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行并重与王国维意境论之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言行论文,意境论文,王国维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6－0065－06
整体上看，王国维的意境理论，缠绕在三重关系当中。一是意境与文学的关联。王国维说，能创造出意境，文学的品位就高。在他眼中，有意境的文学，总显得无比真切，意味深长，它是“真—深”的两重性存在；二是意境与理论的关系。王国维的意境立论，融摄了中西观念。而为王氏吸纳的中西观念，都消融在文学中。这样，理论与文学实践所构成的是内合的联系；三是意境与行动的联系。无论是文学实践，还是中西理论融摄，意境的落脚地，都是悲痛人生的慰藉，社会文化危机的救治。指向行动，是意境论的庄严使命。因而，笔者行文的聚焦点，是爬梳意境论的言行并重意蕴，并突显它的价值。
一、言行并重：舒展路径与王国维的追求
言即言语、说话。言、说的内容，要而言之有三。一是有声之言，它变动万千、转瞬即逝，呈现出流动性、时间性。二是无声之语，它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显得丰富、神秘，它处于静默之中。介于有声、无声之间的，是视觉性的书写言语，它可出声，也可无声，因而带有中介性。本文所说之言，多指书写言语。行乃行动、行为。它是具体的活动、现实的实践。大致上，言重声、听觉，行偏事、视觉。言行并重，乃要求言说的状貌、内容，与行为靠近、吻合。
整体来看，在传统文化中，言与行的并重，有两种舒展的路径。其一，言出必行，言行不乖，言指向行，因而，言行之间也就不会再有鸿沟。一般说来，只说不行，就会流于夸夸其谈，容易蜕变为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或者是说一套，做是另一套，也会给人带来背信弃义的嫌疑，两者都令人嗤鼻。孔子说，他开始对人，听其言，就能信其行，言与行之间是没有距离的。但是，后来他对人，却既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言与行之间的距离，无形中被拉大了。孔子态度的转变，是因弟子宰我而起。宰我志大行疏，言行不符，遭来孔子严厉的批评。原典儒学，对言与行关系的内在性，是格外垂青的，因为，当中绽放出了德性的光芒。其二，言说自身，源自切真的实践，言说的智慧性色彩浓厚，此时，言与行的距离就不会太远。中国的传统文化，关于“无”的智慧性言说，对人现实行为的规训作用，就很重大。绝圣弃智、绝学无忧、绝仁弃义、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均为道家的主张。它们真实的意思，绝不是要把圣、智、仁、义、学、礼、丧统统去掉，而是要求人在现实行动中，要把圣、智、仁、义、学、礼、丧的外形、样子清除。因为，把这些东西的样子、外形清除掉之后，人才觉得舒服，人的现实行走，方可顺畅无阻。孔子为学行教之目的，也绝不是为了成圣人，孔子在现实中，从未显摆圣人架势，结果他反而成为了圣人。在领会了孔子的精神后，孟子指出，欲成圣人，需把“充实而光辉”之大相化掉。儒家同样重“无”。可见，在“无”的言说上，道、儒两家，都带有突出的智慧性特征，彼此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也是相贯通的。不难看出，言说的德性与智慧性品格，都标明言与行距离的亲近性。
人是文化的产物，王国维也不例外。濡染于传统文化，王国维受其熏陶，是异常深刻的。受文化传统影响，王国维以言与行的并重，作为自己毕生追求，并竭力奉行的原则。王国维说过，进入黄昏不宜为学。①王国维如此说，他确实也这么做了。他步入人生的黄昏后，就在颐和园蹈水自杀，就此终止了学术活动。关于他的自杀，据他的交代，乃“义无再辱”所致。据姜亮夫回忆，王国维自杀前曾对他说，他受不得一点侮辱，这也佐证了王国维的交代。②人与其苟且活着，还不如一死了之来得痛快。可见，王国维所说的，乃掷地有声，能震动乾坤，并非虚言也！言与行的并重，也成为他为学取舍的标准。在情感上，王国维甚好叔本华，受叔本华的影响很深。但是，他在理智上，有过告别叔本华的举动。告别的理由，除了叔氏学说上的漏洞外，还有叔氏的言与行不相符合。叔氏言与行的背离，表现有二：其一是他在学说上，拒绝意志倡导出世，但在生活中，却处处权衡利弊追求享乐；其二是叔氏的学说，高唱悲悯之德，但他在现实中，攻击敌手不遗余力，对亲人冷酷疏远，毫无同情之心。在告别叔本华之后，王国维走向了康德。他走近康德的理由，恰是康德言行并重。③当然，叔本华对王国维的影响，仍然存在。不管怎样，王国维处事为学，奉行言与行并重的原则，乃是确确凿凿的事实，当中，无不显露德性光芒。
