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唐论文,概况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新旧世纪的交替日益临近，中国唐史学会在唐研究基金会支持下，组织国内外学者进行本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总结，1997年举办了1997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及第二期唐史高级研讨班，以从总体上把握隋唐时代为主题，就唐代的国力、唐代的文化与文明、唐代的宗教以及唐代的礼制等专题进行研讨，正式推出了唐研究世纪总结的具体计划。《唐研究的世纪总结》一书，将分经济、政治、文化等门类全面而有重点地、公正地评价总结本世纪国内外的隋唐史研究。
本年度重要的学术会议还有中国长江三峡历史文化及唐史学术讨论会、敦煌学国际讨论会以及第七届武则天研讨会等。
在学界孜孜不倦探索下，又一批高质量的学术专著面世，这些学术著作大体代表了隋唐史领域研究的水平和品位。这些专著大致有（依出版先后为序）：刘曼春、梁恒唐《大周女皇武则天》（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7年3月）、 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4月）、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 4月）、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同上）、陈国灿、刘健明编《全唐文职官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 胡戟主编《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1982—1995）》（陕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5 月）、胡如雷《隋唐政治史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6月）、 张忱石点校《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中华书局，1997年6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 曾小华《中国古代任官资格制度与官僚政治》（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 宋昌斌《盛唐气象》（《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启示录》，长春出版社，1997年7月）、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燕京学报》新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国学研究》第 4卷（同上）、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 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9月）、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一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年10月）、《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同上）、《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
此外，尚有约400余篇的学术论文，刊载于各地报刊。 爰分类略作介绍，囿于篇幅，难免有遗珠之憾。
一、政治史研究
包括政治事件及人物、政治制度（君相制度、中央及地方官制、使职、选举、学校、监察）、军事、法制。
1.政治事件及人物
胡如雷《隋唐政治史论集》所收论文26篇，涉及对隋文帝、唐太宗、朱温的评价，隋代统一、隋末各种起义势力、唐太宗民族政策、武则天研究，以及宦官问题、牛李党争等重大历史问题。宋昌斌《盛唐气象》则通过对隋文帝、炀帝、唐太宗、玄宗等熟知历史人物介绍，对“贞观之治”、“元和中兴”等封建治世评述，对玄武门之变、安史之乱、永贞革新等重大事件的剖析，对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等典章制度沿革兴替的探讨，从不同侧面勾勒出“盛唐气象”的概貌，发掘其底蕴，揭示出可供后世借鉴的经验教训。王光照《隋开皇元年击陈述论》（《安徽大学学报》第6 期）论述了对陈战略构想的背景原因是迫于北境突厥的掣肘。隋文帝以礼不伐丧之借口适时撤军，既显示了政略上的机警，又有效维护了先北后南而后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袁刚《晋王杨广和天台智者大师》（《中国史研究》第2 期）指出杨文及时调整隋文帝鄙夷南人的统治政策，深入细微地做智頭的软化工作，利用宗教收取人心，既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也为其日后夺嗣打下基础。在延揽佛道人物、尊崇佛道的整个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虚伪阴险的政治品性和工于心计的卓越才能。李湜《唐太宗与东南文人》（同上）有鉴于以往对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侧重政权组织沿革，而对古代政治主体“政治人”通贯及具体分析不够，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史研究的穿透力。