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分期与基本线索论战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论战论文,线索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4年胡绳最早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这是胡绳对解放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刻检讨。① 这个检讨与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及苏联历史分期问题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影响关系密切。② 胡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标准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理论，进而引发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战。当时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等人亦赞同以阶级斗争为标准进行中国近代史分期，但他们的具体分期主张又意见相左。③ 还有主张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的分期法，代表人物是孙守任和范文澜。④ 也有主张以社会经济表征和阶级斗争表征结合为标准的分期法，代表人物是金冲及。⑤ 此外，还有主张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分期法，代表人物是刘大年。⑥ 因各自确立的标准相异，固做出的分期亦不相同，彼此为之展开激烈的论辩。
解放后普遍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历史与学术发展的结果，是百年史学发展甚至是几千年中国史学的一次根本性变革。新中国建立初年，就有史学工作者撰文论述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及史学工作者在建国初年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实际情况。郑鹤声指出：“马列主义是国际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自求解放的思想武器和伟大旗帜，是各国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对于他们的革命理论，应当深切研究而加以实践。而这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光辉典范，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以客观真确史实作根据，其次要有革命理论的贯穿，才不致陷于迷惶。”⑦ 华岗高度赞誉“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而它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能够精密地掌握社会发展规律。”⑧ 建国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史学工作者中的多数人感到唯心史观的错误，开始接受思想改造，并认同唯物史观，“两年来这个趋势已十分显著”。⑨ 尚钺曾表示“我们发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完全正确”，⑩ 这反映当时史学工作者思想理论上的转向。
当检讨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论辩时，我们看到，五六十年代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的学者们具备共同的理论方法，不同的是他们各自的着眼点存在着差异。学者们对唯物史观的信仰是真诚的，他们在阐述学术观点时是以马恩列斯毛著作中的一些“文句”作为自己学术观点的理论支撑，在批驳他人的学术观点时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文句”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
首先，引用经典词句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孙守任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上主张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某些质的变化为标准，为此他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论述，“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1) 以此为自己的学术观点服务。(12) 金冲及认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应当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以找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各个阶段中的具体特点，他是以斯大林的论述为依据的。(13) 戴逸主张用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为此他找到了几点理由，认为阶级斗争反映了作为历史主人翁的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生是基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奴役和剥削，他以列宁的论述为依据，“什么是阶级斗争呢？这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没有权的、被压迫的、劳动的大众反对特权阶级、压迫者和寄生者的斗争”。(14) 戴逸认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各种现象都和阶级斗争相关联，发生在政治、法律、思想、艺术各个领域内的斗争，其背后都站着一定的阶级，他运用毛泽东的理论为论据，“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5) 戴逸认为以阶级斗争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最能体现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最能揭露历史前进运动的规律，最能显示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最能反映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他引用列宁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仿佛迷乱混沌的状态中找出一种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论。”(16) 戴逸以此证明自己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观点是正确的，列宁所指出的这条基本线索是应该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7)
其次，引用经典词句批驳他人的学术观点。黄一良在反驳孙守任的观点时指出：孙守任在运用“主要矛盾”的经典理论时犯了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错误，这是由孙守任对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孤立片面静止地理解造成的。黄一良进而又用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些词句进行驳论。(18) 金冲及也用经典词句对孙守任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剖析和批驳。(19) 戴逸在批评孙守任“把近代史分成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大阶段”的观点时，认为孙守任直接用外国侵略势力性质的变化来解释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不能不说带有外因论的色彩。为此戴逸引用列宁和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些词句作为反驳对方的理论依据。(20) 章开沅对戴逸的批评也是运用经典词句作为反驳的武器，进而认为戴逸的结论与历史格格不入。(21)
50年代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论辩的学者，坚信自己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学术观点之正确。为何运用共同的思想理论会出现不同的学术分歧？原因在于经典理论论述之主题、角度、目的、针对性不同，因之表述的理论思想各有侧重。而学者们却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和领悟，决定其对经典理论的运用，进而导致着眼点的差异，并产生不同的学术结论以及引起彼此间的学术争论。例如对社会发展史，在经典著作中有不同提法。《共产党宣言》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2) 斯大林则说：“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发展史。”(23)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指阶级社会而言)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和斯大林所说的人类社会是生产方式发展史是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了各自的不同表述，前者是谈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后者是谈社会发展水平问题。对中国近代史发展脉络，毛泽东有多种表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4)“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25)“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26) 毛泽东以上几种论述的场合、角度、目的、针对性是不同的。苏双碧曾经分析认为：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是为了指导革命运动，是重要的政治文献，作为编写历史的线索，自然还必须有别的补充和归纳。(27) 50年代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论辩的学者，由于关注经典理论的具体论述，或多或少忽视了贯通的理解，因此虽然都在运用经典理论的文句，但对问题的理解容易产生分歧，进而形成那场具有历史时代特征的学术论辩，留下了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
