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辩证法角度看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形成论文

从辩证法角度看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形成论文

从辩证法角度看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形成

王永灿

摘要: 辩证法是马克思人学理论形成的基础。马克思从人的现实性中发现了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并在人的自然性中揭示了人的本质;从人的历史性中发现了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类自我运动历史构成了人类发展历史;同时马克思在人类发展过程发现了人的异化,主张通过消灭私有制消除异化,最终实现人的解放。这三个层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是要注重和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二是要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尤其是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要以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最高标准和最终目的。

关键词: 马克思;辩证法;人学

马克思一生都在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类命运,因此对人的关注和研究,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人学理论包括了人性论、人的本质论、人的价值理论、人的异化理论及人的解放理论等诸多命题。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形成,经历了由抽象到具体、由现实到历史、由片面到全面的辩证发展过程。因此辩证法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成为了马克思人学思想形成的基础。

辩证法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并不是把辩证法当作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加以建构,而是在继承和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上,把辩证法作为一种科学工具而加以使用。作为一种科学思维方法的辩证法,不仅被马克思运用到其人学思想研究过程中,而且还贯穿到其唯物史观的形成,以及后来资本论的创作过程。

具体到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形成过程,马克思以人的现实性为起点,注重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普遍联系中发现人性、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注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注重在人的自我异化中寻找到人类解放的最终道路。

一、从普遍联系中发现人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以事物的现实性为基础的。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强调辩证法的现实性基础,建立在现实性基础上研究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发展及其运动规律。这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人的问题当中,从普遍联系中发现人的本质问题。这不仅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超越,也是马克思人学思想形成的起点。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转变,经历了由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马克思早年受黑格尔的影响,在人学问题上,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其博士论文中,阐述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注重通过环境改造实现人的自由。把自由看作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博士毕业以后为《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仍然把自由与理性看作是人的本质:“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2]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逐渐接触到了现实问题,由于物质利益而引起的精神困惑,迫使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转变。其研究的视角,逐渐由抽象的国家转向市民社会,由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并提出了人的解放问题。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提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成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3]。这种解放,是人摆脱了政治和宗教对人的束缚,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人的劳动、生活都具有现实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并能够使这种力量成为真正的社会性力量,人类解放才能够完成。马克思此时虽然还没有发现唯物史观,并能够利用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程度,但是却从对鲍威尔的批判中发现了人与社会关系相异化的现象,并提出人要摆脱这种异化现象,实现人的解放问题。因此现实的人成为了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的起点。

人的现实性,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看到了自然界对于人生存在的根本意义,把人与自然直接统一。因此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3]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马克思说,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3]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物一样,具有自然性的一面,表现为自然力和生命力。同时与自然物相比,又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以欲望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第二,人的能力、活动等受自然的约束:“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第三,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界。马克思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3]人要生存,就必须在与自然界不断互动中获取人所必须的生存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不仅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

从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人首先是自然的一部分。不仅来自于自然,而且生存和发展都要依靠自然。但是,人对自然并非是单纯的受动或者服从。人与动物不同,人具有能动性。因此在自然界面前,人类不仅表现为一种本能的激情和热情,而且还通过这种激情和热情来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的历史成为人自身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把立足于现实,强调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既揭示了人作为自然性存在的特征,也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本质,从而自觉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并为唯物史观的建立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人学依据。

异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否定。人要真正实现活动的自由和自觉、真正占有自己的本质,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就要对异化活动进行再次否定。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之否定。那就需要通过否定私有财产的途径来消除人的异化现象,需要通过工人解放的政治形式。通过对劳动异化的扬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人类的最终解放。所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复归。”[2]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扬弃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自我异化和自我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同时共产主义表现为一种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中,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消灭了异化的基础,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和人的全面发展。在这种形态中,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由和必然、个体与人得到了高度统一。

