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三次裂变及其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论文,西欧论文,走向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欧以阶级结构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并仍在发生 着持续不断的变化，这些变化对那里的政党政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本文重点研究这些 变化如何使社会民主党发生三次至今仍未终结的重大裂变，描述其演变轨迹，并做出一 些有关它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
一、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三次裂变
百年来，西欧社会民主党大的裂变按通常的说法起码有两次，一次是分化出共产党， 另一次是绿党。这里之所以称三次，是指现阶段右翼平民主义(注：也有称为右翼民众 主义、右翼民粹主义或简称极右翼的。)对社会民主党选民的诱惑。
1.革命与改良、制度社会主义与价值社会主义的裂变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由于电力的使用和从自由竞争向垄断时代迈进 ，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工业部门中的就业人员不仅保持着迅速的量增， 而且在经济产业部门中的比重出现了质变。例如德国工业就业人数从1882年的570万猛 升到1907年的980万，占到全部就业人口的39.1%，首次超过从44.2%落到35.4%的第一产 业部门——农业。(注：参见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版，第56—57页。)
这个变化使工人阶级的力量显著增强，并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改变自己明火执仗的暴 力统治方式，一是废弃了“反社会党人法”；二是在政治领域开始实行普选，到1900年 前后，西欧各国男子基本上都获得了这项权利(注：参见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 义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页。)；三是在社会领域推行福利国 家政策，随着德国1883年开先河，包括事故保险、健康保险、养老金和失业救济在内的 福利制度在西欧普遍开始建立起来。(注：参见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第35 —36页。)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合法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社会民主党依靠普选赢得的 选票直线上升。1900年前德国、丹麦等党的得票都已接近20%。到一战结束时，除英国 党得票没有超过10%和法国党得票17%外，中欧和北欧大多数党得票都在30%以上，芬兰 甚至高达47%。(注：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 —13页。)
这种令人鼓舞的形势使得社会民主党中的多数人渐渐淡忘了暴力革命的理论，转而认 同伯恩施坦“暴力对改变社会性质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小”，有了普选权就可以“和平 长入”社会主义的说法，认定议会制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目标和政策的恰当国家形式。 魏玛共和国建立后，他们更确信议会民主制的正确，与坚持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 什维克分道扬镳，产生了革命与改良的裂变。
社民党和共产党的争执在二战前基本集中在夺权和执政的手段问题上，尽管伯恩施坦 早就对生产资料国有化提出异议，断定“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 含更多的社会主义”，尽管瑞典社民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Nils Karleby)1926年提 出的不再拘泥于国有化的“功能社会主义”在1932年被写入该党党纲，开创出“瑞典模 式，”(注：高峰：《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国外理 论动态》2002年第5期，第39—40页。)然而延续到二战后相当一个时期，社会民主主义 主流派都坚持制度变革信念，认定只有生产资料社会化，才能克服经济危机、克服异化 和消除不平等。1959年，这种情况改变了。
这一年，德国社民党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这一纲领虽然没有放弃建立新社会的 梦想，却放弃了国有化这个制度性传统目标，代之以把“自由”、“公正”、“团结” 作为基本价值的“人性解放”目标和全方位实现“民主生活方式”的目标，同时宣布社 会民主党已由“工人阶级的党”变为“容纳一切人”的“人民党”。这种从“制度社会 主义”向“价值社会主义”的转型是社民党历史上最重大、最本质的一次转型，它构建 了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实用主义政治哲学。
