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凯恩斯还是回归马克思?
——中国产能过剩研究与反思
李小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6)
[摘 要] 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以及市场遇到的危机均有一定的研究和论述。凯恩斯和马克思均对萨伊定律提出过批评，而萨伊定律的核心在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产能过剩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大问题，其产生与供给—需求的关系密不可分。产能过剩既是一个理论困惑，也是当下的一个研究热点和经验困惑。对此，凯恩斯与马克思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AD—AS曲线的关系进行讨论，在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路线的基础上，文章构建新的分析框架，分析中国产能过剩的机理，通过该推理路线最大程度拟合中国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凯恩斯；马克思；萨伊定律；扩大再生产；产能过剩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灾难(失业、贫富不均等)成为凯恩斯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和认识的起点，凯恩斯的整个研究过程围绕上述现象及问题的解决而展开，并对古典经济学做出了深入反思。经济学领域的“凯恩斯革命”，其意义不仅在于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更重要的是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了一次思维范式的革命，完成了从个体最优化决策的思维定式向不确定性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重大转变和勇敢尝试。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是为了更好地调控宏观经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运动的深刻分析，使马克思获得了资本主义病理学家的美誉[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产生了一些经典性论断，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对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启发。深入研究这两种经济学思想，才能在比较中理解中国相关的经济学现象。
正如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强调的那样：“竞争的规律是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从未有过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化为尖锐的对立。供给总是紧跟着需求，然而从来没有达到过刚好满足需求的情况；供给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永远不相适应，因为在人类的不自觉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给究竟有多大。”[2]产能过剩的上位知识是市场中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凯恩斯革命”通过管理总需求以实现高就业率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而不受调节的市场经济中，总需求可能会长期不足。市场如何配置资源，供给量和需求量之间究竟是什么状态，不同学派或理论的观点不一。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或萨伊定律所宣称的那样，市场不会产生诸如产能过剩的危机，也不会因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实践而不再发生。产能过剩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现象，其产生涉及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这二者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是如何相互影响，进而使得产能出现过剩，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一、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思想
凯恩斯本人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不确定性与历史时间[3]，认为不确定性与风险有区别，反对以概率对不确定性进行度量，认为这是一种过度的甚至是错误的简化。凯恩斯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拥有未来不确定性的过程，而这种不确定性是凯恩斯革命中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
(一)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评
凯恩斯经济学的一大目标在于批评古典经济学，尤其是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供给创造需求，生产的货币成本会对销售预期的降低快速地做出调整，从而使经济保持在充分就业状态。[3]这也表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贯思维，认为时间在经济学理论中是可逆的，而且是瞬间可以完成价格调整的。无论是投资还是储蓄，都涉及到时间。时间在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意义不同，新古典均衡分析中时间是不存在的，时间变量具有可逆性质，均衡状态是瞬间达成的。[3]不过该观点对经济的复杂的动态过程忽视了甚至简化了。
凯恩斯对萨伊定律进行了批判。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个信条并不否认资源发生的分配不当以及会产生某种商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但是这些问题是暂时的，对整个商品市场而言，不会有这种过度供给的情况。[4]特里维西克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萨伊定律是重要的：弱形式认为每种生产和供给行为必然涉及对产出的等量需求，这仅仅表明，即将出现什么水平的总产出，都能找到市场。这种形式的定律可用于降低或者上升的产出水平。而强形式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体系中，会有一种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趋势。[5]萨伊定律中没有过剩，对货币经济下的交换没有进行分析，仅仅考虑了一种极端情况：大家都是生产者且进行物物交换。但在货币交换社会，货币不仅仅是交换媒介，还是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与物物交换情况不同，货币是非中性的。如果用斯威奇的观点来总结，萨伊定律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区分清楚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表明萨伊及其追随者缺乏历史眼光。他们把该定律加以推广并不加批判地应用到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中来，由此也把危机的道路堵死了。[6]
