺、李思纯、容肇祖、浦江清、林同济、胡小石、毛子水、汪懋祖、钱锺书、徐震堮、徐梵澄、庞俊、赵紫宸、陈柱、金毓黻、常乃惠、胡步川，此外，还有学生辈的张志岳、赵仲邑、周珏良、李赋宁、张尔琼、张敬等； 朱自清——萧公权、浦薛凤、孙晓孟、叶圣陶、潘伯鹰、俞平伯、李铁夫、陈福田、杨振声、陈岱孙、夏丏尊、丰子恺、程千帆、潘光旦等； 潘光旦——赵文璧、修中诚、陈福田、李琢庵等； 浦薛凤——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浦江清、王化成、孙晓孟等； 魏建功——老舍、沈兼士、唐兰、鲁实先等； 浦江清——朱自清、吴宓、施蛰存、容肇祖、王季思、徐震堮、杨业治、游国恩、李安宅(15)，此外还有岳父张琢成； 萧涤非——游国恩、闻一多、朱自清等。 对于关注中国现代文学或学术史的人来说，名单中的大部分名字都很熟悉，需略加注解的，恐怕还不是油画家李铁夫、书法家潘伯鹰，而是原清华大学教授、抗战后漂泊西南的孙晓孟(即孙国华，心理学)、王化成(政治学)、杨业治(德国文学)、浦薛凤(政治学)、萧公权(政治学)。萧西行后转任四川大学教授，浦则先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教授，1939年3月起改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 陈寅恪眼界甚高，除了几个真正懂诗的老友，不太爱同别人唱和。作为政治学教授，浦薛凤很有自知之明，喜欢唱酬，但不出诗集，只在回忆录中不断引述自家诗作。魏建功、萧涤非二位存世的诗作不多，且交流也不是很广。真正称得上“漂泊西南多唱酬”的，当属吴宓、朱自清、浦江清三位。至于潘光旦，除了给外文系教授陈福田赠行，其他几位赠诗者，赵文璧是他的学生，李琢庵是实业家，修中诚则是来访的牛津大学汉学家(16)。除了1946年仲夏撰《楚子图南古苍璧歌》，潘光旦似乎不怎么跟学界同人唱和。也正因此，大家不知道著名优生学家、心理学家潘光旦会写诗——而且写得很好。1992年群言出版社刊行其手迹影印的线装本《铁螺山房诗草》，博得阅读趣味颇佳的欧洲问题专家陈乐民大声叫好，称没想到潘光旦竟然“是一个不是诗人、胜似诗人的诗人”(17)。大概只有朱自清慧眼识英雄，在1945年所撰的《〈铁螺山房集〉赠主人》中，早有这么一句评语：“小诗坦率见世情，烟斗陆离征雅癖。”(18) 稍作分析，很容易发现，陈寅恪等人的唱酬对象，第一，没有权贵人物，绝大多数是大学教授；第二，基本上是漂泊西南的教授，很少与仍在沦陷区生活者唱和(19)；第三，热衷于咏怀、寄赠、唱和的，以文科(尤其是中文系)教授为主，理工科教授极为罕见(20)。 至于为什么相互唱酬，除了共同的文学兴趣，感情交流与相互慰藉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1939年春，陈寅恪作《己卯春日刘宏度自宜山寄诗……》，开篇就是：“得读新诗已泪零，不需藉卉对新亭。”(21)这里提及的刘永济新诗，以及陈寅恪、吴宓的和诗，均收录在《吴宓诗集》中。除了“万里乾坤、百年身世”的共同感慨，还有就是战乱中老朋友间的相互牵挂(22)。与此类似的，有浦江清1940年作《蛰存自闽中来书却寄》：“人事久萧索，苍茫残岁催。故人一叶书，暖我心头灰。……”(23)浦、施两人本是同乡、同学，从小学到中学十年间朝夕相处，抗战初期又在昆明重逢，而今施蛰存转往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任教，仍不忘“寄我闽游诗”，难怪浦江清大为感慨。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年后，浦从上海辗转回昆明，路过长汀时，还有机会与老友畅谈(24)。 漫长的战争岁月，除了应对频繁的敌机轰炸，还有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以及精神上的迷茫与颓唐。这个时候，朋友间的相互支持是共渡难关的关键。单读诗文，或许以为此乃古已有之的“为赋新诗强说愁”，看当年的档案资料，以及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的日记，明了诸多生活细节，方能真正体会那一代读书人刻骨铭心的情谊。 1939年2月5日，敌机18架轰炸广西宜山，浙江大学十数间房舍被毁，此乃浙大迁往贵州的契机。获悉此消息，吴宓作《寄慰宜山国立浙江大学(二月五日被敌机炸毁)诸知友》，第一首是： 风云欣盛会，炮火忽飞灾。 夤舍成焦土，图书付劫灰。 天心矜众士，国命系真才。 远处吾滋愧，崎岖未共陪。 第二首用了三部章回小说的典，又有类似口号的“艰难惟创业，团结赖精诚”，不是很理想。但诗人“除夜泪纵横”的心情，总算是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候的吴宓，正准备辞去西南联大教职，转任浙江大学教授。这一段时间的吴宓日记恰好丢了，但我们从前后两首诗作不难获悉——先是“回首昆明一泫然”，后又“艰难共济负盟寒”。至于爽约的缘故，1939年3月17日日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摘录给浙大的长函)(25)。也正因平日多有交往，对浙大及浙大同人的命运格外关注，一见报载浙大被炸，当即赋诗寄怀。 《浦江清文录》中收有《过南平病疟，喜遇声越、季思，匆匆别后却寄》，以及《同题另成五律一首》，当事人之一王季思日后追忆：“1942年，我和声越先生随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迁居福建南平。他自屯溪沿浙赣路南下，也到了南平，相见惊喜。战时道路艰苦，他疟疾新愈，形容憔悴，而一灯相对，剧谈甚至深夜。”(26)这么说还是不够具体，必须跟浦江清的《西行日记》对读，才能理解为何是“千里经行近战场，几穿锋镝到康庄；来雠君子真成疟，喜见故人欲梦乡”(27)；以及什么叫“弦诵飘行李，干戈入鬓华；山头同一宿，晓梦各天涯”(28)。浦江清1942年5月29日从上海出发，穿过日军封锁线，迂回辗转，11月21日抵达昆明，日记中称：“在途凡一百七十七日，所历艰难有非始料所及者。”(29)困守屯溪三月之后，好不容易重新上路。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福建南平，见街上贴有“浙大”二字，加以箭头指路，居然找到了老朋友徐震堮和王季思的住所，双方都大为惊喜。日记中载，因发热已过，浦“在王君处得奎宁二片服之”；老友彻夜长谈；第二天一早，“徐君出其新近诗稿一册示余，方读而紧急警报来”；“晚徐君请客，在一小饭馆，酒菜及饭费五十余元，菜有狮子头等，近家乡风味”；“辞出，至党部取衣被，声越、季思在山头执火把送别”(30)。此情此景，当事人固然终生难忘，后来者也会感慨系之。 读朱自清抗战期间的日记，多是让人郁闷的事。大局混乱，工作繁忙，生活窘迫，加上胃病时发，朱自清不免多言病苦(31)。好在老友叶圣陶多方劝慰，方才有“天上重开新日月，人间无限好江山”之类的“好语自娱”(32)。自强不息的朱自清，也有心情舒畅的时候，比如1942年9月24日，那天是中秋节，朱自清同梅贻琦、陈岱孙、李继侗到郊区小住，且夜访周培源，互有唱酬，此事梅贻琦及朱自清的日记均有记载(33)。收入《犹贤博弈斋诗钞》的，有作于9月25日的《中秋从月涵先生及岱孙、继侗至积翠园培源寄居，次今甫与月涵先生倡和韵》，四首之一： 天南独客远抛家，容易秋风惜晚花。 佳节偶同湖上过，无边朗月伴清茶。 还有作于10月1日的《叠前韵赠今甫》，四首之四： 北望燕云旧帝家，宫墙西畔菊堆花。 相期破虏收京后，社稷坛前一盏茶。(34) 如此轻松与明亮，在同一时期朱自清的诗作及日记中，殊为难得。 