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纪念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专题
近代以来民族复兴背景下孙子兵学勃兴的三个维度
邵 青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从辛亥革命前后到民国创建初期，孙子兵学迎来了大发展的契机。回溯这一时期孙子兵学的勃兴轨迹，可知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政治上，《孙子兵法》地位的新确立；二是军事上，《孙子兵法》的作用再肯定；三是学术上，《孙子兵法》研究范式的新突破。这其中，孙中山的作用与影响不可低估，黄兴与蔡锷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值得一提，蒋百里、陆懋德、刘邦骥的学术贡献必须重视。在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从实践和时代的迫切需要出发，积极肯定《孙子兵法》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为推动孙子兵学的发展，为发挥《孙子兵法》这一民族瑰宝对于民族救亡与复兴的时代价值，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 孙子兵学；近代；政治；军事；研究范式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军事学的进入和传播是近代中国开放和变革的必然结果。面对西方军事学的潮水般涌入，如何处理西方军事学术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原有军事学术的关系，是需要近代先驱们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不仅涉及对待《孙子兵法》的态度，更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是全盘继承还是批判继承？是全盘西方还是以我为主？这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道路和方向的大问题。在近代民族救亡的时代号角声中，以孙中山、蔡锷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物应运而生。他们肩负着救国救民的时代使命，他们目光敏锐，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站到了时代的潮头，做出了正确回答。
一、政治上，《孙子兵法》地位的确立——从孙中山到袁世凯
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享有崇高的威望和重要地位。孙中山以自己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研究为民国时期孙子兵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民国时期《孙子兵法》研究的开展产生重要影响。袁世凯则在其复辟帝制野心驱使下，在政治上运用其政府权力召集多种人才投入《孙子兵法》的研究，从而为《孙子兵法》研究拓宽了领域。
(7)监理工作的方法及措施。指在监理过程中所采用的控制手段、制度，如指令性文件、检验手段和控制方法、工序的控制、监理订立的制度等。
(一)孙中山与《孙子兵法》
孙中山为近代以来孙子兵学的勃兴做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孙中山不仅以其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为民国时期孙子兵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密切联系实际研究和运用《孙子兵法》，推动孙子兵学的发展。孙中山对传统兵学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非常推崇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他对《孙子兵法》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两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是先有战斗的事实，然后才成那本兵书。”[1]672这就明确肯定了《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兵学文化的杰出代表，还代表着中国军事哲学的智慧和成就。
虽然孙中山并未对《孙子兵法》的军事哲学思想展开论述，但是他有关《孙子兵法》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后来人们研究《孙子兵法》起到了积极作用。民国时期有不少军内外研究者在著作中引述孙中山此句评语。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孙中山对民国时期《孙子兵法》传播的重要影响。民国时期不少孙子兵法研究著作都是受了孙中山评价的启发。其中有专门研究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哲学的，如公羊寿1933年所纂述《孙子兵法哲理研究》是从军事哲学方面探讨孙子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在书中引用孙中山此语，对《孙子兵法》所蕴含的哲理思想进行归纳与分析。亦有学者进而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与论证。温晋诚1939年在其所著的《孙子浅说补解》“序言”中就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孙子思想存在一定相通之处。
刘邦骥的《孙子浅说》也是奉命而成的进呈本。首页注明“统率办事处军事参议陆军少将的蒋方震统率办事处参议上行走陆军少将刘邦骥谨呈为遵 令解释孙子全书告成恭呈钧鉴”。当时蒋方震任统率办事处军事参议陆军少将，刘邦骥统率办事处参议上行走陆军少将，蒋方震、刘邦骥二参议遵照袁世凯命令解释《孙子兵法》。关于其中原委，《孙子浅说》“序言”中说得十分详细。
