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良林[1]2014年在《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农业——宗法”的社会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宗族为纽带、以君主专制为基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专制性、封闭性、排异性、僵硬性的主要特质。这种特质的政治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变迁,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逐步增强。尤其是封建皇权建立后,传统政治文化的专制性更为明显。而在专制皇权统治下,任何有可能破坏建设社会秩序稳定、酿成封建王朝统治危机的祸源都要想方设法的清除,特别是朋党。所以,自古以来,“君子不党”也就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人的头脑之中,挥之不去。进入近代社会后,虽有西方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冲击,但是专制型政治文化的深广影响力依然显着。然而,作为一种新兴事物,西方民主型政治文化也在中国显现着顽强的生命力。于是在外敌武力入侵和内部被压迫者揭竿而起的背景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某种程度的裂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在慢慢解构,反抗外国侵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众自由便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旋律。这一时期,虽然清政府力禁朋党,但“政党”这一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产物,伴随“西学东渐”之气渐进中国人的视野,政党政治文化开始在中国艰难生长,至民国肇建方有政党政治局面显现,政党才在中国立足并视为政治场中的正常现象。辛亥革命缔造了中华民国,无疑是对悠悠几千年传统政治文化的再次激荡。但中华民国毕竟是一个新生儿,“新”必然与“旧”相并存,民国初年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民主方生、专制未死。因此,当人们在新的民主政治体制之下,热心谈论政党并希望通过政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封建专制卷土重来,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犹如昙花一现,仅成为中国政治历史中的短暂实验。总体来说,整个中国近代社会(1840—1949),是中国政治文化由专制型向民主型的过渡时期,更准确地说是转换交替时期。这一时期,主导近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是封建主义专制型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但是政治文化变迁的总趋势是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政治和政党制度都不是单一的专制型或民主型,这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相一致的。与西方各国不同的是,中国比较活跃的政党,其性质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为不同政治文化的代表。中国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专制与民主混合于一身的政治文化代表；中国共产党是工农等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主政治文化的代表；而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其他民主党派,追求资本主义民主、实现民主政治,是其始终不渝的政治诉求。不同的性质,导致了政治与政党合作的不易。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与中国其他政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国共两党合作,以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为目标。第二次是国民党与中国几乎所有政党的合作,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目标。两次合作都是民主潮流的大势所趋,但都因合作建立时的目标基本实现而告结束。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以及纷杂的政党斗争中,既因“大一统”等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带有一党领导的性质,又因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带有多党合作的性质。
代吉成[2]2006年在《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政党体制的发展》文中研究指明政治文化是当代政治学中一个热点的研究领域和有效的研究方法。西方的政治文化研究在上世纪50年代兴起，中间一度衰落，80年代得以复兴。中国学术界对政治文化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兴盛不衰。政治文化研究为我们深化中国当代政党体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当代政党体制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受限制因素较多，尽管在近十几年来得到了较大的进展，但是至今广度和深度的开拓都还不够。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当代政党体制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政党体制发展的研究还十分罕见。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当代政党体制的生成和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建国后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因素对中国当代政党体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破坏。深入认识和把握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当代政党体制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政党体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包括一个导言和七章正文。 导言部分说明选题的由来与意义、研究现状、重点与难点、创新之处以及研究方法等。 第一章首先界定政治文化概念的内涵，归纳政治文化的特点，分析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接下来梳理出政党体制发展的五条规律：政党体制发展的总体方向是民主化与现代化；政党体制是价值的普适性与形式的民族性相结合的产物；政党体制的生命力与其功能的实现程度成正比；制度化是现代政党体制发展的内在要求；缺乏民主型社会生态环境的政党体制容易与民主政治相偏离。从政党体制的发展规律中可以总结、归纳出政治文化对政党体制发展影响的四个主要方面：政治文化影响政党体制生成与变革的方向与途径以及政党体制的民族化、民主化、制度化。 第二章着重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在当代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形成于过去而在当今现实中仍然起作用的政治文化观念、心理、价值取向等等。总体上说，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专制型政治文化。当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包含着“和谐”观念等优秀成分。当代中国还存在着传统政治文化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由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当代中国人形成了既清晰又模糊的政治认知、既亲近又疏远的政治情感、既崇高又低下的政治评价。 第叁章对传统政治文化作用下中国政党体制生成与演进史进行回顾。中国最初的政党体制生成于中华民国建立初期。辛亥革命后中国组党风潮兴起，形成多党竞争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很快被袁世凯镇压下去。民初多党竞争失败显示，中国缺乏发展多党竞争政党体制的政治文化环境。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