乱离之际，蒿目时艰，教授们之所以“漂泊西南多唱酬”，一是思接千古，慰藉平生；二是修养在此，积习难改；三是友情支撑，互相宽慰。至于“文学业绩”云云，恐怕不是其主要考虑的因素。 二、百一篇成聊自遣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诗坛，新诗已经成为主流，旧体诗虽还有很多作者与读者，但相对来说边缘化了。尤其是在出版方面，发表新诗的机会要比刊行旧体诗多得多。抗战军兴，因现实环境的刺激，也因出版条件的限制，不追求公开发表的口头吟咏及友朋唱酬，重新成为时尚。很多平日不写诗的学者，也都偶尔参与唱和；而不少原先写作新诗的，也都开始尝试旧体诗作。其中有诗学方面的考量，如朱自清表扬萧涤非的诗作(35)，将其《早断》《早汲》《答朱先生问》等推荐给潘伯鹰主编的《饮河》诗刊发表；也有发表诗作的目的是为了知会友朋、沟通信息，如吴宓1938年10月29日日记称：“宓前数日已预作成《离蒙自赴昆明》诗，并投昆明《朝报》。登出后，在昆明友生谓宓已至，有来寻访者。”(36)而更多的是兼及“美学”“友情”与“仪式”(37)。其实，传统中国诗学讲究“兴观群怨”，这“群”的意味，或称“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或注“和而不流”(朱熹)，注重的是友情、修养与趣味，与现代人所说的“文学成就”关系不大。可以这么说，抗战期间，凡写新诗的，大都是为了公开发表(在群众聚会上朗诵或在报纸杂志刊载)；而写旧体诗的，则多满足于自娱，或只在小圈子里传阅。 喜欢吟咏，那是自己的事，没必要敲锣打鼓广而告之。老朋友知不知道，不要紧；只要自己喜欢就行。李霁野《题建功遗诗》：“建功之子魏至携其父遗诗一册来舍，请我题文留念。我原不知建功生前写过诗，因为他从未说过。”而魏至在“题记”中则称父亲“晚年，心情寂寥，每读旧笺，辄老泪纵横，不能自已”(38)。如此为自己而吟诗，好处是真情实感，不造作；缺点则是用心不够，且很容易遗失。 读冯友兰《回忆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我们才知道1937年底，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冯拜谒南岳二贤堂，想起晋人宋人的南渡，深有感触，于是吟诗一首： 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纷华又草莱； 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39) 如此情怀，与抗战胜利后撰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可谓一脉相承。读陈寅恪、吴宓、浦江清等人诗作，可知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容肇祖喜欢与他们诗词唱和，可今天刊行的八卷本《容肇祖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版)中却不见踪影。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学识渊博，文章趣味也不错，1944年吴宓撰《续感事》四首，还专门请他帮助修改(40)，可见其在校园里颇有诗名。可《刘文典全集》的编者搜求了很长时间，只得诗十三首，且多为《无题》或《有感》，一看就是根据手稿或传抄辑录的。刘文典会写诗，诗风苍凉激越，工丽典雅(41)，可惜存世极少。另一位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1938—1942年在云南大理县喜洲镇的华中大学任教，1942年秋起才转到西南联大。“先生在喜洲四年，正是日寇大肆侵华，大部分国土沦丧之时，先生忧心国事，经常写作旧诗，将忧愤之情寄托于诗篇；连同后来在昆明写的诗，总共有一百多首。这些诗除少数发表外，多半送给友人，有的学生还借去全部抄录；但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些诗保存下来的为数很少。”(42)除了《游国恩先生学谱》所引的《哭佩弦先生》(已刊)，在《浦江清文录》及《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附编》还留下了四首唱和之作(43)。这些“潜在的诗人”，其诗才之所以被世人忽视，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志不在此，或以专业著述为重，或以公务活动优先。 最能体现这一“无意为诗人”的立场的，莫过于潘光旦的《四四生朝述怀》四首之四： 废时失事是吟哦，庭训昭垂信不磨。 纵乏才情犹有骨，若婴忧患亦能歌! 惯谈风月由人去，好讽时流奈尔何。 百一篇成聊自遣，秋光容易叹蹉跎。(44) 这里的关键是修养与兴趣。所谓“修养”，那一辈学人，大都在青少年时期认真学过诗，只是后来成为专门家，不再用力于此。因乱战而漂泊西南，反而勾起了长期被压抑的“诗趣”。政治学教授浦薛凤谈及自己为何联大时期吟诗最多：“予在清华读书时，本好吟咏。近来诗兴颇浓，实物极则反，新新旧旧，常多起伏变化。”(45)另一位政治学教授、此时已转赴四川大学任教的萧公权，则称自己从小就喜欢吟咏，在清华任教时结识吴宓，“经他的启发和感召，我分出时间再度努力于学诗”；入川后更是经常西抹东涂，“但始终不曾想做诗人，更不敢以诗人自命”——“我学做诗，完全是由于喜爱这‘劳什子’。此外并没有任何原因或动机。”(46) 教授们大都“术业有专攻”，不以诗人自命，其随意挥洒，不拘格套，有时反而别有一番风味。若潘光旦的《病目遣怀》、萧涤非的《吊〈古诗归〉》以及魏建功的《杂诗用中华新韵》(47)，都属于此类潇洒的好诗——后者的第九首(48)，很容易让人想起其早年参与的歌谣运动。 若着眼于为何写诗，以及如何处理吟诗与著述的关系，特别值得辨析的，是陈寅恪、吴宓、朱自清三位。 无论政治立场、个人著述还是诗歌吟咏，陈寅恪都有充分的自信，故其不太受外界风气的影响，一直按自己的步伐及节奏走。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颠沛流离之中，还能有这么多好诗篇，以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著述，如此鱼与熊掌兼得，实在了不起。单就著述与吟诗互不相碍这一点而言，大概只有前清华同事萧公权可以稍为媲美(49)。陈家三代诗人，寅恪先生完全有理由自负；而当年的同事及朋友，对此也都心悦诚服。若吴宓评陈寅恪《七月七日蒙自作》“音调凄越而技术工美，选词用字均极考究”；浦薛凤也称“寅恪天分最高，所作绝出凡响，我确心折”(50)。 相对而言，14岁开始学诗的吴宓，其诗才远不及陈寅恪，但这并不妨碍他一辈子沉湎于作诗与读诗。那是因为，他把诗歌当生命来经营。1926年编订《雨僧诗稿》时，吴宓作《编辑例言》：“窃尝谓人之一生，总当作成诗集一册、小说一部。一以存其主观之感情，一以记其客观之阅历。”(51)虽多次谈及撰写长篇小说的计划，但最后都落了空；其诗集因而也就兼及记录阅历的功能了。1935年中华书局版《吴宓诗集》的《刊印自序》有云：“若予之诗，则终未脱‘自身之写照’之范围，此乃性行之自然趋势，未可强致。故予之诗集，不啻即为予之自传。”(52)后一句吴宓自己还加了圈圈，表示特别重要。时人一般也都认同吴宓的自我描述，将其诗作当“自传”来阅读。如诗友浦薛凤便称：“各人作诗，恰如其人。天分高低，诚不可勉强，而性情之差异，在词句音韵中，尤一读可知。譬如雨僧之诗百首千篇，完全是雨僧人格之化身。”(53)按照这个思路，1935年自编《吴宓诗集》，以及2004年女儿吴学昭整理本《吴宓诗集》，均采用“有作必录”的策略(54)。