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人类自身。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具有自由和自觉的特征。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类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并且人可以按照人的任何尺度进行生产,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二是生产的全面性。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处。动物的生产是服从于生存,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可以不受肉体的影响,具有全面性,因为“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2]。人类生产的全面性决定了人发展的全面性,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根本的东西的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7]

在从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我们看到人的自然性和人所特有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则是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的。因此马克思更加注重的是人的社会性的一面。马克思早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就已经关注到了人的社会性的问题,他认为“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4]。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看到了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但是却把这种价值基础建立在人类天性的基础上,还没有摆脱德国唯心主义的印记。随着对人本质问题思考的逐步深入,马克思逐渐转向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入考察,并最终形成关于人的本质学说。

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实现人

人不仅创造历史,成为历史的主体,人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历史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实现了人自身的发展。首先是人的感觉,马克思说“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2]客观对象与主观感觉具有一致性,如果没有自然界的不断人化过程,人的感官也便无从发展。所以人的感觉,也正是由于不断人化的自然界才得以形成和产生。因此马克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2]其次是语言和意识的产生,在马克思看来,语言和意识的产生,同样来自于历史活动。他说:“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5]即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由于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的需要,人类意识不断提高,最后发展出人类语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意识的表现形式,语言和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产物。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是对立的两个阶级,资本家利用资本剥削工人劳动,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人的劳动从本质上讲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存在,变成一种被迫的劳动方式。因此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导致工人阶级的异化,导致人发展的片面性。马克思在《手稿》中揭示了工人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即“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2];工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即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自愿的,而是强制性的,被迫的;工人同人的类本质的相异化。生产的特点本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工人的活动也成为了维持工人肉体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人与人的异化。既然工人劳动不属于自己,那就属于别人,属于工人阶级之外的他人。这里的他人,就是资产阶级。因此“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2]

式中,ppd为探测器读出光功率;B为测试带宽;λ为光谐振频率;θ为探测器光电转换效率;c为光速;h为普朗克常量;D为谐振腔直径;Q为谐振腔品质因数。由式(1)可知:

总之,上述种种需要表现出了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人类历史的发展,正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关系中形成,并且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生产力的范畴;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则是围绕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展开,这种关系则构成了生产关系范畴。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形成了各种社会结构以及国家。而上述两种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形态。

在形成人类历史的活动中,人类实践则起了决定性作用。实践即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把这种活动看作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看作是人的类本质:“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2]这里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人的类本质与上述他把社会关系看作是人的本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区别在于:实践作为人的类本质,是把实践活动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而把社会关系看作是人的本质,则是从社会关系上确立人作为完整的和独立的人的产生和形成。前者侧重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分,后者强调人自身的形成过程。二者联系在于,劳动也好,社会关系也好,都是人自身的特征,不过前者侧重于人的主动性,后者侧重人的被动性。因此袁贵仁先生总结说:“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劳动和社会关系之间既不是绝对对立的,也不是完全等同的。”[6]既看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区别。

3月21日,担任银监会主席一年多的郭树清成为刚刚成立的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任主席。5天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干部大会,中组部相关负责人宣布了他的另一项职务:郭树清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

通过这种实践活动,人类不断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界,把自然界变成人身体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说人类“全部生活在本质上实践的”[5]

马克思看到了人类实践活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在经历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向第二次科技革命迈进。马克思看到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肯定了历史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交互作用,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在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工业时代的来临,正是人的实践活动作用的结果,并以此为基础,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概念最初于1976年由美国学者罗杰·萨尔乔(Roger Saljo)和伦斯·马顿(Ference Marton)提出[1]。“深度学习”不是指学习内容的深度和难度,而是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状态,追求知识的主动加工、深度理解和不断地自我反思,关注学生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等高阶思维的发展,是一种合理运用合作、探究、展示和追问等教学手段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经历高阶思维过程,并获得深度体验的学习。

马克思对人的研究,并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马克思把人自身的发展及人类发展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活动构成了人类历史,这种思想,也成为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前提。同时人自身也是历史活动的产物。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人与历史之间的辩证统一。