作者从东南文人入手，探求李世民对“关中本位政策”的改革，指出通过开设秦府文学馆、弘文馆，不仅吸引东南文人进入政治舞台，也在实践上改变着“关中本位政策”，结果是打破了先前千余年的贵族政治，开创了唐代全新的文人政治机制。杜晓勤《唐开元中前期士风之变》（《中国史研究》第1 期）从良好君臣关系的重建、文人政治格局的初步形成、对儒学经世精神的重视三端讨论促成开元中士人心态形成的直接因素。唐华全《也谈马嵬驿兵变的历史真相》（《河北学刊》第4 期）再就兵变策划、密谋者及兵变性质详加论证。陈明光《郑畋宦绩考论》（《唐研究》第3 卷）透过郑畋宦海浮沉的个人遭遇直接反映晚唐牛李党争、宦官专权背景下中枢政局的变化趋势和特点。李志庭《也谈钱镠 “保境安民”国策》（《中国史研究》第 3期）对学术界的传统看法提出商榷，认为钱镠 “善事中国，勿废臣礼”，真正目的主要是对付吴国（南唐），是远交近攻的策略。所谓吴越“不兴兵革”实与历史不符，“安民”亦无依据，并未做到轻徭薄赋。
2.政治制度
冯辉《唐代政治开放述论》（《求是学刊》第4 期）从国家机构、决策集团、法律、社会监督、选官等方面入手，分析制约皇权的机制。结论是，在封建君主专制历史条件下，唐代政治走出皇帝孤家寡人的封闭，形成君臣一体、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三省制的确立，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大事。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唐研究》第3卷）指出， 三省在南北朝有了很大发展，中书、门下仍是皇帝的秘书、咨询和侍从机关，未形成独立的决策、发令系统。隋代官制吸收南北各朝成果加以总结，并非多依北齐之制。至此，各有分工又互相依存的最高政权机关的三省制基本确立。韩国磐《唐初三省长官皆宰相——〈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读后》（《厦大学报》第4 期）指出原文所论尚书省长官从唐初起就不是宰相的说法不确。武德元年至太宗去世30年间，任命的尚书仆射皆无加衔即为宰相。高宗即位至武则天去世，仆射须加同三品等衔方为宰相，然没有不加衔者。这种作法是将三省长官以外官员加衔为宰相之法应用到仆射身上，使仆射仍为宰相之职，及至神龙、景云时，仆射有不加衔者即不能履行相职，终至于空头仆射即非宰相。刘后滨《论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政治体制的变化》（《唐研究》第3 卷）讨论了从唐初三省制到开元中期以后中书门下兼掌决策行政体制的演进过程。尚书仆射作为行政首脑的地位丧失后所呈现的特征是尚书六部分掌庶政的权力亦渐归中书门下及其指挥的使职系统。
谢元鲁《隋唐的太子亲王与皇位继承制度》和胡戟《唐代储君》（《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以下简称《学会论集》）围绕皇位继承而引发的宫廷政变和统治集团内部诛杀中太子诸王经历的权力与地位的升降，揭示帝制时代政治制度中极具特色的皇位继承制度。
李方《唐西州上佐编年考证——唐西州官吏考证（二）》（《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依据出土文献编年考证了27位西州上佐。 石云涛《唐代幕府辟署制之认识》（《许昌师专学报》第1 期）则分析了作为使职差遣制度附属产物的幕府辟署制及其克服铨选制弊端的优势与特点。作者还有《唐后期有关方镇使府僚佐辟署对象的限令》（《唐研究》第 3卷）。同类文章还有唐春生《开元天宝年间文人入仕方镇论》（《重庆师院学报》第3期）等。对使职的研究， 有宁志新《隋朝使职考》（《学会论集》）、《唐代的闲
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贾艳红《试谈唐中后期的内诸司使》（《齐鲁学刊》第4期）等。
荐举制作为古老的选举制度，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卢开万《唐代的荐举制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以下简称《资料》，第15辑）认为，源于西汉荐举制度的唐代荐举制，从每年春秋两次变为一年一度的冬荐；举荐人资格及被荐者条件的限制从无到有；唐中叶后荐举制对选取地方刺史、县令及其僚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隋唐之际新兴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历来是关注的焦点。侯力《关于唐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求索》第6期）认为， 唐初科举实际是隋型科举，在政治权力分配体系中，起着非主流的辅助作用，对政治生活影响相对有限，不足以改变士庶地主在政治权力分配上的不平等。科举制的推行，确实为最终撼动门阀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点。此外，作者还发表了《论永徽至天宝年间的科举改革》（《湘潭大学学报》第 6期）、《论中唐科举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湘潭师院学报》第5 期）。陈峰发表了《唐宋科举制度杂谈》（《华夏文化》第3期）。 李锦绣《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文献》第2期）分析得知， 唐后期二馆生简补标准向权贵阶层发展的同时，考试标准日益科举化。
