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40年来的《孔子家语》研究综述
刘进有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儒家经典著作,改革开放40年来有关《家语》的研究成果叠见层出。从五个方面对以往的研究作了汇总:第一为文献方面的研究,第二为社会与思想层面的研究,第三为汉语言与翻译方面的研究,第四为综述、书评与述评类研究,第五为人物、文本、三序等专题研究。迄今为止,《家语》内容仍有可挖掘的余地,而其版本问题学界目前也尚未达成共识。同时,在以后的研究中仍需注意两点:一方面,古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家语》版本问题还有待学界继续考证;另一方面,《家语》的研究方法上应结合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考据学、汉语言文学、思想史及哲学等多学科来进行考察。
关键词: 《孔子家语》;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40年来,《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日益形成一股研究浪潮。本着对40年来的研究作一全方位回顾的需要,拙文以人文社科类相关研究为中心进行了梳理。然面对如此丰硕的成果,纵滋滋检阅,亦不免有沧海遗珠之恨。若有不足与遗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文献方面的研究
(一)传世文献的继续梳理
1.专著类研究
首先,大量注释方面的专著在此时期接连出现,如复旦大学主编的《孔子——周秦汉魏文献集》中的《孔子家语》(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薛安勤与靳明春的《孔子家语今注今译》(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年)、刘乐贤的《孔子家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廖名春与邹新明的《孔子家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张涛的《孔子家语注译》(三秦出版社,1998年;2017年人民出版社再版)、王德明的《孔子家语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冯国超的《孔子家语》(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羊春秋的《新译〈孔子家语〉》(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王国轩与王秀梅的《孔子家语》(中华书局,2011年)、王利彬的《孔子家语》(重庆出版社,2013年)、潘树仁的《孔子家语》(香港中华书局,2013年)、王盛元的《孔子家语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与《孔子家语通解》(译林出版社,2014年)、马博的《孔子家语》(线装书局,2014年)、饶宗颐的《孔子家语》(中信出版社,2014年)、高志忠的《孔子家语译注》(商务印书馆,2015年)、迟双明的《孔子家语全鉴》(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年)、杨思贤的《孔子家语》(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冯慧娟的《孔子家语》(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王怡然的《孔子家语》(长春出版社,2017年),以上专著汇总了《家语》原文及自己的注释与译注。
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五届五次理事扩大会议于6月18日在北京21世纪饭店隆重召开。吕英理事长出席大会并作理事会工作报告,出席大会的还有协会顾问杨永仁,协会副理事长张绍强、蔡明华,协会副理事长、抚顺矿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亮,协会副理事长、大地工程集团公司总经理周少雷,协会秘书长马剑。会议由蔡明华副理事长主持。来自矿业集团、煤矿、选煤厂、节能减排及环保部门、设备制造企业、石油及石化企业等单位的代表近300人出席了大会。
杨朝明作为研究《家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早先专著为《孔子家语通解》(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之后又有《〈孔子家语〉注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经过多年研究杨氏再次出版了与宋立林合著的《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09年),该书对伪书说、相关学术史研究、出土文献与其他古籍关系的版本研究、单篇或部分考证以及相关的儒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详论,使得该书成为目前各种《孔子家语》注释版本中影响较大的一部专著。高宏存、张泰的《孔子家语通解》(研究出版社,2014年)将注释、翻译、案例与启示结合起来研究,亦有鲜明特点。
其次,此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的辨伪、考证类专著,如刘巍的《〈孔子家语〉公案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对与王肃伪造《家语》说相关的公案群产生的诸多取经进行了推究与归纳;王秀江的《〈孔子家语〉考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从形成与传衍、伪书案的重新审理、自然观、道德修养论与社会政治观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宁镇疆的《〈孔子家语〉新证》(中西书局,2017年)从出土文献及新材料、传本与版本、流传与学术史、经学与理论以及与其他诸书“互见”篇章等五部分作了探讨;杨朝明的《〈孔子家语〉综合研究》(齐鲁书社,2018年)对《家语》真伪问题、文献学研究及其与孔子研究、儒家学派研究等进行了探论。