张悦[3]2013年在《政治文化向度与制度选择》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历来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无论是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文化,其终极意义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政治的本质并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与传统政治思想研究不同,发端于现代行为主义学派的政治文化研究,摒弃了传统局限于文献和史料的哲学研究范式,开始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微观式地研究政治人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中国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引入这一研究范式,用于中国民众政治态度与政治发展关系的研究。由于文化的内生性和本土性的特点,决定了文化研究的路径根植于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之中。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范式毕竟是以西方哲学观为基础建立的,与中国传统和近现代的哲学观有很大差异,因此,在引入该研究范式时也出现了适应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基于中西方在现代化与全球化中社会物质生存形态的相关性,以及中国政治中强意识形态的特点,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先进经验与中国传统和现代政治文化的特性相结合,仍不失为解读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有利视角。由此,笔者汲取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范式和内容,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人性论”为基础,重点结合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逻辑,提出了“政治文化向度”的研究路径,以期探寻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未来的方向所在。在本文提出的政治文化向度研究路径中,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调整和发展历程(1954-2012)为历时性考察过程,将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作为考察对象,从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的文化核心出发,分叁个时期共时性解读政治文化转向与政治制度选择的关系。首先,分析各个时期主导性政治意识向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并阐述该政治意识的主要内容；其次,概括各个时期由政治意识引导形成的政治价值取向,分析该时期政治制度形成的原则和宗旨基础,以及该政治制度的框架；再者,从政治制度环境中所建构的社会政治基础阶层的生存形态入手,分析政治制度影响下形成的政治基础阶层的政治心理。最后,进行历时性对比,分析不同向度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间的作用力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时期,现代化、工业化及革命历史、国际共运、大跃进、“文革”等历史背景和现实的基础,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以“共和”为意识向度建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摸索中,中国共产党在摸索如何设计与人民民主专政相适应的政体的过程中,发现树立党的执政权威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从“共和”的价值转向“一元集权化”的价值,构建了以党委或党组为核心的、中央对地方全方位的、党政一体的政权组织形式。社会支持也是树立党的权威的重要内容。以一元集权化价值向度和党政一体的政治制度建构的社会政治环境,是以强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和单位、公社等集权化的社会结构改造推进的。工、农、知识分子叁大政治基础阶层,在党政一体的政治制度塑造的政治生存形态影响下,加上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产生了意识和行为上,与国家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政治态度。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调整时期,基于“文革”、政权交接、社会建设受挫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加上实现现代工业化建设目标的严峻性,中国共产党将社会建设集中于政治改造的意识转向于经济建设领域,形成“改革”、“发展”、“稳定”的意识向度。在此意识向度为主导形成的“稳定发展”的价值取向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改善党的领导,完善原有党的一元化领导体系,改变集权化体制的特征,寻求集体化和制度化的领导模式,形成了以放权为主的一元多层的政治体制。在一元多层式政治体制的作用下,社会主要政治基础阶层的政治生存形态比前一时期未有实质性改变,仅在政治活动的自主性上有所增强,与前一时期高度一致性政治态度不同,此时期社会各阶层更多关注近身政治的影响力。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时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趋于稳定,社会发展的突发性显现。局部性或全球性金融危机、社会思潮、民族宗教、自然公共安全等问题,给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带来挑战。在调整改革思路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延续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的意识,在强调巩固党的领导权威的基础上,更加明确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相互配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此时期建构的以精神文明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体化政治价值体系,突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强烈要求。与前一时期放权的政治体制不同,此时期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党和政府的关系放到了首要的位置。此时期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的社会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各阶层的政治心理。在高层引导和民间开放之间,引导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最后,将叁个时期进行历时性对比,分析新中国建国近六十年来政治制度建构中文化与制度的张力,探寻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性因素和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
王红光[4]2006年在《政治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文中提出本文是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具体层面的研究，即对当代中国政治权威理性化建构的研究。这是在现代化的宏观视野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规范性的角度来思考转型时期当代中国政治权威的重塑问题。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共同体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历史表明，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由政治权威来建构和维持的。政治权威既是国家理性的需要，也是社会理性的产物。在现代社会，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构成了政治体系的主要政治权威。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执政党，人民政府是由党建立和领导的，因此，党和政府的权威紧密联系在一起。党失去了权威，政府也就无权威可言。因此，塑造政治权威，主要是要塑造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国家政权的执政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转轨，一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因素，甚至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政治不稳定，削弱了人们对党和政府权威的认同感。