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中美关系及危机事件对旅游流双向互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互动论文,双向论文,年来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国际关系与国际旅游的互动关系是旅游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早在1978年马修斯(Matthews，1978)就开始关注此类问题[2]，里奇特和沃(Richter and Waugh，1989)指出：“毫无疑问旅游是一种高度的政治现象”，“当政治环境出现不稳定时旅游会急剧下滑”[3，4]。霍尔(Hall，1994)在专著《旅游与政治学》中提出，政治稳定是吸引国际游客前往旅游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旅游业发展成功的根本性决定条件[1]。我国旅游政治学的研究起步较晚，2006年开始唐志明、杨安华和梁宏志等学者相继发表了综述西方旅游政治学研究现状的文章[5-7]。目前，国际关系与旅游仍是一个较为薄弱的领域，一般多是概念性的分析说明，定量的实证研究相对少；学者们就个别事件对旅游发展的分析较多，而长时间国际关系变化对双边旅游互动的系统化研究更少。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关系备受世界瞩目[8]，中美旅游双向互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通过对1985-2007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及两国旅游流互动的分析，探索两国关系变化及重大危机事件对入境旅游客流量的影响，这对于研究国际关系对出入境旅游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 概念模型与研究方法
国际旅游是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地理等多种因素制约下的双向互动，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这种双向旅游流会表现出某种不对称性，下面结合中美关系及旅游互动对其进行概念性分析。
2.1 国际关系与旅游互动的概念模型
本文从两国之间旅游流的形成及影响因素出发，提出了国际关系与旅游流双向互动的驱动模型(图1)。在该模式中，从中国内地和美国出入境旅游的双向互动来说，中国内地是美国游客出境旅游的目的地，同时又是美国入境旅游重要的客源市场；反过来说，美国既是大陆入境旅游的客源市场，又是大陆居民出境旅游的目的地。两个国家出入境旅游成对出现，受地理、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种双向旅游流有时是对称的，有时又是不对称的。从地理因素来看，中国内地和美国面积广阔，旅游资源丰富，均有发展入境旅游丰富的景点资源和空间容量。从经济因素来看，首先，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中国内地经济相对落后，2007年人均GDP为1400美元，虽然人口众多，出境旅游人数绝对量大，但居民出境旅游率不足3.5％；而美国经济发达，2007年人均GDP为4.6万美元，人口30116万，居民出境旅游率为21％①，在出境旅游中处于强势地位；其次，汇率变化也是影响国际旅游的重要因素，这种变化将通过旅游价格直接反馈给旅游者，继而影响出入境客流量、旅游花费[9]。1994年，我国实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浮动汇率制，汇率更成为影响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的重要因素。2008年，“金融海啸”在全球蔓延，导致多种外币汇率暴跌，我国出境旅游因此意外走俏。据国家旅游局最新统计数据，2008年9月我国入境旅游同比下降5.94％，而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同比增长9.04％②。与地理、经济条件相比较，在两国出入境旅游流的双向互动中，政治关系及制度安排是最重要的限制性因素。1972年前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无两国的政治和平，就无两国的民间旅游；1978年大陆对外开放，解除了外国人入境旅游的政策限制；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旅游流互动渐露雏形，美国居民可自由入境中国内地旅游，但中国内地入境美国的游客大多以因公出境为主。2007年美国正式成为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的目的地，这意味着中国游客可以以组团形式赴美旅游，开启了两国旅游互动的新篇章。由于两国出入境旅游政策的不同步性，20年来两国旅游流互动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这是政治因素对两国旅游流最为明显的影响。2007年美国入境大陆客流量为1374千人次，在中国入境市场中居第4位，而大陆入境美国的客流量为397千人次，仅占美国入境旅游人数的0.7％③；同时，从两国旅游客流量互动的时间变化来看，客流总量、环比增长率及占出境旅游比例的波动起伏，与中美关系的变化及其危机事件有很好的一致性。