“序言”中指出，从历史来看，每当新朝建立，要让社会运行有序，人民各安其业，各乐其行，首先就要确立学术趋问。如汉以来尊崇经术，每代从其需要出发因时制宜。而《孙子兵法》兵经之名在历史上早有记载。尊为兵经不仅名副其实，而且确系国家安危需要。刘邦冀还联系实践阐述了振兴军学的重要性。他指出袁世凯作为国家元首而注重兵学，诚为中华人民之福。强调武力是外交的后盾、内政的保障，如果不重视军事，国家即无以图存。
作品《家·国》以江南民居为元素组合成一个鼎的形状。鼎象征国家而江南民居则指代百姓。作品讲述一个关于中国梦的故事。这是笔者《水墨徽语》系列的新作。在整体构成上，使用腾空式代替之前的落地式，取得一股向上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能使整体造型更加契合鼎的形状，徽派建筑的元素依然是主体。画面上的点、线、面、黑、白、灰依然是形式语言的重点，这也是徽派建筑元素的精华。
(二)袁世凯与《孙子兵法》
袁世凯十分重视并推动《孙子兵法》研究的开展。袁世凯在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从复辟帝制的政治需要出发，尊《孙子兵法》为兵经。为此，命夏寿田、蒋百里、刘邦骥、陆懋德等人注释《孙子兵法》。也为此，《孙子兵法》被赋予了相当的政治使命。夏寿田的《孙子选注》即在封二注明“内史夏寿田奉命选注”；蒋百里的《孙子新释》也是在其离职保定军校校长后，在大元帅府参军职位时所撰；陆懋德的《孙子兵法集释》是其1916年在担任大总统府礼官时所撰，亦都是奉命而作。
大学生党员要树立良好的党员形象，要在四个方面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一是在思想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二是在学习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三是在工作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四是在生活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大学生党员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在工作中要勇于奉献，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要能正确对得批评和荣督。有了缺点、情误诚心诚意地欢迎同学们指出并勇于改正，在荣誉面前不争功。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热爱和关心集体，顾全大局，树立榜样作用，发动周围同学共同建设学生公寓党员工作站。
夏寿田的《孙子选注》内容并无新意，全部选用十一家注本对十三篇进行选注，其中以曹注、梅注、张预、杜牧、王皙、李筌所注为主，其他注家较少。虽然通篇没有自己任何阐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编者夏寿田并不一般。夏寿田(1870-1935)，湖南桂阳莲塘大湾人，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进士第八名，殿试榜眼及第，取得清代湘南地区科举最好成绩，历任翰林院编修、学部图书馆总纂。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他任湖北省民政长，1913年，袁世凯成立总统内史监，选夏任内史监贴身内史。夏寿田文才极好，袁氏登基称帝的诏文均由其撰写。因此，袁氏命夏寿田选注，并且全部选用的是中国历史上武力强盛的三国与唐朝时的注家，其政治喻义不言自明。
孙中山的重要贡献还表现在为民国时期《孙子兵法》研究与应用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深厚的军事文化，是孙中山军事思想和革命实践的文化渊源。孙中山在演说中经常引用《孙子兵法》及其他兵书名言，并汲取其思想精华，直接或间接应用于他的革命斗争实践和理论创造中，做到古为今用，使之成为其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内涵。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强调，国家如要继续生存，军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令人联想到《孙子兵法》开篇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足见孙中山的军事思想和实践根植于古代深厚的军事文化土壤，闪烁着《孙子兵法》哲理的光辉。孙中山关于《孙子兵法》的深刻理解和研究更直接和具体地体现在1921年12月10日他对滇赣粤军进行的《军人精神教育》演说中。在该演说中，孙中山高度重视军人精神培养，将革命精神提髙到了关系救国革命事业成败的高度，认为军人精神教育的核心是“智”“仁”“勇”。从字面来看，直接取自于《孙子兵法·计篇》关于将之素质“智、信、仁、勇、严”五者中的三者。关于这三者，孙中山联系实际做了深入阐发，指出军人要能够做到“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他认为，“仁”是军人精神境界中最髙贵的品质，军人之仁其目的在于救国，为国尽力。他指出，三民主义是军人精神的表现，也是军人之仁的表现，赋予军人之仁以新的时代和政治内涵。孙中山格外重视“勇”，强调“当革命军的人，第一要有胆量”，军人之勇当是“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勇”。他指出：“所谓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军人精神三要素。能发扬此三种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国。”[2]11孙中山革命的一生正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孙中山一生为救国奔波，不怕艰险和牺牲，他的坦荡人格和光辉形象成为一面旗帜，往往大旗一挥，从者甚众，风起云涌，造成浩荡的革命风潮和气势。早期，对于改造会党、争取新军倾向革命，起了不小作用；后期，对于争取和改造旧军队、创建新军队同样功不可没。