只是原先设想的“予编订诗稿之目的，则为专供一己之展读，重溯昔来之旧梦”，则近乎“大言欺世”，因《吴宓诗集》早早就公开刊行，与陈寅恪等过世后才由后人整理发布形成鲜明对比。只是在“予作诗之动机，为发泄一时之感情，留存生涯之历史”这一点上，吴宓说的是老实话(55)。此后几十年，吴宓以其丰饶而芜杂、可互相印证的诗集与日记，为自己曲折坎坷的一生、也为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留下了值得后人仔细辨认、深入剖析的面影。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吴宓的吟诗与生活是统一的。至于这些“苦吟”的诗篇成就高低，其实不必苛求。 在“漂泊西南多唱酬”的诸多学者中，心情最复杂、可谓五味杂陈的，当属朱自清。首先，这是一个著名的新诗人物，包括写作、研究与教学；而影响深远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诗集》一册，也正是朱自清所编(包括撰写日后常被引用的“导言”)。这样一个提倡新诗的“标志性人物”，竟然在抗战期间改写旧体诗了，说起来还是有点尴尬。抗战前十年，因教学古典诗文的需要，清华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已向黄节学诗，且从“拟古”入手；黄节对其课业的批示是：“逐句换字，自是拟古正格。”(56)对此，其他新文化人是不太以为然的。朱自清1934年6月9日的日记有云：“上午访【郑】振铎，振铎谈以‘五四’起家之人不应反动，所指盖此间背诵、拟作、诗词习作等事。”(57)好在朱自清守住一点，那就是只“习作”，不公开发表。这些“拟古”作品，题为《敝帚集》；抗战以后写的，则是《犹贤博弈斋诗钞》——如此命名，可见作者的态度。后人为了阅读方便，将其新诗与旧诗合刊，明显违背作者的意愿。在朱自清看来，前者是“文学创作”，后者则属于“自娱”，可作为生命的纪念，没必要公开发表(58)。 1946年7月，即将北归的朱自清编定《犹贤博弈斋诗钞》，其《自序》交代早年如何因“僭大学说诗之席”，而痛感“声律对偶，劣得皮毛”，开始发愤学诗；抗战西迁，师友唱酬，“其间独咏写怀，联吟记胜，偶有成篇，才堪屈指，盖其诗功之浅，有如是者”。一句话，如此“中年忧患，不无危苦之词；偏意幽玄，遂多戏论之粪，未堪相赠，只可自娱”(59)。朱自清写作旧体诗的关键，不是“独咏写怀”，而是“联吟记胜”。这段时间，与朱自清唱和最多的是萧公权，其次是叶圣陶、浦薛凤(逖生)等。这里的关键是，1940年7月至1941年9月，朱自清因学术休假来成都暂居，得以与诸多新老朋友欢聚——也正是这段时间，朱才有较多的旧体诗作：“暇居一年，与萧公权等多倡酬，作旧诗，格律出入昌黎、圣俞、山谷间，时运新意，不失现代意味。”(60)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第十三节“漂泊西南(三)·成都九年半”，以及第十五节“何莫学乎诗(二)·朱佩弦及其他诗友”，多次提及朱自清如何指导他、奖掖他作诗。其实应该反过来，是萧公权的不断赠诗，促使朱自清卷入此“漂泊西南多唱酬”的浪潮中。除了诗集中众多“次韵公权”的作品，更有日记里经常出现萧公权的名字。如1941年3月9日，“昨夜赋诗二首和萧君。今天为此不足道的成绩颇为兴奋”；3月26日收到萧公权新诗，“该诗讲究技巧且文字流利，喜欢读它”；4月20日“写诗一首赠公权”；6月7日“公权写诗并安慰我，应感谢之。必须立即写两首诗答谢，将用一整天时间”(61)。这还不包括众多见面聊天，以及回昆明后的来往书信及赠诗。问题在于，朱自清性格内向，又非倚马立就之才，常与萧公权等诗友唱和，感觉很累。 既想参与吟咏，又怕多花时间，影响自家的学术研究，朱自清日记中于是不断出现此类很煞风景的抱怨。1941年5月12日：“上午归来，写诗给圣陶。我想必须在写诗上多少有些限制”；1942年4月16日：“太集中精力写诗，这不行”；1942年4月23日：“耗四小时写诗答赠公权”，第二天当即反省：“写诗费时过多”；8月22日“宜以学问家勉励自己”(62)。朱自清天性敏感且好强，无论早年在清华园，还是后来漂泊西南，总感觉有一种学术上的“压迫感”，于是，日记中多有自省与自责。或许，也正因为这种吟诗上的“自我节制”，他才可能在那么沉重的教学工作以及那么糟糕的身体状况下，还能在抗战期间写出《经典常谈》《诗言志辨》《新诗杂话》等好书。 三、诗史更愧无君才 “战乱”加上“入蜀”，中国读书人很容易想起一千多年前的大诗人杜甫(712—770)。1940年7月至1941年9月，朱自清因学术休假暂居成都，与萧公权、浦薛凤等诗友唱和，有《答逖生见寄，次公权韵》：“几日天河见洗兵?杜陵心事托平生”(63)；1943年底，陈寅恪一家抵达成都，暂时任教燕京大学，隔年的旧历正月初七人日游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杜甫故居遗址，有《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少陵祠宇未全倾，流落能来奠此觥”；“人心已渐忘流离，天意真难见太平。”(64)1944年10月吴宓北赴重庆，转成都小住，走前徐梵澄有《送雨僧先生入蜀》：“工部祠堂倘怀古，数行为寄浣花笺。”(65)而萧涤非从“万里孤飞到锦城”的《初入蜀寄内》开始，整个抗战期间撰写诗篇，明显都可见杜甫的影子。弟子廖仲安在《忆萧涤非师——兼述先生热爱杜诗的精神》中称，太平年代不觉得杜甫诗篇伟大，面临巨大灾难流离失所时，方特别体会杜诗的好处——“萧先生当时强调熟读杜诗，是和抗日战争那个‘万方多难’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66)西南联大教授中，像萧涤非那样日后成为研究杜甫的专家其实不多；但只要吟咏，多少都会记忆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杜诗。 最有趣的是入蜀后改任四川大学教授的萧公权，其《舟过夔州》，开篇就是“杜公避乱出峡去，我行因乱入峡来”，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行踪先后已异致，诗史更愧无公才。”(67)在回忆录中，萧公权提及：“我在未到成都之前已经有加紧学诗的打算。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我乘川江轮船西上，经过奉节县时，作了一首七言诗”，说的便是此“诗史更愧无公才”。就像作者说的，“想‘追陪’杜公，自属狂妄，然而尚友古人，取法乎上，似乎也未可深责”(68)。此等志向，不仅不该“深责”，还须嘉许才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虽无杜甫的诗才，但其吟咏合起来，也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诗史”。 二十多年前，我在《说“诗史”——兼论中国诗歌的叙事功能》中提及：“‘诗史’诗人这么一个称号，不单属于杜甫，而且属于一批生活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用诗笔记下民族的苦难与屈辱，表达民族的悲愤与希望的爱国诗人。他们崇拜杜甫，自觉继承杜甫‘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的人格精神与‘以韵语纪时事’的表现手法，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诗史’传统。”