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佛经序言与后记的演变_佛教论文

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典论文,序跋论文,中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3-0042-06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3.008

      1 题写者主体

      佛典序跋属于佛典的一部分,其题写活动也相应地属于佛事活动的一部分,由于佛事活动的参与主体为僧众,佛典序跋的参与主体相应地也是僧众,然而其构成主体在中古时期①发生变化,经历了由域外僧人向域内僧人的转变,二者的主体地位发生移植,后者的地位逐渐上升、前者的地位则逐步削弱。

      魏晋南北朝,随着佛教的深入发展,参与佛事活动的主体范围的扩展,更多中土僧众参与进来,时之佛典序跋题写者主体的构成发生变化,域外僧人为主体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域内僧人的地位有所上升,在此时期参与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36位僧人中,分别有31位域内僧人与5位域外僧人。

      由表1可知,在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题写者主体中,域内僧人占到总人数的80%,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域外僧人的主体地位。该趋势在隋唐时期更为明显,其中域外僧人几乎不再参与佛典序跋的相关活动、域内僧人成为该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在隋唐时期参与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71位僧人中,域外僧人仅有5位、域内僧人多达66位。

      

      由表2可知,在隋唐时期,域内僧人占到当时佛典序跋题写者主体总量的近93%,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这一比重明显提高,显示出他们在当时佛典序跋题写者主体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几乎成为该活动主体的唯一构成者,域外僧人的主体地位则严重被削弱。

      要而言之,僧众为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主体,贯穿于中古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然而构成成分呈现出阶段性差异,其中域外僧人的主体地位逐渐削弱,域内僧人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二者的主体性移位,此现象的发生不是偶然性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一、与佛教的发展程度有关。众所皆知,佛教在中土初传之时,早期来华的域外僧人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域内外文化间的差异、佛典本身的属性等因素导致时之佛事活动只能由他们承担,他们相应地成为当时佛事活动的主体,域内僧人则处于次要地位、只能发挥辅助作用。作为当时佛事活动之一的佛典序跋题写也相应如此,因为只有早期来华的域外僧人能够接触到佛典,同时他们生活在中土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对中土的序跋文化有所了解,由此构成早期佛典序跋的题写者主体。

      降至魏晋南北朝,经过之前的积累及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佛教进一步发展、其影响力不断提升,无论是传播范围还是受众群体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域内僧人参与佛事活动的机会有所增加,他们接触佛典的可能性相应增加,由此促使他们佛学修养的进一步提升,为参与相关佛事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再者,域内僧人长期生活在中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中土悠久的序跋文化有所熟知,自然将之引入佛典领域,因此有更多的中土僧众参与到佛典序跋的题写活动并逐步成为该活动的主体。再者,域内僧众佛学修养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土佛事活动对域外僧众依赖的减弱,这种依赖性的减弱一方面导致域外来华僧众人数的减少,另一方面致使域外僧众在中土佛事活动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在华从事佛事活动的量相应减少,此状况也延及佛典序跋的题写活动,从而导致他们占佛典序跋题写者主体总量的比重有所降低。这种情形在隋唐时期尤为突出,因为佛教在该时期趋于成熟,域内僧人在相关佛事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就不可避免地对当时的佛典序跋产生一定影响,由此导致中土僧人在该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总而言之,域内僧人在中古佛典序跋相关活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占其题写者主体总量的比重逐步上升,这与佛教的深入发展密不可分,该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佛教的发展程度,彰显出二者发展程度及步调的一致性。其二、与佛典序跋自身有关。从严格意义而论,佛典序跋在形式上源于中土序跋,在内容上则是中外文化的糅合,这种中外文化杂糅的属性对佛典序跋题写者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早期来华的域外僧人正好具备这种素质,他们熟知域外尤其是佛教文化,同时长期生活在中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中土的序跋文化有所认知,具备融合域内外文化的条件,由此成为早期佛典序跋题写者的主体。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中土僧人对域外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掌握有所提升,他们逐渐具备融合中外文化的素质,在佛典序跋相关活动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并成为其题写者主体的主要构成部分。

      观上述可知,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主体的构成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由域外僧人向域内僧人转变,此乃它的独特之处,因为在此之后,佛典序跋的题写者主体趋于稳定。再者,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主体的移位,在某些方面体现出自身发展的多阶段性及风貌的多样性。此乃中古佛典序跋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唯有经过这一系列转型,它才能良性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而论,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主体的变化具有一定意义,是中土佛典序跋良性发展的积淀,也是促使它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 题写者阶层

      中古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参与者日趋广泛,几乎囊括了最高统治者、官僚士大夫、居士等其它社会阶层。同一佛典序跋题写阶层在中古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地位有所差异,各个佛典序跋题写者阶层在中古同一历史阶段所占的比重也有所不同,因此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阶层呈现出阶段性及构成比重的双重性变化。