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某些文句分析问题，合乎常理，有益推论，亦可成事半功倍之效。对于今天来说，在真正掌握经典理论的分析方法、全面把握其思想本质和理论精义的基础上，研究工作才会更具分析推论之深度，才会更具科学性和创造性。
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论辩，有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同时也反映了学术局限。
1.这次论辩的理论建树反映在如下几个论断上。
“三次革命高潮”的论断。这是胡绳提出并为多数人接受的一种理论观点。胡绳指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第一个革命运动的高涨；甲午战争以后出现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义和团失败后开始的第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归结为辛亥革命。(28)“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其一，强调中国近代史三个革命高涨时期。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戊戌变法开始实施改造封建专制体制，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辛亥革命则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三次革命高涨时期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迈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历史进步意义不能低估。其二，强调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历史现实决定的，不是凭空杜撰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不反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就不能独立，何谈走向富强，反帝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根本任务。清朝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就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彻底地腐朽了”。(29) 其三，肯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往撰史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而“三次革命高潮”理论全面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性质变化的论断。这是孙守任提出的。主要观点包括：其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外国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统治者，外国侵略势力起决定性作用。其二，19世纪末，外国侵略势力性质发生变化，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导致外国侵略势力侵略中国性质的变化。鸦片战争前，外国侵略以掠夺为主，鸦片战争后，以不等价交换进行商品推销和掠夺原料为主。1860年至1894年，侵略者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虽然侵略程度加深了，但性质的变化是较少的。1894年至1905年，帝国主义用“战争”方式代替了“温和”方式。1905年至1919年，帝国主义转入“比较温和的”侵略形式，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比以前更深了。其三，外国侵略中国性质的变化引起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表现在前后不同的四个时期上。(30)
“生产方式”决定论的论断是金冲及提出的。主要论点包括：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此，金冲及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革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40—1864年。这一阶段中国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但就整体来说，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第二阶段为1864—1894年。这一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特征渐次形成。第三阶段为1895—1900年。这一阶段中国进一步堕入半殖民地的社会中。第四阶段为1901—1914年。这一阶段帝国主义牢牢骑在中国人民头上吮吸膏血，成为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寄生毒瘤。清王朝财政日益困难，加紧对农民进行各种苛捐杂税的勒索。第五阶段为1914—1919年。这一阶段更加深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灾难。(31)
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的论断。参加论辩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非常关注，思想认识基本一致。这些基本内容总括说来，就是所谓的八件大事，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这八件大事是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事件和内容。这些大事从反帝反封建的层面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勾画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它们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状况、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
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观点，今天看来，它虽然存在需要深入探讨的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也有生硬或不全面之处，但是在五六十年代，它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和建树是功不可没的。这样或那样一种历史研究理论很难包揽一切，也不能绝对全面，我们今天要充分肯定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学者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就，何况其做出的理论贡献是那样的宏阔与深刻。
2.这次讨论产生了重要的实践意义，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20世纪50年代以后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和论著就其思想旨趣和体例内容而言都体现了“三次革命高潮”理论的特点。
林增平在《中国近代史》(32) 前言中指出：“近年来，我国史学界热烈展开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迄今为止，虽然在划分时期的具体界限上尚有异议，但却一致肯定，正确地采取分期的办法去研究和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才能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作综合的探讨，找出贯穿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线索，掌握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从而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获得全面的系统理解。”(33) 接着作者叙述了这部著作的特点：本书是受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影响，并吸取了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意见，按照分期的办法来编写的；本书以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划分为标志，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时期，并列为三编，每编的标题都是以教学大纲的意见来确定的，就是按“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来编写的；本书各个阶段的划分是以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件为标志，重点反映中国近代社会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体现了本书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理论的接受。仅从上述三点来看，本书的出版是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最直接的成果之一。