这一传统的特点是，除了康有为所说的“上念君国危，下忧黎民病，中间痛身世，慷慨伤蹉跎”，更着重将“纪事”转化为“感事”，故浦起龙称杜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后世的读者，很容易借助诗人的眼睛来捕捉民族危亡之际的社会心理，以及积淀在诗人主观感觉中的时代氛围，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把握历史精神(69)。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吟咏，也当作如是观。 这里举陈寅恪、魏建功、萧涤非的三首诗，略做辨析，看诗人如何以旧体诗形式，记录下大时代的精神氛围以及读书人的悲欢离合。 对于抗战期间漂泊西南的教授们来说，离开熟悉安谧的北平、踏上充满未知数的征途，是关键性的一步。危难之际，除了民族大义，还得考虑个人生计、学术前程，以及一家妻儿老小的安顿等，并非说走就能走。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绝大部分教授放弃安逸的家，离开北平南下，大约是四个月时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人早走，有人晚走(不走的是少数)，但在留北平闭门著述还是南下颠簸流徙之间，大都有过挣扎。读吴宓、朱自清等人日记，以及各家回忆录，很能体会当年北大、清华教授那种纠结的心情，以及南下路上之艰辛(70)。1940年11月17日，时寓居昆明青云街靛花巷三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罗常培，撰写并发表《临川音系跋》，“作为离平四年、久别妻子的一个纪念”。文中称，七七事变后，自己“幽居在北平，闭门谢客，悲愤中只好借辛勤工作来遣日”，“每天总花去5小时以上来写这本东西”。可心情很郁闷，对于“是否应该每天关在屋里还埋头伏案地去做这种纯粹学术研究”感到困惑，但又“不能立刻投笔从戎的效命疆场，也没有机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直到接获赵元任长沙来信，再加上胡适劝勉的诗句，明白确实是“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因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故赶紧南下(71)。这个故事，罗常培1948年12月为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而撰写《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又讲了一遍，不过这回纳入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即北大教授是如何撤离北平的。在这个过程中，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表现极佳，而积极配合的有马裕藻、孟森、汤用彤、毛子水、罗庸、陈雪屏、罗常培、魏建功等(72)。中文系教授魏建功的“可怜落照红楼影，愁绝沙滩泣马神”，写的正是此情此景(73)。临别北平，魏建功更是留下了《廿六年居围城三月，女病猩红热，一家颠沛，忽又独行投南，将行再作》： 居危入乱皆非计，别妇离儿此独行； 欢乐来时能有几，艰难去路怖无名。 文章收拾余灰烬，涕泪纵横对甲兵； 忍痛含言一挥手，中原指日即收京。(74) 对于当年无数抛妻别子、孤身南下的读书人来说，这里的“忍痛含言一挥手”，无疑是共同的记忆。 经历了抗战初期的亢奋，进入相持阶段后，蛰居大后方的教授们生活异常艰苦，情绪更为低落。陈寅恪1940年有诗云：“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75)至于朱自清则在感叹“米盐价逐春潮涨”的同时，“剩看稚子色寒饥”(76)。在所有西南联大教授描写艰难的日常生活的旧体诗中，最值得引录的是萧涤非的七绝《有适》： 妻行骨立欲如柴，索命痴儿逐逐来。 却笑蒙庄方外客，也缘升斗要人哀。(77) 同样是写日子艰难，此诗在悲痛、无奈与自嘲中，还有某种淡定、诙谐与自持，这更能体现那时读书人的普遍心态。至于第二句，似乎对应此前的《早断》——该诗序曰：“抗战以还，已有两犊，而妻复孕，因议以予人。卧床仰屋，悲不自已，率尔成咏。”这首五律被朱自清推荐给《饮河》诗刊发表后，因其“沉痛真挚，读之泪下”而广受好评(78)。 终于熬到了抗战胜利，国人莫不欢呼雀跃，教授们更是热衷于“有诗为证”；众多诗作中，我特别欣赏陈寅恪的《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79) 此诗辞意显豁，态度明快，大凡中国读书人，都会记得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陆游《示儿》(80)，故阅读不成障碍，这也是陈寅恪极少数当初就交给报纸刊出且引起关注的诗作(81)。可“家祭难忘北定诗”句有注“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可谓古典与今典交相辉映，很具陈诗特色。 作为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文字的意义，以及诗与史如何互动，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也正因此，其再三吟咏“南渡”，确实意味深长。查《陈寅恪集·诗集》，陈先生1938年吟诗7题9首，而后每年均有诗作存留，1945年更是多达26题32首，这些诗作兼及个人感怀与家国兴亡，可当“诗史”阅读与鉴赏。若不考虑韵律，从不同时期四首诗中各抽一句，可作此“诗史”的梗概：1938年《蒙自南湖》的“南渡自应思往事”，1939年《乙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的“乱离骨肉病愁多”，1940年《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的“剩将诗句记飘蓬”，以及1945年《忆故居并序》的“破碎山河迎胜利”(82)。陈诗之所以最值得作为“诗史”阅读，除了自身韵味，还因其被吴宓抄录在日记中(包含各家唱和)，故写作的时间、背景及意涵，修订的过程、读者的反应等，都比较容易得到确认。 四、还将孤愤托长吟 战火中漂泊西南的大学教授，倘若需要表达心境与情怀，可供选择的文体其实很多，如日记、书信、散文、杂感、新诗、小说、著述、序跋等；当然，还有本文所论述的旧体诗。所谓“欲写忧思试啜醨，毫无逸兴苦吟诗”(83)，那只是说说而已，当不得真；还是浦江清的诗句更值得重视：“锦瑟年华激楚音，还将孤愤托长吟。”(84)需要探讨的是，这些“孤愤”是如何在教授们的诗作中呈现的。 那位喜欢跟朱自清、萧公权唱和的政治学家浦薛凤，1938年吟成《读史三律》，第三首曰： 天崩地坼运非穷，故国新胎转变中。 卅载贪私随劫火，万方血肉抗顽戎。 求苏百代汉家好，忍痛今朝玉瓦同。 走马昆仑东向望，波翻黑海夕阳红。(85) 作者承认“予此三首诗之短处，在讲政理，在太牢实，在过浅显，文学上之三忌也”，可又强调“但论其中客观至理，则不易一字，敝帚自珍”。正是基于此判断，浦薛凤毅然将这三首得意之作全部抄录在回忆录中。 同样是社会科学家，又同样对抗战胜利抱有强烈的信念，潘光旦的《四十三岁生朝》(五首)，明显比浦诗好多了。请看第一首： 转眼重逢八一三，门前逝水去无还。 举头不惑天行健，着脚方知国步艰。 已分穷愁关性命，任教破碎总河山。 兴邦多难寻常事，看取前修忧患间。