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在广泛搜集中美关系及重大危机事件资料，以及中美旅游互动客流量变化资料的基础上，着眼于中美关系变动及对两国旅游流互动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重点分析的时段是1985年到2007年的22年。本文选取3个关键性指标：入境客流量、环比增长率和占出境旅游比例进行分析，同时构建3条理想曲线本底趋势线、Ⅰ型理想曲线和Ⅱ型理想曲线作为参照系，通过比较统计曲线与理想曲线的偏差，找出标志中美关系及危机事件对各指标影响所形成的“凹形谷”，定量测定“凹形谷”所反映的损失量，最后计算出中美关系危机事件对旅游的影响。
3 中美旅游双向互动及危机事件梳理
3.1 美国出境旅游及入境大陆客流量变化
1985-2007年的22年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及入境大陆旅游潮的兴起，美出境旅游和入境大陆旅游的人数急剧上升，由表1可看出，美国游客出境旅游客流量从1987年的39410千人次增长到2007年的64052千人次，年平均增长率为2.55％；而美国入境大陆客流量从1985年的265千人次增长到2007年的1374千人次，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08％。22年间美国出境旅游客流量的年平均增长率明显低于美入境大陆客流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但两者的旅游成长皆呈现出先慢后快再逐步稳定的过程，这种变化既是市场需求生命周期的规律性表现，同时又可能受到中美关系动荡和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的影响。
3.2 中国内地出境旅游及入境美国客流量
中国的出境旅游起步较晚，1990年中国首度开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为探亲旅游的目的地国家，开启了中国出境旅游的先河[10]。1988-2007年，中国出境旅游和入境美国旅游客流量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均GDP的稳步提高而逐年增长，由表2可以看出，1991-2007年间，中国出境旅游客流量从2134千人次增长至40954千人次，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1.18％，而中国入境美国旅游客流量从1988年的23千人次增长至2007年的397千人次，年平均增长率为18.30％。20年间虽然中国出境旅游及入境美国旅游客流量均在迅速上升，但入境美国旅游客流量分别在1990年、1994年、1995年、1998年、1999年和2001-2003年出现不同程度的衰减，这均是突发事件、旅游危机对旅游的影响。
3.3 中美关系及危机事件的梳理
中美关系60年间波荡起伏，1972年以前两国互不承认，互不往来；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的“仇华”政策，使得横亘两国之间的坚冰终于被打破[11]，中美关系进入崭新的篇章。1985-2007年的20多年间，两国关系发展并不平坦[12](见表3)。1989年中国内地发生“6·4风波”，美国对华的“制裁”使中美关系跌至建交以来的谷底，两国旅游流互动严重受挫。1994年美国洛杉矶发生6.6级地震，美国经济损失达300亿美元[13]，出入境旅游人数均全面下滑。1995-1996年美国出于“以台制华”的考虑允许李登辉访美，其发表“台独”演讲，大搞“两个中国”，中国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在台湾海峡和附近海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使本就紧张的台海关系更加复杂[14]。1999年“炸馆事件”使两国关系再度紧张。2001年4月，在中国海南岛附近空域发生“撞机事件”，中美关系面临严峻的考验。2001年9月，美国发生“9·11事件”，造成上千人死亡，经济损失上千亿美元。“美介入台海危机”、“炸馆事件”和“9·11事件”及“撞机事件”均对两国旅游流互动产生较大的影响，导致客流量的明显下降。由于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迫使布什在中美关系上采取主动姿态，中美关系得以逐步改善。2002年开始中美高层互访频繁，合作加强，两国关系进入和平共赢的新阶段[15，16]，2007年12月，美国正式成为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的目的地，这也标志着中美旅游流的双向互动逐步走向成熟。
图1 出入境旅游流作为国际关系指标的驱动模式
4 中美关系危机事件对入境客流量的影响
4.1 基于本底趋势线的入境客流量损失估计
客流量的增长是旅游发展的第一指标。图2和图3分别为1985-2007年美国入境大陆客流量和1988-2007年大陆入境美国客流量的变化，两者均呈现指数增长的趋势，其中，带点实线为客流量统计线，不带点的虚线为旅游本底趋势线，箭头所指的分别为1990-1992年“6·4风波”后紧缩，1994年“洛杉矶大地震”、1996年“美介入台海危机”、1999年“炸馆事件”、2001年的“9·11事件”及“撞机事件”和2003年“SARS”等危机事件对入境客流量的冲击和影响，箭头下方的“凹形谷”为危机事件引起客流量的损失量。
