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讲”教育中的几个哲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讲”是中央部署的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进一步看，其背后则是一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分析和解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正确理解和处理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客观与主观等哲学基本关系问题的一次学习教育。基于这种认识，下面，我们从不同角度分别作一点具体阐述。
一、“三讲”教育与因果关系问题
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三讲”教育要着眼于解决问题。这是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三讲”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思想。
着眼于解决问题就必须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世界万物无一不是由因缘和合而生，整个世界、社会、人生是一个因果之网，其中任何事物的产生和消灭都是因果相生，缘起相随。在探求因果关系的问题上，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曾说过：“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历史事件没有原因是不可设想的，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历史的原因，研究历史的必然性。研究历史而不研究原因，不研究它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就失去历史研究的价值。如果历史中不存在因果关系，那历史就是不可理解的。”这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我们注意到，这次“三讲”教育，中央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解决改革开放20年来的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党性党风问题：第一，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解决理想信仰问题，特别是在遇到挫折、遇到困难和风浪的时候，不能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不动摇的问题。第二，要解决坚定不移地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问题，解决不能正确行使权力、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等群众很厌恶的问题。第三，就是解决在党内组织生活中不坚持民主集中制，搞独断专行那一套，无视组织、纪律，为所欲为的问题。第四，就是要强调求真务实，讲真话，干实事，反对各种各样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问题。显然，这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就领导干部在这次“三讲”中要着手普遍解决的问题，但就一个领导干部自身而言，则是要找准自己存在的突出个性问题。比如，一些领导干部面对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麻木不仁；一些人忽视了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忽视了主人对公仆的监管和控制，对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的腐败问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任凭党政干部日益脱离群众，任凭党群关系日益疏远甚至恶化；一些人对党内的经济蛀虫成群滋生，政治投机分子大量繁衍，忠诚正直的党员干部横遭排斥打击的事实，不能秉公执法，而是是非颠倒，以致造成极坏的影响，等等。这些普遍性的以及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突出个性问题，应当是近些年来我国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所谓“果”。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结果”的背后其历史动因又是什么呢？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重视对历史原因研究的。他认为一些历史哲学家们所说的历史人物的动机，不管是表面的还是真实的，都不是历史事实的最终原因，在这些所谓动机背后还有应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黑格尔虽然不是从历史自身寻找这个动力，而是从他的哲学中输入这个动力，即绝对观念（绝对观念的说法当然是虚构的）。但他认为被哲学家们视作历史原因的东西背后别有动力的观点，是富于启发性的。黑格尔对因果关系的分析还有一个“内在精神”，就是以辩证的态度对待因果关系，反对原因与结果关系之间的失衡。他强调结果一点也不包括原因不包含的东西，同样，原因也一点不包含不是在其结果中的东西。这一观点对我们同样富于启发性。这次“三讲”，中央一再强调要用整风的精神来“整”自己。“整”自己的什么呢？我理解，主要指领导干部在查找问题时不仅要注意“结果”，关键是要重视对这个“结果”产生的历史原因进行分析。这是解决问题的首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解决问题如同治病吃药只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铲除病根，这样，最终是“三讲”一过，仍会旧病复发，“认认真真走过场”就成为必然。
在历史上，对历史的思考总是停留在唯心主义范围，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论原因就是因为社会是人的领域，人的行为由人的意志支配，因而似乎只有意志才是历史的动因，强调因果关系就是否认意志自由。这样，统治人类社会生活的只能是人的观念。恩格斯尖锐批评这种观点，他说，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是以下述观念为基础的：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寻找，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是在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过程中确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归根结底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等思想，就包括对社会发展中因果关系的揭示。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历史，情况很明显。最近十几年中，随着经济生活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随着竞争的引入，出现了不正当的竞争引起的利益的分化，使相当一批人（包括少数领导干部）通过各种手段攫取了社会的大量财产，使社会的利益出现了过于剧烈的分化；二是随着社会政策的调整，使一批握有社会权力的领导干部利用政策调整造成的机会得到了许多利益；三是社会中的“特殊职业群体”利用自己对行业的垄断，实施“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利益侵占，获取了太多的利益，至今居高不下。上述三个方面应该说是形成人们“利益错动”的主要成因。但是，我们看到，马克思所谓“正确理解的利益”，其深层含义恰恰在于，虽然利益是满足人类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人的生命能够生存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但是，人们在通过经济行为即同利益发生作用的时候，则必须遵循“义”与“利”的统一这个功利原则。马克思所讲的“利”当然是合理的“利”，是指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揭示出对存在着利益分化与冲突的社会中，超乎人的利益以及脱离人的劳动生产实践活动的利益在社会历史中并不存在的深刻思想。但这并非说所有关于利益的看法都应平分秋色，而是强调指出了“全人类的利益”才是目标所在。因为它指出了历史总体方向对人们行为的正确规定性。毛泽东“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宗旨、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正是由此而来。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哲学基础。