如何更好地理解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在《重新发现凯恩斯》一书中，斯基德尔斯基做出了新的解读。他认为凯恩斯的思想是，政府应该管理需求，把需求的波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7]凯恩斯认为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基本上是降低不确定性，国家的政策应该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可预测、更符合高斯曲线。斯基德尔斯基认为，“超过投资的过量储蓄是通过收入的减少而得到消除的”。[7]192而现实中的情况更多的是通过解雇工人来实现产量的调整，而不是价格的调整，价格的调整也未必能为产品开拓空间，而且企业还面临着固定成本投入，不能以亏损状态去化解自身过剩产能。因此，依靠市场来调节更是困难重重。
2002年7月，我国实施了《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该法律法规规定了转基因产品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制度。对转基因产品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制度进行了详细、明确的规定。但随着2007年《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的施行，这部对转基因产品安全监管具有重要意义的部门规章被废止。使得我国没有专门的转基因产品标识立法。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过程中只能适用其他相关、相近的法律法规。
（3）应用齐波夫定律预测方便、简单，所需已知数据的数量较少，尤其适合于一些地质信息较少的地区和老矿区去发现新矿床。
某工程球仓内径70m，高40m，仓内设旋转堆取料机，结构形式为钢筋混凝土球壳结构，条形基础，基础下设预制管桩。仓内在堆煤线上部设有一排采光窗和进风口，球仓顶板设有带有采光和出风的轻钢顶盖，工艺方案布置及平剖面见图1。储料参数及荷载取值为：煤容重10kN/m3，内摩擦角38°，基本风0.35kN/m2（50a），0.25 kN/m2（10a），球面活荷载：0.5kN/m2。圆形煤场为重点设防类（乙类），季节变化温：结构升温30℃，结构降温-33℃。
近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的刺激作用，当前投资的负面效应正在逐步显现。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或准财政手段加大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正是过于简单化地应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出现了“两高一低”(高投资、高出口和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已难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通过压低劳动成本和土地价格等手段吸引投资，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和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使得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加剧。[8]现在到了反思这种政策的时候了。
(二)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
正统凯恩斯经济学的突出的核心信念是：承认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易受到不规则的冲击。这些冲击主要归因于商业信心状态变化之后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或者凯恩斯所谓投资者们的“动物精神”的变化[9]。这个见解后来得到了希勒的进一步阐发。希勒将动物精神理论用来指经济的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如果我们认为经济按照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运行，那么，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找不到答案。时至今日，“动物精神”理论对世界经济运行依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未来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因此，认真对待不确定性具有深刻的意义。凯恩斯的经济学具有表达直觉的趋向，希望以高深的语言表达简单的思想；他反对将数学过多地引入经济学，将理性一词引入专业术语，认为不能将人类行为纳入经济学家所设定的模型中，这妨碍了对于人类行为的进一步认识。同时，他反对超过一般人的金融创新，为复杂而复杂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
早在20个世纪70年代，美国就率先提出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设想，并通过摸索初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随后，经济相对发达的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开始在资本市场广泛进行住房抵押贷款操作。
对于非血运重建患者，基于多项临床试验及荟萃分析[3-5]显示：SCAD患者若无禁忌证，建议阿司匹林100mg/d长期治疗，若不能耐受阿司匹林，建议服用氯吡格雷75mg/d或替格瑞洛 60mg 2次/d～90mg 2次/d；血栓高危患者如心肌梗死病史且伴有1项危险因素：年龄65岁以上、糖尿病、2次心肌梗死、多支病变、肾功能异常(肌酐清除率<60ml/min)，且出血风险较低的患者可考虑采用阿司匹林联合替格瑞洛(60mg 2次/d)长期治疗，治疗期间严密监测出血。
凯恩斯看重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认为这种不确定性不可捉摸，是完全的外生因素。这就忽视了实际经济运行中微观层次上对不确定性及其应对方法的分析。[10]进一步讲，凯恩斯忽视了对不确定性微观机制的研究，片面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熨平经济波动及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相比之下，奥地利学派从价格机制、主观预期、知识论等方面把握不确定性，这种认识细致而全面。[10]
