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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95.1；K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11)04-0021-05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较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曾担任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洋务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盛世危言》赢得了士林广泛赞誉和朝廷的高度重视，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很大影响，不但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也影响了后人。此种影响力只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庶几近之。两部书论述重点不一样，问世年代有先后，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议题广泛而切合实际。
19世纪中后期，中国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实业家和思想家。前者创办实业以兴利源，代表人物有徐润、唐廷枢、盛宣怀等；后者关心时务、以时论名世，代表人物有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但是，身兼实业家、思想家于一身的人却凤毛麟角。考其原因，实业家重商重利，追求利润，一般很少再有精力往思想方面发展；思想家注重思辨，特别是身处时代变局中的思想家，常以变革国家和民族自强为己任，一般较难涉足商业。两者取向不同，对人的素质要求不同。但是郑观应却是身兼实业家与思想家于一身的突出代表，他既有实业家的嗅觉和商务能力，又具备思想家突出的思辨能力和敏感性。
实业方面，郑观应经历了从洋行学徒、买办到洋务派企业家的过程，成为晚清商界著名的职业经理人，被后人称为“千手观音”。郑观应17岁时，即咸丰八年(1858年)，应香山童子试未中，奉父命远游上海，投奔叔父廷江，进入上海新德洋行，走上了弃学从商之路。次年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①做杂务工，时间不长便得到了买办头衔，管理丝楼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后来又出任宝顺轮船公司经理。1873年，参与太古洋行轮船公司②创办，次年被聘为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签订了3年雇佣合同，地位相当于总买办，首轮合同期满又续签5年合同。从事买办行业期间，郑观应的商业才能得到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僚的欣赏，并开始有邀请他为洋务企业工作的意向。1878年起的几年时间内，李鸿章先后邀请他“赴津襄办堤工赈务”、襄助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③、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办理上海电报局局务、委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等。1881年，李鸿章、盛宣怀、唐廷枢、徐润等人有意让郑离开太古轮船公司，专任招商局，次年2月郑与太古轮船公司雇佣合同期满不再续约，3月正式接受李鸿章轮船招商局帮办的委任，并兼任上海织布局，辞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3年10月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此后，在经历了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后，郑观应又出山担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招商局帮办、汉阳铁厂总办、兼任粤汉铁路总董等洋务企业要职。除了在企业担任要职外，郑观应还积极通过附股、购买房地产等形式兴办实业，积累了大量资本，堪称晚清实业奇才。
思想方面，郑观应在商务繁忙之余，投入相当多的精力，自觉、系统和深入地学习西学，并结合自己在洋行以及洋务企业工作的经验建言献策、著书立说，逐渐成为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思想家、政论家。进入宝顺洋行后，郑观应便参加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学习期间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酝酿写作《救时揭要》的某些篇章。④1870年起，开始写作《易言》，1880年编定刊行。该书中心思想是“自强”，也是其“初学商战于外人，继而与外人商战”的具体论述，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王韬评价“此书盖救时之药石”，“功不在孟子、昌黎下”。⑤1893年底定稿出版的《盛世危言》，是体现郑观应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代表作，此后郑观应多次修订，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孙家鼐、邓华熙等将该书数次推荐给光绪皇帝，深得光绪帝赞赏，并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影响后世，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都曾受此书启发。张之洞曾评点：“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⑥