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34) 的编写既受到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所形成的“三次革命高潮”理论的影响，又受到作者本人在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过程中所阐述的某些学术观点的影响。本卷主要叙述了1840年至1864年这一期间的中国近代历史，即中国近代史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35) 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戴逸也主张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但第一个时期他是从1840年划到1873年云南、陕、甘回民起义被镇压，而不是1864年太平天国的失败。按照他自己的分期，本书应撰写到1873年，而不应当是1864年。看来本书的分期是作者根据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要求来处理的，这说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而形成的“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影响之大，并被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所采纳，进而影响有关著作的编写，以致持不同意见的学者编著教材时也要按其要求去作。本书在评价有关历史现象时，还直接受到作者本人在参加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时所阐述的某些观点的影响。如戴逸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对太平天国的阶级队伍成分和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判断，与他在《中国近代史稿》中的阐述是相同的，(36) 反映了讨论过程所形成的理论观点与著作撰写之间的内在联系。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37) 和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38) 均分为三章，每章一个时段。三个时段均为1840—1864年、1864—1901年、1901—1919年。这两本书从标题的设置和时段的划分来看，均是按“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来撰写的。
以上我们介绍的四部著作虽然都有自己的学术特色，但是就编撰的基本思路以及编撰体例和编撰内容来说，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学科理论的影响，充分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所产生的实践意义。这种影响不仅限于五六十年代的著作，实际上它一直影响到八九十年代直至今天。在通史性中国近代史著作以外的专史著作也同样受其影响。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一书分为三编：第一编的标题是“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时期”，时间段为1840年至1864年；第二编的标题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形成和边疆危机普遍发生时期”，时间段为1864年至1895年；第三编的标题是“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下中国半殖民地深化时期”，时间段为1895年至1919年。这里除第二编与第三编的分界线不在1901年外，其余与“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论是吻合的。
从50年代以来的课堂教学中我们也能体会到这一点。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和高等师范学校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采纳了三次革命高潮的分期方法，学生们使用的教材和老师们授课的思路也是如此。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一书在1979年再版时的“重印说明”中有两段话：“本书于1958年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有些高等院校还把它作教材使用”；“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实行文化专制主义，阻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历史著作的出版，读者需要的历史书籍目前还很缺乏，特将这部《中国近代史》重印，以应急需”。由于80年代以前，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缺乏，也由于这本教材在理论与史实方面有较高的科学性，又是典型的“三次革命高潮”理论的范本，故可以想见本书当时为何如此倍受欢迎了。
3.这次讨论对认识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脉络和特征以及对建立新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都是带有范式意义的一次突破。但其中的学术局限还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运用理论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诸多问题有过论述，特别是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有比较多的阐述。他们的论断具有指导性的理论价值，这种指导是理论、方法和立场的指导，不是用个别词句或结论代替具体历史研究的结论。然而在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有些学者往往忽视了经典理论的具体时空的意义，去强调某个论断而又忽视其他论断。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论断带有历史的烙印，而对历史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历史研究不是注释经典理论。经典作家不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他们虽然对中国近代史作过一些原则性的结论和提示，但是不能代替我们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尤其不能代替我们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系统研究，包括对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分别研究和综合研究。
其次是研究内容的局限。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加强了对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史的研究，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阐明资产阶级不能使旧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事实，这些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初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重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所以距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备和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用“三次革命高潮”和“八件大事”去规范中国近代史，在当时是一个学术创新，但是它又不可能全面反映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内容。从中国近代通史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并不完善，历史内容还存在不少空白，直接造成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的不足。有学者认为，假如从清朝历史发展的延续出发，以近代社会包括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的变化为基点，融大事件于其中，也许是一种突破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格局的办法。(39) 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探索的难度很大，需要具备深刻的理论思维、丰厚的知识结构和必要的科研条件。
