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战期间好莱坞故事片中的日本人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好莱坞论文,日本人论文,片中论文,形象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美国历史上针对包括日裔美国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长期歧视，以及由日本发动的战争带来的仇恨，二战期间好莱坞一些故事片对于日本人的刻画，存在着种族主义倾向。因此，对二战期间好莱坞故事片里日本人形象的剖析，以及对二战历史事实的研究，应当采取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把对日军战争罪行于史有据的揭露和种族主义话语下对整个日本民族的一概否定区分开来。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二战期间美国流行文化与美国社会政治的关系，而且有利于深入了解种族主义在美国流行文化和社会政治中的影响，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
一
日本偷袭珍珠港是日美关系中一个极端重要的事件，也是日本人在美国电影中形象的分水岭。在此以前，与日本、日本人相关的美国电影数量较少，由于两国间的开战，越来越多的电影里有了日本人的身影。根据美国电影研究的权威资料库《美国电影研究所目录》，从1921年到1930年，仅有5部美国故事片与日本相关。[1] 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日本”作为主题词之一的美国电影仅有19部。相比之下，主题词里包含同为亚洲国家的“中国”字样的有59部，含有二战欧洲策源地“德国”字样的更达68部。然而，从1942年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主题词里含“日本”的多达236部，超过有关德国（99部）、 中国（121部）电影数目的总和。[2]
在二战期间的美国故事片中，日本人的形象主要是负面的。在相当一部分影片当中，日本人仅仅是作为即将被消灭的敌人出现，影片着意刻画的主要是盟军（在绝大多数电影里又主要是美军）战士的英勇顽强。另一些电影，描写了日军虐待、残杀美军战俘的行为。在雷电华影业公司的《投弹手》（Bombardier,1943 年）一片中，日军殴打已经受伤的美军飞行员，并且用机关枪射杀美军战俘。还有一些电影，刻画了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日本士兵杀害中国平民，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在派拉蒙影业公司（Paramount）1943年的故事片《中国》（China）当中，三个日本兵强奸了一名中国女学生，并且残酷杀害了她年迈的父母和襁褓中的婴儿。
与黑人、墨西哥人、爱尔兰人在电影中的形象相比，只有较少的美国学者谈到日本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形象。而其中一些学者在评价二战期间日本人的形象时，又经常采取一种简单化的态度。那就是列出几个二战期间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然后给这些电影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试举一例：在科比斯和布莱克合著的《好莱坞走向战争》一书中，他们叙述了电影《瓜岛战役》（Guadalcanal Diary，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1943年）里这样一个镜头：一名日军士兵来到美军驻地，告诉美军，在一个相对孤立的地区有一大群日军等待投降；然而，美军落入了圈套，前去受降的美军仅有一人侥幸生还。科比斯和布莱克紧接着评论道：“在现实生活中，假如任何一个美军军官愚蠢到陷入这种圈套的地步，他应当并且一定会上军事法庭。”既然捏造了事实来表现日军的狡猾，该片的种族主义就“显而易见”了。[3]
正如我后面将要提到的，《瓜岛战役》里面的确有种族主义倾向。但科比斯和布莱克所提及的那一幕，并不能算是种族主义的表现。“现实生活中”究竟是什么样子呢？1942年8月12日，瓜岛战役开始不久， 一股日军通过伪装投降的方式将二十余名美军引入伏击圈，并将伏击圈内的美军全歼。[4] 科比斯和布莱克所犯的“想当然”的错误，事实上是由于电影研究和史学研究在美国的长期分隔、交流不足造成的。一些从事电影研究的学者，当他们评价一个或者一组人物形象的时候，往往缺少对历史事实的精深考证，而是局限于对影视形象本身的对比性研究。当涉及到二战期间美国故事片中日本人形象这类极具历史感和历史意义的课题时，这样单纯从电影研究的角度来探讨问题就显得很不全面了。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有目共睹的。揭露日军暴行决不是种族主义，描写日军的“狡猾”也未必就是种族主义。重要的是，如何把于史有据的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揭露和针对日本民族的种族主义区分开来。
二
探讨二战期间的好莱坞电影里的种族主义，有必要先将此前美国历史上针对日本人的种族主义做一概述。19世纪后期，日本人开始向美国移民，到1900年，总人数为近25000人。1910到，达到7万多人。[5] 虽然人口总数并不多，但是由于他们多集中在美国西海岸，更由于美国社会上严重的种族主义思潮，他们很快成为白人种族主义者歧视甚至攻击的对象。在美国的日本人被认为是肮脏的、无法被同化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急先锋。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做出反应，分别在1900年和1907—1908年与美国政府达成《君子协定》，试图通过限制本国人移民美国，换取美国对日本在美侨民的保护。[6]