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学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同。[11]在凯恩斯看来，市场经济绝非是完全竞争型的。垄断竞争和垄断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企业制度和行业特征；信息的传递通常是不对称的，具有非完全性；无论是企业还是家庭，未来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确定的，也不可能合理地预期；与此同时，市场的价格调整通常具有黏性。正因为如此，失业和非均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25]这些现象都表明政府干预对经济具有积极的作用，它能减少失业，修复市场的失衡，特别是当这种失业和失衡达到足够大的时候。
马克思进一步推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制度缺陷使劳动者拥有的劳动剩余价值总量小于产能积累的价值总量，生产越快产能积压的也就越多，最终出现产能过剩而引发经济危机。为此马克思构想了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框架——消灭货币与商品的关系，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化，消灭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从而通过有计划的产能配置和提高社会消费能力来避免产品积压。[14]如果按照上述观点，应该是出现普遍过剩，而中国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只是在一些行业或者产业出现了过剩，尤其是生产资料部类，中国生产资料部类的发展规模日益脱离消费资料部类的规模。在生产资料部类长期发展过快的积压效应下，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15]为此，单纯从消费者的角度即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去思考产能过剩的原因，这是片面的。产能过剩直接或间接地与市场无序竞争或者过度投资密切相关。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对过剩产业的消费群体进行细分。对于中国钢铁和水泥这样的生产资料来说，个体消费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更大的消费群体是机构消费者，如企业或者政府。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形已经与马克思设想的理论模型有所不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产能过剩的思想
假定S1为根据以往惯例所需要生产的量，
部分是基于市场判断或预期而通过银行借贷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量，可以分为四种情况进行讨论：①递减型，αi 逐渐减小，即对于未来市场的预期越来越不乐观，进而减少了生产量，这样总量S也会有所减少。②矩形型，αi =αi -1=…=α 1，各期生产权数相等，这样势必会增加总产量S。③倒V型，即αi 先递增后递减，如果市场需求下降，那么对于减少产能有一定的准确判断。④αi 递增型，这种情况下产能S会无限制增加，进而市场存量的化解也更加困难。
马克思把经济危机的实质归结为生产相对过剩，其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一切现实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与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资本主义竭力发展生产力，似乎只有社会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3]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推断，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层面的重构，除此之外，其他解决这个危机的方法都会在将来加深危机。从生产关系上去进行调整才是解决危机的根本办法，否则，任何宏观调控办法只是暂时延缓危机。
凯恩斯以“看的见的手”代替了“看不见的手”，这一假说相比古典经济的理想类型的理论解释，更加接近现实。这一“自上而下”的方法最主要的成果是，切断了个人行为和古典经济学最强的稀缺条件之间的直接联系。他们之间现在有了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无法绕过的中介物：制度。这也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创新之处。百年来经济学的进步和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无一例外都与制度的创新有关，而凯恩斯的见解为各国处理经济问题，进行制度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启发。
深度学习研究逐渐从宏观概念向技术支撑下的深度学习转变 从研究内容转变上看，由2005年开始的深度学习概念的引入，到2012年教学策略、问题解决，再到2014年翻转课堂、MOOC、SPOC等技术在深度学习研究中的应用，可以看出深度学习从概念模式向基于技术的深度学习研究转变，众多研究立足于如何使用当代技术促进深度学习的发生，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
三、本文分析框架
(一)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观点
（2）强化培训，提高船员准入标准：船员管理处要从源头抓起，加强船员的培训和考核力度，提高广大船员的安全意识和实际操作技能；
(二)推理路线
列宁提出了著名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认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21]这涉及生产资料部类(第Ⅰ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第Ⅱ部类)按比例发展的内容。据此本文根据中国经济的事实，将产能过剩过程推演为：生产—信贷刺激—价格机制—AD-AS匹配—产能过剩。
假定投资来源分为：企业自有资本I1和向银行借贷的资本I2。
其中，I2=δ I1，δ 为扩大再生产的倍数。
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所提供的“跨期结构”思想，为部门间的不平衡性提供了“生产周期异质性”的分析工具。[16]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克罗蒂对《资本论》的思想进行了探讨，他把需要投入巨额固定资本的钢铁、石化和耐用消费品等产业称为“核心产业”。克罗蒂认为解释产能过剩的长期存在，需要引入马克思的破坏性竞争。他将企业参与的竞争体制分为相互尊重的(Corespective)竞争和无序的(Anarchic)竞争两种类型。克罗蒂将竞争概括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证的资本深化型投资，这些投资的意义在于降低企业成本，维持其利润率和市场份额免于下降。如果企业不进行这种投资，将难免被淘汰。[17]