有关《家语》的成书时间及性质问题一向是研究的重点。宁镇疆论证《家语》非完全的伪书,确是“较次级的文献”,今本“浓缩了古书成书的诸多信息”[5]303。萧敬伟的《今本〈孔子家语〉成书年代新考——从语言及文献角度考察》(香港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成书时间有所论述;邬可晶的《〈孔子家语〉成书时代和性质问题的再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亦可见《〈孔子家语〉成书考》,中西书局,2015年)考证今本《家语》乃魏晋时人杂采古书、参以己意编纂而成,同古本《家语》并非一事,不应轻易否定前人的“伪书”说;黄耀明的《“受屈”探源——兼论〈孔子家语〉〈孔丛子〉〈列子〉的成书时间》(《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则结合语境与古文字字形分析,由词义演变推测《家语》等三书均写成于西晋。
另一种金属盐——硫酸铜也可作安全的蚀刻剂使用,主要用于腐蚀锌版和铝版。其腐蚀原理与氯化铁类似,如以锌版蚀刻为例:
据飑线系统误差发展与湿对流区域关系密切的特点,从与湿对流区域密切相关的物理量(垂直运动,云中总水物质含量以及降水量)入手改进尺度化因子,令
以不同版本及其他典籍研究宋明本与今本《家语》成为一种重要研究范式。周生杰利用《御览》校勘《家语》或辑《家语》佚文,以“秦汉古籍和唐宋类书校正‘覆宋本’存在的讹误”[7]312,338;周生杰的《〈太平御览〉斠补明覆宋刊本〈孔子家语〉拾例》(《古籍研究》2009年Z1期)通过比较《御览》证实明覆宋刊本《家语》有许多异文,并断定此部分异文乃传写或刊刻造成的错误;宁镇疆的《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 对王广谋“句解”本、宋本王肃注本、黄鲁曾刊本、刘氏玉海堂本与汲古阁刊本等进行了阐释;宁镇疆的《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二卷本〈孔子家语〉袭何孟春〈孔子家语注〉本考实》(《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1期)认为复旦所藏二卷本《家语》非宋本而是明何孟春整理本;王文晖的《〈群书治要〉对今本〈孔子家语〉的整理价值》(《语言研究集刊》2015年)从增补脱句、校正讹文、增补脱文、删除衍文与乙正倒文五方面分析了日本古写本《群书治要》对《家语》的校勘价值。
此外,成书与真伪问题亦然是一个研究热点。如杨朝明的《〈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术季刊》2008年第1期 ),而宋鹤的《〈孔子家语〉的成书及真伪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认为探讨成书和真伪问题对科学认识王肃与《家语》的关系、《家语》的价值以及王肃的学术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二)出土文献的整理
有关出土文献的整理和汇编对于《家语》辨伪与版本考证具有重要意义。如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中的《儒家者言》、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的相关木牍、敦煌文书与《家语》相关的篇章与版本,即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整理的《〈儒家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第8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整理的《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整理的《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汉墓汉简整理组整理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英藏敦煌文献:第3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0-171页)、《俄藏敦煌文献: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与《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另外,楚简中的《民之父母》(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对《家语》研究亦有重要作用。
(三)辨伪研究
辨伪是《家语》研究的首要问题。蒋善国的《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46-350页)考证今本《家语》非汉代旧貌;廖名春、张岩的《从上博简〈民之父母〉“五至”说论〈孔子家语·论礼〉的真伪》(《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认为《家语》与《礼记·孔子闲居》篇及楚简《民之父母》篇所据祖本不同,《家语·论礼篇》所记更真实,且并非抄袭《礼记》;宁镇疆的《〈孔子家语〉佚文献疑及辨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4期)认为清人及今人所辑《家语》“佚文”并非今本佚文;杨朝明的《读〈孔子家语〉札记》(《孔子研究》2006第4期)认为该书应是孔子弟子记录汇编,其主要内容应保留了原貌;陈建磊的《魏晋孔氏家学及〈孔子家语〉公案》(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论及魏晋孔氏学风及人物言行有玄化特征,并得出《家语》一书非王肃伪造;罗安宪认为“不应以出土文献而矫枉过正,《家语》真伪无法定论”[1]71-73;黄怀信等人的《汉晋孔氏家学与“伪书”公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阐明对古书的考证应改变过去以书为单元的方式,采取以“篇”“章”为单位的方法,逐篇、逐章进行具体分析考证;郝虹认为“《家语》某些思想倾向与东汉官方意识形态较疏离,此为王肃反郑玄之学的思想史背景,但不知王肃是否改动《家语》”[2]89;宁镇疆由先秦两汉古书间的“互见”乃古书之常例提出“经典辨伪学的‘限度’问题以及古书体例与成书研究对其革新之意义”[3]35。