《君子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1907年，美国总统成功劝说旧金山的教育委员会放弃企图将日本学生和白人学生隔离开来的歧视性政策。[7] 当然，《君子协定》远不足以撼动美国的种族主义。191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外侨土地法例》，规定外国人不得在加州拥有土地，实际上主要就是针对日本人的。
这样一来，与日本人相关的影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数量较少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在战前，如果好莱坞拍摄关于日本的影片，其中日本人的形象就会是负面的。负面的日本人形象适合当时美国的主流文化，既可以迎合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观众，也符合电影业一般人士的种族主义偏见。但是，这种负面的形象，很可能惹怒日本政府，也会引起在日美国人的强烈抗议。因此最安全的办法就是避免提到日本人。1915年，电影《欺骗》（The Cheat，耶西·拉斯基故事片公司）描写了一个贪婪、淫邪的日本人。在日本人社区的强大压力下，电影中这个反面角色的身份被换成了缅甸人，不过还是由日本人来扮演。[8]
可是，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这种电影选题力图避开日本人的状况出现了根本变化。珍珠港事件激起了美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使事件之前在美国一度甚嚣尘上的孤立主义、和平主义思潮，几乎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中国》、《龙种》等揭露日寇暴行的战争题材影片票房收入飙升。1942到1945年，好莱坞最赚钱的82部电影中，有10部与日本或日本人相关。[9] 好莱坞再也不必担心日本政府或者是日本人社区的反应了。
然而，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谬误。对于相当一部分美国白人来讲，他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理所当然的愤怒，是与种族主义错误思想夹杂在一起的。1942年，一些美国政客在“军事需要”的借口下，不经任何甄别或审判，就把十多万居住在美国西海岸的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统统关入拘留营。这些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也损失了总额数以百万计的财产。这是美国联邦政府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对于人权的侵犯。
如果说美国政府解释自己的政策尚需以“军事需要”作为遮羞布的话，那么它的某些官员以及一些普通民众在表达对于日本人的仇恨的时候，就显得直白多了。1945年4月，美国战争人力资源委员会主席保罗·米格纳特在一个公开场合提到，他希望“完全灭绝日本人。”马上有人追问，他所说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是所有的日本民众。米格纳特明确表示他指的是后者。[10] 1943 年乔治·沃勒的畅销书《新加坡一片寂静》里写道，对日本的战争要进行下去，直到日本人“不仅肉体被消灭，而且精神上……也被灭绝，直到（日本的）土地……被撒上盐，再用犁犁过，它（日本）的男人死亡，女人和孩子们在另外一个国家里被分隔，相互之间杳无音讯。”[11]
因此，以客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在大多数美国人民都热情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前提下，在针对日本人的种族主义根深蒂固并且已经在美国造成灾难的情况下，激发美国人民对于敌人的仇恨已经不再是好莱坞电影应该承担的最迫切任务，更不应该是唯一任务。电影作为当时受众最多也因而最强大的传媒手段，理应帮助美国人民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这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不是一场针对所有日本人和整个日本文化的战争；美国人民和其他盟国人民的战斗，不仅是要维护本国人民的自由，解放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也是为了德、意、日人民的自由，把他们从法西斯政府的政治压迫、经济奴役和思想控制中解放出来。
三
可是，从总体上看，当二战期间好莱坞电影刻画日本人形象的时候，往往只注意揭露敌人的残暴，却忽视了对战争目的的全面揭示，甚至时有陷入种族主义俗套之虞。种族主义在银幕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将反法西斯战争等同于种族仇杀，鼓吹杀死一切日本人。
在前文提到的影片《目标缅甸》中，一名美军战地记者在饱受日军折磨的战友故去以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曾经以为，一个人迫害另一个人的所有方式，我都已经见过或者读到过——从中世纪残酷的裁判所，到今天的黑帮斗殴与私刑。但是这——这是不同的。这是由冷血的人们干出来的，这些人还宣称自己是文明人。文明人！他们是退化的、没有道德的白痴。发臭的小个子野人！我要说：把他们毁灭掉！把他们从地球表面清除！把他们从地球表面清除！”