从孙中山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可以看出，孙中山革命的一生和《孙子兵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许多革命理论和实践与《孙子兵法》有关原理相合，他的革命活动闪烁着孙子兵学的光辉。孙中山对传统兵学文化尤其是《孙子兵法》的重视，对后来蒋介石国民政府、军队及社会各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其崇高地位，孙中山对《孙子兵法》的肯定，亦为后来蒋介石国民政府及全社会所尊崇和效仿。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国时期研究和传播《孙子兵法》是作为执行“总理遗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得以落实的。
“序言”简要分析中国自古以来重文轻武的原因及因此而造成的后果。指出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后，汉、唐、宋、明虽然主要都是大一统，但是都是属于闭关时代，受到外界的刺激甚微。因而养成了王朝开始以武力而得到的天下，建国之后就开始以文德而守成，朝野上下长期以重文轻武为惯例，到王朝末年国家衰败，武备废弛，以致盗贼蜂起，于是汉有匈奴之祸，唐有吐蕃之逼，宋有辽金元之侵陵，明有满蒙之崛起，对汉族政权造成极大威胁甚至国家灭亡，这就是重文轻武造成的后果。然而汉唐宋明所谓的外患仍然不过是周边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明程度大都不及中国，他们发起战争的目的相对有限，不过是垂涎中原的富庶，劫掠财物，抢占土地。现在则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是群雄并立对峙之际，竞争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如果不能振兴军事学以之作为外交之后盾内政之保障的话，恐怕将来在地球上都不能有国家的容身之地。
“序言”进而分析了提倡《孙子兵法》一书的特殊意义，称《孙子兵法》为兵家之极轨，其宗旨在于主推正道德行，内涵深刻广泛，深谋远虑，不仅限于兵学一家之言，而且包括财政、内政、外交等政治方面内容。拟请示袁世凯把《孙子兵法》尊为兵经(1) 某种意义上，自民国初年以来，从定国安邦的时代需要出发，人们对于《孙子兵法》的重视要超过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儒学的遭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可见一斑，而兵学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 ，列入学宫，布告海内，使莘莘学子家传户诵，其重要意义在于“不特存绝学于将坠抑且振英风于方来”。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亲自为《孙子浅说》撰写序言，进一步强调《孙子兵法》在治国安邦方面的独特而全面的价值和作用。徐世昌主要表达了下述几层意思：
一是认为《孙子兵法》不仅仅是如以往所认为的是简单的单纯依靠诡道取胜的权谋类兵书，而是治国理政与用兵制胜之道兼而有之的名著，是合治兵军旅与治国自治于一体的佳作。“特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瞢于时事讳言军旅，盖两失之。”
二是国家将《孙子兵法》树为学术示范和遵循十分重要。徐世昌认为，国家社会树立遵循什么样的学说利害甚大，因为如果学说是引领社会风尚的、对引导人心有利，将会有利于社会发展；如果学说对引导人心不利，将不利于社会发展。“世变相寻，学说之误人最甚。”自西周定天下以来，有偃兵息武之说兴起。“祭公谋父曰：‘先王耀德不观兵’。老子曰：‘佳兵者不祥。’讲学家视为格言”，就是因为许多学家把它作为格言。而“往往天下已定，上恬下嬉，人不知兵，一再传而遂至大乱”，这就是因为在天下一统、和平既定的时期，政府和社会不修军事与政治，导致祸患产生。“盖承平一统之世，军政弗修，其召祸且有如此者。”徐世昌并引自西周以来中国历史上兴衰治乱的历史指出，之所以几千年历史内忧外患不断，就是因为自西周开国始，当政者就告诫要慎用武力，因为当时天下太平，朝野相安无事。“昔者周公致政，作《立政》以戒成王曰‘其克诰尔戎兵’或犹谓殷难初平，成王始政则然也，乃成康之际，刑错四十余年。召公之诰康王也，曰：‘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老成谋国，动辍谆谆于戎兵六师者，何哉？盖天下晏然，朝野相安于无事。”但是“兵者虽百岁不用，然不可一日忘也”，因为“不期而盗贼内发，不期而边衅偶开，故武备不可以废弛也。”如果军械不完备、军费不充足不行，但是即便军械完备、军费充足，而训练不精，督察不到位，其结果“张皇六师”，可想而知。徐世昌指出，曾经黄帝神明之胄陵夷威武，但积弱以至于今几几不能自振的原因。他认为“是皆误于偃武修文之一说”，事实上是偃武并未息武，后世人主用兵制敌者多矣。制敌得志则如卫霍之创匈奴，制敌不得志则如北宋韩范之御西夏。甚至有人还以穷兵非议失败者，不知汉宋失败原因历是在于用兵之前没有修好内政，不先力求自治，国内政治有问题，就不可能达到并其力求制敌的理想结果。
三是对《孙子兵法》普及传播及发挥作用寄予厚望。一方面希望借此书的宣传普及使国人增强国防观念和增加战争知识，踊跃服兵役，积极保卫国家。“俾吾中华民国，知国势岌岌，非武力不足以自存。国家将竭全力以注意兵，为民者人人有征调之定期，为军人者人人晓韬略之大意，则此书有功于吾国甚伟。虽名曰‘孙子兵经’，盖亦未尝不可。抑予更有厚望者。”另一方面，还希望通过对此书的学习，能找出医国之良方。“善读《孙子》者，不徒诩其制敌之神奇，务求其自治之巩固。医国之方，其在是与。”
由上述可知，袁世凯对民国时期孙子兵学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虽然他推崇《孙子兵法》地位，有从政治上复辟和文化上复古的考虑，但是客观上推动并促进了孙子兵学的发展。一门学科能否繁荣，与政府支持与否关系密切。正如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所指出的“中国向来新的事业，不经过行政方面的一纸公文，在社会方面总不容易普及的”[3]30。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政府首脑及军政要人对于孙子兵法的推崇及在孙子兵法的研究与普及方面的大力支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产生的实际效用亦是极大。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民国孙子兵学得到了繁荣发展。