这次改变之所以会出现，按照社民党人的说法，瑞典经验的感召，魏玛共和国改良实 践无力实现国有化承诺而失信于民的教训，希特勒涂炭生灵使“人权”问题在欧洲的突 显，以及苏联的公有制国家在他们看来并没有根本改变劳动人民依附地位，所有这些都 是缘由。
实际上，社民党目标和性质的转变依然与社会结构有关。原本社民党的构想是随着工 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人数的不断增加，它自然而然就会在大选中胜出。但是工人数量的 增长不仅没有那么快，其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当时甚至已多少显露出略有下降的趋势， 而且工人中不少人并不是社民党的追随者。在德国，信奉天主教的工人中2/3青睐右派 联盟党，农民、自由职业者和零工也只有14.3%的人投社民党的票，而58%投给它的对手 ，这使社民党屡屡遭遇“33%的阶级屏障”。在英国也有类似的问题。1959年工党大选 连续第三次失败后，有人就建议工党放弃它的“布帽”形象转向“人民党”的身份(注 ：威廉·E·佩特森编：《西欧社会民主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页。) 。显然，为了突破现有选民政治资源的限制，企盼成为执政党的社民党“理所当然”地 选择放弃刚性的经济制度变革要求，代之以比较柔性的价值追求，从而可以顺理成章地 接纳“由于受了登山宝训精神的感化”归依社民党的信徒们，以及名正言顺地向中产阶 级做出一些妥协。
走出制度目标和阶级党的限制后，社民党的执政道路大为拓宽。还拿在社会民主主义 阵营中有领导风范的德国党来说，1949年、1953年和1957年它在联邦大选中的得票率分 别为29.7%、28.2%和31.8%，而变革后的1961年立刻就跃升到36.2%，1969年为42.7%， 与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勃兰特出任总理，1972年更赢得45.9%创纪录的高票，在绝对 数上首次超过联盟党。
2.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的裂变
执政基础的扩大使社民党可以得心应手地推行自己的政策。在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 主”理念引领下，高增长、高福利、高消费在福利国家的建设中一路高歌猛进，社会民 主党人弹冠相庆，相信经济将无止境增长，公正会接踵而来。然而，两件事的不期而至 给沉浸在欢乐中的社民党浇了个透凉。一是在1973年底，席卷整个西方的石油危机以及 高通胀伴随高失业的经济滞胀危机全面爆发；二是新社会运动和绿党开始挖社民党的墙 角，使它出现新的裂变。
经济滞胀危机打破了资本主义辉煌发展的态势，产业结构出现由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 的转型，社会经济体系由福特主义演化为后福特主义，阶级结构也随之改变，工人阶级 出现萎缩和分化，新中间阶层快速膨胀。据统计，1961年的德国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口 分别为48.2%和37.2%，到1983年颠倒变为42%和52.6%，后者大大超过前者。(注：参见 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需要指出的是 ，20世纪70-80年代的新中间阶层既不同于由城乡小业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构成 的传统中间阶层，与90年代由科技精英构成的新中间阶层也有区别。它主要由这样三部 分人组成，其一为白领雇员——所谓从事雇佣劳动的中间阶层；其二为随着福利国家制 度全面建立，国家社会职能显著扩大，政府机构明显扩充构成的职员和公务员阶层；其 三为在教育、医疗、科研和法律等领域任职服务的人员。
这些人中战后出生长大的青年人很多，不少还来自于工人阶级家庭，但他们无论在政 治还是文化价值观上都与他们的父辈大相径庭。他们的父辈政治上追随社民党，追求财 富的公正分配，信仰理想主义的进步观，认定工业对自然的完全支配是实现党的人道主 义目标的一个决定性条件。新的一代、尤其是从事社会和文化职业的人则“摆脱战后时 期占支配地位的物质主义价值体系，转而信奉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即个人的自我实现， 更加合理的社会关系和完好无损的环境”，展开诸如反核运动、和平运动和女权运动等 新社会运动。(注：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 —102页。)
应该说，这些新社会运动参加者在20世纪70年代还既无心也无力与传统政党诀别，他 们除了组织和参与公民倡议活动外，基本上还在旧有的政治组织框架特别是社会民主党 内活动，目标是在新的政治问题上促使党转向。但进入80年代伊始，他们就改弦更张， 放弃了“红中求绿”的活动方式和策略，以激进的态度创立了绿党。绿党既批判资本的 利润最大化原则，也批判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高消费政策，抵制一切经济增长无限 论；它在劳资对抗外看到许多不属于剥削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的其他冲突，自诩是反对 一切传统政党的非官僚化政党，是力量多元化新政治的代表。