王化平的《论王注〈孔子家语〉两篇“后序”是魏晋时人伪撰》(《西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以王肃注忽略两篇“后序”推测“后序”可能是魏晋王学拥趸伪撰;刘巍的《积疑成伪:〈孔子家语〉伪书之定谳与伪〈古文尚书〉案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认为传统学者将《家语》等同伪《古文尚书》产生了机械移植、推论过度、疏而不证、牵强附会等问题,而刘氏的《唐宋学者有关〈孔子家语〉伪书理论之演成》(《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反对《家语》伪书说,将唐宋时的伪书说演化作了侦查。另外,刘巍的《从群经注疏看〈孔子家语〉伪书公案之缘起》(《人文杂志》2014年第3期)对群经之疏中马昭等对《孔子家语》的质疑初声作了阐述;石瑊的《从“郑王之争”看清人论证“〈孔子家语〉王肃伪作”的动机与实质》(《文史》2016年第4期)认为清人因《家语》非正统经学之作而将其定为伪作非客观辨伪;李海霞的《从出土文献看〈孔子家语〉的真伪》(《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从时间、内容等方面把出土文献和《家语》对比分析为推翻“伪书说”提供证据;石瑊认为“以往‘真’、‘伪’二分的判断标准并不适合早期古籍的性质,应将研究重点由古籍著作权转换成对其形成、编纂、流传过程的一种动态把握”[4]。
(四)成书与版本传衍等问题研究
1.成书方面研究
另外,崔涛点校了清人陈士珂辑的《孔子家语疏证》(凤凰出版社,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孔子家语句解十卷》《孔子家语考次不分卷》《家语证伪十一卷》《家语疏证六卷》《孔子集语十七卷》(《续修四库全书》第931册《子部·儒家类》,1996年)成为《家语》文献研究的重要依据,亦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除专著书籍外,一些硕博论文对《家语》也进行了全方面分析。如吴仁华的《〈孔子家语〉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86年)对历代著录及卷数演变、编纂者及成书年代、资料来源及与他书关系、文献价值、历代刻本及其源流进行了探讨,得出《家语》非伪书的结论;邓莹的《孔子家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将《家语》版本分为白文本系统和注本系统,并阐释了其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廖芝馨的《〈孔子家语〉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从《家语》成书、版本与真伪、文献价值、思想与文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赵灿良的《〈孔子家语〉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从辨伪、成书与流传、版本考证与校订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化涛的《清代〈孔子家语〉研究考述》(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对清代陈士珂、范家相、孙志祖、戴震、崔述等人的《家语》研究及其真伪进行了探讨。
有关“层累”之说也引起学界不同看法。杨朝明、魏玮的《〈孔子家语〉“层累”形成说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第1期)对《家语》“层累说”提出了质疑。宁镇疆对杨、魏之说作出回应,并将今本《家语》与出土简牍及传世文献比较得出《家语》的章句结构组织是经“历时性”的梯次推进形成的,因此完全可以借用“层累”作为解释模型,《家语》虽有较早的材料来源,但“孔门师生言论并非尽出实录”[6]110。
张固也、赵灿良的《从〈孔子家语·后序〉看其成书过程》(《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论证所附两篇后序是可信的,《家语》确为先秦流传下来而由孔安国编定的古书;李海霞的《〈孔子家语〉的成书及版本流传》(《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8期)认为《家语》的最初整理者是孔门弟子,最早的编辑者是孔安国,至王肃作注时已定型,并列举了影响版本流传的三个因素。
2.版本目录学考辨
此时期,有关《家语》的研究综述虽涉面不广,但也有所发展。张岩的《〈孔子家语〉研究综述》(《孔子研究》2004年第4期)、宋鹤的《〈孔子家语〉研究综述》(《安徽文学》2008年第11期)列举了《家语》部分研究成果;王玉华的《历代〈孔子家语〉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6期)跨度较大,简略地囊括了古今以来的相关研究;李小娟的《〈孔子家语〉研究的学术史考察》(《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从史料、思想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作了简要回顾;王泽方的《〈孔子家语〉研究综述》(《华夏文化》2014年第1期)则对《家语》作者及成书作了三个方面的论述;周恩帅的《〈孔子家语〉“真伪”研究综述》(《历史文献研究》2015年第1期)从辨伪层面论证《家语》大部分内容切实可靠;范英杰、陈焱的《敦煌本〈孔子家语〉研究综述》(《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对版本、文字校勘与礼制方面作了汇总。
2.硕博类论文的综合研究
随着典籍文献的出土,吐鲁番文本成为研究热门。宁镇疆的《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以敦煌写本论证《家语》在唐以后的流传形态是基本稳定的,而“唐本”与“宋本”的区分意义不大;屈直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校考》(《敦煌学》2008年第27辑)对内容文字进行了校考;王文晖认定“俄藏敦煌写本《家语》 残卷当为太宗至晚唐五代间的唐写本”[8]98;王金宝的《敦煌遗书P.3715“类书草稿”校注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侧重对书稿的校注。
