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学5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新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50年的历史学与共和国历史一样，走过的历程风风雨雨，有发展、进步，也有挫折、失误。机遇与挑战并存。回眸50年史学，我们有很多思考。在告别20世纪、即将迈入新世纪之门的时候，总结一下50年史学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新世纪史学提出一些想法，是理之当然、事之必然。
一、在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向前发展
一百年的史学前50年，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以“五四”为界，分成前后期。后五十年的史学，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以十年“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成前后期。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中国历史学是在艰难曲折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一个发展的新时期，展现出新的风采。如果细一点，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是第一个阶段，中国历史学虽受到“左”的路线干扰，但从全局上说，历史学还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文革”十年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它给中国社会，也给中国史学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留给人们的是痛苦的回忆。 1976年“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新时期的二十多年史学如果再细分，可以以1990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1990年以前，是在反省和各种思潮碰撞中向前发展；1990年以后，历史学是在重新学习与深化认识中开拓、发展。
为了简要地说明问题，我想还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把新中国史学分成前后期进行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史学和前50年相比，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这是百年史学发展的一个根本性转变，也可以说是几千年中国史学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学习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研究指导，基本上成了史学工作者研究的一种自觉，不说全部至少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在主观上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为历史的研究和指导，从全局上说，是没有争论了，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主观上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研究中国历史，并不等于大家对历史的看法没有分歧了。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现象是：每一个时期史学界都是提倡以唯物史观作指导，但每一个时期的史学变化与进展却大不一样，这是其一；其二，研究者都说自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指导进行研究，但每一个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看法却存在很大差异，有的甚至大相径庭。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怎样才能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于对这样根本问题理解存在差异，加上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历史研究的结论不会是一样的；还应当指出，很多史学工作者对一些问题的回答往往受一个时期的政治变动的影响，这些都波及到每一个阶段史学发展的走向。尽管如此，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思考中国历史的具体道路与特点、思考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学工作方面，还是做出了巨大努力，从而显示出新中国史学的特色。
一是探索中国历史行程与中国历史的特点。五六十年代的史坛争鸣相当激烈，古史研究中的争论有所谓的“五朵金花”：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汉民族形成问题；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在近代史方面有近代分期诸问题。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争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争论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阶段与特点的争论，是中华民族历史主体的特点的争论。
中国古史分期的争论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而是中国近代史学争论的延长。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久，对于中国历史行程就有了不同的理解，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李达等对中国古代、近代历史行程都有着自己的论述。本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论战，更是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成了国际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只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国历史与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关系到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思考。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延安地区还是重庆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历史发展历程的看法明显地存在着分歧。新中国初期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争论，是过去历史问题争论的延长，不同的是，新中国史学工作者是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有共同行程的基础上，各自论说了中国历史的具体过程和特点。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春秋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以及东汉封建说等等。各家虽然说法不同，但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都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指导，从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提出自己的思考。尽管在理论的掌握上、在史料的运用上、在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存有差异，但在主观上都是要以唯物史观的原理去分析问题，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来解决中国古史问题。争论激烈，从一个方面表现出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学习的热情。
与之相关的还有近代史分期问题。这主要是如何看待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的历史。有的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标志进行分期，有的主张以三大高潮即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为标志把近代史具体分成7个阶段；也有的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分期标准， 将中国近代史分成四个时期；还有的主张把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结合起来，认为中国近代史应分成五个阶段；另外还有三段说等等。各家观点不一致，但出发点都是力图探索中国近代社会的规律性与特点问题。由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认识差异，也影响到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事件、人物诸问题的评价。