人的历史性证明了人一方面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创造历史,另一方面人也在不断的历史活动中生成自己。而在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中,实践活动则构成了人与历史之间的中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成为人的类本质。成为人与动物能够区分开来的根本标志。

三、从人的异化角度解放人

异化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异化的概念早已有之,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被广泛使用。尤其是黑格尔把异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加以探讨。黑格尔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作为这一唯心主义体系的最高精神——绝对观念,在自我异化中形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最后回归绝对观念本身的过程。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创立了唯物主义,但是在人的问题上,又陷入了新的唯心主义。如前所述,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看作是人的本质,同时把宗教看作是人的自我异化,人变成了非人,变成了上帝的奴仆。要扬弃异化,使人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但是费尔巴哈放弃了宗教,又建立起了爱的宗教,并没有真正解决人的异化问题。马克思早期学说中使用异化仍然带有德国古典哲学的痕迹,但是随着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逐渐摆脱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把异化看作是人自身发展的自我否定,通过对这种自我否定的再次否定,最终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

由此马克思由人的社会性过渡到人的本质概念。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基础上,得出人的本质的经典定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该定义一方面强调了人的现实性,即自然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了人是社会关系总和,指出了人的形成,是各种社会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诸多方面的统一。

人是历史的主体,人在劳动中形成了世界历史。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这种历史观,一方面强调人的劳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自然界在人的劳动中从而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对于人而言,生命活动构成了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由这一前提引起人的需要,首先是生理需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人的三种需要的生产:第一种,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资料,如吃喝住穿等基本需要,“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吃喝住穿是人类最基本需要,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不断地把这些需要生产出来,这是贯穿人类历史当中的最基本的活动。第二种,为满足第一种需要而产生的新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5]为了满足人类基本活动的需要,人类就必须不断创造和改进生产工具以及进行其他活动。第三种需要就是生命生产,也就是繁殖的需要:“一开始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5]这是人类生命自我繁衍,自我延续的需要。

美国、英国等国家国内税法中较早地引入了强制披露规则,作为税收信息申报的有效补充,应对征纳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英国的避税方案强制披露制度下,截至2013年,在已披露的2366个避税筹划安排中,有925个已经通过立法而解决。同时,随着这项制度的实施,进行类似税收筹划的数量不断下降,近年来披露的方案在逐年减少。美国国内收入局的专家认为,对一项公开交易来说,如果这项交易可能会被否定、交易被要求披露以及未履行披露义务会受到处罚,这些因素都会使纳税人不太可能会实施该交易或类似交易,从而降低税务机关的整体风险。

工人的异化劳动体现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既源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又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资本家利用生产资料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导致工人阶级劳动异化,同时工人阶级的异化劳动又创造了更多的私有财产,因此私有财产又成为了异化劳动的结果。所以马克思总结说:“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他是外化劳动的后果。”[2]

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性的揭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真正完成了自然的人化过程:“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3]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社会中,人才真正实现了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复归,包括人的意识、情感及人的享受等;同时自然界也转变为人化自然。第二,人的活动的社会性。人的活动不是单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性活动,需要借助于思维、语言,需要借助于人与人的联系和交往,并且只有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才会产生自我意识。因此马克思说:“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3]第三,人既是个体又是总体。单个的人是现实的人,既是个体,也是主体。相对于社会整体,人是“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3]。相对于人自身,人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3]

以上我们仅仅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及人类解放问题,如果把异化放到整个人类历史领域,仍然遵循了否定之否定规律。人类在原始状态下,劳动者自己的劳动同自己的劳动产品交换,此时并不存在异化,但是随着分工和交换的扩大,劳动从对劳动者自身的满足变成了谋生的手段,此时的劳动已经变成了异化劳动,不过是到了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异化劳动变得更加突出而已,要消除资本主义的异化,实现人类解放,就要依靠工人阶级,打碎异化劳动的枷锁,这在马克思看来需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要使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5]。反映到资本主义世界,就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成为极为尖锐并且不能调和的地步;二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5]。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创造条件。