同时还要承认，自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处于受到西方潮水般冲击的时刻，旧有的文化、观念是否还有作用，不少人心存疑虑。从政治和文化上重新肯定《孙子兵法》民族文化的地位和积极作用，有助于廓清错误认识，坚持民族文化自信。民国刚建立不久，世界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必须要考虑应对列强可能的军事威胁，因此突出强调军事与战争准备的重要性，旨在扭转历史上长期以来重文轻武的现象，提出要重视兵学。这也是为了顺应国际大势，更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军事上，《孙子兵法》作用的肯定——从黄兴到蔡锷
黄兴、蔡锷作为辛亥革命的元勋以及捍卫共和的干将，面对的主要不是外国帝国主义者，而是本国反动统治者，战场上主要对手不是外国强敌，而是具有一定近代化背景的军阀武装集团。其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既有其时代性与普遍性的特点，也有其实践性与特殊性的一面。在对待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兵学文化的态度上，他们既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尊崇与热爱，同时又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与评价其时代价值和地位作用，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去学习和吸取外国军事理论的新成就，不仅用以证明《孙子兵法》的作用和价值，而且用以充实和发展《孙子兵法》，共同推进中国的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进步，共同服从服务于近代以来民族民主革命以民主共和为价值追求的政治目的。
(一)黄兴与《孙子兵法》
蔡锷在《曾胡治兵语录》“序言”中指出，编辑此书目的是“窃意论今不如述古；然古代渺矣，述之或不适于今。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中锋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5]55。说明自己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代兵学思想精华的高度重视，但是单纯述古又难以为今天的人们所能接受，这就道出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联系近代治兵用兵实践，从而实现在近代的发展转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9]。
黄兴少时的尚武性格启发了他对兵学的浓厚兴趣，引导他自觉地学习兵法知识。他少年时代读书，“尤喜老庄与禹墨及兵法刑名，对《孙子兵法》注意尤多”。他认为，孙子兵法所重的“修道保法”“因时地制宜”“上下同欲，可与生死”等都与儒、墨诸家相贯通；“机智权谋，辅以仁义，调兵用将，威爱兼施等情，更不是寻常军人文士所可践履的”；“湘军与洪、杨的成败，系于能否依遵兵法而定，以曾国藩为例，虽未尝骑射临阵，且屡致挫败，但他能应用‘素行教民’及‘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法则，卒获致稳扎稳打的战果”[6]80-81。据载黄兴曾为熊成基题有横幅，曰“兵凶战危”，称“能知其危而慎用之，乃不败矣，吾公不患萎靡，而患热心过甚，故以此相戒”[7]64。
这些独特的心得表明黄兴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兵法有很深的研读，从中亦可见他对用兵之道的领悟之深。战争的胜利固然要取决于“机智权谋”“调兵用将”的指挥艺术，但更重要的是发挥士卒个人主动积极的精神。对于军事指挥者来说，既要树立威望，使将上令下必从，指挥有序，行动如一；又要体恤下情，激励意志，使将士气势旺盛，感慨用命。这是比一般的权变谋略更高一层的治军手法。这些见解对黄兴很有影响，在后来领导的历次起义中，黄兴不仅表现出与将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的风格，而且强调“道”，即革命理想对革命队伍的激励作用，使之成为上下一致的共同意志，以充分发挥其积极精神，形成起义队伍强大的战斗力。与投入起义工作的其他革命党人相比，黄兴的这一风格是常突出的。尽管现在无法看到黄兴研习兵书更多的资料，但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对传统的军事思想和理论是做过一番深入探讨的，并从中汲取了有益的兵学知识。
(二)蔡锷与《孙子兵法》
蔡锷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同时又是一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他潜心研究军事，卓有成就。蔡锷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虽然和黄兴一样，在其有限的革命生涯里没有专门时间用来做《孙子兵法》研究，但是在其短暂而又辉煌璀璨的革命和战争实践中，他不止一次表达了对《孙子兵法》的重视，及其所受到《孙子兵法》的熏陶和影响。
上述结果表明，理论计算值和有限元仿真结果较为一致，表明了本文所建立的微纳测头刚度模型及临界屈曲载荷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蔡锷从小对军事就有浓厚的兴趣。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蔡锷在读四书五经的同时，也喜欢读《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等中国古代兵书[7]，对传统兵学文化心存敬意。他成年后赴日本军校学习，后回国任职军旅十年来，通过在国外对军事的学习与亲身实践，对于兵学源流稍稍认识其途径，而后愈发钦佩先哲的智慧。蔡锷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堕落晦蚀感到痛心，同时也对民族复兴怀有信心，号召中华子孙发奋图强，肩负起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努力的责任。他的这番心迹在应邀为宁乡人周家树所撰《古兵家学说辑要》“序言”中表露无遗：