对官吏政绩的考察，有袁刚《隋代考课制度述略》（《烟台大学学报》第3期）、杨荫楼《唐代的官吏腐败及其成因》（《齐鲁学刊》第3期）以及杨希义、翟麦玲《试论隋唐时期的考课与监察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与流弊》《西北大学学报》第 3期）。李文才《试论会昌时期的吏治建设》（《中国史研究》第 1期）认为“武宗之治，几复开元、 元和之盛”的评论虽稍嫌溢美，但会昌朝政确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顿和建设方面则断然无疑。
3.军事
黄永年《说隋末的骁果——兼论我国中古兵制的变革》（《燕京学报》新3期）就骁果的出现及编制、招募原因、兵力及分布， 以及骁果将领进行分析，认为，作为府兵之外的兵力，骁果始招募于大业九年，置于左右备身府名下，以解兵力不足。这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新军，成为国家实际依靠的主力。史籍中名将封常清的事迹主要见于两《唐书》本传，至于他在身兼安西四镇、北庭节帅后的作为则付之阙如。朱雷借助吐鲁番天宝十三、十四载马料支出帐探寻他在北庭、四镇间频繁往返于驿路的行踪，获得颇有价值的讯息（《吐鲁番出土天宝年间马料文卷中所见封常清之北庭行》，《资料》第15辑）。刘安志《对吐鲁番所出唐天宝间西北逃兵文书的探讨》（同上）再对文书年代予以确认，并对“河东郡行营”的解释也不同以往：是河东郡军队驻防于碛西并隶属于碛西节度使下的军事单位，出现的时间应远在天宝十四载平叛之前。孙继民《敦煌文书S964的定名及所涉兵员身份》（《敦煌研究》第1 期）利用这件天宝九、十载某部军人衣装簿为唐代健儿衣装制度的第一手资料，就文书所包含的对衣装种类范围、衣装质料、颜色、新旧与折抵以及衣装登记要素等认定该文书为目前唐代军人衣装帐簿中登记要素最多最全的文书，反映了健儿衣装管理制度之严格。在《〈唐大历三年曹忠敏牒为请免差充子弟事〉书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2卷）中，又围绕属于兵役范畴的子弟制度作了论述，包括子弟承役者的政治身分、经济条件、征发方式以及安史乱后子弟征发原则变化等。张国刚《关于唐代团结兵史料的辨析》（《学会论集》）也论及子弟与团结兵的关系。李锦绣《城傍与大唐帝国》（同上）认为，城傍是唐对内徙蕃族采取的兵牧合一制度。文章对城傍制度的内容及对唐后期历史、军事的重大影响作了深入的探讨。苏北海《唐朝在吐鲁番盆地的国防设施》（《西北史地》第3期）结合地志、图经和吐鲁番文书， 考证各主要军事据点的名称和位置。程存洁《唐王朝北边边城的修筑与边防政策》（《唐研究》第 3卷）考察了北部边城设施及分布特点。于式平《唐宣武镇始末》（《史学月刊》第 1期）有鉴于学界之于宣武镇自乱趋治、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缺乏系统之作，遂从汴州置镇的意义、宣武军节度使之更替、朱温以宣武军节度使代唐称帝等方面对该镇百年历史进行梳理和剖析。刘玉峰则就安西北庭行营军在平定安史之乱、驻防京西、北诸地防御吐蕃、泾师之变的历史功过进行综合述论（《论安西北庭行营军》，《陕西师大学报》第 1期）。冻国栋《罗隐〈吴公约神道碑〉所见唐末之“杭州八都”》（《资料》第15辑）参据碑誌、传统史籍得出结论：杭州八都乃唐末由杭州当地“豪杰”或地方将吏募集各县土民并仿当时军事编制——以“都”为号所组成的地方军事武装，本属“乡兵”组织，以对抗黄巢义军，同时也成为当地官吏、军将得以利用甚至藉以割据自立的重要武装。被纳入官方控制的军队系统，四出征战，进而成为钱氏割据两浙所倚重的军事支柱。王振芳《论太原在五代的战略地位》（《山西大学学报》第3期）针对李存勗、石敬塘、刘知远等均从太原起兵南下而取帝位的一致行为论证中原王朝兴替相继局面形成的直接原因多与太原特殊战略地位的影响相关联。此外，还有樊晓红《简论唐朝后期兵变》（《黑龙江社会科学》第1期）、 周晓薇《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再续》（《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 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外职军将研究》（《敦煌学辑刊》第 1期）等。
4.法制
姜伯勤《唐代城市史与唐礼唐令》（《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从礼乐文明与律令体制两方面观察城市史，视角独特，问题新颖。包括邺城类型与城市祭礼、子城制度与州军级城市、唐代宾礼与城市中的流寓蕃客、礼令对城市工商的禁制，唐《职员令》中所见的市制、市法、敕令中所见的“行”、“市人”及其被影占等，进而论述作为礼乐文明象征的唐代城市与“市法”对初级市场发育的制约。余欣《敦煌出土契约中的违约条款初探》（《史学月刊》第 4期）从经济法学角度出发对敦煌出土契约中违约条款的缺失现象挖掘敦煌地区乃至整个中原民间风俗和法律文化的深刻内涵。张艳云《唐中后期罚俸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官员违法、 失职行为所作的经济制裁的罚俸制度，就其应用范围、自身特点及在中后期普遍实施的原因和作用的探讨，具体表现了唐代法制日趋完善的发展过程。
对《唐律》的研究，还有王兴国《〈唐律〉中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内容探析》（《兰州学刊》第5期）、陈宁英《唐仪律令中的奴婢略论》（《广西民院学报》第4期）等。
二、经济史研究