维护政治权威，保证国家的集中统一，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合法性资源的流失必然导致政治不稳定，最后危及政治体系的生存。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地指出，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历史昭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存在，是保持中国社会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前进性的基石；维护中央的权威，关乎党的领导的实现，是发挥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前提。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论文的导论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权威是秩序建构和维系的有机环节和必要机制；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合法化，是由民众心理、感情、态度、信仰所表征的对公共权力认可的价值，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自愿认同。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权威的内在要求，它主要由叁个方面构成：理念认同、规则认同和有效性认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政治发展的涵义、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政治发展的两种方式。第叁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写作思路，内含论文的写作意义。第四部分简单地综述了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分析视角。第一章由叁部分组成，主要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社会变迁时期政治权威的演化。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基本架构以及在晚清的最后终结；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幻灭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困境；第叁部分主要分析了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演展逻辑、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确立与巩固。第二章由四部分组成，主要探讨了在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和全球化为主要变量)推动的社会转型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权威所面临的新挑战。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组织结构的挑战：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政治权威的挑战；第叁部分主要阐述了政治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对政治权威的挑战；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了政治文化的分化变迁对政治权威的挑战。第叁章由叁部分组成，主要分析了转型时期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权威的重要性。第一部分主要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取向来阐述，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部分主要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路径来阐述，指出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需要政治有效而积极的推动；第叁部分主要从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来阐述的，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是一个超大规模社会，超大规模社会需要加强社会整合，加强社会整合需要党和政府具备高度的政治权威。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挑战也需要加强以党为核心的政治权威。第四章由四部分组成，主要阐述了在社会转型期通过政治建设来塑造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威。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是关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加强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威，从根本上而言，需要通过政治建设这条途径。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以执政党权威建构为基点塑造政治权威，分别从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内关系来表达这一主题；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通过加强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来塑造政治权威，分别从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来分析：第叁部分主要论述了通过提高政府绩效来塑造政治权威，分别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强利益协调和维护社会公正、建设服务型政府来分析；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通过推进政治文化建设来塑造政治权威，分别从创新发展主导政治文化、加强政治社会化工作、推进公民文化建设来分析。
蒋英州, 叶娟丽[5]2009年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主题及其特点》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在我国兴起。从1988年到2008年这20年间,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个热点。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2002年为界,将其划分为两个时段,通过对这两个时段的研究文章的综合考察,发现这些研究的主题基本上一以贯之地集中在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格局与特性、如何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这叁个方面,并存在着稳定性与连续性的特点。这表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没有发生变化。同时,通过对前后研究的对比,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仍然处于过渡期而没有走向比较稳定的状态,相反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构建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设置了重重困难,从而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仍然要解决文化价值的认同与凝聚问题。