不难想象，对遵循后物质主义、渴望个性张扬和求新求变的青年来说，这个新党具有 怎样的吸引力。他们不愿再和社民党一起坚守“经济增长、收入增加、社会保障和国家 导向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传统方式”，纷纷“弃红投绿”，浪潮般地涌入似乎更自由、更 少限制、更能体现他们意志和社会参与性的绿党。
在这个过程中，社民党对后物质主义信仰者的态度最初是不屑一顾，认为它只是一种 暂时的绿色抗议运动，成不了大的气候。然而绿党的成立让它大吃一惊，其党员和选民 另攀新枝更让它愤怒不已，认为自己后来被保守派赶下台，都是绿党的无政府主义使左 翼力量分流作的祟。因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绿党不仅从无到有，得票率更在80年代中 期接近10%，社民党则从百分之四十几跌回到三十几。当然，也正是从这时起，社民党 开始了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协调红绿关系的思考。
3.右翼平民主义的诱惑
德国社民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在1998年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一些西欧 国家，如法国、奥地利、丹麦、意大利、挪威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右翼民众主义政党 钻进了工人选民中间，凭着它们的粗野的社会批判，它们把外国人当作敌人对待的政策 ，它们提出的一举解决大批失业的办法以及它们的把社会弱者排除出福利社会的主张， 争取到不久以前还把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身上的那些选民中的 很大一部分。”(注：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 12页。)此后几年，右翼平民主义党派得票更大幅飙升，其中不少党还进入内阁，把社 民党挤下执政舞台。
例如，在奥地利这种跷跷板现象就很明显。1979年奥地利社民党得票率高达51.5%，而 信奉右翼平民主义的自由党才区区6.1%；到1990年，社民党下降到42.8%，自由党则猛 升到16.6%；到2000年，形势进一步逆转，社会民主党落败到仅有33.5%，而由于支持海 德尔自由党的工人达到超过半数的52%，使它又从社民党那里拿下10个百分点，把26.7% 的选票尽收囊中，并与温和的中右党——人民党一起组成联合政府，炒了业绩辉煌、30 年都由其派任奥地利总理的社会民主党的鱿鱼。在荷兰，右翼平民主义者富图恩更是空 手套白狼，大选前三个月才成立似党非党的“富图恩选举团”，结果在他被刺杀的情况 下，该团还把搞“大坝文化”一度名声大作的社民党拉下台，以仅次于保守党的第二大 党身份跻身政府。在意、葡、瑞士，以及法、比、挪也都出现右翼平民主义大量攫取社 民党追随者的情况，在西欧政坛引发一次次强烈的政治地震。
右翼平民主义是欧洲发达国家中一种既批评保守主义，更与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的一 种带有极右倾向的思潮和运动。它的运作主要依靠其领袖人物的个人权威，依靠他对民 众关切的某些社会问题的洞察、把握和浓缩成煽动性语言的能力，依靠简单明了的排外 和反政府口号，唤起对现状不满又无力去改变的那些“小人物”的本能冲动，并顺势将 他们拢入麾下。现在的问题是右翼平民主义为何在这几年能成气候?它对社民党的选民 为何有特别的诱惑?应该说，除了文化心理方面的民族主义缘由外，与90年代以来社会 结构的变化和社民党的转型也密不可分。
苏东剧变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加深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从发达国家看，由于产业科 技化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和股票市场的结合造就了众多暴富的“知本家”，在创新中使 财富激增成为时代英雄的标志，社会价值观也应声而变，不仅在知识精英中出现一度成 为社会时尚的后物质主义向物质主义否定之否定式的回归，而且在主要传统党派中都出 现了走“新经济”道路的热潮，三大左翼政党——社民党、共产党和绿党齐刷刷地向右 转，众多社民党政府更是展开“第三条道路”或“新中间道路”的旗帜，公开学习新自 由主义右翼，摈弃老民主社会主义左翼，推出一套涉嫌牺牲“公正”的全球治理主义， 为由科技精英组成的新中间阶级鸣锣开道，急之所需，甚至不惜向自己的“社会民主” 身份特征和建立福利国家制度的历史功绩开刀。
在产业结构转型、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挤压下，一些人有所得，另一些人则有所失， 工人阶级就是“有所失”的主要承担者。它不仅数量急剧减少，在质的方面也出现队伍 分散化、内部矛盾增加、组织程度降低、阶级意识弱化，政治认同模糊和集体动员能力 每况愈下等问题。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己任的工会也在“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通行口号面 前节节败退，凯恩斯主义销蚀了，社会福利削减了，工资降低了，解雇方便了，失业增 加了，边缘化加剧了……加上社会秩序恶化，安全感丧失，社会、特别是工人中的不满 迅速积聚起来。