1.土地、赋税制度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土地制度，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对均田制研究，曾是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在近几年稍显沉寂之后，杨际平《也谈唐代西州的土地管理方式——再论唐代西州的两种授田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对诸如部田概念、 隔越授田、两种授田制度比较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讨论。霍俊江《从敦煌文书看唐代均田制授田的三种特殊情况》（《学会论集》）所提出的老男授田数超出均田令文、中女当户授田和官吏以国家官吏与男丁双重身份双份授田三种特殊情况授田，反映了统一法令下各地执行中的差异。刘进宝《归义军土地制度初探》（《敦煌研究》第2期）认为， 由唐前期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态——国家土地所有制演变为宋以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中，晚唐五代是重要阶段，研究归义军的土地制度有利于对该时期土地所有制发展脉络的把握。
讨论唐末宋初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制度，必然涉及“地子”、“地税”等问题。雷绍锋《唐末宋初归义军时期之“地子”、“地税”浅论》（《资料》第15辑）认为，归义军时期的“地子”是田地税之一种，与“官布”、“官柴草”等并列，依一定税率计亩征收粮、油，即麦、粟、麻等。“地税”为户税之变称，起征率为两硕五斗，品种为粮食。地子、地税根基于相同的载体（土地），却是征收形式、数量、品种均不一致的两种税目。刘进宝《晚唐五代“地子”考释》（《学会论集》）也分别讨论了地子与地税的关系和征纳税率问题。
2.人口
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第 4期）认为，唐后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实际户数远高于政府所掌握的在籍户。元和时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一结论是通过对元和时期两浙、宣歙三道户口升降、对淮南道户口的增长、元和后长江下游人口的发展，以及浮寄户、逃户等隐漏户口的考察得出的。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第5 期）内容涉及西北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主要走向及特点、降户反叛原因及唐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等等，并推断安史乱前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应在150万户、700万人左右。还有方良《汉、隋间苏南人口状况初探》（《吴中学刊》第3期）、 葛文清《唐宋汀江流域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关系述论》（《龙岩师专学报》第1期）等。
3.工商业
有关工商业的研究日趋深入，取得了很大进展。魏明孔《隋代军事手工业初探》（《学会论集》）提出，隋代军事手工业作为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生产部门，与宫殿建筑、幸游制造业组成当时官府手工业的主体。军事手工业的发展与隋代的强盛与短命有密切关系。作者另一篇对手工业的研究是《隋唐手工业与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善》（《首都师大学报》第6期）。
盐业生产是手工业主要生产部门之一。由郭正忠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关于隋唐五代盐业一章包括隋唐五代的盐业生产、隋及唐前期的弛禁政策与税制变迁、专卖制的建立与唐代后期的盐法改革、就场专卖制下的食盐运销和流通、唐代后期的盐业管理和五代十国时期的盐法与食盐流通方式，对盐业生产及相关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郑学檬《关于张平叔及其盐法改革之透视》（《汇编》）揭示张平叔盐法改革所反映的唐朝政治、经济危机深刻化的趋势。荣新江就五代洛阳印刷业作了考察（《五代洛阳民间印刷业一瞥》， 《文物天地》第5期）。
王双怀《论盛唐时期的商业》（《人文杂志》第5期）认为， 盛唐时期政府注意保护消费者利益，商人注重信誉的经营观念与中晚唐时期追求高利润买空卖空、弄虚作假形成对比。巫宝三《唐代重商思想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对重商思想为何逐步兴起、 思想上的特征，以及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的论述是通过对唐代理财家、思想家（包括崔融、刘秩、刘晏、韩愈、白居易、令狐楚）关于税关市、统一铸币、盐法、和籴及榷茶等问题的主张及政策的剖析展开的。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进行市场物价和商贸活动的考察，有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物价》（《敦煌研究》第3期）、 衡之《唐代西州的市场经济》（《西域研究》第3期）、 《唐代吐鲁番地区的物价管理》（《西域研究》第4期）、齐陈骏、 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对外商业贸易》（《敦煌学辑刊》第1期）等。
三、社会史研究
1.社会结构及等级身份