(86) 此类表达抗战必胜的诗作，在同时期作品中占很大比例。这是一种心情，更是一种自我期许，值此危难之际，确实需要此类信念与诗篇。至于诗艺如何，不是最为要紧的。 若从“心情”与“信念”入手，讨论此类诗作，最好引入日记、书信、档案等资料，还原作者吟诗的背景及效果。这里恰好有两个例子，一是吴宓《南渡集》中的《晓发北平》，一是朱自清1941年的《寄怀平伯北平》七律三首。 1937年7月22日，卢沟桥事变已过去半个月，北平城内人心惶惶。吴宓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寻得山阳徐嘉详注《顾亭林先生诗》木刻本，细心阅读，并写下如此诗句：“哀时遭乱未为诗，但诵先生不世辞。”同年12月24日，已经来到南岳长沙临时大学的吴宓，又有如此诗句：“绮梦空时大劫临，西迁南渡共浮沉。”(87)可真正的精神危机，其实是潜藏在这两首诗之间的那四个月。就从《晓发北平》说起： 十载闲吟住故都，凄寒迷雾上征途。 相携红袖非春意，满座戎衣甚霸图。 乌鹊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 前尘误否今知悔，整顿身心待世需。(88) 此诗吴宓自己加了好些注，解释何为“红袖”，哪来“戎衣”，以及为何要携女生南下，显然怕后世喜欢八卦的读者胡乱解读。其实，最为关键的是，11月4日这一天，吴宓到了天津，与清华同学会取得联系，确认了南下的船票(89)。至此，总算是尘埃落定。 至于此前四个月的犹豫与徘徊，必须细读1937年下半年吴宓的日记才能了解。这里按时间顺序，摘录相关资料： 7月14日：“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思及此，但有自杀。别无他途。” 8月2日：“《世界日报》载，清华将迁长沙。宓雅不欲往，但又不能不往。” 9月12日：“清华校长命教授等即赴长沙，筹备在该地开学……宓意欲在此苟安，闭户读书，馀事付之天命。殊不愿赴长沙，缘对人生根本厌倦，故惮于跋涉转动也。与公权谈，公权意正与宓同，亦拟居平读书一年，静待后变。” 9月23日步行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陈宅祭吊陈三立，而后与陈寅恪商谈南下事：“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 10月2日：“宓实欲留此，而苦无其理由可以告人。亲友皆劝行，宓内心徒自伤而已!” 10月6日访萧公权与浦薛凤，听他们商谈南行之计：“按宓原拟留居北平一年，养静读书。今诸同事教授先后南去，环宓之亲友一致促行；宓虽欲留平，而苦无名义及理由，以告世俗之人。今似欲留而不可，故决不久南下，先事整理书物，以为行事预备。”(90) 此后，吴宓的情绪稳定下来，开始认真筹备南下事宜。不过，九月间，吴宓还曾病急乱投医，致信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求任英文系讲师，可惜都被婉拒了(91)。对于“十载闲吟住故都”的北大、清华教授来说，离开优雅安逸的北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宓的挣扎很真实，也很有代表性，所谓“凄寒迷雾上征途”，属于那个时代大部分响应国民政府号召而毅然南下的读书人。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的唱酬，大都局限于大后方；像朱自清那样，仍寄赠生活在沦陷区北平的老友的，其实不多。1941年9月，朱自清作《寄怀平伯北平》七律三首，其三曰： 忽看烽燧漫天开，如鲫群贤南渡来。 亲老一身娱定省，庭空三径掩莓苔。 经年兀兀仍孤诣，举世茫茫有百哀。 引领朔风知劲草，何当执手话沉灰。(92) 虽然远隔千山万水，老友之间互相信任，也互相鼓励。深知沦陷区形势险恶，坚信“引领朔风知劲草”的朱自清，格外关注俞平伯的表现。1943年12月22日，朱致信俞：“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93)此信之所以要紧，读俞平伯1948年8月24日所撰《诤友》，方才明白其中奥妙。 在这篇怀念文章中，俞平伯提及此事的原委： 记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后来不知怎的，被在昆明的他(朱自清)知道了，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原信已找不着了。我复他的信有些含胡，大致说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他阅后很不满意，于卅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94)。此信尚存，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当时曾如何的感动我，现在重检遗翰，使我如何的难过，均不待言。我想后来的人，读到这里，也总会得感动的，然则所谓“愧君多”者原是句不折不扣的老实话。(95) 朱自清性情温和，而此信语气如此峻急，可见作者十分着急。也正因听从了老友的劝谏，俞平伯不再为任何汉奸或与汉奸有瓜葛的刊物写稿子，因此，抗战刚刚胜利，北大尚未返校，已决定续聘俞平伯，朱自清还为此专门写信报喜(96)。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吴宓还在继续吟诗(陈越写越好，这与时局、心境以及身体状态有关)；其他人则除了偶尔应酬，基本上放弃了。朱自清是因为早逝(1948)，其他教授呢，或因忙于学术著述，或需调整政治立场与生活节奏，没有心思再沉湎于此业余爱好。这其实反过来提醒了我们，抗战中教授们的“漂泊西南多唱酬”，是有特殊因缘的。 不管叫“学人之诗”，还是“学者教授们的旧体诗”(97)，20世纪中国，此类书写从未断绝；只是在某些特殊时段，学者们的书写热情突然高涨，并有不俗的业绩。最典型的，莫过于抗战八年以及“文革”十年。突然的政治变故，将学者赶出平静的书斋，颠沛流离中，吟咏或写作旧体诗词是最好的精神安慰。此等咏唱，既确认其文化身份，让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借助韵语，表达某些幽微的思绪以及不合时宜的感觉。与沦陷区文人或“文革”中知识分子因环境恶劣而喜欢隐喻或隐语不同(98)，漂泊西南的教授们之所以选择旧体诗，更多指向个人修养、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怀。 同时写作新诗与旧诗的王统照，1937年9月28日在上海的《救亡日报》上发表了两首旧体诗(《南北》《夜战声中怀东斋并示昨非兄弟》)，后附跋语： 《救亡日报》函催文稿，并谓如有旧体诗亦可。此何地，何时，我们把笔呻吟已深惭愧，何况刊布出来与读者共览!但“言为心声”，有激切悲壮的诗文，虽在这血花飞舞，惨酷严重的时代也不是无一点点的兴观启发的效果。诗歌最易传达直接的热情，最易使人受感。历史上多少次对异族的战争已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佳作。直到现在，读陆剑南的“北望中原泪满巾，黄族空想渡河津，丈夫穷死由是事，要是江南有此人!”与杜少陵的《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诸作，尚能令人兴壮往之思，增抗敌之感，此外更不须多作引证。旧诗限于格律，不易自由抒发情感，固然是“骸骨”了。但讲文字的节约与声韵的调谐，却自有它的多少年的形式的锻炼。自然，写旧诗是一条绝路，永难有新的收获，“旧瓶中难装新酒”；勉强装上也容易变味。