标举意境，是王国维在文学理论上的重大举措。他说过，在文学上言兴趣、言神韵、言格律等，不如言意境，意境为本，兴趣、神韵、格律等为末，在他眼中，文学意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众所周知，王国维的文学意境论，处于中西、古今文化纵横交错、融合的关节点上，因此它使得各种价值立场的坚守者，都感觉亲切，有关意境言说的空间，也因之变得广阔。然而，因价值立场的差异，使得意境理论的言说，变得众说纷纭，矛盾对抗的声音，亦此起彼伏，场面显得有些混乱，令人尴尬。纷争四起，王国维必遭漫画式的处理。因而，“回到王国维”，是很有必要的。“回到王国维”，我们发现，他的文学意境论，也在努力追求言与行的一致。言与行并重的表现，是王国维使文学意境，承担个体解脱与文化救治的双重功能。即是说，王国维的意境理论，既可为己，也能为人。潜藏其间的智慧性意蕴，尚需得到进一步挖掘。
二、意境理论：为己与为人的双重功能
生于天地间，王国维生命的脚步，总显得异常匆忙。王国维给人的印象，很是平静，但是他的心灵，却常在惊涛骇浪间，苦苦挣扎，难以平静消歇。王国维生命之弦，总嫌绷得太紧。他的情感浓烈得像酒，因而，他的忧伤，总是没法除去，他的痛苦，实在也难以消弭。要而言之，他的悲痛忧伤有二。
其一，他悲己忧生。他幼年丧母，早年即种下悲伤的种子。王国维曾说，歌德之母性情优雅，对歌德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对歌德的羡慕，实是对幼年丧母之痛的流露。研究表明，人与世界建立的最初和谐关系，凭借的是母亲。母亲离去，和谐关系遭受破坏，必留下心灵的创伤。据王国维交代，他的性情向来忧郁。可以说，王国维的性情忧郁，是他生母早逝，给他带来心灵创伤的某种折射。祸不单行。王国维步入中年，结发之妻又永远离他而去，给他留下的是满目的凄凉。挣扎于悲痛中，人生何去何从，前方的路途何在，他深感焦虑迷茫。他在追问，但不知所措：“试问何乡堪着我？欲求大道况多歧。”他说：“‘我瞻四方，蹙蹙非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④在此，与其说是诗人的忧生，还不如说是王国维自己的忧生。性情悲伤，生事亦累，他尝遍了人生之辛酸苦辣。
其二，他伤道忧世。晚清局势风雨飘摇，社会文化山摇地动。史学家钱穆指出，晚清的最大特点是变。⑤变以及变的渴望，凝聚成浓厚的精神气息，在晚清语境中，蔓延开去。王国维就处身于巨变的时代情境中。西方列强的入侵，把中国推到亡国灭种的险恶境地。洪杨之乱的爆发，损伤着中华帝国的元气。外患与内忧，使晚清大厦，摇摇欲坠。知识精英的求变意识，变得空前强烈。历史地看，求变的焦点，由洋务运动的器物，移到维新变法的制度，最后定格于西方的学说。对此贺麟说过，中国人意识到，西方的器物、制度背后，有深厚的观念支撑，是经历了血的教训的。⑥贺麟的观察，是符合事实的。西学的输入，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冲击是空前猛烈的。民族的内忧外患，社会的激越变化，文化的中西碰撞，中国的出路何在，问题庄严的提了出来。身为知识分子，王国维有良知，亦有时代担当。因而，面对严峻的问题，他寝食难安，心急如焚。他忧世甚深。王国维曾说道：“‘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⑦此乃王国维忧世的夫子自道之言。当民族的苦难，社会文化的败相，宛如落英缤纷，撒落在他的心间时，他业已痛苦的心灵，就会变得更加沉重。
情感异常浓烈的王国维，忧生与忧世的双重煎熬，把他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因而他的痛苦体验，要比常人刻骨铭心。置身痛苦的汪洋大海，并非出于王国维的自愿，因此，他一方面体验到痛苦，另一方面他消除痛苦的努力，也在悄然进行。意境理论的形成，与他对痛苦的体验，以及对痛苦消除的愿望，是紧密相连的。既然他的痛苦，体现于忧生和忧世，那么他以意境，消除痛苦的努力，也就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他凭借意境，来消解生之忧，为的是使个体解脱。其二，他用意境，来消除世之痛，以便给集体疗伤。