平心而论，单纯从影片情节的角度，这段话所表现的愤怒入情入理。但是，放在当时美国社会政治当中种族主义倾向严重的大背景下，这一段话出现在上百万人即将观看的电影里面，确实是成问题的。在“杀光日本人”的一片喧嚣声中，也有少数电影工作者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是这种正确的意见很难被采纳。事实上，在《目标缅甸》的原剧本中，后面紧接着有另一名美军的一段台词：“这并不是日本人独有的……哪里有法西斯，哪里就会有这种情形。甚至有自称美国人的人，也会做出这种事情。”然而，编剧罗纳德·麦克道格尔未征求其他编剧的意见，就擅自删去了这段话。另外两位编剧阿尔万·贝西和莱斯特·科尔则认为，这样的删改是“非常危险”的。贝西告诉制片人：“你正在落入敌人的陷阱。把人们从地球表面清除是法西斯们秘密的想法和政策。”然而，贝西和科尔的意见没有被采纳。[12]
不顾历史、歪曲事实，力图为拘留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的行为辩护，是二战期间好莱坞电影为种族主义推波助澜的另一个手段。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小东京》（Little Tokyo,U.S.A.,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1942年）。整部影片描写的就是智勇双全的白人英雄如何战胜当间谍的日本人。可是，事实上，太平洋战争期间在美国获罪的所有日本间谍，全都是白种人，没有一个日裔美国人或日本人。[13] 在《紫心勋章》（The Purple Heart，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1944年）一片中，一位日本军官说道：“我们不会忘记关在集中营里的11万日本公民。”而整部影片对于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日本公民语焉不详。实际上，11万多人里有7 万多是第二代日本移民，他们出生在美国，根据法律自然而然成为了美国公民。
前面引述过的《目标缅甸》那段对白里“发臭的小个子野人”一句，则是二战期间好莱坞电影里种族主义的又一种表现：夸张、丑化日本人身体的某些特点，将日本人当作是劣等的“野蛮人”。同样的例子还有在《瓜岛日记》里，一名美军士兵将自己的眼睛眯成一条小缝，模仿“丑陋的”日本人，引得战友哈哈大笑。影片《穿过太平洋》（Across the Pacific，华纳兄弟影业公司，1942 年）还专门有一个特写镜头，描述一个日本人戴眼镜的过程，强调日本人眼睛的细小。
这样的种族主义，可以说与战争本身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嘲笑日本人身材矮小、指责日本人“肮脏”、认为日本人是低于白种人的“野蛮人”，这类想法和做法在战前就很常见，在战后也没有完全消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矮小”、“肮脏”、“野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白人种族主义者歧视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话语。[14]
不过，二战还是给种族主义加入了新的因素。战前，考虑到日本政府和在美日本人的反应，这样的种族主义不大容易被搬上银幕；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政府和在美日本人已经无法对好莱坞施加影响。更有趣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二战中的盟友，原本是针对所有亚洲人的嘲笑，现在则成了仅仅针对日本人的。所以，在措辞上，就有了一些从前没有过的顾忌。1942年6 月成立的美国联邦政府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简称OWI）甚至提醒好莱坞， 骂日本人是“小个子的人”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说“小个子的黄种人”，因为中国人有着“像羊皮纸一样”光滑美丽的黄皮肤；骂日本人是“日本佬”也没有问题，但是不可以称他们是“东洋侏儒”，因为中国也在东方。[15]
总之，二战期间的好莱坞电影中，对日军暴行进行了充分揭露，有助于鼓舞了美国人民投身到反法西斯的正义事业中；但也确实存在着种族主义的不良因素，不利于人们认识战争的真正目的。影片中日本人形象的形成，不仅仅是文化现象，更是政治现象、社会现象。显而易见，日美两国间的战争状态、日本军队对战俘和各国人民的屠杀、虐待，是这些形象形成的主要现实基础。在这一现实基础之上拍出的电影，事实上是制作人运用自己的知识、经验、技能对客观事实的整理，这既是创造实实在在的文化产品的过程，更是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因此，电影中既包括了电影制作人对世界的许多正确认识，也包含了他们的种族主义偏见。
二战期间好莱坞故事片中日本人形象的大幅增多和空前丑陋的现实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个种族、一个民族在美国银幕上的形象是不同的。在美国流行文化中，一个种族、一个群体的形象如何，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某个种族、某个群体态度如何，既和这群人本身的思想行为特点密切相关，又受到国际关系、美国国内政治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严重制约。简言之，种族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建构，种族具有强烈的历史性，也因而具有潜在的可变性。任何民族都有其优点和长处，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对某一民族在特定时期制造的反和平、反进步、反人类的倒行逆施，抵制、揭露直至击溃是必须的，但绝不能把这样的“倒行逆施”与这一民族等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