个人贪图省事，省力，偶一为之，无妨，却非创作诗的道路。所以我即有所作，向不发表。今以此二诗，尚非感伤式的作品，送与《救亡日报》补白，略记数言如此。(99) 这当然是站在新文化人的立场，对旧体诗的未来颇为悲观，只是感觉依依不舍，认定“在这血花飞舞，惨酷严重的时代”，此等“骸骨”依旧值得迷恋。 辨析旧体诗的过去与未来，或如何将旧体诗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不是本文的责任。我关心的是，国难当头，学养丰厚的读书人毅然选择写旧体诗来纾解郁闷，沟通情感，传递信念，表露心声，并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有情”且“鲜活”的史料，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在战火中的遭遇与思考、困惑与怨怼，以及压在著述背后的心情。基于我对抗战中西南联大历史命运的关注，也基于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及情怀的理解，更基于我对文学史写作模式的质疑，我更倾向于在教育史的论述框架中，采用“自传”兼“诗史”的视角(100)，来阅读、品味、阐释陈寅恪等漂泊西南的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 注释： ①参见陈平原：《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中国台湾)《政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11年12月；《中国大学西迁的历史、传说与精神》，《南方都市报》2014年8月3日。 ②相关著述很多，优先推荐以下四种：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易社强撰、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闻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③谢幼伟：《抗战七年来之哲学》，初刊《文化先锋》第3卷，第24期，收入贺麟：《当代中国哲学》作为附录，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版，第143—155页。 ④陈平原：《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⑤参见《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三部分“谆谆教诲，济济良师”、《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第六章“学术参战”，以及杨绍军：《战时思想与学术人物——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术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⑥钱穆：《国史大纲·书成自记》，《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⑦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 ⑧参见《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3、244—246页；陈平原：《学者的幽怀与著述的体例——关于〈陈寅恪集·书信集〉》，《读书》2002年第1期。 ⑨1943年郑天挺因长女由北平来昆明念大学，被困洛阳，借钱以佐路费，此书用以偿还欠债；1946年长女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北上复校途中飞机失事死于济南，时年23岁。参见《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94—395页。 ⑩郑天挺：《清史探微》，南京：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此“序目”在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增订版《清史探微》中改称《原序》。 (11)郑天挺：《〈恬盦语文论著甲集〉序》，初刊《图书月刊》三卷一期，1943年11月；见北京大学出版社增订版《清史探微》，第166—167页，以及《罗常培文集》第八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12)《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页。 (13)《独后来堂十年诗存(附跋语)》，《文教资料》1996年第4期，第50页。 (14)参见《魏建功文集》第五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9—627页。 (15)浦江清诗中提及西南联大同事汤用彤、钱穆、闻一多、闻宥、余冠英等，但未说是否唱和，故不列入。 (16)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提及，1943年陈寅恪在广西大学讲学时，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1883-1956)来访，和陈寅恪商谈其去牛津工作的构想，双方谈得很愉快(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71页)。 (17)参见陈乐民：《茶烟香袅逗高歌——从潘光旦〈铁螺山房诗草〉想到的》，《读书》1992年第7期；又见潘乃穆等编：《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29页。 (18)《〈铁螺山房集〉赠主人》，《朱自清全集》第五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页。另，朱自清1945年5月20日日记称“开始写一首诗”，第二天“下午写成诗《铁螺山房集赠主人》”，《朱自清全集》第十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 (19)朱自清的“寄怀俞平伯”属于例外。生活在北平的文人学者，同样有自己的唱和圈子，跟漂泊西南的教授不怎么重叠。这与诗文唱酬需要有某种实际交往有关；即便不怎么见面，书信来往总是需要的。 (20)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黄子卿是个特例，抗战中他写了不少旧体诗，还经常带着诗作向中文系教授游国恩请教。可惜的是，这册手抄本诗集，“文革”中不得已烧毁了，只留下了三首。参见黄志洵：《忆黄子卿教授》，《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47—249页；以及《游国恩先生学谱》，《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四卷，第411页。 (21)陈寅恪：《己卯春日刘宏度自宜山寄诗……》，《陈寅恪集·诗集》，第27页。 (22)刘、陈、吴三诗，载吴学昭整理本《吴宓诗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44—345页。 (23)《浦江清文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1页。 (24)参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69—173页；施蛰存：《〈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序言》，《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5)参见《辞清华赴浙大将离昆明感成一律》和《仍留联大寄谢浙大诸知友》，载《吴宓诗集》361页；《吴宓日记》第七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页。 (26)王季思：《〈浦江清文录·诗词〉序》，《浦江清文录》，第293页。 (27)《过南平病疟，喜遇声越、季思，匆匆别后却寄》，《浦江清文录》，第316页。 (28)《同题另成五律一首》，《浦江清文录》，第316页。 (29)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198页。 (30)参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156—158页。 (31)余冠英：《佩弦先生的性情嗜好和他的病》提及：“近十年来他的心境确是常常不舒”，“也许在他胃病较重的时期他常常想到死”(《文学杂志》三卷五期，1948年10月)。 (32)《圣陶颇以近作多苦言为病，试为好语自娱，兼示圣陶、公权，三叠颜字韵》，《朱自清全集》第五卷，第254页。 (33)参见《梅贻琦日记(1941—194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8页；《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199—201页。 (34)《朱自清全集》第五卷，第302—303页。 (35)朱自清1943年2月15日日记称：“见萧涤非所作诗，其句律甚好。”1944年6月10日日记又曰：“读涤非的诗，寓意甚好，颇有陈后山诗的风味。”见《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226、294页。 (36)《吴宓日记》第六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8页。 (37)梅家玲曾专门讨论“以诗赠答”之风的源起和“赠答诗”的酝酿成形，特别强调其展示的是“精英团队”“仪式行为”与“象征符号”，参见《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57页。 (38)参见《独后来堂十年诗存附跋记》，《文教资料》1996年第4期，第50、41页。 (39)冯友兰：《回忆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文学杂志》三卷五期，1948年10月。 (40)参见《吴宓日记》第九册，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8页；以及《吴宓诗集》，第394页。 (41)南下途中，刘文典撰《有感》：“故国飘零事已非，江山萧瑟意多违。乡关烽火音书断，秘阁云烟内籍微。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兰成久抱离群恨，独立苍茫看落晖。”《刘文典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3页。 (42)游宝谅：《游国恩先生学谱》，《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07页。另外，游珏、游宝谅撰《〈游国恩学术论文集〉跋》，提及“父亲善辞章，喜写旧诗。每逢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或感情异常激动，均有诗作。……可惜绝大多数的诗稿都不复存在了。幸好文集中还保留了一篇《论写作旧诗》的文章。”见《游国恩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02页。 (43)参见《浦江清文录》，第319页；《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附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0、149页。 (44)此诗写于1943年8月，载《潘光旦选集》第四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571页。 (45)《浦薛凤回忆录》中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44页。 (46)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47、169页。 (47)参见《潘光旦选集》第四集，第555—556页；《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附编》，第37页；《魏建功文集》第五卷，第623—624页。 (48)“不寄家书为绝愁，愁来怕看水东流。东流极目滔滔下，家在滔滔水尽头。”见《魏建功文集》第五卷，第624页。 (49)萧公权称自己此前此后写了两百多首诗，而成都九年竟然写了五百多首。“如果《中国政治思想史》可以说是‘漂泊西南’的第一个收获，这些诗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个收获。几位文学修养深厚的朋友鼓励我，与我唱和。我自知望尘莫及，但又欲罢不能。最令我感谢难忘的是朱佩弦(自清)教授。”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第137页。 (50)参见《吴宓日记》第六册，第338页；《浦薛凤回忆录》中册，第156页。 (51)《吴宓诗集》，第2页。 (52)《吴宓诗集》，第4页。 (53)《浦薛凤回忆录》中册，第155页。 (54)《刊印自序》称：“此集编辑体例，有作必收。原待高明读者自为甄选去取，非敢谓集中之诗皆具可存之价值也。”另外，参见吴学昭《整理后记》，《吴宓诗集》，第5、527页。 (55)参见1926年所作《编辑例言》，《吴宓诗集》，第2页。 (56)《朱自清全集》第五卷，第138页。 (57)《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298页。 (58)这里鲁迅的态度值得注意。正如许广平说的，“迅师对古诗文虽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多应友朋邀请，或抒一时性情，亦每随书随弃，不爱拾集”。参见魏建功：《关于鲁迅先生旧体诗木刻事及其他》，《魏建功文集》第五卷，第547—551页。 (59)《犹贤博弈斋诗钞·自序》，《朱自清全集》第五卷，第241—242页。 (60)浦江清：《朱自清先生传略》，初刊《国文月刊》第七十二期，1948年10月，《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23页。 (61)《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103、109、116、130页。 (62)《朱自清全集》第十卷，第115、121、166、193页。 (63)《朱自清全集》第五卷，第269页。 (64)《陈寅恪集·诗集》，第36页。 (65)吴学昭整理本《吴宓诗集》，第400页。 (66)《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第13、187—191页。 (67)萧公权：《小桐荫馆诗词》，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66—67页。 (68)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第157—158页。 (69)参见陈平原《说“诗史”——兼论中国诗歌的叙事功能》，《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10月；另见《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289页。 (70)近读陈寅恪妻子唐筼写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避寇拾零》(见《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第287—295页，此前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有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更加深这一印象。 (71)罗常培：《临川音系跋》，《罗常培文集》第一卷，第635—639页。 (72)参见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此文初刊《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1948年；见《罗常培文集》第十卷，第321—329页。历史系教授孟森后因病重不能离平，“临别时尚执手殷殷，潸然泪下”，参见郑天挺《自传》，《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96页。 (73)魏建功：《廿六年八月八日敌兵入北平，时北大方针未决，十月中始召同人赴长沙，将去北平有作》，《魏建功文集》第五卷，第619页。 (74)《魏建功文集》第五卷，第619页。 (75)陈寅恪：《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陈寅恪集·诗集》，第29页。 (76)朱自清：《妇难为，戏示公权》，《朱自清全集》第五卷，第293页。 (77)《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附编》，第35页。 (78)《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附编》，第26页。萧涤非《我的回忆》谈及此事始末，见《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附编》，第129页。 (79)《陈寅恪集·诗集》，第49页。 (80)“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杜甫)；“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贺知章)；“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 (81)参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9—362页。 (82)参见《陈寅恪集·诗集》，第24、28、29、42页。其中“乱离骨肉病愁多”句又见1942年的《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两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赋此》(《陈寅恪集·诗集》，第33页)。 (83)魏建功：《长沙志感》，《魏建功文集》第五卷，第620页。 (84)《雨僧师五十生日置酒》，《浦江清文录》，第317页；又见《吴宓诗集》，第387页。 (85)《浦薛凤回忆录》中册，第162页。 (86)《潘光旦选集》第四集，第556页。 (87)《读顾亭林诗集》及《大劫一首》，《吴宓诗集》，第326、328页。 (88)《吴宓诗集》，第327页，又见《吴宓日记》第六册，第243页。 (89)真正乘船离开天津，是11月10日，参见《吴宓日记》第六册，第248—250页。 (90)以上各则，见《吴宓日记》第六册，第168、185、212—213、219、224、226—227页。 (91)参见《吴宓日记》第六册，第207、208、211页。 (92)此诗作者生前未刊，后曾在《文学杂志》三卷五期(1948年10月)上发表，见《朱自清全集》第五卷，第283页。 (93)《致俞平伯》(十三)，《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第140页。 (94)据《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第140页。此信写于1943年12月22日。 (95)俞平伯：《诤友》，初刊《中建》三卷七期，1948年9月5日，见《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44—748页。 (96)《致俞平伯》(十四)，《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第141—142页。 (97)参见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第九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8)诗可以“隐情”，或许是沦陷初期周作人选择打油诗这种不入流的文类来表明心迹的缘故，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抗战期间新文学家对旧体诗词的迷恋。参见袁一丹的博士学位论文《北平沦陷时期读书人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2013，北京大学，未刊)第二章“动机的修辞——周作人诗文中的自我辩解”，以及“馀论”第二节“隐微修辞”。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对当代中国的旧体诗词写作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且有不少专门论述，参见其《当代中国旧体诗词问题》(赵京华译)，《东亚人文》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46—360页。 (99)《〈诗二首〉跋》，初刊《救亡日报》1937年9月28日，见《王统照文集》第四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0—521页。 (100)郭沫若称郁达夫的旧体诗“大都是经心之作，可作为自传，亦可作为诗史”，参见郭沫若：《〈郁达夫诗词抄〉序》，《郁达夫诗词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