意境是两重性的存在，它如在眼前无比真切是为“真”，却远在天边没法捉摸显得“深”，给人带来的感觉是逗人的，既近也远，若即若离。意境既亲切，而又渺远难测。对如此的意境，王国维推崇备至，对自己的发现，他深感自信快慰。深层的原因，是王国维发现，意境具有强大之功能：“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攄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⑧创造意境，是文学分内之事，是文学神圣的使命，因而，在王国维那里，意境与文学不分须臾。王国维的说明，源于文学的创作实践，在他身上理论与实践，也是不离不弃的。他想强调的，无非是意境的作用。其一，意境在“内足以攄己”。意境的创造，可使创造者内心的紧张，暂时得到舒缓，心灵的苦闷，亦随之得到宣泄。意境似可以“怨”，能排除掉自己内心的不快、怨恨。其二，意境在“外足以感人”。创造出的意境，可安慰他人的心灵，给他人带来温暖，受到感动。意境似可以“群”，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他如此言说，亦这般行动。
古人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思会歌，饥要食。同理，苦需言。因之，王国维说：“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⑨体验到痛苦，内心有苦闷，就应宣泄出来，以使心灵淡定、宁静。宣泄内心忧伤、悲苦，王国维的途径，一是倾诉时间流逝的忧伤，二是直接抒发心里的悲苦。王国维的意图，是通过表达忧伤、悲苦，进而使忧伤、悲苦消除掉，他在此采用的，是负负得正的操作方法。
时间的线性推进，快速流逝的不再复返，给情感本就丰富的王国维，带来了不尽的忧伤，难以挥去。王国维属早熟的智慧，他能感自己所感，亦能言自己所言。“日月如矢激，倏忽鬓毛斑。”⑩王国维想说的是，光阴如箭般迅疾，人顷刻间便鬓发斑斑，这是他二十一岁的青春感言。显然，他已深深地体会到，面对飞快奔驰的时光，生命的色彩变得苍白，脆弱得不堪一击。他一再提醒自己，时光飞逝无情，青春梦想的翅膀，理应自由飞翔，因为“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须惜少年时。那能白首下书帷”，(11)自己应趁着青春年少精力充沛，努力奋发向上。真可谓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青春的容颜易逝，人应珍惜美好光阴，奋发有为：“劝君惜取镜中姿，三十光阴隙里驰。”(12)与其说是王国维在“劝君”，还不如说是他在“劝己”。然而万千的劝诫，终遮掩不住如铁般的事实：“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13)尽管，时间流逝的无情，给生命个体，带来了不尽的恐惧、忧伤，但是，王国维却顽固的相信，人以对时间焦虑的吟唱，可减缓自身心灵的忧伤、悲痛，进而舒缓内心的紧张。
学界已确认，苦痛之感，已深入王国维的骨髓，他因而是世纪的苦魂。(14)王国维灵魂之苦，源于他两重性的存在。王国维清楚，人是形而上的动物。与动物相似，人是有限的。他有血肉之躯，那是欲望的深渊。他的生命有终结，并受现实的制约。王国维说，物质是短暂的。但与动物有不同，人是可以无限的。他有理性，能超越现实，并展开对形而上的憧憬。他的创造，给他带来了永恒的庄严承诺。王国维因而相信，精神是永恒的。有限与无限的两重性，是滋长痛苦的沃土。于内，王国维历经情与理的矛盾冲击，在外，他遭受可信与可爱的背离煎熬，内外夹击，使他痛苦不堪。担当痛苦，是诗人的宿命，消除痛苦，是诗人的使命。苦痛的直接宣泄，是王国维诗词的基调，对此，历来的研究者，亦甚为关注。(15)痛苦在四处延伸，王国维总浪漫地相信，诗人对痛苦的直接吟唱，可使痛苦减缓，甚至消除。然而，遗憾的是，他如此的信念之火，在后来，却因他悲伤的人生谢幕，被意外熄灭了。
王国维说过，他于文学活动中，所获得的慰藉，带有直接性。可以说，他倾诉时间流逝的忧伤，直接宣泄内心的苦闷，与他的慰藉意图始终紧密相连。王国维清楚，只是自己得到安慰还远不够。自己获得慰藉，万千生灵的苦痛，依然如故，有良知者必然情不能堪。换言之，意境只是“攄己”，安慰自我还很不够，它尚须“感人”，慰藉万千生灵。因此，创造意境的文学，除能“为己”，还可“为人”。
