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革新[1]1992年在《晚清理学研究》文中指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晚清理学研究
车冬梅[2]2005年在《晚清理学学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理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思想形态,经历了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发展,在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奠定了它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地位。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道咸同时期的理学内在学术思路,及其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所要讨论的问题有:晚清理学思想复兴原因及过程,晚清理学学术思想的“体”与“用”,晚清理学学术思想中的“程朱陆王之辨”、“汉宋之争”以及晚清理学思想的学术特征等。 晚清道咸同时期理学的复兴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其萌动于嘉道时期,至咸同时期达“全盛”局面。晚清理学的代表人物以陕西、湖南、安徽、河南籍理学家为主,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营造了浓厚的研习理学的学术氛围。 晚清理学学术思想为“有体有用”之学,其“体”主要以理学基本范畴为基础,其“用”主要以“明体达用”与“经世致用”为主,既讲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圣贤工夫”,与将“为己之学”贯通于人伦的为己之道,以及笃实的道德修养;又关注“义理与经济”并重及理学学术的务实致用。而“体”“用”二者的结合正体现了晚清理学学术思想中学术与治术的相合。 “程朱陆王之辨”是晚清理学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具备了理学学术思辨的一般定式,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其一方面显示出强烈对立的统绪之争,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了学术思想的“调和”,是理学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产物。 “汉宋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汉学指考据学,宋学指理学。“汉宋之争”的形成既有政治原因,又有学术原因。至道咸同时期,晚清理学成为“汉宋之争”中的主导者。而为发展晚清理学学术思想,解决儒学本身的危机,部分理学家以追求儒学的真谛为己任,抛弃了“汉学”、“宋学”之间的恩怨与纷争,主张“汉宋会通”。理学家冀望汉学能以理学为归宿,以加强对经籍义理的阐述,也希望理学能用清代考据学中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追求笃实践履,从而完善晚清儒学的发展。 晚清理学学术思想具备了带有时代特色的学术特征:继承性、致用性、融合性。其继承性的学术特征主要表现在晚清理学学术思想吸收了理学传统的思维方式,并以程朱学说为主要的思想资源。虽然他们的“恪守”使晚清理学思辨性与创新性略显不足,但是却在学术潮流纷繁的时代确立了稳固的思想根基。其致用性的学术特征主要表现在晚清理学学术思想与经世致用思想的契合。可以说晚清理学学术思想为“内圣外王”搭建了一座桥梁,既强调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实践,又以国家治理为指归,使晚清理学学术思想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也加强了其对思想的统治力量。其融合性的学术特征主要表现在晚清理学学术思想中的“朱陆调和”与“汉宋合流”。晚清理学学术思想在道咸同之际的学术兼融,不仅使理学学术思想的内涵有所扩充,而且使其学术价值也有所提高。然而历史证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转型过程中,向内所寻求的学术思想文化资料,只有通过近代科学、民主思想的检索,才能有助于其思想转型的完成。
朱耀斌[3]2017年在《湘军与晚清理学嬗变》文中提出晚清湘军以其卓著事功助推理学复兴,独展湖湘经世情怀与众生面相。道咸时期,湘军理学以其特殊的地域形态直面现实危机,兼采汉宋,不废陆王,师夷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晚清的政权危机,构建了分权体系的"同治中兴"模式,具有鲜明的包容性、权变性与开放性。但湘军本身在不自觉中僭越了传统理学的边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皇权与绅权、"公意"与"私情"之间的博弈困局,酿成了以军事变革为先导的近代社会转型路径。湘军的组织架构、宗法色彩及部族政治掣肘下的行动逻辑决定了晚清理学鲜明的保守主义倾向与自我封闭性,使理学最终湮没于甲午战争的历史风尘,形成了晚清时期由汉宋之争、道器之辩到新旧之战的文化转变路向。
车冬梅[4]2009年在《析晚清理学学术特征》文中研究指明为了概括出晚清学术的特征,采用了文献梳理的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晚清理学具有鲜明的学术特征:继承性、致用性、融合性。其继承性主要表现在晚清理学学术思想所延续的仍然是理学传统的思维方式,并恪守程朱学说为其主要的思想资源。其致用性主要表现在晚清理学与经世致用思想的契合,其融合性主要表现在晚清理学的学术兼容。