注重社会结构的分析是历史研究的传统，对各种等级身份的研究，关涉着人们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张泽咸《六朝唐宋间农业劳动者的身份地位问题》（《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以下简称《纪念文集》）提出，六朝唐宋时的农民大致可划分为自耕农、佃农（依附农）、雇农、农业奴隶等。文中不涉及用于生产的兵士乃至刑徒，而以佃农作为重点讨论对象。杨际平《敦煌吐鲁番出土雇工契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通过对25件吐鲁番雇工契、34 件敦煌雇工契的分析、研究，提出在当地农业、畜牧业、工商业三个部门中，农业雇工最多，畜牧业次之，工商业最少。从雇主的生产目的，或从雇佣劳动者与土地、与雇主的关系看，都明显带有前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全部特点。李鸿宾《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42辑）考察的对象是为官府服务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第3 期）认为，当色为婚是唐代手工业者婚姻的突出特点，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对官府工匠同类相婚的法律形式，另一方面则是私营手工业者为使绝技不为外人所得而拒绝与外界通婚的自我保护。高启安《唐宋时期敦煌人名探析》（《敦煌研究》第4期）认为，社会各阶层、各民族、 各种职业的人名，为研究该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宗法制度、民俗乃至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宝贵的材料。透过人名，反映了多民族杂居和少数民族逐渐汉化的特点，反映了宗教信仰的普遍和虔诚，反映了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以及时代风格的流被等。李靖莉《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 期）对内地趋于绝迹而在偏远的西州却颇常见的贱口部曲的主要来源进行了分析，认为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而转变来的。
2.家族
对家族的传承演进及其内部形态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一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借助敦煌文书中 120余户的资料，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与社会生活以及与敦煌家庭政治功能与聚族活动密切相关的敦煌边民文化心理特点。冻国栋《六朝至唐吴郡大姓的演变》（《资料》第15辑）围绕汉末至孙吴时期吴郡四姓形成与发展、两晋南朝吴郡大姓之升降、隋唐时代吴郡大姓之替变等层面的考察，有助于了解吴郡大姓在六朝至隋唐时期演变的脉落。作者还通过姚崇《遗令》和相关材料讨论唐代财产预分诸问题。认为，累世同居共财或兄弟义居仅是中古封建礼教要求的传统美德之一，现实中的家庭主要形态则不是大家族，财产分割的频繁进行，标志着大家族走向分解的事实（《读姚崇〈遗令〉论唐代的“财产预分”与家族形态》（《学会论集》）。魏道明《略论唐宋明清的析产制度》（《青海社会科学》第3 期）中严格区分了析产与继承两种不同制度，诠释了析产的概念、原则及方法。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第3 卷）就侨居唐朝的粟特胡人家族之一的凉州安氏家族在隋唐交替之际的兴起、安氏家族世系及其活动轨迹的考察，反映了民族关系中各民族交融互进的深刻主题。孙晓林《敦煌遗书所见唐宋间令狐氏在敦煌的分布》（《学会论集》）有鉴于西州著姓令狐氏自汉至唐宦州仕郡、封官晋爵、家族繁衍而至房系分化、转徒迁居，遂依据敦煌文书，以乡别为序，胪列其在敦煌分布的状况，证明八至十世纪间令孤氏随人丁兴旺、居地分布由点及面、几乎遍布敦煌地区的事实。刘安志《唐朝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第3期）亦聚焦于敦煌大族， 考察他们在吐蕃占领沙州前后的表现（出家、入仕）及发展自身势力的一系列活动及其影响。
3.社区
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寺院两方面。
在对城市的研究中离不开考古新发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安家瑶、李春林执笔，《考古学报》第3期）对含元殿柱网布置、大台形制、 遗址殿前广场等有了新的认识，并明确证实含元殿前东、西均有龙尾道。可以看出，此次发掘是对以往发掘研究的补充和完善，特别是一些重要问题的重新认识，对准确把握历史原貌具有重要意义。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 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初步揭示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探讨隋唐长安城在规划建设上继承扬弃传统和发展创新的贡献。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隋唐长安城研究之二》（《西北大学学报》第3 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现象，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与天体设计思想、城内六岗与周易六爻、城东南隅与曲江池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新的探讨。史念海《唐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及其邻近的小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 期）是根据大量墓志考证唐长安周围地理的力作。杜文玉《唐代长安的宦官住宅与坟墓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提出， 宦官居住区围绕皇宫分布的特点，是宦官势力依附于皇权的直接反映；同一家族者多聚居于同一坊内或邻近之坊，则说明宦官阶层同样保持有同族聚居的传统。