郑观应能够在实业和思想两方面都获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郑观应选择上海开始他的商业历程，可以说是当时最合适、最正确的选择。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取代了此前广州的贸易中心地位，并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资本市场发展和城市发展方兴未艾，大量外资企业进入，尽管挟条约特权而来，但毫无疑问为近代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1850年代末，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江浙一带繁华地区受到严重破坏，江南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涌向相对安全的上海及其租界，客观上为上海的商业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此种背景之下，各类商业及相关人员成为了上海急需吸纳的人力资源，特别是随着大量外资洋行业务的全面和深入展开，能够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务人士，即买办，成为了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群体。郑观应来到上海发展正可谓恰逢其时，他年轻有闯劲，有家族渊源，比较顺利地先后进入新德洋行、宝顺洋行，不到20岁便取得洋行买办的头衔。可以说，在个人事业的发展方面，郑观应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局，而上海这样一个充满商业活力的城市将会为他提供一片广阔的职业天地和施展商业才能的空间与平台。
同时，上海作为中国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和中心，是西方文化的展示窗口和传播中心。与外资洋行一样，一大批外国文化机构，包括出版社、译书机构、报社选择上海作为他们在中国发展的前进基地或总部。上海也是中外文化人汇聚的理想之地。外国传教士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花之安、韦廉臣都不约而同把上海作为他们在中国从事相关文化工作的主要阵地，传播圣经教义，创办医院、学校或社团，举办报纸杂志，翻译著书。这为郑观应学习和了解西学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来源。
上海汇聚了一大批中国开明知识分子，如王韬、张焕纶、钟天纬等，他们在上海或翻译、或著书，积极传播西学，鼓吹维新思想，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改良思潮。王韬担任格致书院院长期间，该校所教授科目及平时考试和练习，大多与维新改良和推崇西学有直接的关系，格致书院事实上也就成为了改良思想讨论班，郑观应积极与他们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和碰撞，书院也为他完善和深化自己的政论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其次，上海香山买办群体的熏陶作用。开埠以后，上海存在一个人数众多的香山买办群体，除了郑观应叔父廷江担任新德洋行买办外，这个群体中很多人，如徐润、徐钰亭、曾寄圃、容闳、唐廷枢，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上海宝顺、礼和、琼记、旗昌等洋行的买办大多数也是香山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香山人在上海担任了重要的官职，如上海知县叶廷眷、江南制造总局会办郑藻如等，这些人后来都和郑观应有着非常深厚的私交。除了香山人在上海拥有很高的政治、经济地位外，其他广东人，特别是粤东一带的买办和官员也在上海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唐廷枢、徐润、叶廷眷为首成立的广肇公所在上海拥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郑观应作为一个香山人，自然受到这个群体非常大的影响，他不但成为广肇公所的一员，后来也成为了广东商人的代表人物和领袖人物。这一群体对郑观应有重要帮助和熏陶作用，郑观应早期买办生涯及一些投资活动便得到了徐钰亭、曾寄圃、徐润、唐廷枢等人的帮助，使他来上海后很快就得到了买办的头衔，并且还进行了类似附股公正轮船公司等卓有成效的投资活动。与他们的交往，对于郑观应了解西方，了解西方人，了解近代企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再次，郑观应具有天赋的经商头脑、管理才能，外加勤奋好学，换言之，郑观应同时具备了天分、机遇和勤奋。基于此，郑观应在并不长的时间内便由一个洋行的普通工役人员，逐步升任洋行买办、总买办和重要的洋务企业家，在不断的实践和职业上升中，他的思想世界与视野也愈加开阔。郑观应无论是在洋行、洋务企业工作，还是学习、思考与著书，都兢兢业业，取得很大的成绩。除了在商业领域的追求外，郑观应还专注于思考国家之命运与前途。在宝顺洋行担任买办后不久，他就进入英华书馆学习英文，开始深入思考西方政治、实业方面的问题，⑦并努力将工作学习过程中取得的经验进行总结，进而化为自己的言论。例如到上海轮船招商局正式就职不久，即上书李鸿章“条陈轮船招商局利弊”，就轮船揽载事宜总结了十六条意见。郑观应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据不完全统计，仅其代表作《盛世危言》前后修订、补编出版就达24次。郑观应还是一个有心人，善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随时记录以备后查，他无论到何地访查都会做详细的笔记，《长江日记》、《西行日记》、《赴梧日记》等都是他善于观察与思考的成果。