      2.1 最高统治者

      在中古时期,不乏有最高统治者参与佛典序跋的相关活动并且参与的程度呈现出上升趋势。在东汉末期,未有最高统治者参与佛典序跋的相关活动。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四位最高统治者参与了佛典序跋的相关活动,他们分别是姚兴、萧衍、萧纲、萧绎,产生五篇相关作品:《释摩诃论序》、《大般涅盘经义疏序》及《注解大品序》、《庄严旻法师成实序论义疏序》、《内典碑铭集林序》,无论是参与者还是相关作品量都相对薄弱。降至隋唐时期,这一状况有所改变,参与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最高统治者及其作品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由上述可知,在中古时期,参与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最高统治者及其作品量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其中东汉末期并未有参与者,魏晋南北朝时期始有参与者及其作品的产生,隋唐时期则进一步发展,在参与者及其作品量上均有明显上升,呈现出与当时佛教及佛典序跋发展相一致的趋势。

      在中古时期,参与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最高统治者尽管偏微,他们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则不容忽视。由前文所述可知,统治者的佛教态度影响甚至左右佛教的发展,由此延及佛典序跋领域,他们题写佛典序跋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向全国臣民下的一道积极写作佛教经论序言的无言的圣旨。这对推动佛教传播及佛教经论序言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1]此行为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由此推动佛教及佛典序跋的发展。隋唐佛教的兴盛、佛典序跋的成熟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甚至躬亲示范密不可分,他们亲自为佛典题写序跋的行为必然产生积极作用。

      中古最高统治者为佛典题写序文或跋文的行为具有多重暗示。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暗示了中古最高统治者积极的佛教态度。在中古最高统治者所作的佛典序跋中,有时包含着对佛教的赞誉成分,如李世民的《三藏圣教序》曰:“然则大教之兴,基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时,言未驰而成化;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尊。及乎晦影归真,迁仪越世,金容掩色,不镜三千之光;丽像开图,空端四八之相。于是微言广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2](P274)其中蕴含了李世民对佛教的赞誉。整体观之,李世民的佛教态度较为积极,由此招致后人的批评,“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3]由于过于崇奉佛教而招致欧阳修的批评。当然应该辩证对待中古佛典序跋所映射出的最高统治者的积极佛教态度,他们有时并非真正崇奉佛教而是意在利用,武则天最具代表性。在中古参与佛典序跋题写的最高统治者中,武则天所写的佛典序跋数量最多,其实她的这一行为带有一定目的性,旨在利用佛教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在一定层面上暗示了中古佛教及佛典序跋的发展脉络。在中古时期,参与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最高统治者及其作品量呈现出递增趋势,与佛教、佛典序跋的发展走向相吻合。与汉末魏晋南北朝相比较而言,隋唐佛教更为成熟,此时的佛典序跋相应如此,在艺术特色、内容涵盖、参与群体、数量等方面均进一步提升,参与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最高统治者及其作品量的显著上升与当时佛教、佛典序跋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它们发展脉络的一致性。

      2.2 官僚士大夫

      中古最高统治者题写佛典序跋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产生带动效应,促使其下属的效仿,佛典序跋的题写者阶层由此延伸至官僚士大夫。由于佛典序跋的题写者阶层与佛教及佛典序跋的发展程度、最高统治者的佛教态度等要素密切相关,因此中古官僚士大夫参与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情形不尽相同,在整体上呈现出阶段性差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士大夫参与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程度相对薄弱。

      

      由表4可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参与佛典序跋题写的官僚士大夫共计10人、有的担任多个官职、任职时间有时横跨不同朝代。整体观之,魏晋南北朝官僚士大夫所作的佛典序跋相对偏微、仅有11篇,这种薄弱情形可能由佛教及佛典序跋的发展程度、时局形势等因素所致。

      降至隋唐时期,官僚士大夫参与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程度有所提高,在参与人数、作品数量等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由表5可知,在隋唐时期,参与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官僚士大夫多达29人、任职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历任数职、甚至横跨不同朝代,产生34作品。与汉末魏晋南北朝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参与者还是作品量都有显著提升,彰显出隋唐佛典序跋的成熟。

      

      