他所理解的文学，是民族的寓言。王国维曾指出，生一百个政治家，不如生一个大文学家。内在的原因，是大文学家，代表的是民族的精神，并“与国民以精神的慰藉”，希腊的荷马、意大利的旦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无不如此。(16)同理，中国大文学家亦不能例外。他在词的整理中发现，五代和北宋之词家，他们能创造出有意境的词作，因而成就非凡。于是，他们能代表民族的精神，也给国民带去安慰。王国维指出，辛弃疾以后，词道之不振已久。依此，王国维的词作，就承载着重振词风的伟大使命。他也希望他的词作，以意境的创造，给国民带去慰藉。他由词作的成功，想转入戏曲的创作，原因是“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他怀抱的雄心壮志，也是欲振作民族的戏曲创作，以安慰国民的心灵。(17)遗憾的是，王国维未能有曲作问世。但是，在戏曲的清理中，王国维发现了元代戏曲的重大价值，说它们也能跻身于世界伟大剧作的行列。元曲之佳处，在于能创造意境，因而，元曲能代表民族的精神，也可给国民带来安慰。毋庸置疑的是，王国维的意境论，最后的落脚地，是民族的出路。换言之，民族苦难深重，凭创造的意境，可救民族于苦难。
意境的创造、欣赏，一可为己、救己，二能为人、救世。无论是己身的悲惨际遇，以及悲惨际遇的摆脱，还是人世的沧桑，以及沧桑世界的救治，故事演绎的空间，均为“人间”。这样，意境的创造、欣赏，它所发挥的双重作用，聚焦点就在“人间”。“人间”的苦难与沧桑，离不开意境，意境的深邃与空灵，也不离“人间”。“人间”的意境化，意境的“人间”化，是难以避免的。意境的创造，乃文学的职责，因而文学与意境的关系，形如水乳般不分。显然，王国维眼中的文学，与世道人生的边界，是异常模糊的。他的意境理论，已无异乎“人间”智慧的箴言。就此，意境的理论创造，在王国维身上，业已转识成智。
王国维转识成智的要求，显得自觉。他早年治哲学，基本的动因，是欲借哲学解答人生的困惑。哲学在他手中，首先就是生活的指南。他用力最勤的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他批判的武器。以西方哲学为武器，他批判、改造旧文化，向往、创造新文化，目的是为民族的发展，寻找文化的出路。哲学是生活、文化的需要，因而，哲学在他看来，是不可或缺的。哲学如此，史学亦然。王国维的史学成就，举世公认。奇特的地方是，他的史学触角，多往上古史、边疆史延伸。上古史和边疆史，展露的时空场景，是相当辽远的。应该说，沉湎于如此场景，王国维远离了功利的喧嚣，获得了莫大的心灵安慰。仅就此窥视他的史学愿望，肯定是不够的。其实，王国维史学疆土的推进，还深埋着救世的宏愿。他提醒世人注意，历史的考据再精确细密，终归是小事一桩无足挂齿。(18)他的潜台词是，历史考据的大事，当着眼于民族的文化出路。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划时代的贡献，即体现于此。可见，史学也是生活、文化的需要。很明显，王国维在学术上的开疆拓土，与他对人生困惑的解答要求，文化危机的摆脱愿望，始终无法分离开来。他追求的知识，是智慧性的言说，它指向的是世道人生。由此，意境论的转识成智，也就不难理解。
诚然，身处巨变的时代，王国维也已感觉到，知识与人生、世道之间，确实深埋着难以跨越的沟壑。他在早年的诗句中，就把知识与人生，对抗之尖锐展现出来：“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19)“人生”过处，总是滋长着悔恨，“知识”增加，却使自己疑惑倍增，“知识”与“人生”的距离，在时代的巨变中被拉大了。在心智成熟后，他又庄严地警示世人，说择术应慎，忧世要深。(20)他语重心长的提醒，当是在发现知识与世道的分离后，发出的。王国维内心所呼喊的，是知识与人生、世道，不能是互不相干的。他的渴望有传统文化的根源。传统社会的知识反思，总内在于人生世道。儒、道两家，一入世一出世，思想取向不同，反思风格各异，但是他们的落脚点，均是在人生的修为，世道的救治。受儒、道思想惯性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文学，向来就不是什么职业，而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1)文学与人生世道，乃合二而为一。传统的观念已融入王国维的思想血脉中。由此，发生在王国维身上的事情，其一，他坚决反对文学的职业化，而提倡文学的生活化；(22)其二，要求意境的创造者，需有高尚的道德修为，就变得容易理解。更重要的是，王国维让意境担当“为己”与“为人”的双重功能，其内在的秘密，也就不难窥测得到。既可为己，也能为人，王国维的意境理论，就构成智慧性的箴言。因而，意境理论之言，也就以行动为归依。