余童年读孙吴穰苴诸书，习焉未察，仅玩其辞古义奥，供文字之摹仿而已。壮岁习武日本，返国后于役兵间者十年，积以耳目之所见闻，与夫一身之所经历，于兵学源流，稍稍识途径焉。而后知吾国二千年前之先哲论兵讲武，其伟大精深，以与近世相衡，实有过之无不及者。第物质上之进步，今优于古已耳。拿破仑有言：一百年后东方将有兵略家出承其古昔教训之原则，为欧人之大敌。今已届百年矣，返观吾族，不问精神与物质上之文明，堕落晦蚀，已达极点。兵学一端，亦随兹堕落晦蚀之潮流以遂去。念我先民，抚今感昔，能无悲痛！虽然，剥极必复，天道之常。吾黄族之子孙，其能发扬踔厉，以副拿翁之谶语否，是吾徒之责也。[8]205
1911年春，蔡锷应云贵总督李经羲的邀请去云南任职。蔡锷到云南，正值英军侵犯云南西部的片马地区激起边疆各族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加之云南陆军第19镇统制钟麟同嘱蔡锷编对新军官兵的“精神讲话”，蔡锷借此机会辑录了曾国藩、胡林冀有关治兵语录，编成《曾胡治兵语录》。蔡锷在书中指出，论今不如述古，同时强调要对传统兵学进行现代改造才能更易为时人所接受。书中内容闪烁着《孙子兵法》的智慧。如在第一部分“将材”篇，有胡林翼直接引自《孙子兵法·势篇》“兵事不外奇正二字”[5]57，蔡锷的按语亦引用《孙子兵法·计篇》“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等。[5]58这样的引用在此书中多处可见。
在波谲云诡、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如蔡锷这样智勇双全、名噪一时、功勋卓著的英雄豪杰和传奇将军与《孙子兵法》有着不解之缘，为孙子兵学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黄兴以其一生的戎马生涯，被公认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军事家。在长达14年的革命生涯中，其军事活动占了主要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军事实践，使黄兴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但由于革命斗争任务艰巨，戎马倥偬，奔波于战阵间，工作繁忙，加上英年早逝，使黄兴没能够撰写出专门的军事论著来总结这些经验，没有来得及系统整理他的军事思想，留下来的文电也不多。迄今未见到黄兴关于《孙子兵法》的专门研究。正如时人对他的评价：“非思想家，亦非言论家，实为革命党中唯一之实行家也。”[4]243又诚如蔡锷所言，当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时，“吾侪武夫，惟厉兵秣马，赴机待死耳，复何暇从事文墨，以自溺丧？”[5]55黄兴虽因忙于革命起义及战争事业，英年早逝，无暇研究孙子兵法，但是通过他的成长经历和军事实践，以及他人的相关记述和研究，可大致获知黄兴对《孙子兵法》的热爱，他受到《孙子兵法》的熏陶和潜移默化，《孙子兵法》对他的革命事业的影响重大。
6.1 浇水 苗木移栽前浇水，树坑浇满水，切忌浇半坑水，若发现水下漏，应及时填土，直到土不再下沉为止，否则根系悬空透气与土壤结合不上，导致苗木死亡。栽植后3d内再浇第2次透水，10d内浇第3次透水，以后浇水次数视天气、土壤和树种等情况而定，每次浇水都要培土、处理裂缝和做护圈。
在蔡锷看来，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在近代的转化主要就是经曾、胡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完成的，曾国藩和胡林翼兵学思想是对《孙子兵法》在近代以来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下的新发展。他认为曾、胡关于攻战、守战、遭遇战、局地战以及防边、攻战的作战原则和方法“意括而言赅”，“无不独具卓识”，“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蔡锷对曾国藩关于夜间宿营虽仅一宿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的提法尤加赞赏，认为其“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10]1251。
一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孙子兵法》成就了蔡锷。在蔡锷光辉短暂的一生中，“救国救民”始终是其军事思想和革命战争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蔡锷将军的英名和丰功伟绩在于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这都离不开孙子兵法的影响。这在蔡锷的军事思想与战争实践中都可找到根据。如他的“国力、武力、兵力”三位一体国防论、“一致之说”军事教育论、“因时以制宜，审时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战略战术思想等与《孙子兵法》有着明显继承与发展关系。蔡锷的一生既是对《孙子兵法》原则和精神的弘扬，又是《孙子兵法》所称颂的“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良将精神的最佳写照。1915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1916年，蔡锷参与发动和领导了反袁护国战争，以云南一隅之兵力，和8万名北洋精锐浴血奋战，誓为4万万同胞争人格，终于以少胜多。他以卓越的战略思想和机动灵活的战场指挥赢得了“护国军神”的美誉，为“再造民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蔡锷在前线写与夫人的家书中这样表明决心：“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8]212
在较宽的马路或市场两侧，相对宽广的街道尺度使人行路径被暴露在毒热的阳光下，人们不得不采用新的方法以避免太阳的直射，一种方法是将二层的建筑凸出于道路上方，形成屋檐下的遮阳空间，另一种方法是在一层空间加建拱形券廊。