关于寺院的研究，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汉唐一千余年佛寺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华梵文明的遇合与化新，深刻地阐明了华夏文化的形上形下诸元（礼法、道德、学术、艺术、文学、风俗、建筑等），以传统为母体，吸纳融摄异邦文明质素，化生新肌，开新生面，展示出中华文明善择众长又独立不倚的特性，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在《晋唐佛寺营造的檀主层群及施愿》（《纪念文集》）一文中，又考察了汉唐官廷及社会各阶层（皇族、贵宦、官众、庶民、地主、农民、商人、处士）各时期营寺状况，揭示其间国家政权兴佛方式之演变、各阶层信仰风习之演进，以及佛教于社会基层的普及过程。唐耕耦《敦煌净土寺六件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缀合》（《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 卷）对六件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的缀合复原，为人们研究净土寺的经济状况和四柱结算法提供了丰富信息。郝春文《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俗的施舍问题》（《唐研究》第3 卷）对佛教教团和僧尼的重要经济来源——官私僧俗的施舍的考察是通过对敦煌文献中大量《施捨疏》、《请僧疏》及相关文书展开的。透过对施主、施物及缘由、目的及地点等方面的分析，揭示深刻的社会问题。
4.社会生活
唐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也使生活史的研究生机勃发，情趣盎然。李文澜《先秦汉唐“人日”节俗的演变及其意义》（《学会论集》）从先秦“人日”对奴隶的排斥、汉魏六朝所弥漫的道教色彩至盛唐贵人、重生、出新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以及安史之乱后渐复归于迷信、占卜等变化，从一个侧面启迪人们认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简涛《略论唐宋时期迎春礼俗的演变》（《唐研究》第3卷）认为， 东汉时迎春礼俗由立春迎气和出土牛两个礼仪组成。唐宋时期，其结构及相关功能发生重大改变。迎气礼仪逐渐衰亡，改变了立春礼仪中宫廷迎气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而出土牛鞭春礼仪日盛，标志着立春节日文化新时期的到来，并对明清迎春礼和鞭春礼的最终定型起着决定性作用。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以密切感情、 增加饮食情趣而成为时尚的饮酒活动以及伴随其间的娱乐、游戏为研究对象，揭示隋唐官民雅俗共享的饮酒时尚的内涵及作用。姜含春《唐代“风俗贵茶”之成因》（《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第 4期）从国家统一、经济昌盛，统治阶级上行下效重视饮茶的效应，文人士大夫饮茶活动及茶诗文创作推动，以及禅宗佛教的促进几方面，揭示饮茶风习的社会条件和时代背景。雷巧玲《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第4 期）意在挖掘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物质基础的住宅的深邃文化内涵。文章从唐人住宅所反映的等级、宗法、宗教、阴阳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李浩《唐代园林别业杂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2期）考证包括岑参终南别业、永宁里窦巩宅园、于宾客庄、薛王山池与薛王别墅、吴村别业以及白雨亭、修竹里武陵草堂的辨误等，考论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唐诗证史的功能。拜根兴《试论唐代帝王的巡幸》（《南都学坛》第1 期）归纳总结了帝王巡幸的内容有访问高年、巡视地方、奖黜吏官、来往两京避暑就食、巡游名胜、祭奠先贤等。指出，随着王朝的兴衰，巡幸的频率、威仪、规模上前后期都有明显的差异。此外，还有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第3期）等。
四、宗教、文化史研究
1.宗教