栗娜[6]2012年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构建》文中指出政治文化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状况，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精神条件之一，它影响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并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是政治稳定的重要思想基础。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全面转型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政治文化现代化也必然处于这一过程中，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政治文明进程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纵观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其生命力是持久而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国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但从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来看，目前我国政治文化处于多元并存的局面，意识形态多元化，需要加强主导意识形态的建设，通过各种构建路径，推进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本文论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全球化对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双重作用，及加强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必要性，进而指出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构建目标和具体构建路径：即以经济促进政治文化建设；以政治制度引导政治文化建设；增强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建设；大力培育公民意识；完善社会化渠道；促进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文化建设。
王露[7]2016年在《中国古代宗族与臣民意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国家的社会基础起源于以宗族为单位的聚集体,这一组织最大的特点便是以血缘为联结纽带的不断延续与扩大。因此结合儒家文化中人际关系的礼节与君臣关系的规范,从而逐渐形成一套内聚性的血缘文化与制度规范,这一文化的形成主要依靠政治社会化中家族教育的手段与功能而形成。其目的是为了规范族内成员。宗族是扩大了的家族,是带有着制约教化与祭祀功能的社会组织。宗族组织的存在要素就是血缘,宗族内的成员都是有着共同祖先的子子孙孙,构成了宗族特有的血缘文化载体。因此宗法制是父系宗族内关于确立、行使和维护宗族成员权利的一项制度。但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下,宗族内的血缘关系被政治权力所利用,因而通过政治社会化逐渐融合为臣民意识的家族文化。由于我国古代特有的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所以为了巩固国家政治地位及君王专制的政治权力,君王利用宗族作为政治意识传播的主要社会基础,将血缘文化融合入君主专制制度。在政治层面的臣民仍然是以家庭为本位来进行政治活动,对待君主也如同对待父家长一般地尽应尽的礼节。因此国与家的相互沟通以及伦理政治体系促成了父子—君臣同构的臣民意识。臣民意识的传播的过程就被称作政治社会化。从宗族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主要有宗族教育、族内着书立说、礼法控制及祭祀民俗活动等。通过这些手段政治文化得到了普及与传播,进而作用于政治体制及政治秩序。这一作用的功能主要包括组织秩序的维护及家法、族规等的传播与继承。政治社会化通过特定途径而产生相应的功能,最终在宗族大环境下奠定了臣民意识的不断发展与传承。因此,血缘亲族关系起着土壤性作用,血缘也是政治权力与国家产生的根源,当至高无上的神权、政治权力产生后,又反过来剥离部分成员的血缘关系并减低其作用,促使社会阶层的分化。所以,在宗族内,每个成员都有不同的身份隶属。这种隶属就是依附性关系,从而形成一张宗法交织的联结网络,每个人作为上层政治主体的隶属从而构成了这张独特的政治网络。子依从父,妻依从夫,族员依从族长,后代依从祖先,臣民依从君主,因而在宗族社会中,每个人都不是作为独自的个人而存在于政治基础之中的,而是政治社会中的附属品,这种附属的政治结构一方面确保了政治体系及权力架构的稳固,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在宗族文化中缺乏主体和个人意识的臣民。并且在这一意识思想观念的束缚下,缺乏权利意识甚至不知权利为何物。人与人之间有着严苛的等级之分,尊卑观念也使得人与人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距离疏远。等级意识的代代传承,也会导致社会中的相对多数的政治冷漠。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当代社会将封建社会中的臣民意识与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相结合,朝着现代公民文化的方向不断发展,并形成独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文化,包括：勤奋友善、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勤俭节约、乐于助人等等新社会主义进步型伦理意识。臣民意识所独占鳌头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臣民文化中的独占性更是被现代社会中多元文化的冲击所推翻。但对教育的重视与培养人才也一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现代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国家发展提供后备力量。总地来说,那些被世俗化的臣民意识,包括忠恕、孝悌、仁爱等意识,在日后的社会生活中逐渐与公民文化相结合,形成普遍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并且对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起到进步作用,也为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及和谐社会提供创造能力。
杜军林[8]2010年在《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政治总是在一定的国家、民族和社会中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形成特定一种的氛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它是研究国家、民族政治生活历史发展的思想轨迹的重要范畴和工具,并展现公民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态度和政治心理,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是我国统一政治文化中的亚文化或次级文化,这些亚文化又相互构成一种相对于汉族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并有突出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体系。尽管这种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体系受到主导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它并未因此而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而消失,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存在于在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各个方面、环节和阶段,在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成就与问题、思路与对策的分析中,都有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在场性。因此,深化对西北民族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政治文化建设研究就是其基础性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经过30多年的探索,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其中有很多的问题,都与加强民族关系、改善民生问题和发展民主政治紧密相关。这让我们学习、生活和工作在西北民族地区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将更多的目光转向西北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方面的研究,并探索从更多的角度来审视与思考。本文将选题定位在特定的区域——西北地区；特定的人群——少数民族；特定的政治文化——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从而展开的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就是这样一种新尝试。由此,本人确定了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西北少数民族政治发展这样一个选题,试图从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角度切入,在客观揭示其建设的历史与现状分析；总结分析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整理发掘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的有利因素,系统剖析对其建设和发展进程的阻碍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便研究、解决、深化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问题,推动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稳步发展。