本来，工人阶级对现状的不满历来是社民党向保守势力施压和增加自己政治筹码的机 会，现在由于它移情别恋，凉了工人追随者的心，使他们从不满变成失望和愤恨，甚至 决心“不做恋人做仇人”，撤社民党的火，拆它的台。在这种情况下，再遇上善于趁火 打劫的右翼平民主义振臂一呼，攻击社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指责它在本国人自顾不 暇时拿福利国家的钱养外来移民，遇上苏东剧变、众多民族国家解体和一些发展中国家 生活状况恶化引发社会动荡，使欧洲出现涌向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移民潮，一些工人再也 经受不住蛊惑和引诱，把希望寄托在右翼平民主义的承诺上。一些人即使不信这种承诺 ，却不惜饮鸩止渴，仍投那些鼓舌如簧、本不是一路人的票，以此惩罚社民党的无情。
二、西欧社民党发展现状及趋向分析
社民党的三次裂变现在有的似乎“弥合”了，其实总的讲都没有完结。社民党的发展 沿革反映出它灵活多变的修正主义理念和实用主义色彩，然而走到今天的它已显露出疲 惫和活力降低的老态。
1.裂变今天“弥合”了吗?
苏东剧变后，西班牙著名共产党人克劳丁感叹到：“历史实验已经表明，社会民主主 义的基本思想要比共产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更符合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这些社 会主义理想。”(注：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第123、124页。)原苏东地区共产党和西欧一些共产党纷纷皈依社会民主主义，似乎 也证明了社、共之间70年的分裂正以社民党获胜的方式得到“弥合”。但事态的进一步 发展又表明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胜出”的社民党也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社会主义“身 份特征”，日益自由主义、甚至新自由主义化。然而就在历史好像真要在新自由主义上 “终结”的时刻，一些看到贫富分化在加剧的共产党停止了社民党化的步伐，宣布改良 主义已经死亡，并在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道路上重新开始。这反过来又逼着一些社民 党不得不起码在姿态上重拾左翼话题，例如奥地利社民党主席古森鲍尔(Alfred
Gusenbauer)前不久就把“成为一个吸引人的公正的党”作为该党未来一个时期的任务 。
社民党与绿党的关系到80年代末，逐步从过去“求异存同”的紧张状态转向求同存异 的相容状态。一方面以1989年德国社民党的《柏林纲领》为标志，社民党在其价值观中 补充进了维护生态平衡的内容，同时开始推行政治上与绿党妥协和结盟的战略，投身反 核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在实践上逐步与绿色运动站在了一起；另一方面，尽管绿党的 成立是后物质主义与物质主义不再相容的组织表现，然而这一组织的建立又把绿党渐渐 拉回传统、务实的一边，使它能遏止自己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淡化未来社会“纯 绿乌托邦”的遐想，不仅不再拒绝利用议会等现代民主方式进行斗争，而且赞同入阁组 成红绿联盟，成为社民党的执政伙伴。红绿联盟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 生态意识，而且风险意识、全球意识、合作意识、责任意识，建立公民社会的民主意识 等等都是社民党在与绿党的合作中学到的。但是同时应该看到，社民党前两年走第三条 道路后把经济发展重新提升到压倒一切的核心位置，这种向物质主义的回归不可能不同 绿党的后物质主义精神发生冲突，尽管绿党的这种精神已经弱化，现实改良主义意识已 经很浓。
右翼平民主义釜底抽薪式的诱惑对社民党的威胁是很大的，但无论与共产党还是与绿 党的“弥合”方式都难以在这里重演。利用经济可能出现的好转或右翼平民主义脉冲式 发展的间歇，社民党肯定可以通过重新启用一些抚慰工人阶级的口号，把部分希望能重 温旧梦的工人短期拉回来，就像它在奥地利2002年底提前进行的大选中所实现的那样( 注：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得票从33.5%上升到37%。)，但中长期它能否坚持向左 走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目前它还在犹豫、观望，而且像布莱尔和施罗德这样重要的领 导人从总体上看还在走不再称为第三条道路的第三条道路，有损工人阶级利益的福利制 度改革也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尽管社民党讲它的做法有利于社会中下层的长期利益， 但与工人阶级相比，中产阶级和工商界的权重在它今天的眼里无疑更大些。在这种情况 下，社民党要完全抵挡住右翼平民主义对一些工人选民的诱惑是很难的。
2.社会民主党在长期的实用主义化中趋于老化?