郭绍林《唐太宗与佛教》（《史学月刊》第2 期）认为学术界存在的截然相反的说法皆欠公允，所失在于忽视了太宗一生同佛教的动态关系，而将其一两次言论固定为静态座标，断定为终生认识；忽略了社会一般认识水平对他个人的制约；忽视了太宗思想信仰与政治主张的差别；忽视了行政措施与随顺俗情的关系。作者另篇《玄奘与佛道名位》（《洛阳师专学报》第3 期）从三方面论述了玄奘为改变佛教地位的不懈努力，即尊重朝廷、美化皇室、争取国家对佛教的理解、亲近和支持；诱皇室入彀中，迫使其发表弘扬佛教言论，部署发展佛教的行动，以及直接提出调整佛道名位的要求等。章权才《惠能的宗教革新与唐宋之际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构》（《广东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 以人本主义、入世主义、顿悟主义为特征的惠能宗教革新，突出表现在强化世俗性的一面，对传统思想的冲击超过了中唐疑古、惑经为特点的新经学运动，不仅导致禅宗在佛教界主流地位的确立，而且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奠定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敦煌研究》第 2期）选择的视角是迄今尚无专文研究的唐五代敦煌佛教中的粟特人情况。指出，粟特人承继了袄、佛并重的宗教信仰特征，他们信仰佛教的表现形式与汉族无异。在敦煌唐五代佛教团中，粟特人势力一直很大，僧尼中所占比例较高，且出任各级僧官，但他们对佛的信仰与经商一样，普遍存有投机心理。
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汇编》）一文提出唐朝对摩尼教、景教、火袄教会昌前宽容优礼，而后取缔严禁，原因在于以胡人为主体的安史之乱以及协助平乱的回纥人的恶劣表现，使朝野产生仇外心理，而并非以往有些学者所说的受佛教牵连。张广达《唐代袄教图像再考》（《唐研究》第3 卷）将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文书中一件涉及袄教神祇的淡彩线描图做了图像学的考察，诠解其中的象征符号，并据各种表征提出P4518写卷之附件24线描图的左、 右侧神祇可能是妲厄娜、妲厄媧的推断。
此外，又有周瀚光《试论隋唐五代时期佛道二教的自然观》（《学术月刊》第12期）、李文才《会昌毁佛原因之再认识》（《淮阴师专学报》第2期）、 杨青《从张议潮起义看他与佛教的不解之缘》（《西北民院学报》第1期）、 李映辉《唐代高僧籍贯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等。
2.文化
胡戟《汉魏隋唐历史底蕴初探》（《汇编》）认为，魏晋隋唐汉化、胡化互动的主流，不啻向以儒学为本体的传统文化复归与再造。礼仪文化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与促进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实现民族融合起过正面的促进作用。张羽琼《略论贞观文化》（《贵州社会科学》第 5期）重点论述贞观君臣贯彻“守成以文”的治国方略的具体文化措施，其中包括崇儒尊孔、发展学校教育、提高儒士地位、完成经学统一、大兴礼乐等。 赵文润《论唐高宗在文化史上的贡献》（《人文杂志》第2期）论述高宗兴办学校、提倡科学、尊儒信佛崇道和在史学史、法制史中的地位，以及在诗歌、书法、乐舞、医药、建筑等方面的贡献，从文化史学角度作出评价：高宗的确堪称一代伟人。史睿《北周后期至唐初礼制的变迁与学术文化的统一》（《唐研究》第3期）认为， 从周隋之际胡化痕迹未脱的礼制中融会了南朝文化的内容，至炀帝开启文化统一之端绪，融南北朝礼制为一体，终至唐代建立统一国家新文化。此间南北文化、胡汉文化逐渐融会，全国政治——文化统一局面赖以重建和巩固。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对白居易生平、思想和诗歌创作中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作者认为，佛教信仰对白居易既是现实的逋逃所，也是人生的新境界，既是自我屏翳的迷雾，也是自我认识的金篦，他所代表的又不仅是士人的信仰状况，而是标志着佛教思想在整体上溶入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传统的程度。作者对白居易母亲之死问题的辨析、该书上编对《白氏文集》等一系列考证，均有发明、富有新意。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订正了《全唐诗》所收诗的讹误，考证《二十四诗品》作者不是司空图；杜甫离成都与严武去世没有关系；唐代诗人的地域分布及唐代前后期的变化的古籍考订；对温庭筠生年的重考，漫游南方和从军出塞的时间路线；开成、会昌间他与当时政治斗争的关系的论述，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新观点。
唐代盛唐诗以融合“建安体”和“江左风”为基本特征，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多年来，着力研究前者的多，而对接受江左文学传统的一面则缺乏关注。葛晓音《江左文学传统在初盛唐的沿革》（《燕京学报》新 3期）从辨析初盛唐文人对汉魏六朝文统的看法入手，联系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文化趋向，对初盛唐诗在体制、题材、语言、声律等方面沿革江左文学传统的必然性作了详细论述。
瞿林东《重读〈通典〉史论》（《学会论集》）对史论中丰富的形式，诸如序、论、说、议、评之区别及含义作了界定，兼论及方法论和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特点和卓见。谢保成《再论〈贞观政要〉的成书问题》（《史学史研究》第4期）认为，该书成书后， 由作者呈兢于玄宗开元年间奏进，此后流传之各种版本皆源于此本。日本学者原田种成提出曾由吴兢于中宗、玄宗朝两度奏进，其书流传也由此分为两个系统的说法难以成立。作者又有《北宋前中期的唐史研究与〈新唐书〉重修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第4期）等发表。