在此书中，蔡锷把曾、胡战略战术思想与近代西方军事理论比较后认为，他们的战略战术思想“皆以实行后经验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首先，他指出，曾、胡的慎战思想“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殆同(其时俄土两国亦盛行此说)。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10]1249他认为，曾、胡提出的“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打歼灭战的思想“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导者如出一辙”，指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他认为，曾、胡“临战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足以概括战略战术之精妙处”，并用西方近代军事理论进一步分析解释说：“临阵分枝者，即分主攻、助攻之军及散兵、援兵、预备队之配置等是也。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聚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等是也。”在战术上分兵配合作战，“即分主攻、助攻之军及散兵、援队、预备队之配合等是也”。[8]2这就是近代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迁回战术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
二是蔡锷为民国时期孙子兵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蔡锷作为中西军事思想融会贯通的先驱者之一，最早以中西融合新视角研究传统兵学，为后来《孙子兵法》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蔡锷在评述曾、胡治兵思想和以孙子兵法以代表的中国古代兵学智慧的基础上，结合近代战争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融合西方近代军事思想与战争实践，以按语的形式阐发了自己在建军、治军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主张。蔡锷并不拘泥于引用《孙子兵法》或曾、胡的语句，而是非常重视联系实际，把曾国藩、胡林翼的传统军事思想与西方军事思想比较，予以阐发，不仅推动了文化创新，而且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11]。
三、学术上，《孙子兵法》研究范式的突破——从蒋百里到陆懋德、刘邦骥
尽管蒋百里、刘邦骥、陆懋德都有着奉命而作的背景，但是因三人的研究领域和重点不同，学术造诣与风格各异，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也各有特色，同时三人还异中有同，那就是强烈的爱国报国心，还有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热爱，以及肩负的时代使命感。这使得蒋百里、陆懋德、刘邦骥以各自的学术背景和研究专长，分别在《孙子兵法》的文献学研究、以西方近代军事理论诠释《孙子兵法》，以及运用近代学术语言与研究方法等三方面开启了近代以来《孙子兵法》研究的先河。
(一)蒋百里与《孙子新释》
蒋百里于1913年兼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在此期间，他撰写的《孙子新释》是民国时期第一部研究《孙子兵法》的专著。《孙子新释》分为“前言”与“正文”两部分。蒋百里在《孙子新释》“前言”中主要讲了三层意思：
回到房间，苏婷婷对杰克：我早跟你说了，这不是华盛顿，这是中国！你不要动不动就人权啊隐私啊！杰克倔强地：中国怎么了？中国就不讲人权了吗？中国人就该侵犯别人隐私吗？中国不是和世界接轨了吗？中国难道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苏婷婷忙换了个角度：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说在中国大的事情是要讲人权，可小的事情呢，要讲感情，比方说妈今天给你洗了内裤，说明咱妈喜欢你这个洋女婿，对你这个上门女婿很有感情！杰克摇摇头：N O N O，我不能对咱妈有感情，我爱的是你，不是咱妈！
一是他提到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以及通过《孙子兵法》融通中西兵学的尝试始于在日本军校留学期间。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他有机会读到日译本德国兵书《大战学理》及《战略论》等书，就曾拾取其意义附诠于《孙子兵法》原文之后。但因自己小时对《孙子兵法》不甚了解，因此有不少疑义。
二是他在德国学习军事期间留意到《孙子兵法》对外国军界的巨大影响。1910年秋天，他在德国柏林完成军事学习任务后将要回国前夕，希望能拜访遍当代著名兵学家，最后得以见到普法战争时普军大本营作战课长伯卢麦将军。其所著《战略论》在日本就重译两次，蒋百里在日本时早已对此熟悉耳闻，又由于蒋百里在德国留学期间与其侄相处友善，所以得以充分地了解其中的历史渊源。伯卢麦时年已经70多岁，但是仍然好学不倦，每年都有著作出版，用以满足国人阅读需要。在其侄介绍之下，蒋百里到柏林南方森林中的别墅中去拜访伯卢麦。伯卢麦勤于笔耕。“入其室，绿荫满窗，群书纵横案壁间，时时露其璀璨之金光，而此皤皤老翁，据案作书，墨迹犹未干也。”当蒋百里向他陈述了自己拜访的诚意以及求见的目的后，老将军说：“我已经老了，但是仍然不能不为后进者有所尽力，正在尽全力于《战略论》一书的修改，新版今年秋天应当能够修订出版。”他把各种材料拿给蒋百里看，并且向他讲述了50年来战略战术变迁大纲，还答应给蒋百里一张照片、一本《战略论》新版及翻译权。当蒋百里告辞之时，伯卢麦将军用手抚摸他的肩膀说：“好好干，希望你的诚愿得到贯彻，我听说，拿破仑曾说过，百年后，东方将有兵略家出世，以继承其以往的思想精华，成为欧洲人的大敌。你好好干吧！”蒋百里指出，伯卢麦所谓古代思想的精华，就是《孙子兵法》。此书当时已有了德文译本，蒋百里曾经见到过。(2) 关于伯卢麦所提拿破仑预言，蔡锷在1914年应邀为宁乡人周家树所撰《古兵家学说辑要》所作“序言”中也曾引用过。由于《孙子新释》首印于1913年，早于蔡锷作序一年，又由于蔡、蒋二人的亲密友情，可以断定蔡锷文中所引来自于蒋百里此书。