生产函数所代表的供给量用下式表示：
新古典理论和后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企业在面对恶化的赢利环境时会选择停止投资，甚至从行业中退出。对此，克罗蒂认为，只有在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解释这个看似不合常理的问题。克罗蒂重新梳理了马克思关于竞争和投资的相关理论，并构建了模型。克罗蒂认为竞争的压力将对企业产生强制作用，即企业若想继续存在下去，除增加投资外别无选择。[12]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除非遇到外部需求的巨大冲击，否则不会停止产量增长的态势。假定总需求增长的放缓能通过对投资和生产率的影响，最终导致总供给增长的相应减速。D2t的存在表明萨伊定律是不成立的，寻找市场会产生一定的延迟，耗费一定的时间，且不一定会产生市场均衡。沿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思路，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如果针对总需求放缓的判断不准确，总供给的放缓速度较小，就会造成过剩。总之，产品和产能过剩危机的产生与中国特定经济时期的制度安排有关。
在(2)式和(3)式中，p≠q 。这表示AD-AS曲线匹配并不会瞬间完成，价格机制也不会瞬间调整以使得AD-AS曲线相交的点处没有过剩产能。
上式同样可以分为四种情况进行讨论：
①递减型，βi 逐渐减小，即未来市场的需求量逐渐减少，可能产生一定的过剩。②矩形型，βi =βi -1=…=β 1，各期生产权数相等，这样势必会增加对于产能的消化。③倒V型，即βi 先递增后递减。④β i递增型，这种情况下产能需求D会无限制增加，进而市场存量的化解将得以进行。
生产与需求的差决定了产能过剩的程度，不同的αi 和不同的βi 产生的组合，决定了Δ 公式第二部分的正负。这表明，在该公式中存在时间上的匹配，如果能协调进行生产，则第二部分的过剩量会减小，如果协调比例失调，则产生过剩，如，αi 递增型和βi 递减型的组合，消费不足趋势的强度会增强，则会导致过剩。αi 递减和βi 递增，消费不足的趋势的强度会减缓，则不会出现产能过剩。
上述推理过程表明了微观层面企业设计生产能力和实际产出之间存在着缺口。
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瓦尔加指出，生产量和市场容量是辩证的关系：生产的增长使市场容量扩大到一定限度，有限制的市场容量限制着生产的增长。他在《资本主义市场的容量问题》中提出了市场容量的限度和市场的狭窄性两个概念，后者指生产能力和商品销售的可能性之间的比例。这个比例的两个方面能够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与生产能力的增长相比，市场容量可能绝对地增长，同时也可能相对地缩小，也就是说，销售的困难可以不管市场容量的增长而日益增加。[22]这表明资本主义市场出清不一定实现。从思想史的视角印证了本文推理路线的说服力。
现有研究文献认为地方的产能过剩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如投资补贴、低成本工业化以及政绩考核激励等因素，还有学者认为与解决就业压力而大量地投入劳动要素有关。对于产能质量的强调要结合中国经验进行讨论。本文认为，企业为了在投资中进行资金周转，在与其他消费主体交易中产生支付前一期欠款并欠这一期的债务的链条，这样企业就不能在产能过剩的时候马上退出生产，而是要通过不断的生产并与其他主体进行交易来回笼资金，进行资金周转。进而，产能过剩情况就存在“惯性”特征，每个生产年度开始前厂商根据以往经验和对未来的估计计划未来的生产量。新兴市场具有强烈吸引力，使得不断有新产能过量进入市场。乐观的市场预期和需求潜力加剧了产能过剩现象。就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路线认为的“错误投资”[6]249，以错误的估计为依据。在本分析框架中，这种投资并没有进行多元化操作，还是在本产业内进行投资，错误投资导致了对于产能的扩展性生产。
中国经济是一种投资依赖型经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驱动了投资高涨。[18]在体制方面，有学者指出，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和以GDP增长考核为核心的官员政治晋升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干预企业投资和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动机。在体制扭曲的环境下，地区对于投资的补贴性竞争是导致产能过剩最为重要的原因。[19]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投资体制不健全及地方政府高投资冲动背景下，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通常成为产业发展的首选而倍受重视，并且多数重化工企业国有资本比重较高，不健全的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使企业片面追求市场份额和规模，而忽视经济和社会效益，对市场需求信号的变化反应较为迟钝。[20]上述研究从投资体制、地方政府激励、政策优惠等方面指出了产能过剩的原因，这些研究指出了在产能过剩出现之前的一些原因，对于产能的化解缺乏马克思主义再生产视角的解读，普通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不同的。缺乏对于市场经济不确定的分析，尤其是对于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分析，存在一定的空白。
甲方选择欺骗的情况下，对于乙方来说，如果欺骗获得的收益大于诚信获得的收益，即U0>U3+rx-C，也即C>U3-U0+rx，司法成本足够大时，(欺骗，欺骗)成为纳什均衡。
银行对于产能过剩行业的支持，代表着信用制度赋予资本强大的扩张力，使得金融市场和信用的增长促进了投资和资本积累，这使得企业具备了实施长期战略和过度投资的能力，投资依赖型经济使得信用制度与企业互相加强。这样以来，对于那些效益不好的企业来说，就会进入以债养债，以贷养贷的“旁氏融资”怪圈，借助贷款维持生产和发放工资，企业的收益不能覆盖成本，其本身创造价值的能力就会逐渐降低，货币等方面的刺激，只会增加债务，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市场需要的或者不能变成商品，过剩会使得企业的局面更加被动，绝非通过成本调整可以解决。
总需求是消费和时间的函数；总需求分为两类，一类是当期市场能保证的需求C1，另一类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市场的需求量，该需求随着时间而变化，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在市场中消化。