郑学檬《唐代江南文士群体初探（上）》（《学会论集》）论述聚集江淮，尤以扬、润、苏、杭、越为宦游热点，从而形成的志趣相同，超凡脱俗的文士群体。邓星盈、黄开国《三国至隋唐的巴蜀学术》（《四川大学学报》第 2期）考察了汉代兴盛后至三国两晋南北朝因不断战乱而相对滞后、至隋唐又因社会经济进步而获发展的巴蜀学术的兴衰历程。此外，卞孝萱《揭开〈瘗鹤铭〉之谜》（《学会论集》）、杨剑虹《浅议大唐乐舞》（同上）、王克芬《荟萃交流 异彩纷呈》（《汇编》）等还从书法、乐舞等方面对唐文化进行阐释。
五、民族、中外关系史
邓文宽《关于唐代前期胡汉混合型社会的思考》（《汇编》）认为，唐代社会是胡汉混合型的，在胡汉文化融合中，胡人以接受汉人形上（道统）为主，汉人以学习胡人形下（器用）为主，形成新文明，将陈寅恪先生的有关论述阐述得更加深入。关于唐代文化与风俗的“胡化”，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做了许多具体例证的搜寻工作，却未分析这些“胡化”迹象在总体文化中所占比例大小和层次深浅，从而给人造成唐代社会在开元前后普遍“胡化”的笼统印象。葛晓音《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通过初盛唐诗歌对唐前期风俗“胡化”的反映， 指出唐前期文明的主导倾向仍是华化。
关于唐代羁縻府州的研究，马驰、马文军《唐代羁縻府州与中央关系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从三方面作了概括：都督、 刺史可世袭，但须得中央册封认可；在土地、军队、赋税等方面有高度自治性权力、同时又受边州都督、都护押领，接受汉官参治，奉唐正朔，混一车书，尊重并接受中央领导；向中央履行充质、入觐、纳贡、捍边、征讨等封建义务。姚兆余《论唐宋元王朝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甘肃社会科学》第5 期）勾勒出唐宋元朝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羁縻政策的基本轮廓及方式、手段上的差异及其原因。还有艾尚连《唐太宗灵州之行与漠北羁縻府州的建立》（《民族研究》第6期）等。
关于粟特人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如薛宗正《唐代粟特人的东迁及其社会生活》（《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 陆庆夫《略论粟特人与龙家的关系》（《敦煌学辑刊》第1期）、 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文献》第1期）。
以往普遍认为，隋唐与高句丽的冲突始于隋平陈统一全国后，迫使高句丽图谋自保，或是中原王朝兼并扩张和穷兵黩武，而忽略了高句丽在东北地区政治活动中的主动与进取方面。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国学研究》第4 卷）透过高宝宁据营州事件及其前后中原王朝与东北诸族关系变化的分析，揭示了问题的实质，有助于对历史真相的认识。
齐红深《唐代渤海国教育文化刍论》（《社会科学辑刊》第1 期）认为，渤海学校教育内容大体以中原地区为模式，渤海人全面“宪象”、“习识”唐制，且与唐“车书本一家”，势必使其文化教育同中原文明趋同，进而联成一体，同时儒家经典在渤海亦广为流传，渤海国教育文化给后来辽、金以深厚而巨大的影响。
此外，韩昇《隋唐净土宗在日本的传播》（《学会论集》）、田廷柱《新罗僧人入唐求法与佛教东渐》（同上）、马建春《唐朝与大食的海上交通》（《宁夏大学学报》第3期）、 孙光圻《公元8—9世纪新罗与唐的海上交通》（《海交史研究》第1 期）也分别从宗教、交通等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
从1997年隋唐五代史的研究状况来看，重视新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史料发掘上下大气力，增强精品意识，提高学术品位，已成为该领域众多同行的共识。遂使以往课题陈旧、重复劳动和缺乏新意的平庸之作逐渐减少。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见解的论著明显增多。如一些学者将“综合国力”的研究方法引入隋唐史研究，试图对大唐帝国的内涵作出新的评估，如葛承雍《唐代综合国力散论》（《汇编》）、杜文玉《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同上）等；伴随日趋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人们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他们对地球生物圈所承担的责任。可喜的是，历史学者也开始用生态学的眼光关注历史上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及影响。如蓝勇《唐代文明的盛衰与百年尺度的气候变化》（《汇编》）所提出的八世纪中叶是唐代由温暖期向寒冷期的过渡，安史之乱的发生，源于寒冷气候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冲击农业民族的潜在动力。翁俊雄《唐代虎、象的行踪——兼论唐代虎、象记载增多的原因》（《唐研究》第3 卷）对于虎、象生态环境以及人类与动物生存空间的开拓的有益探讨，对增强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意识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