再次是思维方法的局限。思考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趋向，首先要考虑近代史发展的合力问题。社会的发展是靠合力作用的。在思考合力的基础上，再继续思考这其中的主要动力，有助于研究近代史的发展线索。50年代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缺乏思考近代史发展的合力问题，这就容易把很多重要的历史因素排斥在研究的视野之外，这是思维方法的局限造成的。
对于中国近代史分期这样一个涉及历史发展规律的复杂问题，企图通过几年的讨论就能够解决是不现实的。我们也不能因为其历史的局限而否定其当年取得的学术成就。现在阐明这些局限，是为以后学术探索提供历史的借鉴。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到了70年代末再度兴起，并以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为题展开讨论，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这次讨论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理论取得重要成就的反映。这一时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各种理论观点得到了充分的表述。除了“三次革命高潮”说外，还形成了“四个阶梯”说、“民族运动”说、“两个过程”说、“双线”说和“三个阶梯”说、“反帝反封建斗争过程”说、“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说、“新三次革命高潮”说、“两段论”说等。通过这一时期的讨论，近代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宏观体系和基本内容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并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纵观二十余年的讨论，我们可分三个阶段来把握它。
第一阶段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指从1978年《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发表范文澜的遗著《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到1985年曾景忠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发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述评》前后的这段时间。范文澜遗著的发表，透露出近代史学界在渡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重新注重学术研究和关注近代史学重大理论问题。而真正引发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深入讨论的是1980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的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这篇文章不同意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认为要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进程。1984年李时岳又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一文，系统阐述了他本人的学术观点，使论辩进一步展开。这一时期胡绳、章开沅、刘大年、戚其章、苏双碧、苑书义、荣孟源、胡滨、张海鹏、徐泰来、陈旭麓、汪敬虞、张耀美等人先后发表文章，阐发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意见和主张，并参加了热烈的论辩，形成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几个重要的理论观念。
第二阶段为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1986年，姜进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1990年，胡绳在《近代史研究》第6期发表《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在这段时间里，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学者仍然很多，其中陈旭麓、夏东元等学者的学术探讨有较大影响。
第三阶段为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指从1991年姜秉正在《学术研究》第1期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应树立新坐标》到1999年张海鹏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发表《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评析》的这段时间。这一时期学术界仍在深入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其中胡绳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发表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张海鹏在《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和林华国在《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发表的《也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之间的关系：李时岳“两种趋向论”质疑》等文章影响较大。
在新时期前后二十余年分为三个阶段的讨论中，每个阶段各有侧重，又一脉相成。三个阶段均以分期问题和基本线索为主线，而讨论中要涉及一些具体史实和理论方法等相关问题，所以各个阶段又形成了不同的关注点：第一阶段关注重大事实的重新评价；第二阶段注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问题；第三阶段关注近代史研究理论的突破。讨论的逐渐深入，推进了中国近代史重大理论问题的研讨进程。
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六十年代，还是新时期的八九十年代，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和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都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有几点共同之处。
第一，旨在探讨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规律。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把丰富的历史现象描述和反映出来，并科学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历史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某段历史时期的个性，把握某段历史时期的重要特征。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正是注重研究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内容和历史演进的最基本的规律。胡绳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实质就是要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规律。胡绳所揭示的三次革命运动的基本特征，是对中国近代史重要内容认同的结果，胡绳同时认为阶级斗争的发展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始终，并通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规律。胡绳是着眼于政治史，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发展规律的。李时岳提出了“四个阶梯”的论断。他认为四个阶梯恰恰是由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反映的。李时岳在理解四个阶梯的基础上，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质上存在着两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向上发展的趋向。“两个趋向”是李时岳探索近代史基本线索时对中国近代史基本规律的理解和认识。章开沅从“民族运动”的视角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因此他所理解的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是指这一历史时期的整个民族运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其间一切民族战争、农民起义、政治革新、企业兴办、改良运动与革命斗争，都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的组成部分，亦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正是从这样的视角来认识问题，所以章开沅是这样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规律的：“从民族运动的角度看‘五四’以前的中国近代史，可以把这八十年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潮’，即以1900年为界标，把中国近代民族运动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这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在第二阶段又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为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所谓高涨，不仅指参加人数的众多，而且指近代民族形成和觉悟的程度，只是后者的差异显示了三次高涨的不同层次。民族运动的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整体态势，是由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兴起与低落而自然形成的波涛式曲线，它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40)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探索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实质是在探讨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规律。从而显示其探索的学术和理论意义。