二、社会与思想层面的研究
近几十年,随着学科研究的多样化,《家语》研究在伦理、法律、政治思想等社会与思想层面的成果可谓硕果累累。
(一)伦理思想研究
韩晓燕探析了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即“‘自然之天是理论前提’、‘仁’是核心理念、‘和谐’是旨归”[9]14;宋韶勋《〈孔子家语〉中的伦理思想》(《文学教育》2013年第1期)亦有提及;沈玲《〈孔子家语〉伦理思想研究》(江苏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探析了孔子“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以及行孝、仁义、忠信与谦恭等丰富的个体德行伦理思想。
(二)法律思想研究
於兴中的《〈孔子家语〉中的法律思想》(《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从法律思想层面探讨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德礼政刑规范二元论,并指出此二元论是认识中国古代规范系统的钥匙。杨文君在其硕士论文摘要中以“道与法秩序、礼与法秩序、刑与法秩序、圣人君子与法秩序”为中心凝练出“主体是君子,工具是礼、刑,君子以礼、刑运行整个国家”的理念[10]2。
(三)易学思想研究
峻华、朝辉的《周易故事》对《家语》中与易学有关的“孔子自卜”[11]142-143进行了阐释;刘彬的《〈孔子家语·执辔篇〉易学象数发微》(载刘彬编著《帛书〈要〉篇校释》,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论证了《家语》易学对先秦秦汉易学的重要性;宋立林以“从天道求人道、《损》《益》与修身为政之道、《贲》卦与文质之教、《困》卦与成人之教”[12]71-80四方面阐述了《家语》孔子易教思想。
(四)社会政治思想研究
杨朝明的《〈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廖芝馨的《从〈孔子家语〉谈孔子的政治思想》(《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23期)探讨了孔子的政治思想与理念;徐俊贤的《〈孔子家语〉中的管理会计学思想》(《会计之友》2014年16期)认为孔子的会计学思想表现为管理会计学思想,论证了会计信息对国家和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作用;郭奕萌的《〈孔子家语〉的治国思想初探》(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15)从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和辅之以刑罚三方面概括了孔子的治国思想;胡建锋的《浅析〈孔子家语〉中孔子的为政思想》(《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认为为政的核心价值是领导社会走上正道,为政者要修身正己、实行德治、尊贤任能及教民孝道等;丁娟的《〈孔子家语〉与现代农村治理——以“民情”为角度》(《前沿》2017年第7期)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建设对农村治理的重要意义;杨晨的《承儒家经典、正为官之道——解读〈孔子家语通解〉》(《前线》2017年第7期)主张以经典为党执政贡献力量。
(五)其他思想相关研究
此时期,有大量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不同文本之间的对比。同《论语》对比研究是《家语》研究的重要方法,杨朝明将孔子的“政治悲剧命运”[15]11-25进行了阐释;蔡正发的《〈孔子家语〉与〈论语〉比较研究》(《孔学研究》2015年第21辑)以数字统计法对两书的编纂者、编纂时间与编纂目的进行了对比分析。
那薇的《〈孔子家语〉中儒道兼综的倾向》(《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分析了《家语》以老子思想去论证儒家学说,儒道兼综已成汉魏学术的必然之势;陈戍国认为“《家语》基本上是礼文学作品集”[13]117。
三、汉语言与翻译方面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家语》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大的方面可以从句型、文字校勘、语法、文体与翻译等方面体现出来。张敏的《〈孔子家语〉疑问句及相关语言问题考论》(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通过对疑问句进行的动态研究来略窥其历史发展轨迹与演变规律;鲍静的《〈孔子家语〉校勘辨析》(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以校正文字为目的,对《家语》与其他典籍的文字作了勘正;汤海鹏的《〈孔子家语〉词汇语法现象专题研究——试从词汇、语法角度探讨〈孔子家语〉语言的时代特征》(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认为《家语》的被动句系统反映了上古汉语的被动句系统,但不排除王肃对个别章节进行过润色的可能;伏蒙蒙的《论〈孔子家语〉的文体特征》(《管子学刊》2016年第2期)认为《家语》是一部以语录体为主的说理散文,同时又具有其他文体的某些特质;王蕾的《〈孔子家语〉中有关礼的翻译实践报告》(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以《家语》中有关礼的章节为中心进行翻译,并介绍了各种困难及相关措施;冯玮芬的《〈孔子家语〉翻译实践报告(节译)》(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以功能对等理论做指导,并结合其他翻译策略和技巧像增词、省略、转换等来完成翻译。