本底趋势线是孙根年在1998年进行旅游危机评价研究时提出的新概念[17]，它是指在不受突发事件冲击和影响的前提下，某旅游区(或客源市场)客流量长期变化的理想曲线。作为参照系，本底趋势线理论曾成功地用于1989年“6·4风波”和2003年“SARS”对中国入境旅游影响的评价[17-19]。基于本底趋势线的旅游危机评价，是以本底趋势线为参照系，定量测定危机事件冲击下客流量统计值与本底线的差值，其计算公式如下：游客损失量=本底趋势值-游客统计值；游客损失率=(游客损失量/本底趋势值)×100％。本文以此理论分析评价7次事件对中美旅游流互动的影响。
依据上述理论，本文定量测定出1985-2007年间中美关系及危机事件对美国入境大陆和大陆入境美国客流量的影响。由表4可知，美国入境大陆客流量受2003年“SARS”危机影响最大，当年客流损失量达382.87千人次，相对损失率为40.52％；其次是1989-1992年“6·4风波”的影响，“6·4风波”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镇压民主”为借口对中国制裁，并停止一切人员交流活动，使得本就脆弱的中美关系严重受创，4年累计损失客流量达340.94千人次，平均损失率为31.66％；2001年的“9·11事件”及“撞机事件”导致客流量损失68.03千人次，相对损失率为9.07％；此外1994年的“洛杉矶大地震”和1996年的“美介入台海危机”，客流量分别损失26.03千人次、29.09千人次，相对损失率分别为7.12％和6.84％。
由表5可知，大陆入境美国客流量损失最大的年份为2003年的“SARS”危机，损失量高达97.32千人次，损失率达38.27％；影响时间较长的是1990-1992年的“6·4风波”后紧缩，大陆入境美国旅游客流量3年累计损失达129.75千人次，平均损失率为33.82％；1994年美国“洛杉矶大地震”导致大陆入境美国客流量损失24.47千人次，相对损失率达13.41％；1995年“美介入台海危机”，使得本就紧张的两岸剑拔弩张，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大陆入境美国客流量损失24.61千人次，平均损失率达12.84％。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入境美国客流量损失6.22千人次，相对损失率达2.89％。另外，在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9·11事件”及“撞机事件”期间，大陆入境美国旅游也受到政治事件的影响，客流量损失分别为29.76千人次和14.21千人次(表5)。
4.2 基于Ⅰ型理想曲线环比增长率的分析
环比增长率是衡量旅游发展速率的重要指标。2008年魏小安曾用此指标分析了近30年来突发事件对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20]，但在分析中由于缺乏理想的参照系，并不能给出每次危机事件对旅游业发展影响的定量测定，这也是作者认为其研究不完善的理由所在。图4和图5分别为1986-2007年美国入境大陆旅游客流量及1989-2007年大陆入境美国旅游客流量的环比增长率曲线。其中，带点实线为环比增长率的统计值，其形态呈现锯齿状波动；虚线为作者添加的理想曲线，反映游客入境旅游环比增长率变化的理想状态，称为Ⅰ型理想曲线。
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陆作为美国游客出境旅游新的目的地，美国作为大陆探亲和商务旅游的目的地，按照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两者客流量环比增长率的变化都应呈现出一条指数衰减并趋于稳定的曲线。这个曲线虽有某种假设成分，尚待更多实际观察调查数据的证实，但作为参照系在旅游危机评价中却是不可或缺的，这有点像经典力学假定地面光滑无摩擦推出惯性定律，西方经济学假定供给需求曲线分析市场一样。有了Ⅰ型的理想曲线，就可以将环比增长率的统计值与理想曲线做比较，定量测定突发事件对旅游环比增长率的影响。然而，由于环比增长率是以前后两年统计数据为依据计算的，所以，在危机之后环比增长率的增大可能反映一种虚假现象，如2004年美国入境大陆旅游客流量89.86％的环比增长率，并不意味着该年有重大庆典事件，而是稳定增长趋势的延续。
以Ⅰ型理想曲线为参照系，从图4可看出，1986-2007年美国入境大陆旅游客流量的环比增长率曲线形成4个“凹形谷”，分别对应着5次危机事件，其中，“6·4风波”的影响最大，由表4可知，1989年和1990两年环比增长率分别下降了43.92和68.49个百分点，另外由于1987年美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导致1987年和1988年两年环比增长率分别下降46.51和30.58个百分点；1994年“美国洛杉矶大地震”、1996年美国介入“台海危机”、2001年“9·11事件”及“撞机事件”和2003年的“SARS”危机环比增长率分别下降19.61、21.1、3.49及29.86个百分点。与基于本底趋势线的客流量损失评价相比较，环比增长率曲线在1991年和2004年多出了“凸形峰”，这是由于1990年“6·4风波”后紧缩和2003年“SARS”使入境旅游大幅度下滑，导致次年环比增长率“虚高”引起的。因此，采用环比增长率分析危机事件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从所绘制的曲线图来看也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