三、余论：言行并重的当代意义
当前，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比起王国维身处的晚清，要激烈、深入得多。置身文化交流、碰撞的漩涡，目前的中国文论，内在弊端不断显露，外部环境险象环生，内外的压力，使得它的言说，一再受到质疑。因而，当代中国文论，生存的处境艰难，是容易想象得到的。隶属于智慧性言说，王国维的意境论，对目前的中国文论建设，同样不无参考、启示的意义。
就自身说，文论表现出了，集体的症候。要而言之，当代中国文论的集体症候，表现有二。其一，它的知识化欲望膨胀。诸多因缘，使我们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一直视文论为知识生产。当然，知识谱系的演绎，是学科的要求。但真理再向前迈开一步，往往会变成谬误。过于强调知识性，很容易走火入魔。文论只是生硬概念的嬉戏，顾此常常会失彼，文学实践的现实，与人行动的现实，在文论叙述中，就必难觅其踪迹。因而，文论当中，常见的情形是，理论过多，文学太少，现实的行动，压根就无法顾及。文论不能太冷漠，太干枯，它更应该多点温暖，多些柔软。近年来，文论界的反本质主义呼声高涨。人们的矛头所指，是文论的概念化走向，而他们的内在诉求，则是理论对文学场域的回归。遗憾的地方是，对理论如何介入现实行动，学界还保持着太多的沉默。其二，它置身于价值论争的漩涡中。在目前的文论界，价值论争，战火重燃，大有烽烟四起之势。晚清以来直至今日，西方的文论观念，以滔滔之势输入中土。西方文论，条分缕析，层层推进，与西方文明一起，容易得到青睐。很多人在价值上，选择并拥抱西方文论，是很自然的。极端的提法，是奉劝世人，莫读中国书，或少读中国书，社会与文化，要全盘西化。在强烈的西化要求面前，传统文论必无处藏身。本来，马克思主义文论，是西方文论的一种。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建国后，又成为制度性的观念。在如此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价值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进而在当代中国，发出了强劲的声音。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使马克思主义文论，背负沉重的包袱，必使其批判的品格，逐渐丧失。发现并论证中国文化的价值，是当代新儒家的使命。在新儒家手中，传统文论的价值，也得到了最有力的维护。在他们眼中，传统文论的价值，远高于前两者。在价值上，三种文论，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必然形成剑拔弩张之势。矛盾的消弭，纠结的解开，应以实践、行动为出发点，以“我”为主，对三种文论进行融会。因之，消弭价值论争的武器，只能是，言与行并重的原则。
就外围看，文论置身的文化，已出现异化。牟宗三说，凡生物学上不必要的东西，都属于文化。(23)但是，文化的异化，却使文化蜕变为生物学上的东西，文化的物化，是必然的。文化的生产，围绕着物质展开，也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它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严重的地方是，它迫使言与行分裂，言说的真实性，就会变得相当可疑。古人云：“民无信不立。”冯友兰亦指出，越是进步的社会，越是把人的话当话。(24)社会不能是扩大了的“假语村”。可见，在当前的语境中，倡导言行并重，对消除文化的异化，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的进步，不无重大意义。当前，文论的文化转向，导致自身的扩容，尚在进行。文化的异化、物化，使文论在扩张中，必陷入危机。同时，它也能给文论的现实介入，开辟康庄大道。言行并重，是时代的呼唤！
注释：
①王国维：《教育小言十则》，《王国维全集》(14卷)，浙江、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5页。