龙立[9]2013年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文中认为在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一直注重经济现代化。但是,政治与经济是天生的孪生姐妹,经济问题不可能通过经济手段就可能解决,所有的民族社会问题最终都需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在世界上所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政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政治不改革,经济发展也很难实现,制度创新是现代化的巨大推动力。在全球化时代,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政治与经济相交融,全球化带来一体化,也带来了民族间的分化和碎片化,导致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张扬,而这一切问题都需要政治来进行解决,诚如亨廷顿所说:"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是国家政治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它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具有普遍性,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与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实现政治体系的现代性,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是:民族政治民主化,少数民族政治体系的结构合理化,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治理能力的提升,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权威的理性化,少数民族政治运行的制度化等。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漫长和充满风险的过程,在实施之前我们必须有一个宏观长远的战略规划。战略是一种选择,选择是一种智慧,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都必须要有宏观长远的规划,只有长远的宏观规划才有明确的目标,才有坚强的战斗意志,才能最终实现目标。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一个系统,都需要与外界进行交流并受环境的制约。战略规划充满风险,战略选择的制定受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对内外部环境进行精心分析,有一个宏观长远的规划,在实施的过程中才有明确的导向和目标,才能避开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应用全球化正面效应推动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所以,在全球化和少数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下,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应坚持的战略选择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一元多线"渐进变革模式、树立开放与改革的全球意识、稳定与变革之间的平衡、民族历史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点面结合的全方位现代化协调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政治现代化、吸纳及发挥新兴民族政治精英的作用等。利用全球化的外因与少数民族内因共同作用形成的合力推进政治现代化,获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政府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最终实现少数民族教育、医疗、文化、政治、生存保障等实质自由,塑造和巩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进一步巩固、发展、完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本文从全球化的角度,应用发展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交叉研究,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的理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尽量探索和洞见隐藏于现象深处的转型期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变量和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调,把隐藏在表象之下的问题"连根拔起",使它彻底暴露出来。只有先透彻地分析问题,然后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本文从国外到国内、历史到现实、东部到西部、理论与实践结合,跨学科、多角度系统分析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普遍性、民族性、复杂性、紧迫性,以期找到一条适合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和战略选择,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等叁部分组成。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缘起、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评述,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文章的主要结构和内容,创新点和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研究的地方。正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和论述全球化涵义、影响、历史作用,政治现代化的涵义、类型、动力机制以及全球化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梳理19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和评价。第二章,主要论述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特征,论证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和政治现代化中可能带来的陷阱。第叁章,主要论述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治理的政策和经验,与国外少数民族治理模式的对比,总结我国少数民族治理的经验和汲取教训,探索值得借鉴和传承的少数民族治理的手段和方法。第四章,论述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化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心理认同的影响。第五章,论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根据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状况的制约,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和需要着手实行的战略选择、任务,以及战略选择实现的制度保障。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现代化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的特殊性和多样化,在遵循民族——国家普遍性的基础上,必然走一条不同于东部地区的"一元多线"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并通过政治现代化最终实现全方位的现代化,实现少数民族实质自由和全方位的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少数民族从民族的社会人认同角色向民族国家认同和忠诚的政治人转变,提高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完善和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孙静[10]2017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将政治文化建设研究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中,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分析工具,全面解析政治文化和国家治理之间的交相互动关系,指明政治文化建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心理基础、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的作用。