郑观应第一阶段在上海的26年，正是晚清洋务企业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段相比于仅仅创办以适应战争和军事需要的军工企业和军事学堂的尝试的60年代，洋务派逐渐认识到兴办近代军工企业所需的巨大资金在时局艰难的形势之下根本无法筹措，更不用说通过实现军事技术层面的自强以达到对外抵抗侵略的目的，他们终于将目光聚焦到兴办民用企业以“求富”的方针上来，以上海轮船招商公局⑧为代表的民用企业的成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转型逐渐拉开帷幕。不过，尽管洋务派官员投入很大精力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但运作一段时间后，发现连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都异常艰难，新组建的轮船招商公局在成立之初即陷入困境，更不要说在市场激烈竞争中分得一杯羹了。此种局面之下，如何让企业能够适应市场竞争，特别是能够更好地与外人争利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企业改革的现实需求成为了共识。对于这方面的思考，集中体现在郑观应的“商战”理论上，即“学商战与外人，继而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卮”，⑨郑观应维新思想体系的成熟实际上肇始于此。
郑观应与上海有不解之缘，其事业起步自上海开始，其一生实业领域和思想领域成就之基础及日后的显达均与上海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广东香山人郑观应为什么能够在上海取得成功，而不是在其他地方？我们不禁要问是郑观应选择了上海，还是上海选择了郑观应？
郑观应享年79岁，其中在上海工作生活凡40年，生命中一半的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特别是他从1858年起来到上海到洋行工作，直至他1884年赴粤，26年间，他先后完成了从洋行学徒、买办到洋务派企业家和民族资本家的身份转化，而且通过在商业领域的实践与学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维新思想，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商战”论也形成于这个时期。
郑观应能够在上海成就一番事业，与他在上海有着良好的人脉网络有着很大的关系。就先天具有的人脉网络而言，其本人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中就有郑廷江、曾寄圃、唐廷枢、徐钰亭、徐润等，郑到上海谋生，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出了力气。而郑观应到上海以后形成的新的人脉网络，显然比此前拥有的网络更为广阔，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有：麦奎因、郭甘章、经元善、盛康、盛宣怀、李鸿章等，特别是李鸿章和盛宣怀对于郑非常信任和推崇，为他今后在洋务企业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持。除此之外，郑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期间，还与左宗棠、张之洞、彭玉麟、邓华熙、王之春等洋务派官僚和地方大员建立了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欣赏与信任。正是由于这些人脉关系，郑观应得以成为洋行的大买办、洋务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最终成为洋务派企业家中的重要人物。
一个人要取得成功，天赋、勤奋和机遇三者缺一不可，特别是机遇，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命运的眷顾，天赋和勤奋，对于很多人而言，仅仅是通向事业成功的基本要素。郑观应在天赋和勤奋之外所拥有的机遇，大多数是与上海有直接关联的。《盛世危言》刊行得到光绪皇帝高度认可的1894年，郑观应53岁，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都达到了一生的高峰。回顾郑观应自17岁离开家乡香山来到上海以后的二十多年，上海至少给他带来四次重要的人生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他到上海之初获得的，即通过其叔父廷江以及姻亲曾寄圃和世交徐润的关系，先后进入新德洋行、宝顺洋行工作，在天津考察商务之后又很快被宝顺洋行委托管理丝楼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得到买办头衔。彼时，20岁不到的郑观应，便已成为买办，实属不易，这一方面有他的天赋和工作上的努力，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亲友给他的眷顾，毫无疑问这是家族关系给他带来的机遇。