搞实用主义也许从社民党承认和参与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那一天起就难以改变了。做 议会党，从长期看，手中没有多数，必难有大作为。因为深谙这个道理，千方百计吸引 多数，或者说追随多数，就成为社民党运动轨迹的内在法则。由革命党到议会党，是因 为社民党相信，它随着社会阶级金字塔结构底层——工人阶级人数的跃升将获得议会多 数；搞价值社会主义和人民党，是因为它看到凭阶级党上不了执政的台阶；补充生态观 念是因为它发现红绿联盟有助于自己脱离反对党冷板凳；走第三条道路是因为它悟出中 间阶层在今天的社会中比下层更庞大、更有力量。
随着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路线，哪怕放弃自己的特点，这虽然是以灵活性牺牲原则 性的实用主义做法，但确曾给社民党带来过活力和辉煌。然而在从议会改良主义、价值 社会主义走到全球治理主义的今天，社民党尽管比以往任何时候讲改革、创新更多，但 活力却似乎越来越少，甚至显露出老化的特征。
从“生理”上看，社民党党员人数持续减少，成员年龄明显老化。据《明镜》周刊报 导，1997年英国工党赢得大选胜利时党员超过40万，现在几乎不到25万。由此造成党费 锐减，使它遭遇建立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注：《明镜》，2002年2月25日，第151页 。)。德国社民党近10年党员人数也减少1/5，青年党员在党内的比例从1974年的10.8% 下降到1999年的2.8%，70岁以上党员人数是25岁以下党员的5倍(注：参见张世鹏：《从 德国看欧洲政党制度的危机与改革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 第14页。)。另外，党的民主化降低，腐败发展，争权夺利嚣张，官僚化严重，党有成 为领袖附属物的倾向。托马斯·迈尔在谈到德国社民党时坦言：它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 虽然还起作用，但“实际作用不大，如果施罗德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党也会跟着改。” (注：迈尔、罗云力：《托马斯·迈尔教授访谈纪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 3年第3期，第126页。)
这些“生理”疾患的发展增加了社民党本已存在的“心理”病变，比如理论思想模糊 不清，精神状态萎靡不振，纲领内容繁琐乏味，个性特色全然尽失，执政决策摇摆不定 ，动员能力减低弱化……德国社民党青年议员发言人巴特尔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社民党目前缺乏活力的状态，他说：“我们的政策在总体上还缺乏明确的轮廓，还有待 进一步宣传解释。我们不能满足于总理的这种话：我们的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正确 的；它之所以是正确的，因为是必要的。”(注：www.dw-world.de,2003年9月29日。)
当然，由此远不能断言社民党已经病入膏肓，它毕竟有百多年的历史，见多识广，经 验老道，善于在变革中自我调整。另外，社民党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不是西欧政党政 治中的个别现象，其他政党——无论它们站在政治光谱的哪一个位置上——也同样存在 。换句话说，社民党的困境反映的是西欧民主制的困境。再放开一点看，组织的涣散、 思想的模糊和政策的摇摆也许是今日世界转型方向不明的客观写照和回避不了的结果， 也就是说，同样处在转型期的社民党大概不得不在这样的状态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