我们追寻历史的轨迹,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最初建构、曲折发展、畸形发展、突破和创新等各个阶段,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期为今天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传承和反思中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继续推进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呈现出“一主多元”的发展态势,“一主”指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多元”指形态各异的政治亚文化,它们共同构成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此种政治文化格局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必然会由于政治实践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全面分析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观念导向、重要任务的基础上,明确指出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政治文化是民主、法治、参与叁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中,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政治亚文化和反主导政治文化冲击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呈现出整合功能弱化的迹象,再加上市场经济对人们思想观念带来负面影响,网络化和全球化对既有政治文化格局的冲击和挑战,全面加强民主、法治、参与叁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已迫在眉睫。但政治文化建设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考量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多措并举,通过多种路径相互配合,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的政治文化基础。本文由导论和正文五章构成。导论部分主要说明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政治现代化中的政治文化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并指出既往研究的价值和不足;介绍本文理论分析中使用的政治现代化、政治社会化、政治亚文化理论;指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国家治理与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这是本文的立论基础。在系统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治文化”基本理论之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分析工具,全面剖析国家治理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引申出政治文化建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对国家治理与政治文化内在逻辑进行理论分析,目的是在二者同向互动过程中找到结构契合点,为建设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政治文化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回顾”,从历史的轨迹出发,系统分析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最初建构、曲折发展、畸形发展、突破与创新各个阶段的主要措施、特点和经验教训,以期对今天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追寻,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继续保持政治文化自觉。第叁章“当前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和发展方向”,通过描述当前政治文化的基本构成、显着特点、结构要素等,试图勾画出中国政治文化全貌。在分析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重要任务、观念导向的基础上指出政治文化发展的目标模式,即民主、法治、参与叁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模式,此种政治文化模式综合考量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具体要求,而非脱离中国政治实践的主观臆想。第四章“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分析当前政治文化格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遇到的诸多挑战,从主导政治文化整合功能弱化、市场经济对政治文化建设的挑战、全球化和网络化对既有政治文化格局的冲击等方面进行论述。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状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之间还存在差距,政治文化建设依然“在路上”。第五章“推进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思考”,主张多措并举,综合运用多种路径共同推进政治文化建设。政治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借鉴人类政治文化优秀成果、建设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拓展政治现代化途径等方面的思考,试图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建设提出可行性建议。建设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企图割弃本国政治文化传统,以雷霆万钧之势重塑一个新的政治文化格局无异于痴人说梦。政治文化建设必须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尊重本民族政治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化优秀成果,在民主、法治、参与叁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道路上健康前行。尽管“路漫漫其修远”,但中华民族追寻政治文明的脚步从未停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新征途上继续“上下求索”。
参考文献：
[1]. 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研究[D]. 贺良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2]. 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政党体制的发展[D]. 代吉成.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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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治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D]. 王红光.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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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构建[D]. 栗娜. 河北大学. 2012
[7]. 中国古代宗族与臣民意识研究[D]. 王露. 山东大学. 2016
[8]. 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研究[D]. 杜军林. 兰州大学. 2010
[9]. 全球化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战略选择[D]. 龙立. 南京大学. 2013
[10].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建设研究[D]. 孙静.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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