三是高度评价《孙子兵法》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在详细比较研究《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学名著后，蒋百里指出《孙子兵法》兼有德法之长。《孙子兵法》乃“我祖若宗以武德著于东西，犹复留其伟迹，教我后人。”“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放诸四海而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12]104强调《孙子兵法》作为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精义，国外无兵书能及，国人当为此感到光荣，并且要继承并发扬光大，这在现在正当其时。蒋百里后来重读《战略论》，打算将之翻译传播到中国来，但是又想到何不把我们祖先的固有之说发扬光大之。我们的祖先不仅以高尚的武德著称于东西方世界，还留下其伟大的著作，以教诲我们后人，就连菲烈德、拿破仑、毛奇的遗著，也没有能够超过《孙子兵法》的。但是后世子孙不肖，不能很好地继承其伟业，以至于今日而要求诸外国。使国人知道所谓的军事作战精义原则，都是我们自己本来所有的，不用怀疑惊骇，更不必感到羞愧赧颜。不能因战败失去自信而畏缩，而是应当自信满满，斗志昂扬。[13]
为了保证三层交换机SW1为VLAN1、VLAN60与VLAN70网段的根交换机，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为其设置交换机的优先级.如果不为其设置优先级，将不能保证三层交换机SW1为VLAN1、VLAN60与VLAN70网段的根交换机.届时三台交换机的优先级将同为默认值32 768，在交换机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根交换机的选举将由交换机的MAC地址大小来决定，一般来说生产年代越早的交换机其MAC地址越小，也就是说生产年代最早的交换机最有可能成为根交换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在《孙子新释》正文部分中，蒋百里仅对《计篇》进行了释义，但是其开创性意义不可低估。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方法，不似过去寻章摘句注释训诂，而是注重前后逻辑关系把握，对全篇段落进行划分，注重对其主旨和中心思想的提炼，并且善于运用西方军事学和近代语言学的相关知识进行分析解读。同时还注重结合自己的理解对以往传统注释中存疑的方面予以澄清，有的释义很有新意，并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罗译：...which is not propagating the doctrine...[6]63
(二)陆懋德与《孙子兵法集释》
陆懋德，字用仪，浙江会稽人。自幼天资聪颖，勤备好学，早年荣获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大总统府礼官。他曾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及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在史学理论、史学史方面很有造诣。陆懋德成书于1915年正月的《孙子兵法集释》，正是其担任袁世凯大总统府礼官时而作。作者以其深厚的历史学与国学背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运用大量中国古代文献典籍对《孙子兵法》进行校勘和注释，澄清长期以来包括十一家注在内的不少学术谬误，意在从源头上为《孙子兵法》提供最权威和正确的解释。该书作为民国较早校释类著作，具备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多为后来孙子类著作引用，如刘邦骥《孙子浅说》就引用该书多次。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作者学贯中西，但是本书的着重点是在于传统注释，亦兼及部分校勘，书中没有联系现实进行阐发，也没有涉及任何西方近代军事学理论与实践，并且在“序言”中强调“兵儒相通”与“兵儒并重”的观点，这在一定意义上突出强调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重要地位和时代价值。
1.2.2 合理用药以及管理质量调查 在2018年1—3月复查，其中完成2次调查对象174例。复查调查过去6个月的用药依从性情况，糖尿病二级管理质量指标。
(三)刘邦骥与《孙子浅说》
《孙子浅说》完稿时间是1915年6月，名义上是由蒋方震与刘邦骥二人合写，实际上是由刘邦骥主稿完成。关于这一点，陆达节在《孙子考》中明确指出：“是书坊印本有题蒋方震刘邦骥合注者，殊非事实。惟篇首附录上大总统呈由蒋刘二人具名呈末且有再，是编草案由邦骥主稿，合并声明语，则非蒋刘二人合注可知。”[14]772因其为官方进呈本，欲作为标准教本颁布全国，因而较之《孙子新释》更为全面，更具严谨性。在《孙子浅说》正文中，刘邦骥将每篇分为若干节，分别进行解释，其中参考以往注本，“合乎孙子微言大义的存之(3) 如有关各篇篇名解释选用十家注本。 ，有的全录其文，有的节取其义或者参合数家之说，连缀成文以便诵习，不合者不录亦不置辩。”[15]间或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其中有的新观点是结合近代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实际发展所进行的新的解释，是前人没有阐发过的(4) 通观全书，基本都是作者自己的注释与阐发，每篇对原文分数节进行解释，除篇名外，极少用前人注。 ，虽然“极知僭逾无所逃罪”，但是其重要意义在于“为羽翼孙子于新学说萌芽时代，亦使今之学者知新学之知识皆不能出前贤范围也”。刘邦骥还善于前后贯通全文，融会十三篇其他篇次对于有关字句进行解释互译，亦可谓一创新点。