具体的词汇研究也是《家语》研究的一个方向。刘伟岩的《〈孔子家语〉复音词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认为《家语》复音词较之前典籍有明显发展,表现出与单音词明显不同的结构形式特点;曹智的《〈孔子家语〉复音词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总结了复音词的类型特点与发展趋势;阮帼仪的《孔子家语复音词的数量统计及语料年代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论证复音词有战国晚期特点以及《家语》非王肃伪造;陈静的《〈孔子家语〉代词分析》(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得出《家语》代词体系完整,具有战国秦汉语法意义及功能;尹如娜的《〈孔子家语〉叠音词初探》(《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9期)阐明《家语》叠音词对研究上古汉语双音节词有重要价值;苗传美的《〈孔子家语〉反义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对《家语》反义词界定(统计反义词341对)、分类描写(发现反义词符合上古汉语词汇的整体风貌)、辨析、特点作了论述;鲁芹的《〈孔子家语〉副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论析副词分类研究对《家语》辨伪及完善词汇系统有一定语料价值。
四、综述、书评与述评类研究
(一)综述类研究
历代《家语》版本的研究在此时期涌现了大量成果。常佩雨的《〈孔子家语〉版本叙录》(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认为历代版本著录、叙录有助提高对《家语》文献价值的认识以及把握古典文献的演变发展规律;张固也、赵灿良的《〈孔子家语〉分卷变迁考》(《孔子研究》2008年第2期)从分析敦煌本《家语》残卷的分卷方法入手,对汉唐《家语》分卷变迁作出合理解释,证明今本系孔安国所编27卷本而非王肃重编的伪书;刘全波、晁芊桦的《〈孔子家语〉著录流传考——以〈儒家者言〉及历代目录为中心》(《海岱学刊》2016年)认为《家语》的卷数差异应是分卷方法不同所致,并不存在篇目等方面的结构性损伤,且王肃注本自宋之后流传至今。
(二)书评、述评类研究
项永琴的《开启孔学研究新门扉的钥匙——〈孔子家语注译〉评介》(《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对《孔子家语译注》作了全面概述,并将之认定为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陈霞的《从典型伪书到研究要籍——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评介》(《孔子研究》2010第1期)、魏衍华的《〈孔子家语通解〉读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2期)、崔海鹰的《杨朝明先生与〈孔子家语〉研究》(《济宁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对杨朝明《孔子家语通解》内容、论证以及对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汇总与高度评价。
情绪管理能力,能够帮助幼儿尽快摆脱不良情绪对自身的影响,从而保持良好的心态,以更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学习与生活。幼儿时期作为幼儿情绪管理能力培养与发展的黄金时期,理所应当引起幼儿教师的高度重视。本文试图结合笔者教学工作实践经验,浅谈几点大班幼儿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对策。
坚持以科学防范、依法防控为中心,重点增强防洪减灾组织领导能力,正确处理好城市防洪与流域防洪、统一指挥与部门联动的关系,积极建立健全城市综合防洪体系,提升城市防洪排涝减灾的整体能力。[5]完善各类洪涝灾害出现时城市的应对处置方案,全方位提高城市防汛应急响应和组织保障能力,通过不断健全街道、重要企事业单位等基层防汛组织,形成科学合理的城市防洪保障体系。[6]解决经费问题,建立持续稳定的投资机制,为城市防洪排涝工程的建设提供保障,促进城市防洪排涝设施与城市开发协调发展。增强城市防护规划管理,部门之间紧密联系,住建部门与水利部门相互沟通协调,正确处理城市防洪、排水与滞涝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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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断路器声音异常或果然现象的处理,长时间维修断路器的经验让我们了解到对断路器该现象检修应当按照一问、二试、三摸的步骤进行。一问,检修人员应当向运行人员进行详细的询问,依据询问结果对断路器出现故障进行初步判断,然后备起检修所需要的用品,制定检修策略。二试,通过分合动作试压使断路器处于工作状态,通过观察寻找故障可能出现的地点,通过综合判断,可以快速的对引起故障的原因以及故障地点做出准确判断,提高了工作效率。三摸,当断路器出现过热现象时,检修人员可以通过触摸发现断路器故障,并对故障可能发生的地点进行初步判断。进而对断路器的故障进行处理。
杨朝明的《读〈孔子家语〉札记》(《孔子研究》2006第4期)认为《家语》确是孔子弟子记录的汇编,其主要内容应保留了原始面貌;崔华杰的《晚清英国传教士赫真信与〈孔子家语〉译介》(《齐鲁学刊》2013年第2期)评价赫真信译本是西方汉学史上相对完整的《家语》英文文本,且认为此书注释亦基本代表了当时传教士的汉学研究特点。
五、专题研究
(一)孔子与弟子等人物研究