转化生长因子 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TGF-β)是细胞生长抑制因子,可促进细胞外基质形成,促进新生血管形成[2],调节细胞增殖与分化,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TGF-β1是一种分子质量为25KD的多肽,是TGF-β在人体内的主要存在形式。我们从病理学的角度,对TGF-β1进行检测分析,探讨TGF-β1在卵巢浆液性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为卵巢癌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四、小结

马克思把人从抽象的绝对观念和宗教精神中解放出来,归结为人的现实性之中。这种现实性,表现在人首先是自然物,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结成各种关系,并通过人类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界。在各种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形成了人的类本质和人的本质,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推动力量,实现了人类由异化到解放的历史过程。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苏醒时间、麻醉恢复室停留时间服从正态分布,采用(±s)表示,改进前后比较采用t检验,手术以及麻醉恢复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患者满意率以及医师满意率用[n(%)]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马克思对人的研究,坚持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立足于人的现实性,这是马克思人学思想形成的起点;另一方面他不是把人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人,并且把历史发展建立在人类自我生成、自我运动过程中,最后达到人类解放的过程。这一过程,正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征:“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1]

马克思从辩证法角度揭示人的存在,成为了马克思人学理论形成的基础。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发现了人的三重属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揭示了人存在的本质,从主客体意义上揭示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从人类劳动中发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不同,揭示了人的类本质;从人的历史性中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基本结构及发展的不同形态;从人类不断自我否定运动过程中发现了人类异化劳动,揭示了人类最终命运,并主张通过工人阶级革命实现人类解放。

自由膨胀条件下,水分渗入膨润土中,最大程度楔开蒙脱石晶格间距,导致吸水后体积发生显著的膨胀。当干燥失水后,因毛细作用蒙脱石颗粒自身收缩,且团(颗)粒之间也大幅靠近,从而引起显著的收缩变形。由于纳米氧化硅的充填效应和氧化钙的水化胶凝作用,掺入纳米氧化硅和氧化钙的膨润土收缩量明显小于纯膨润土。

然而,在中国对中南半岛开展文化外交的过程中,各对象国所采取的行为方式却存在差异。例如,柬埔寨对同中国发展文化关系表现出较强的配合热情,泰国更重视双向互动,越南则带有一定的保守倾向。同为中南半岛国家,同样是与中国开展文化外交活动,为何各国的行为方式却呈现差异?目前学界的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鲜有关注与讨论。基于此,本文拟选取越南、泰国和柬埔寨三国为例,从国际关系的视角设计分析框架对上述国别行为差异进行解释,并尝试提炼规律性的结论,从而为文化外交的理论研究以及我国的外交工作提供参考。

因此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其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之上的。并且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仅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基石,而且还贯穿在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中,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

综上,从辩证法角度看马克思人学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第一,人的现实性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起点。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因此情感和欲望是人本身所具有的天性;而人的交往、发展乃至自我实现等需要则是人的社会性表现。做好人的工作,需要注重和满足人的现实性,既包括人的物质需要,又包括人的精神需要。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8]需要我们更加关注人的需求变化,尤其是对人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第二,人的历史性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关键,人的需要和发展是多样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人与历史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既是历史活动的创造者,也是历史活动的继承者,正是在这种创造与继承之间实现人的丰富性。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满足群众不断变化发展的各种需求。第三,人的解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指向,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价值取向。从人的异化到人类解放,一直是马克思一生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制的存在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人屈从于资本的统治之下无法得到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只能是一句口号,而社会主义则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不是物统治人,而是人支配物,因此社会主义为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并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越来越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所以当前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不断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11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63,268,273,305,306,276,277,29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9,272,301,302,310,32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6,79,81,86.

[6]袁贵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90.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

[8]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收稿日期: 2019-02-25

作者简介: 王永灿,中共苏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江苏苏州,215011)

中图分类号: A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79(2019)02-0035-06

责任编辑 刘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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