第二次机遇，是1873年太古洋行轮船公司的创办。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前后，郑观应先后在公正轮船公司、和生祥茶栈通事、荣泰驳船公司任职，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扬州盐务总理，甚至还加入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些股份。这几年中，郑观应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些短期的行为，甚至有些仅仅只是一个投资人的身份而并不参与到公司运作，而且事实上他已经离开了洋行，也并不再是洋行的买办了。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为郑观应再次进入洋行担任买办带来了新的机遇，他此前在宝顺洋行的朋友麦奎因(MacQueen)在担任太古轮船公司总船主后，力邀郑观应到公司总理一切，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积极参与公司的创办，次年即被聘为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签订了3年雇佣合同，权力相当于总买办。也就是说，郑观应在上海碰到的第二次机遇是他在宝顺洋行工作期间良好的私交所引发的，这次机遇使他成为了上海滩上真正的大买办。
第三次机遇是得到了洋务派官僚的赏识。郑观应交游甚广，逐渐与盛宣怀、盛康、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大官僚取得了联络，以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富有见地的政论得到了赏识和信任。以李鸿章、盛宣怀为代表的洋务派，逐渐明确了拉郑为其所用的想法，并积极付诸实施，最终促使郑离开太古专事轮局，1883年底李鸿章又坚持擢升其为轮船招商局总办。此后，郑又先后担任过开平煤矿粤局总办、再度担任招商局帮办、汉阳铁厂总办、兼任粤汉铁路总董等洋务企业要职，而且两度重返轮船招商局。从郑观应在洋务企业的任职情况看，郑所受到洋务派的器重，无疑是郑平日所表现出的才能得到信任与赏识之后为其带来的新的机遇。
第四次机遇，是《盛世危言》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高度认可。郑观应利用自己赋闲澳门的几年时间，将自己在上海26年工作学习之余的所思所想写就了《盛世危言》，该书刊行后由孙家鼐、邓华熙推荐给光绪皇帝，之后又钦命分发高级官员阅读。这不但为郑观应在整个晚清官场的名气带来了极大提升，也更为他在当时的思想界树立了一种权威。归根到底，这次机遇是郑在上海期间丰富的工作与学习经历造就的，如果没有他在上海的经验积累就没有《盛世危言》，也更没有光绪皇帝的认可。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得到光绪皇帝赞赏，个人声望达到了一生之顶峰。实事求是地说，此后郑尽管也先后担任了一些洋务企业的要职，而且《盛世危言》一版再版，但是他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远不如1883年首度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及1894年《盛世危言》初次刊行所达到的事业高峰，这固然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高层的派系斗争有关，另一方面步入晚年的郑观应毕竟在精力方面远不及从前。
由此可见，上海对于郑观应来说毫无疑问是安身立命、成就事业的福地。同时，郑观应在1909年8月第三度进入招商局任职，直到1921年6月14日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局公学宿舍，12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工作居住在上海，从这个方面来说上海之于郑观应也是人生最终归宿之地。
注释：
①又称颠地洋行，前身为大卫荪洋行(Davidson & Co.)，1824年由英国人托马斯·颠地接办后改名为颠地洋行(Dent & Co.)，鸦片战争后，宝顺洋行在上海获得了大发展，比尔(T.C.Beale)加入颠地洋行成为合伙人后洋行曾改称为颠地比尔洋行(Dent,Beale & Co.)，1857年比尔过世后又恢复成为颠地洋行(Dent & Co.)。1867年该行总行迁至上海，次年停业。
②太古洋行前身是英国约克郡人约翰·斯威尔(John Swire，1793-1847)1816年在英国利物浦创立的一家小型贸易公司，19世纪中期来华开展业务，起初以推销英国纺织品和采购中国茶、丝为主要业务，1872年于伦敦注册设立了上海太古轮船公司(又称中国航业公司The China Navigation Co.Ltd.)后，该行营业重心从进出口贸易转为航运，先后与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中国轮船招商局进行了激烈竞争，并数次与中国轮船招商局、英商怡和轮船公司订立垄断协议，瓜分中国航运业务，20世纪初业务能力达到顶峰，实力常居首位。1954年，该行在中国大陆的业务结束。
③④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89、22-25页。
⑤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168页。
⑥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520页。
⑦参见《禀商务陈六弊请通饬各总商会举调堂员互相砥砺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4页。
⑧官督商办后改为轮船招商局。
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第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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