不难看出，这些年，人们“利益错动”行为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严重“错位”。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映，反过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错位又诱发、刺激和加剧了人们的“利益错动”。这就使得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市场经济，“一切向钱看”，进而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了方向，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所以，基于这种因果关系，中央在“三讲”中提出要解决的四个方面的党性党风问题，便都能从这里找到其发生的缘由并从根本上得到根治。
二、“三讲”教育与“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问题
如前所述，“三讲”教育应注意因果关系分析，就在于它之背后有一个世界观问题。由于世界观是管“总”的，任何重大问题，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世界观，所以，中央在“三讲”中下决心要普遍解决的四个方面的党性党风问题，当然就不在其外了。
所谓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就是必须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就是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三讲”教育必然提出并必须解决的问题。
62年前，毛泽东同志写作《实践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已经证明，那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很出色的。《实践论》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手中强大的认识工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运用它，消化历史经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统一和提高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从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条件下，重新学习这篇著作的有关论述，把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这一重要任务，提到应有的位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责任，是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其中就包括了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实践论》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所谓改造主观世界，就是改造认识能力，也就是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我们党历来重视思想建设，重视改造主观世界或改造世界观，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有成效的。但为什么近些年来在改造世界观问题上没有像延安整风时期以及建国后的一段时期那样收到应有的成效？我们认为，除其他原因外，就是同对改造世界观或改造主观世界作了片面的、狭隘的以至错误的理解分不开的。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一讲改造世界观，改造主观世界，就等同于改造资产阶级或非无产阶级思想，似乎又上了“阶级斗争”的纲，因而改造认识能力的问题则被忽视。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提出领导干部要在“三讲”中，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其依据是什么？就是说，是按照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按照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诸多客观规律，解决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党性和党风问题来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还是按照一些领导者的主观意志、价值观念来改造别人的主观世界？结论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出现过相反的情况：一些领导者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性观念不强，理想信念动摇，进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迷失方向，被金钱和权力所打中，陷入了腐败的泥坑。这表明了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大问题。然而，当广大群众对种种腐败问题提出惩治的呼声时，往往会被一些人指责为是观念陈旧、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落伍者。本来是任何人包括领导者在内，一旦他的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相隔裂，就应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之符合于客观世界，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改变自己的错误观念和行动（这种情况在复杂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是毫不足怪的）；结果，反而要人们按照这种错误的东西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真是是非颠倒。人们不会忘记，曾有一段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造世界观，改造主观世界，被归结为“破私立公”、“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些东西，还曾作为“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大加宣传，向人们灌输。于是，改造世界观，改造主观世界，实际上变成了培植愚忠观念的手段。结果，越改造，离马克思主义越远，离客观规律越远。
通过上述分析，对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三讲”教育应该是一次改造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主观世界的一次深刻革命。对一些腐败分子来说，已经远远不是改造认识能力的问题，必须进行强有力的反腐败斗争，以法惩治。在目前，对此要有足够的重视，决不可掉以轻心。但是，从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来说，改造认识能力的问题，无论如何不应忽视。而且也只有不断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才能使自己的认识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我们也才能做到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三、“三讲”教育与自我认识问题