《家语》中老子、孔子及其弟子等人物的相关研究可谓备受关注。孙海辉的《孔子与老子关系研究——以〈孔子家语〉为中心》(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高秀昌以《家语》等论证了“孔子问礼于老子”[14]9,26-27的事实;刘萍的《〈孔子家语〉与孔子弟子研究——以〈弟子行〉和〈七十二弟子解〉为中心》(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研究有助于反思孔子弟子研究上的一些不足及早期儒学研究的新局面;陆丽明的《论〈孔子家语〉对子贡形象的塑造》(《临沂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描述了子贡生动活泼、富有个性、能言善辨、勤思善问、善于思考及尊师重道的形象;李小娟的《〈孔子家语〉人物形象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分析了孔子及其弟子形象并探讨其形象演变的重要作用;杨朝明、卢梅的《孔子弟子年龄问题汇考——以〈史记〉、〈孔子家语〉为考察中心》(《孔子学刊》2014年)对孔子弟子年龄作了探析;李名山的《试论〈孔子家语〉对孔子形象的塑造——兼与《论语》比较》(《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以《家语》与《论语》的关系描述了孔子的学识渊博、政治家形象及其“天命观”;冯振亮、成积春的《论〈孔子世家〉与〈孔子家语〉中的孔子形象》(《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认为两书分别代表的“圣化”和“王化”形象是研究孔子形象演变和神化趋势发展的重要一环;胡玉尺的《〈孔子家语〉曾子“藜烝出妻”疑伪考论》(《名作欣赏》2016年第11期)论证了曾子“出妻”乃古人糅合并扭曲《白虎通》与《韩诗外传》相关记载的伪说。
(二)文本内容对比研究
王连生的《从〈孔子家语〉看孔子思想价值的嬗变》(《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总结了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思想和教育思想,论述了孔子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现实意义;燕国材的《从〈孔子家语〉看孔子的差异心理思想》(《心理学探新》2009年第3期)对孔子的差异心理思想进行了论述;李海霞的《〈孔子家语〉思想内容研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阐明了儒家伦理道德、政治和教育等思想对后世的重大影响。
10~20 cm土层,深松耕方式下,在开花期和灌浆期土壤微生物活性显著高于常规耕作方式和免耕方式(P<0.05),常规耕作方式和免耕方式差异不显著(P>0.05)。夏玉米整个生育期内,不同耕作方式下土壤微生物活性表现为深松耕>常规耕作>免耕方式,表明深松耕可以明显改善0~20 cm土层土壤微生物活性,但免耕方式仅提高0~10 cm土层土壤微生物活性。
幼儿教育不仅是幼儿园和幼儿教师的责任,幼儿的家长也负有责任,但是很多家长不善于与自己的孩子沟通,幼儿难以从家长身上获得认可。因此,我园举办了“认识自己的孩子”的活动,给每个幼儿都拍一段视频,请他们在视频中表达“我能做某件事”,在家长日中播放。这是促进幼儿和家长沟通的一种方式,通过视频,幼儿家长会发现自己孩子在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同时教师也要与家长进行沟通,请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给予幼儿充分的认可,促进幼儿自信心和独立人格的发展。
宁镇疆以出土文献与《家语》个别篇章进行了对比探讨,其《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5期)认为《家语》存在后人整理、重组的痕迹,且《儒家者言》的性质应介乎《说苑》与《家语》之间;宁氏认为“木牍章题与《说苑》更为接近”,《家语》存在重组痕迹,其中的孔子言论并非尽是实录而是出于依托,“今本《家语》非王肃虚造而是经孔安国整理成书”[16]11。
将《家语》与《礼记》《说苑》相互佐证研究亦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杨朝明的《〈礼记·孔子闲居〉与〈孔子家语〉》(《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55页)认为《家语》虽有散乱却更接近原貌,且可与《礼记》互校;陈剑、黄海烈的《论〈礼记〉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4期)得出编订《家语》的材料来源与《礼记》相同,非抄袭《礼记》;宁镇疆的《由〈孔子家语·论礼〉说〈礼记·仲尼燕居〉的一处衍文》(《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3期)认为《礼记·仲尼燕居》较《家语·论礼》多出的“子产犹众人之母”句系错简所致,属《家语·正论解》子游问孔子关于子产之事章;宁镇疆的《〈礼记·檀弓上〉“不诚于伯高”再议——兼谈《〈孔子家语〉的相关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3期)论证《檀弓上》中的“不诚于伯高”当是王念孙认定的“不成礼于伯高”,以相关篇章的“不成礼”证明《家语》来源有据;姚娟的《〈说苑〉与〈孔子家语〉二书关系考论——兼论〈孔子家语〉的成书特点》(《华中学术》2009年第1期)认为《说苑》中孔氏文献引自古本《家语》,今本《家语》应来自古本《家语》,此为魏晋孔氏家学的产物;蔺小英的《〈孔子家语〉与〈说苑〉关系考论》(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对比《家语》与《说苑》的材料来源、成书时间、字词行文、篇章与文本改动等方面发现王肃割裂群书伪造《家语》说与“层累形成”说均不成立;俞达、谢科峰的《小议古书成书的某些现象——以〈说苑〉、〈孔子家语〉互见内容中关于孔子记载的差异为中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2期)阐明了《说苑》取材是为说明材料背后所反映的事理,《家语》的整理者则有主观目的,以引经据典来说明自己要阐发的道理;王化平的《由〈孔子家语〉与〈礼记〉、〈说苑〉诸书的关系看其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1期)对三书关系作了探讨,得出改动更多的《家语》的价值不太可能高于《礼记》等书。
董丽晓的《〈孔子家语〉与〈荀子〉关系考论》(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发现《家语》多数章节的文字比《荀子》更原始,二者部分章节有共同材料来源,《荀子》更好保留了原貌及《家语》脱误较多且有改动;王纪东、杨朝明认为“《家语》因荀子得以流传,荀子既传承了《家语》且承袭了孔子、仲弓的政治思想,又深明传习六经之要领”[17]36。