在乐观预期和强劲增长态势下，市场竞争中再生产的主体——企业之间的结构比例协调问题不会被政府甚至企业所重视，进而出现协调困难和结构性失衡。如此以来，信用制度通过债务链，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之间不断延伸的经济联系和依赖性加强，企业也更加依赖信用制度，二者互相加强，使过剩危机发生的现实条件得以满足。凯恩斯也认为，货币是造成经济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也是造成总需求波动的重要机制。面对外部市场竞争的无约束和无预警机制，企业竞相逐利，导致对暂时性盈利行业的过度投资，以至于产品超过市场的实际有效需求。而这些投资主体并没有意识到其公共利益的责任。为此，凯恩斯认为，投资者要有责任意识，一个投资机构不仅要对其股东负责承担义务，还要对公共利益承担责任。[7]熊彼特看到了新资本的创造和旧资本的摧毁是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23]除此之外，还需要关注消费的层次，个体消费者及机构消费者(包括政府和企业，其中，企业包括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还要重点讨论为何企业会有这么大的动力去生产；要讨论产业之间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即产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贸易关系。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交流，这些企业涉及不同产业，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的贸易往来。相互协调或者相互竞争，将导致不同的结果。一旦企业之间有贸易往来，会建立起相互依赖的需求关系，这个时候企业对于产能的控制就不能仅仅由自己说了算。除了企业的自身发展战略外，还存在着发展中国家对于跻身产业领域世界高峰的期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试图进入核心产业，并希望以此攀爬技术—生产率—价值增值的阶梯。[24]每一波新进入者都使市场更加拥挤，使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关系越来越难以维持。如果全球的总需求保持强劲增长，那么新进入者较容易融入到产业中去。
产能过剩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分布，而是个别生产部门的投资出现畸高，一旦脱离市场需求，这些部门的产能就会过剩。[18]这与地方政府会选定若干生产部门作为重点投资对象的事实吻合，加上银行制度的支持，使得这些部门投资膨胀进而生产比例失调。总之，不受约束的竞争迫使一些产业面临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包括：产品价格的下降使得企业濒临破产，这是一种市场解决危机的办法，摧毁了过剩的生产力，不过会产生大的经济震荡，甚至可能拉长经济恢复正常状态的时间。产能过剩行业的资本在行业之间的流动存在着障碍，并且这种跨行业流动在不同时代难度不同，产能过剩行业的专用机器设备固定资本沉没成本是企业的一大资产，只有在爆发经济危机或利润率下降时才有可能放弃该领域的生产活动。因此，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本身，无法真正彻底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根据学生问卷调查和访谈记录所反映的建议，笔者从课程设计、教材拓展、教学工具等多方面入手，调整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在英语教学进行文化导入实验。
四、理论反思与启发
新古典经济学赞美自由市场，而凯恩斯对此进行批评。重视投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财政政策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分析中国问题时，还要注意如何正确地运用财政政策。新古典经济学显然无法对中国经济提供针对性的解释，范式危机已经存在，并在凯恩斯那里引起重视并被付诸思考。凯恩斯摒弃牛顿的主张，鄙视经济学中应用达尔文假设的做法，认为此举忽略了不确定性的存在。[7]71
《重新发现凯恩斯》一书写到：凯恩斯经济学“坚持假设的现实性”，这一点与追求数学优美而放弃对事实真相探索的主流经济学形成了鲜明对比。[7]本文认为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不再是主流经济学简单理想化的模型和假设所能描述，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其政策价值非常有限。新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模型更加贴近现实。世界经济形势不断发生变化，而主流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力却停滞不前，这样得出的政策建议难免对现实进行简单化、理想化看待。主流经济学在数学最优化上投入太多的精力，使得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不够。
凯恩斯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拥有未来不确定性的过程，并且肯定了制度在经济中的作用；凯恩斯主义者眼中的市场经济绝非是完全竞争型的。这些思想是一种创新，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意义，也对中国的现实有所启发。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大核心要素——时间，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性不同。通过本文构建的微观机制可以进一步验证：在经济学理论中时间是不可逆的，瞬间可以完成价格调整以达到市场出清也是不现实的。为此，萨伊定律对于分析过剩经济存在明显不足。本文的分析框架也表明货币是非中性的。
凯恩斯认为，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人类不可避免地处在社会环境中，市场也是不可避免地深深嵌入在制度中。[7]193就像凯恩斯的分析注重历史视野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更是注重历史阶段性的分析，并把经济危机的实质归结为生产相对过剩。同样，马克思推断思路认为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制度层面的重构，与凯恩斯对于制度的重视一样，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抑制产能过剩的思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采取制止和抑制产能的方式，到转变为强调“化解”，给已有的存量一条出路。可见，已有的存量的化解成为一大难题，以价格机制化解越来越难。如果以行业供给超过了行业需求来界定行业产能过剩，那么这些过剩已经不能通过萨伊定律来解释。