第二，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50年代通过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促进和影响了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上文已述。八九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又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在教学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专史受到高校广泛关注，并通过选修课的形式充实到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如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现代化史的课程在高校历史学专业被广泛讲授。与教学相仿，科学研究也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改革开放以后，关于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研究得到空前加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历来被称为“热门”的领域继续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开拓；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得到了新的加强。在专史研究方面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令人振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就还表现为一系列学术新领域的开拓。这些新领域虽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迅速，成就显著，有些新课题甚至后来居上，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热点”。在诸多新领域中，关于近代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以及中国近代化史的研究比较活跃，引人注目。(41) 这些现象的出现显然与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探索密不可分。
第三，探讨了基本相同的重要问题。五六十年代虽然多以中国近代史分期为题进行讨论，但实质仍然是在思考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基础上来探索近代史分期问题。八九十年代虽然多以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为题进行讨论，但也未忽略对分期问题的研究。分期和线索实质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两个方面，不去研究基本线索，就很难把握分期问题；反之，不对历史进行分期，又很难看清历史线索的基本走向，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是互为参照和相辅相成的。
八九十年代的探索较之五六十年代，除共同点外，还有一些不同之处。
第一，扩展了思维空间。八九十年代，参加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讨论的学者要比五六十年代参加讨论的学者多得多。五六十年代发表有关基本线索和分期(包括专史)的学术论文近四十篇，参加讨论的学者有二十几人。而八九十年代发表的相关论文(包括专史)大约有一百五十多篇，参加讨论的学者近百人。参加讨论的学者增加了三四倍，论文发表的数量也增加了三四倍。从发表论文所反映的内容可以证实学者们对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思考的思维空间扩大了。首先，学者们探索问题的视角多样化了。五六十年代，学者们探索的视角主要局限在以阶级斗争为标准，或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作为分析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出发点。而八九十年代，探索问题的视角从阶级斗争、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经济等逐渐扩展到对近代社会的不同发展趋向，近代民族运动的走向，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反帝反封建的过程、资本主义近代化等问题的思考，通过这些不同的视角来探求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给人们更多的启发，有助于对问题全面深入的理解。其次，随着视角的多样化，学者们思维空间更为广阔，思考问题也更加独到，因此学术分歧也更加明显，论辩渐呈激烈之势。李时岳对胡绳的质疑，汪敬虞与李时岳之间的论战，林华国对李时岳的批评，张耀美对章开沅的评述，戚其章与张海鹏的论战，夏东元对陈旭麓的评价，胡维革与夏东元之间的商榷，都反映了学者之间因宽广的思考而使学术观点产生明显的分歧。而分歧所带来的学者间的相互论辩，使研究的问题更加深入。汪敬虞与李时岳之间几个来回的交锋，使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就更加深入了。
第二，重视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论。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开始注重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的眼界逐渐扩展，各种新方法被引进和运用，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手段。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些学者开始深入探讨历史研究方法变革的重要意义，认为随着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发展，引起了科学观念和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使人们认识到，在历史学研究中运用新思维和新方法的重要意义。同时，史学工作者还认为，在进行系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的分类研究时，应当积极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在研究手段方面，广泛地引进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种学等学科的方法，创建一些边缘学科，从而构筑一个多层次的历史研究架构。(42) 也有学者指出，借助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从整体宏观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这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的历史环境、内在结构和外部功能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为历史主题、研究内容、理论规范、研究方法、基本线索、阶级分析、中西关系等方面的突破提供了可能。还有学者指出，应当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整体系统的研究，注重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内部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注重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43) 在讨论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时，有学者特别强调唯物史观重要的思想方法论意义，并指出要辩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防止牵强附会或单一化。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者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不可取的，当然也绝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44)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历史研究的方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并力求运用这些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促进研究工作有新的发展和进步。