史革新[5]2005年在《晚清理学经世思潮略议》文中研究说明清代理学经历了两个发展比较充分的时期:一是在清朝初年,以康熙帝为首的统治者奉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大力表彰朱熹,一度形成程朱理学 "独尊"的局面。另一是在晚清,清统治者及部分士人为挽救社会危机,再次打出"卫道"的旗帜,祭起程朱理学法宝,朝野鼓荡,推波助澜,终于出现
张强, 王雪燕[6]2009年在《“内圣”与“外王”:晚清理学发展路向与同治中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中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开始向近代转变的时期,随着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思想学术也发生了变化:由"内圣"而后"外王"的传统价值观和用遵循道德规范的"知理"来"治国"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这促使晚清的理学群体发生分化,形成偏于"内圣"的修身派和侧重于"外王"的经世派。修身派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经世派注重建功立业。满清王朝在同治时期的复兴得益于经世派的"自强新政"运动,虽最终失败,但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张强, 殷焕举[7]2011年在《内圣与外王的博弈:浅析晚清理学发展路向》文中指出19世纪中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开始向近代转变的时期,这就使晚清理学群体发生了分化,形成偏重于"内圣"的修身派和侧重于"外王"的经世派。由于价值追求及行为方式的差异,两派在中国近代化的初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史革新[8]2007年在《晚清理学“义理经济”思想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嘉道以降,部分理学士人打出"义理经济"合一的旗帜,试图为程朱理学及封建制度寻找出路。经过曾国藩等人的阐述,"义理经济"合一思想风行一时,颇具影响。晚清理学士人标榜"义理经济"合一,既保留了程朱理学重道统、崇道德的儒学正宗立场,又突出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兼备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学问和才干,形成知权达变、求实务实、注重事功等思想特点,体现了传统儒学在近代社会变革潮流冲击下的一种自我调整。
张晨怡[9]2006年在《罗泽南与晚清理学复兴》文中研究指明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不仅对理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且在一些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罗泽南对王阳明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通过辨学进一步强化了程朱理学对陆王心学的强势地位。与囿于道德论的正统理学家不同的是,罗泽南还十分注重讲求经世之道,使理学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
张强[10]2010年在《晚清理学特征刍议》文中研究指明"重义轻利"是二千多年来的义利之辩的共同偏向,这一偏向导致义与利的过分对立而无法调和。贬抑个人私利,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成为儒家至高无上的道德追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维系方式是该道德关系权重的价值合理性基础。但晚清嘉道之后,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儒家"重义轻利"道德观的价值合理性基础遭到动摇,"义理经济"思想应时而生。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士人一手高张程朱理学的旗帜,一手又打出"经世致用"的旗号,用"义理经济"合一思想对走向衰落的儒学进行调整,使晚清理学在近代社会变革潮流冲击下既保持了儒学的正统性,又增强了应变性。
参考文献：
[1]. 晚清理学研究[D]. 史革新. 北京师范大学. 1992
[2]. 晚清理学学术研究[D]. 车冬梅. 西北大学. 2005
[3]. 湘军与晚清理学嬗变[J]. 朱耀斌. 学习与实践. 2017
[4]. 析晚清理学学术特征[J]. 车冬梅.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5]. 晚清理学经世思潮略议[C]. 史革新. 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 2005
[6]. “内圣”与“外王”:晚清理学发展路向与同治中兴[J]. 张强, 王雪燕. 求索. 2009
[7]. 内圣与外王的博弈:浅析晚清理学发展路向[J]. 张强, 殷焕举. 兰台世界. 2011
[8]. 晚清理学“义理经济”思想探析[J]. 史革新.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9]. 罗泽南与晚清理学复兴[J]. 张晨怡. 清史研究. 2006
[10]. 晚清理学特征刍议[J]. 张强. 社会科学家.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