过去十年，中国财政政策的刺激给中国经济发展以巨大推动力，现在这种政策的负面效应也在逐渐体现。中国市场的形成有着政府的身影，地方政府的行为对于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这十年历程中，在既定体制下产生了诸多难以预料的后果，市场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在凯恩斯的理论中，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消费是需求中的稳定因素，而投资是非稳定因素。在李嘉图及他的继承者中没有对投资波动的描述，甚至认为不具实际意义。但是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这种投资曾经出现涌潮现象，以及后期政府政策调控下的减缓甚至终止，这表现在投资的波动上，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超过经济系统的承受能力。中国投资增长的反复波动，与缺乏有效的投资需求约束机制密不可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尤其是产能的供给，如果不关注投融资体制，显然是不行的。为此，今后的侧重点在于弱化需求管理，重视供给侧调整，增加有效供给能力，以此逐步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中，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还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因此，提升对相关产业发展后果的识别能力，尤其要在产业规划能力上进行积累和认真研讨。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存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金融资源、竞争面临的约束等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激励和行为的不同。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积极性，并且具备一定的调控手段，进而放松产能管制也在意料之中，这种发展逻辑有利于局部利益的实现，但是可能会损害全局利益，如出现产业同构化问题。未来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从政策推动走向法治引领和市场经济调控，而不能不计后果地发展经济，当前恰逢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经济体自主地化解产能过剩难度较大，未来的根本路径在于强化创新驱动的力量和行政干预。
在目标函数建立时需要考虑两部分的效果，一部分要保证边缘波束增益不降低，另一部分要保证在副瓣区域的电平值低于优化前的电平值。由式（3）可以得出优化的目标函数为：
当前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产生的，与资本主义国家产能过剩产生原理不同，产能过剩的影响范围、政府作用与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着根本性区别。中国政府作用方式、实现机制更容易提高生产过剩治理有效性。[8]为此，百年后如何看待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依然非常关键。将凯恩斯对于市场不确定性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及消费不足的研究结合起来，构建包含微观机制的分析框架，或可对中国产能过剩乃至市场经济运行做出更深入的理解。如何正确理解并制定良好的经济政策，而不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简单化地看待中国经济，再次成为我们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本模式以增加负荷中心支撑电源、提高系统运行灵活性为目标，电源方案以发展位于负荷中心的调峰气电为主导方向，并适当建设调峰能力较强的煤电，应重点关注天然气价格。2030年广东较已明确气电机组再新增装机14 GW，新增煤电装机4 GW，新增核电装机7.5 GW，新增风电装机17.5 GW，新增太阳能装机7.4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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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es or Marx？—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Overcapacity in China
LI Xiaoyu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6，China ）
Abstract: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marxist economics researched and discuss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market and market crisis.Keynes and Marx criticized Say's Law,whose cor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regate demand and aggregate supply.Overcapacity is a major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and its emerging is inseparable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supply and need.Overcapacity is not only a theoretical confusion,but also a current research hot spot and experience puzzle.Keynes and Marx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of AD-AS curve from the different angle respectively.This paper tries to build a new analysis framework,draw lesson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marxist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excess capacity in China,through the reasoning course fitting Chinese experience,and put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Keynes；Marxism；Say's Law；expanding reproduction；overcapacity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DOI] 10.15883/j.13-1277/c.20190508908
[收稿日期] 2017-01-29
[作者简介] 李小云(1988—)，男，宁夏中卫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责任编辑 田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