②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全集》(20卷)，浙江、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67页。
③王国维：《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王国维文集》(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94页。
④⑦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全集》(1卷)，浙江、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67－468、468页。
⑤钱穆：《国史大纲》(下)，《钱宾四先生全集》(28卷)，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026页。
⑥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4页。
⑧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王国维全集》(14卷)，浙江、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82页。
⑨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王国维全集》(1卷)，浙江、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97页。
⑩王国维：《杂诗》(其二)，《王国维诗词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11)王国维：《浣溪沙》(草偃云低渐合围)，《王国维诗词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98页。
(12)王国维：《题友人三十小像》(其一)，《王国维诗词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13)王国维：《蝶恋花》(阅尽天涯苦别离)，《王国维诗词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26页。
(14)(15)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5、61－65页。
(16)王国维：《教育偶感四则》，《王国维全集》(1卷)，浙江、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
(17)王国维：《自序二》，《王国维全集》(14卷)，浙江、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18)姚名达：《哀余断忆》，《王国维全集》(20卷)，浙江、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
(19)王国维：《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王国维诗词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20)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全集》(8卷)，浙江、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18页。
(21)曹丕：《典论·论文》，《中国历代文论选》(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22)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全集》(14卷)，浙江、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23)牟宗三：《康德美学讲演录》，《鹅湖月刊》1989年第6期414号，第4页。
(24)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