      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阶层在向官僚士大夫延伸的过程中具有渐进性。在汉末未有官僚士大夫的参与,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情形有所改变、始有参与者,至此以后的数百年间,参与者凡39位人、45篇作品问世,尽管他们占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总量的比例甚微、相关作品量在整个中古佛典序跋中也微不足道,然而不能因此忽视二者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官僚士大夫为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阶层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其构成成分,他们的相关作品为中古佛典序跋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客观上促使其风格的多样化。与僧众相比较而言,官僚士大夫的艺术素养更高,他们所作的佛典序跋相应地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由此丰富了中古佛典序跋的风格。与中古最高统治者相比,官僚士大夫参与中古佛典序跋的程度相对较高,在参与者及相关作品量上相对丰富,彰显出该时期内佛典序跋的成熟状态。

      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阶层之所以能够延伸至官僚士大夫,源于以下因素:一是受中古最高统治者参与佛典序跋题相关活动的影响。在中古时期,最高统治者的言行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常为下属效仿,他们亲自参与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行为无疑具有导向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下属,无形中带动当时官僚士大夫参与进来。要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阶层在向官僚士大夫延伸的过程中,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加速了这一进程。二是与佛教的发展程度有关。众所周知,中古时期为中土佛教的全盛期,其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客观上增加了官僚士大夫接触佛教的机会,为他们佛学素养的提高提供了诸多便利、奠定了他们参与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基础。三是与佛典序跋自身有关。佛典序跋在中古时期整体上步入成熟期,其价值日趋多元化、艺术特色进一步彰显、章法明显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这在客观上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并驱使他们的参与,其题写者阶层由此不断扩展,自然延伸至官僚士大夫。由上述可知,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阶层在延伸至官僚士大夫的过程中,最高统治者参与佛典序跋相关活动的行为是外在驱动力、佛教及佛典序跋的成熟状态则为内在驱动力。

      2.3 其它社会阶层

      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阶层的延伸呈现出多向度,不仅向上延伸至最高统治者及官僚士大夫等统治阶层,而且进行平面性延伸。一是居士。在中古时期,不乏有居士参与佛典序跋的相关活动,尽管在量上微乎其微,仍然作为一个参与群体而存在,《阴持入经序》的题写者陈氏为“晋居士”,[2](P98)《开皇三宝录总目序》的题写者费长房是著名的隋代居士,《成唯识论后序》的题写者沈玄明是“唐居士”,[2](P328)《善慧大士录序》的题写者楼颖也是“唐居士”。[2](P397)二是文入学者。沈约、虞世南、段成式等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均为著名学者。再者,《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序》的题写者志宁也为“华严学者”,[2](P415)于此不一一举之。

      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阶层的延伸是内外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也是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

      首先,与佛教在中古时期的传播程度相关。佛教始传入中土时,由于佛典的书写语言与中土语言相阻隔,佛教本身的域外文化属性等因素导致它的传播范围极为狭小,基本上限定在早期来华的域外僧人,随着佛典汉译与整理的增多,统治者的推崇,佛教的传播范围日趋广泛,致使它的接触群体不断增多,这就为时人佛学素质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佛教相关活动的参与群体范围相应扩展,此情形也延及中古佛典序跋领域并促使其题写群体范围的扩展。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阶层的变化与中土佛教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并且体现出后者的发展脉络。

      其次,与中古佛典序跋的发展程度密不可分。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阶层的变化与该时期内佛典序跋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为只有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佛典序跋的功能方能不断释放,价值才能得到进一步认可,由此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并促使更,泛阶层的参与。在中古时期,佛典序跋经过深入发展后而进入成熟状态,其数量尤为丰富,章法明显提高,艺术特色显著提升,价值日益凸显,由此促使更多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当时佛典序跋的相关活动,最终导致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阶层构成的变化。

      最后,与中古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与亲自参与有一定关联。由前文可知,在中古时期有多个最高统治者参与了佛典序跋的相关活动,其行为在客观上具有示范效应,必然为中土僧众、官僚士大夫、居士及文人学者等其它社会阶层所效仿,进而导致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的构成要素发生变化。

      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主体及其题写者阶层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种变化本身又呈现出积极意义:奠定了佛典序跋题写者构成要素的基础。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主体是域内外僧众,其题写群体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各个社会阶层,为中古以降佛典序跋题写群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几乎涵盖了后之佛典序跋题写群体的范围,基本上奠定了后之佛典序跋题写者构成要素的基础,在佛典序跋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具有多重暗示,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中古佛教及佛典序跋的发展脉络,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佛教态度也有一定暗示。对中古佛典序跋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主体及其题写者阶层的变化,对自身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如题写者阶层的扩展则意味着更多人士的参与,进而有利于中古佛典序跋的健康发展及风格的多样化,为它注入了更多新鲜血液。总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题写者主体及其题写者阶层的变化具有多个层面的积极意义,彰显出佛典序跋在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完善,解决了自身的某些问题,为自身的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为基础。

      ①本文中的“中古时期”是指始于建安元年(公元196)而止于北宋(公元960)的建立,横跨6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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