图4 美国入境大陆客流量的环比增长率变化
图5 大陆入境美国客流量的环比增长率变化
从图5可看出，从1989-2007年大陆入境美国客流量的环比增长率曲线形成了4个“凹形谷”，它们分别是受到了“6·4风波”、“洛杉矶大地震”、“美介入台海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炸馆事件”、“9·11事件”及“撞机事件”和“SARS”危机的影响。由表5可知，其中，1989年大陆入境美国旅游客流量的环比增长率呈现高位增长，这主要是“6·4风波”时去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人数激增造成的，而随后的1990年由于受到“6·4风波”的影响，客流量开始紧缩，环比增长率下降了70.11个百分点；另外影响较大的还有2003的“SARS”危机和1994年美国“洛杉矶大地震”，6.6级的地震不仅使美国蒙受3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也使得大陆赴美旅游客流量的环比增长率下降了35.86个百分点，2003年的“SARS”危机更使环比增长率下降了48.53个百分点；此外，1995年“美介入台海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9·11事件”及“撞机事件”环比增长率分别下降了16.32、19.38、26.29和24.19个百分点。环比增长率曲线在1992和2004年多出的“凸形峰”，同样是由于受到危机事件的影响，导致次年环比增长率的“虚高”引起的。
4.3 基于Ⅱ型理想曲线占出境旅游比的分析
占出境旅游比例是从客源国视角反映中美关系对旅游流互动的更好指标。当美国居民认为中美关系和平友好时，其更倾向于选择大陆作为出境旅游的目的地，这个指标的比值将会提高；反之，当美国居民认为中美关系紧张或处于敌对状态时，美国居民出境旅游时可能会选择其他目的地而放弃入境大陆旅游，这个指标的比值就会下降，大陆居民入境美国也是如此。图6和图7分别为1987-2007年入境大陆客流量占美国出境旅游人数的比例和1991-2007年入境美国客流量占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的比例。其中，带点实线为调查数据的统计值，虚线为作者绘制的理想曲线，该曲线反映了占出境旅游的理想状态，称为Ⅱ型理想曲线。
对于出境旅游市场相对成熟的美国而言，1979年大陆成为其新的旅游目的地，按照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美国游客入境大陆客流量占美国出境旅游比例的变化，应经历一个逐渐增大到相对稳定的曲线。与Ⅰ型理想曲线相似，Ⅱ型理想曲线也具有某些假设成分，作为参照系可定量测定中美关系对入境客流量的影响。而1991-2007年间大陆入境美国客流量占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的比例呈现出从高位增长逐步衰减至稳定的趋势，这是由于中美建交使1979-1990年间因公赴美人数迅速增加，而这一时期中国出境旅游人数总体不高，因此赴美旅游客流量占中国出境旅游人数比例在短时间内迅猛增长至较高水平，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出境旅游的兴起，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从1990年的3个增加至2007的134个，众多新兴旅游目的地的崛起导致美国在中国出境旅游市场中的地位被逐渐削弱或替代，入境美国旅游客流量占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的比例在逐年下降。但需要说明的是，直到2007年12月美国才正式成为中国的出境旅游目的地，虽然中国居民赴美旅游开始的时间较早，但均以探亲和因公出境旅游为主，所以当2008年组团赴美旅游成为可能时，中国入境美国客流量占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的比例还将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图6 美国入境大陆旅游人数占美国出境旅游的比例
图7 大陆入境美国旅游人数占中国出境旅游的比例
以Ⅱ型曲线为参照系，1987-2007年美国入境大陆客流量占美国出境旅游人数比例有3个“凹形谷”。由表4可知，其中1990-1992年“6·4风波”后紧缩占美国出境旅游比例下降了0.31、0.21和0.17个百分点；1996的“美介入台海危机”导致占美国出境旅游比例下降了0.07个百分点；2001年的“9·11事件”及“撞机事件”和2003年的“SARS”危机占美国出境旅游比例分别下降了0.06和0.53个百分点。而1991-2007年大陆入境美国客流量占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的比例有4个“凹形谷”。由表5可知，1991-1992年的“6·4风波”后紧缩占中国出境旅游比例分别下降了1.14和0.45个百分点；1994年“洛杉矶大地震”和1995年的“美介入台海危机”占中国出境旅游比例分别下降了0.22和0.64个百分点；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3年的“SARS”危机占中国出境旅游比例分别下降了0.83、0.72、0.34个百分点。与上述两个指标相比较，占出境旅游比例这一指标在旅游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从客源地断面分析国际关系及危机事件对旅游的影响。以1994年的“洛杉矶大地震”为例，这次发生在美国的灾害事件，使得美国入境大陆的客流量和环比增长率均有下降，但由于当年美国出境旅游人数整体下滑，美国入境大陆旅游客流量占美国出境旅游的比例并未下降，因此，比上述两条曲线缺少一个“凹形谷”。