“三讲”教育同时又是一次“认识自己、不被自己打败”的教育。这体现了一种因果关系，密不可分，其实质是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包括认识自己的能力、水平、优点、缺点、心理状况、个性特点等。就是说要对自己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估量和评价，不掩过，不溢美，还自己以本来的面目。在当前进行的“三讲”中领导干部尤其要重视在查找自己存在的突出问题上做文章，在深挖根源上下功夫。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在实际生活中，能认识自然，揭开自然的秘密，但窥不破自己内心世界的秘密，对自己知之甚少甚至茫然无知的，不是大有人在吗？有的人认识自己一时容易，长期很难，随着时间推移，思想上逐渐麻痺大意，以致放松了对自己的克制；有的人在关键的时刻认识自己，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但在平常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所谓的“小节”问题上不认识自己，认为“小节无伤大雅”；有的人在职位较低时能认识自己，一旦获得升迁便春风得意，自觉高人一等，飘飘然而不认识自己；还有一种人，一辈子都认识自己，但到了晚年却经不住各种各样的诱惑，思想上大滑坡而不认识自己，最终滑入堕落的泥潭不能自拔，一失足成千古恨。凡此种种，说明认识自己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意思是说，能正确认识别人的人，才算是聪慧，对自己有正确认识的人，才算是贤明；能战胜别人的人，只能算是有勇力，能战胜自己缺点、错误的人，才算得上坚强。老子显然是把“自知”和“自胜”放在更高的层次上来评价的。这是一个颇有见地的看法。
那么，又是什么东西经常阻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呢？就领导干部说，主要是从个人的利益和权力的得失考虑而产生的私心和偏见。一个人的认识，常常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和权力的得失，因而，用来解剖别人的思想时，往往是十分锐利的“解剖刀”，一旦用到自己身上，就时常变得迟钝了。所谓“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迷”就“迷”在私心和偏见上。只有摆脱私心和偏见的纠缠，才能突破认识的障蔽，对自己有一个客观公允的看法。
所以，正确进行自我认识，要明确以下几个关系。首先，认识自我，就要既区分主体和客体，又要区分主观和客观。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把自我认识不当作一回事，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自我就是自身，我们怎么会不认识自身呢？其实，自我具有二重性：作为认识者，他是主体；作为被认识者，他又是客体。就是说，认识者的自我与被认识者的自我，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是不同的。此外，每个人对自身的认识，还要区分主观和客观。如果说认识外界容易产生主观代替客观的错误；那么，认识自我就更容易产生主观代替客观的错误。在自我认识中，一定要把心目中的“我”同实际上的“我”区别开来，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前者只是后者的反映，决不等同于后者自身；前者对后者反映得是否正确，是需要检验的，决不是不言而喻的问题。虽说，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认识者的自我与被认识者的自我具有主体与客体的不同，但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认识者和被认识者毕竟是同一个自我。因此，区分主体自我和客体自我，区分关于自我的主观映象和客观原型，从而排除认识自我时的主观因素，使自我的主观映象更加符合自我的本来面目，就更加困难。在主观上把自我归属于谁，与实际上自我归属于谁，并不一定是一回事。在主观上，一个人可以把自我当作是超然的，但实际上，他早已归属于一定的社会。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正是由于没有意识到他的客观归属是社会的人，不是超然的人，所以才敢于无法无天，做那么多与党和人民背道而驰的错事。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不自由的人。为了使自我认识不断接近实际上的自我，就应当打开自己心灵的门窗，不怕丑、不怕痛、不护短，深刻反思自己，在灵魂深处来一次刻骨铭心的自我革命。以此才能找出根源和危害，修正自己的错误，成为自觉自由的人。
其次，认识自我，就要处理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自我同现实中的自我的关系。主观自我与客观自我的统一，不仅有个主观自我不断接近实际上的自我的问题，还有一个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想中的自我，不断鞭策现实中的自我的问题。这就是人生的目的、理想和信念问题。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其人生的目的、理想和信念，只有建立在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是正确的；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其目的、理想和信念，只有服从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是正确的和高尚的。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是矛盾的。理想虽源于现实，但总是高于现实。解决这一矛盾的正确办法，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正确理想的指导下，勇敢地、坚定地、切实地改造现实（包括改造自我），使现实的自我，不断接近那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想的自我。
再次，实践是自我认识的源泉、动力和检验的标准。每个自我都生活于社会实践中，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地认识自我。只有在开拓中，才能探索社会和人生的必然；只有在实践中，在对客观环境的实际改造中，才能不断充实和完善自我。一般地说，实践是自我认识外界的源泉；特殊地说，它更是自我认识自身的源泉。因为自我的本质正是通过实践活动，特别是劳动表现出来的，而自我的价值也恰是在创造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时产生的，自我的自由也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对自我的认识是否符合实际，还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
总之，自我认识是个无止境的过程。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自我认识就要深入下去，自觉程度就要不断提高。同时，自我又是在对自身认识和解剖中不断地完善的过程。无数事实表明，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主观世界才能被改造；同时，只有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取得胜利；而正确认识自己，正是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内容。当前进行的“三讲”教育，对领导者而言，关键是要加强修身养性，用坚强的党性、崇高的信念和人格力量来不断认识自己，管住自己；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不断地认识自己，管住自己；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严格要求来不断地认识自己，管住自己，不为物累，不为名惑，不为利迷，每日三省吾身，时时处处不忘校正好从政的出发点。从而，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就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