综上所述，国家兴亡，系于军事。从辛亥革命前后到民国创建初期，在杰出人物的带领下，孙子兵学迎来了大发展的契机。他们积极肯定《孙子兵法》的地位和价值作用，既注重运用传统军事文化智慧，汲取传统兵学优点，又从实践和时代的迫切需要出发，学习引进西方近现代军事理论与技术，探索强兵强国之策，并将二者有机结合，为古老的中国军事架起了一座通向现代、连接世界的必经之桥，使停滞于封建时代的传统军事开始融入世界军事发展革新的潮流之中；为在近代条件下实现《孙子兵法》这一民族瑰宝的时代价值，发挥其对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我曾写过一篇《鼓捣杂文之“三乐”》的小文，刊登在一家杂志上。说的是，写作杂文有三乐：稿子出手，吐出胸中块垒，一乐也；发表了，被社会认可，二乐也；稿费寄来，多少还有点劳动所得，三乐也。其实，写杂文离不开读杂文，而读杂文，与写杂文一样，也有“三乐”。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孙中山.孙大总统讲演[M].上海：民智书局，1924.
[3]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4]陈维纶.黄兴传记资料：2[M].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5]毛注青.蔡锷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6]陈维纶.黄兴传记资料：5[M].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7]天忏生.黄克强轶事·蔡松坡轶事[M].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
[8]蔡端.蔡锷集[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9]邓江祁.蔡锷《曾胡治兵语录》述论[J].零陵学院学报，2004(7)：98-101.
[10]曾业英.蔡松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1]陈宇翔，杨光秋.八十年来的蔡锷研究[J].求索，1997(4)：121-125.
[12]蒋方震.蒋百里先生文选[M].南京：国防学会，1947.
[13]于汝波.孙子兵法研究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14]陆达节.孙子考[M].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
[15]于汝波.孙子学文献提要[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Rising of Sun Tzu ’s Military Sci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Renaissance since Modern Times
SHAO Qing
(School of Politic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 )
Abstract ：From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o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un Tzu’s military science ushered in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There were three dimensions when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namely,the new establishment of status of The Art of War politically,the function reaffirmation of The Art of War militarily,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Art of War academically.In this process,Sun Yat-sen’s role,relevant theories by Huang Xing and Cai E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 by Jiang Baili,Lu Maode and Liu Bangji were remarkable and outstanding.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renaissance,they affirmed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The Art of War posi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imes.They made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un Tzu’s military science through various effective ways,embodying the value of times of The Art of War in national salvation and rejuvenation.
Key words ：Sun Tzu’s military science;modern times;politics;military;research paradigm
收稿日期： 2019-04-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孙子兵学文化百年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研究”(17BKS067)
作者简介： 邵 青(1972—)，女，山东梁山人，副教授，军事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大校，主要从事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党的创新理论与实践学研究。E-mail:13501844850@163.com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 : 10.13486/j.cnki.1673-2618.2019.03.003
(责任编辑：许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