李平的《〈孔子家语〉引诗与〈孔子诗论〉》(《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0年第3期)认为《家语》论诗与《孔子诗论》的诗旨相似或相关,但诸多论诗或引诗有加工痕迹;李学勤的《〈家语〉与上博简〈诗论〉》(《齐鲁学刊》2015年第1期)论证《家语·好生》与《说苑·贵德》皆有孔子论《诗·甘棠》的文句,二者应本于上博简《诗论》,得出《家语》文句非袭自《说苑》。
马振方考辨出渲染与圣化人物使得两书某些内容具有夸张玄虚的小说意味,从而确定两书中的“有意虚构性与非现实性及某些内容渲染与圣化人物造成的夸张性、玄虚性等的小说意味”[18]33。宁镇疆的《〈五经正义〉对〈孔子家语〉依违举隅》(《国学学刊》2013年第1期)认为两书的依违互见或前后矛盾可能系六朝以来郑、王之争余绪的反映,且所引《家语》可能并非尽是“唐本”;杨朝明、崔海鹰的《〈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周礼〉可靠性问题》(《济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以《执辔》一篇得出《周礼》成书年代及相关可靠信息;田胜利的《论汉代〈易林〉象数易学的文脉渊薮——从〈易林〉与〈左传〉〈国语〉〈孔子家语〉的对读谈起》(《孔子研究》2016年第4期)认为《家语》与其他古籍同是先秦重要的易学文献,相应筮例亦存在客观贯通性及一致性。
(三)独立篇章与三序内容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家语》独立篇章与序的分块儿研究也方兴未艾。
1.独立篇章研究
李传军的《〈孔子家语·致思篇〉研究》(《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2000年第4期)认为王肃的思想深刻地反映了魏晋之际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杨朝明、张磊的《〈孔子家语·致思篇〉研究》(《东岳论丛》2009年第4期)认为《致思篇》中“孔子论管仲”“孔子赞季羔”两节的思想主旨与孔子思想的主流认知并不相悖;乔建锋的《〈孔子家语·致思篇〉分章考信》(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分析了《致思篇》二十章早晚关系及材料来源,发现十五章属于基本没有润色的原始的材料,余篇则略有修改。
杨朝明的《〈孔子家语·颜回篇〉与“颜氏之儒”》(《齐鲁文化研究》2002年)所论宽政仁德、君子小人与朋友之际等现实问题乃“颜子之学”或“颜氏之儒”学术特征的体现;张岩的《孔子家语之〈子路初见篇〉、〈论礼篇〉研究》(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证出《子路初见》篇“子路将行”章源于先秦,非抄自《说苑》,《论礼》篇“子夏侍坐于孔子”章亦非抄自《礼记》,且对“五至”说与“三无”说亦有阐述;李春红的《〈孔子家语·六本篇〉所记事迹言论略考》(《新学术》2008年第6期)得出《六本篇》材料中的讹误及后人整理部分当为晚出;李春红的《〈孔子家语·相鲁、始诛篇〉所记孔子事迹言论考》(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认定《相鲁》《始诛》基本可信,但亦有后人改动成分;张向向的《〈孔子家语·王言解〉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阐述了孔子的王道政治思想,且证实该篇同《大戴礼记·主言篇》文本基本一致;宁镇疆的《由英藏敦煌写本说今本〈孔子家语·郊问〉服制及相关问题》(《齐鲁文化研究》2011年第1期)阐述了《郊问》中的服制等问题;杨朝明的《〈孔子家语·弟子行〉研究》(《孔子学刊》2013年)阐释了《弟子行》的时代特征并证明改篇出于子贡记录,此内容当真实;王晶的《〈孔子家语·儒行解〉探微》(《昭通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探讨了《儒行解》地位、成篇年代考与思想价值。
2.“三序”研究
其次,即使有部分空调会根据回水温度与设置的回水温度做比对,从而去调节出水温度,但大型中央空调水系统循环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周期较常可能环境所需温度已经发生了多次改变,主机接收到的是滞后调节需求信息,而且水温在运行过程中的损耗更是无从计量的,因此主机无法高效工作,存在大量浪费。即使有管理人员进行管理,根据环境温度需求的改变去调节主机工作状态,但也多凭主观判断去调节。另外,外部环境是动态的,要靠主观了解各个环节的温度动态变化,难以做到及时性和准确性,而主观的调节更缺乏合理性。因此,中央空调主机能耗节能存在较大的节能潜力。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期间,需重视原材料质量管理工作,利用科学合理的方式针对原材料质量进行管理,遵循与时俱进的原则筛选原材料,按照设计图纸的要求进行造价管理。选择原材料时,需针对种类与规格进行全面分析,完善物理与化学性能,并提升综合水平。一方面,在原材料采购环节,需针对质量进行检验,以便及时发现质量问题并采取合理措施解决问题,选择性价比较高的原材料开展施工活动。另一方面,在原材料进入施工现场之后,需对其进行分区域存放处理,以免原材料之间出现化学反应影响工程质量。
王政之的《王肃〈孔子家语注〉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以王肃儒道兼综的复杂思想与魏晋儒学衰退、诸子兴起的时代思潮相契合论证了《家语》的真实性;魏玮的《〈孔子家语〉“三序”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认为辨伪学者将古书传抄及讹误的价值无限夸大,宋代王柏开启了“伪书”说及后世对“三序”的怀疑;贾素华的《〈孔子家语〉王肃注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通过纵向对比考察了王肃注的注释特色、释义特点,并对部分词语进行了考释校勘;吴从祥的《〈孔子家语〉引〈诗〉及王肃注文献价值初探》(《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认为王肃《诗》注是研究王肃《诗》学的重要资料;魏玮的《传抄与传承,辨伪与存真——从〈孔子家语〉“三序”说起》(《孔子学刊》2014年)阐明目前不能否认“三序”作者和内容的真实性及《家语》成书与早期流传的记载。
应邀出席庆典的领导还有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处长田有国、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处长马常宝、国家微生物肥料技术研究推广中心主任孟庆伟、国家农工委土壤修复治理中心副主任李运明、中国种子集团副总经理姜涛。