4.4 三参数损失量汇总及事件分类
纵观1985-2008年的中美关系，可谓是跌宕起伏的多事之秋，共有7次危机事件对两国旅游产生严重的影响，本文以中美旅游互动的入境客流量、环比增长率以及占出境旅游比例3个指标为依据，定量测定了这些危机事件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其结果汇总见表4、表5。
从危机事件的性质来看，2003年的“SARS”危机是公共健康事件，它与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联系不大，但由于是高传染性瘟疫影响到公众的健康，当年中国内地国际国内旅游全线下滑，美国入境大陆旅游客流量下降了40.52％，大陆入境美国旅游客流量下降了38.27％。1989年的“6·4风波”是中国内地的内政，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并停止一切交流活动，美国入境大陆客流量出现严重下滑，但大陆入境美国的客流量在1989年猛增了13.95％，其主要原因是赴美国寻求政治避难。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发生在亚洲大陆重大的经济事件，它对美国入境大陆的旅游无太大的影响，却导致大陆入境美国旅游客流量、环比增长率及占出境旅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本为国内的安全事件，但美国将其上升为全球反恐的国际安全高度，严格控制入境人员，提醒公民不要外出旅行，导致美国入境大陆客流量和大陆入境美国客流量均有大幅度的下降。1994年的“洛杉矶大地震”为发生在美国境内的灾难事件，客流量、环比增长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但美国入境大陆人数占美国出境旅游比例却未下降，这是由当年美国出境人数整体下滑引起的。1996年的“美介入台海危机”，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由于涉及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的危机事件，或引起两国剑拔弩张、炫耀武力，或唇枪舌剑、游行抗议，导致两国旅游流互动明显减弱，这在入境客流量、环比增长率和占出境旅游比例3个指标上均有表现。其中，1999年的“炸馆事件”发生在目的地和客源地之外的第三国，是由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引起的，事发后中国人民群情愤慨、强烈抗议，由表4、表5可知，当年大陆入境美国客流量下降了29.76千人次，环比增长率和占中国出境旅游比例也分别下降了26.29和0.72个百分点，而由于所处的立场和心理接受度的差异，此次事件对美国入境大陆客流量影响不大，与3条理想曲线对比下，美国入境大陆客流量、环比增长率和占美国出境旅游比例3条曲线均未出现明显的“凹形谷”。
5 结论
本文着眼于国际关系对旅游的影响，在研究中选取中美关系及危机事件对双方旅游流互动影响为案例，运用从1985年到2007年的有关统计资料，定量分析7个重大事件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在研究中，作者着眼危机事件(包括政治事件)对两国入境旅游的影响，选取了入境客流量、环比增长率和占出境旅游比例3个指标，建立了本底趋势线、Ⅰ型理想曲线、Ⅱ型理想曲线3个参照系，定量测定6个危机事件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其中，1995-1996年的“美介入台海危机”，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9·11事件”是国际关系的危机事件，导致两国旅游互动客流量明显下降，在环比增长率和占出境旅游比例上均有明显的表现；1989年的“6·4风波”和2001年的“9·11事件”，起因并非国际关系但都被转化为两国的政治事件，导致入境旅游客流量严重下滑；1994年的“洛杉矶大地震”、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SARS”危机是单纯非政治事件，由于影响到居民的出游安全、旅游支付能力或威胁身体健康，导致入境客流量大幅度下降。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及美国商务部网站。
②数据依据国家旅游局网站上公布的2007年和2008年接待游客的各月份数据计算而得。
③数据依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旅游相关数据计算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