研究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的本质是探索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因其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因而在20世纪后半叶一直被史学界所关注，只因“文革”中断而被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后一时期以“基本线索”为题进行讨论，既是前期讨论的继续，又反映了讨论理念的清晰化，是对问题本质的逼近。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新世纪初，仍有学者撰文研究，(45) 而进一步探索要关注两个问题。
第一，加强中微观历史研究。相对于中微观研究的是宏观研究，宏观研究是指对某时段内历史发展总体态势的研究，如历史脉络、社会性质、主要矛盾、经济生活和价值取向等。八九十年代对中国近代史宏观体系和基本线索的研究是宏观研究。中观研究是指对某历史时段内具体领域的总体态势的研究，如某时段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基本状况等。微观研究是指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以及对事件与人物研究中各种基本因素相互关系的研究。历史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相互联系。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研究属宏观研究。对其深入探索要靠中微观研究成果支撑。中微观研究不能就事论事，目光拘谨于狭隘之时空内，如此反而容易出现“研究愈繁密，其距离历史研究的真对象愈遥远”的弊病。(46) 中国近代史的中微观研究应力求“上下延伸”、“横向贯通”，注重历史复杂性、多样性和连续性，把中国近代史问题放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内，其诸多特征反易显明而突起。(47)
第二，正确运用思想理论进行诠释。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宏观、中微观研究，要运用正确的思想理论进行解释，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在纷繁庞杂的历史现象中认清历史的本质及其真实面貌。在以往历史研究中，我们运用唯物史观的指导已经取得丰厚成果。唯物史观仍然是指导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当然要客观分析经典理论，区分哪些具有一般指导意义，哪些属于个别论述。我们还要关注和借鉴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理论与方法。包括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为我们研究中微观史学服务。
半个世纪的探索，我们在一定层面上读懂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涵，把握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特征和规律，但需要进一步解读的问题还很多。我们坚信，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近代史研究将会再次出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注释：
①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号。
②参见石父辑译：《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华书局1952年版。
③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章开沅：《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荣孟源：《对于近代史分期的意见》，《科学通报》1956年第8期。
④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10月25日。
⑤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⑥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⑦郑鹤声：《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文史哲》1951年第1卷第2期。
⑧华岗：《五四运动史·引言》，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页。
⑨华岗：《两年来中国历史科学的转变和趋势》，《光明日报》1952年3月15日。
⑩尚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08页。
(12)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13)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1年版，第26页。
(14)转引自石父辑译：《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第110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72页。
(16)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页。
(17)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18)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光明日报》1955年8月18日“史学”第63期。
(19)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20)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21)章开沅：《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23)《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中文1953年版，第153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95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40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93页。
(27)苏双碧：《朝夕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页。
(28)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29)《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4页。
(30)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31)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32)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上、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3)林增平：《中国近代史·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4)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5)本书未见第2卷和第3卷，估计这两卷是要分别撰写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内容。
(36)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513—514页。
(37)郭沫若：《中国史稿》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38)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39)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
(40)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41)参见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187页。
(42)参阅姜进：《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43)参阅张炳清：《中国近代史系统分类及其方法论问题初探》，《求是学刊》1987年第1期；阳晓天：《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系统分析》，《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3期；何晓明：《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分析初探》，《学术月刊》1986年第4期。
(44)参阅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45)李良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福建论坛》2002年第1期；严亚明：《关于中国近代史上限问题的几点思考》，《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46)蒙思明：《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18期(1941年12月1日)，香港龙门书店1968年版，第2页。
(47)参见严亚明：《关于中国近代史上限的几点思考》，《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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