六、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孔子家语》研究总体来看成就巨大、进展迅速。尤为突出的,一是与《家语》有重要关系的定州八角廊汉简中《儒家者言》、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木牍、敦煌(英藏、俄藏、法藏)敦煌文献以及楚简中的《民之父母》等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成就斐然,此类文献对重新认识《家语》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标志性成果的出现,如杨朝明与宋立林的《孔子家语通解》、王国轩与王秀梅译注的《孔子家语》、崔涛点校的《孔子家语疏证》、宁镇疆的《〈孔子家语〉新证》等。同时,亦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继续关注与留意:一方面,古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家语》亦如此,以往学者用考据方法来断定其真伪的方法未必科学严谨,但也不能否认有后人整理的嫌疑。《家语》古本与今本也并非相同,究竟哪些是孔子的言行语录,哪些是战国儒家阐释的孔子思想,哪些是汉后之人整理的结果?还有待学界继续考证;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需多学科结合。需从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考据学、汉语言文学、思想史及哲学等学科入手。面对已有成绩,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目前的《家语》研究待探讨的新课题、待深挖的新领域还比较多,仍需学界继续努力,发扬创新精神,进一步开创《孔子家语》研究的新局面。《孔子家语》是一部儒家经典之作,其丰富的内涵亦值得后人继续研究学习。此时,我们更应借中央弘扬传统文化之际从各个角度大力普及彰显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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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Study on KongZi JiaYu during the Past 40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U Jinyou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KongZi JiaYu is a Confucian classic book that records the thoughts and deeds of Confucius and disciples,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about it have emerged in success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article mainly summarizes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rough five aspects:the first is literature research,the second is social and ideological research,the third is Chinese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and the fourth is literature review,book review and commentary,the fifth is the study of characters,texts,and three prefaces. So far,there is still room for excavation in the content research of KongZi JiaYu ,but the version of the issue has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still two points to be aware of in the future research:on the one hand,there is a process in the formation of ancient books,and the issue of the version of KongZi JiaYu remains to be further studi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on the other hand,the research method of KongZi JiaYu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philology,archaeology,philology,textual research,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ideological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disciplines.
Key words :KongZi JiaYu ;literature;review
文章编号: 1004- 1877( 2019) 04- 0007- 09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 05- 18
作者简介: 刘进有(1989-),男,河南登封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史、中国古代思想史。
(责任编辑 颜 健)
标签:《孔子家语》论文; 文献论文; 综述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