与中国历史特点认识相关的问题还有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是土地国有制贯串其中；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一直占主导地位。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土地所有制有所不同说，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既有封建土地国有制还有不同的其他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如大土地所有制、小农土地所有制；其中还有学者提出了所有制与占有制的区别等。与此相关的还有地租形态的讨论、土地所有权的法权问题的讨论，等等。有的学者通过对土地所有制的研究，进而论述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过程与特点。今天反思这些争论，可以看出，中国史学工作者是从更深层次上探求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特点，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对历史过程作出表象的描述。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史学家曾提出过各种历史过程、阶段的论述，近代史学家也曾用进化论提出过中国历史过程论，意识到古代社会有所谓的石刀期、铜刀期以及古代、中古、近古不同阶段，但比较起来，新中国的史学研究取得的认识，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关于汉民族形成的理解，是从民族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特点。如何从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斯大林说民族有四个特征：民族是历史上形成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地域、共同生活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的共同体。以这样的定义，认识中国民族，学者有不同的理解。由此，有关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的民族起源、民族关系、民族关系主流以及各个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的讨论，同样成了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史学工作者的讨论，不但对于人们认识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特点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巩固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解放初期史学工作者关于中国古史、近代史分期的争论，深化了对中国历史过程的认识。大家都是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应该特别指出，这一时期的古史分期的不同见解，不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而是对具体问题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反过来又促进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学习。但由于种种原因，史学方面的争论为极左思潮所干扰，使得人们对中国历史特点认识和探索无法继续深入下去。
二是思考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五六十年代，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解有多种看法：或认为阶级斗争是文明历史发展的动力，或认为社会矛盾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或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具体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讨论，就是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问题。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内容很多，它涉及到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特点以及中国农民战争史分期等各个方面。大家肯定农民战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农民战争通过什么途径对历史发展产生作用，就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让步政策”，认为是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迫使封建地主阶级不得不实行让步政策，轻徭薄赋，招辑流亡，恢复生产，从而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和这种看法相左的，则认为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实行让步政策，是农民战争推翻旧王朝，削弱封建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了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围绕这两种基本看法，还有一些相关的观点展开了争论。应该说，史学界这些争鸣是正常的争论，大家同样是力图说明农民战争的作用。但不幸的是，有些不同的意见，受到不应有的对待，甚至有的学者因此受到打击、迫害。
和历史发展动力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评价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其中，讨论最热烈的是对曹操的评价。50年代关于曹操、武则天评价的争论，学术界上沸沸扬扬；而且不只是史学界，在文学界、哲学界，包括一般干部、学生也参加到这场争论中来。到了60年代，又升华到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讨论。争论的核心是如何认识历史人物、特别是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作用的问题，由此又引发出关于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理论的讨论。这一场争论对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有意义的。
和中国历史特点相关的理论问题是亚细亚问题。和30年代前后的亚细亚问题讨论不同的是，这其间的不同见解不是政治上的不同派别、不同路线的争论。50年代初期开始的亚细亚问题的争论，焦点是如何认识中国历史道路的特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亚细亚”形态，有的学者认为是原始社会，有的认为是东方特有的奴隶制或“早熟奴隶制”，还有的认为是一种奴隶制的变种或者说是低级奴隶制等，各家看法差异很大。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之长，在世界史上是仅见的，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故历史学家或从生产方式上寻找原因，或从政治制度去思考，或从经济关系、与周边外族交兵产生的影响上寻求解释，都是在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点。
三是对史学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争论。有对“史”与“论”关系的讨论，如“以论带史”与“论从史出”的争论；有对史学工作重点问题的争论，如“今”与“古”的关系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的争论，也就是史学工作的重点究竟是放在近代史、现代史还是放在古代史上；还有对史学工作的“中”与“外”关系处理问题的争论，也就是究竟把外国史研究、教学放在整个历史学工作中的什么位置上。
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学工作的重大问题。通过争论，史学工作者认识到现代史、党史的研究教学要加强。在外国史研究上，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言必称希腊”而轻视中国史研究的倾向，提出过批评。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倾向得到了纠正。外国史研究不再局限于“西洋史”的研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对亚非史特别是对东南亚人民解放斗争史、文化史的研究得到了加强。
四是史学工作队伍的建设问题。这里包括如何处理好老专家与青年史学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专业史学工作者与其他方面的史学工作者的关系（比如所谓的工、农、兵作者编修史书相关问题），也涉及到历史教育有关问题，以及教材编写、课程设置等一系列问题。
这一时期的史学著作很多，不仅出版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以及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等，也出版了多种近代史著作、中国革命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党史著作，还出版了各种专史、断代史著作。这些著作在主观上可以说都是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为指导，努力反映历史发展的实际。但由于每个史学家对中国历史过程与特点认识不一致，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以及对历史上人物评价的不同，这些反映到历史著作中来，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历史文献事业与考古发掘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资治通鉴》与“二十四史”及明清史料的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的编辑达10种64册之多，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资料搜集出版等，都反映出历史文献事业的成绩已十分可观。在地下考古文物发掘方面，蓝田人的发现、特别是1965年元谋人化石的发现，把中国历史一下子推到170万年前。大汶口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掘， 丰富了对中国原始社会的认识；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殷墟的新发现、侯马遗址的文物发掘与整理，以及各种发掘报告、研究报告、甲骨文和金文的释读等，都大大推进了古史的研究。
17年中史学成就是巨大的，但是17年中史学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首先是在“左”倾错误的干扰下，理论上的创新，特别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学术的争鸣与政治路线斗争纠缠在一起，学术上不同的观点被上纲上线，很多学术上不同的见解被当作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右倾思想，受到批判、打击，乃至迫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贯彻到学术中，很多学术领域的探索成了禁区。由于片面强调“厚今蕴古”，古代史教学被严重削弱古代史内容几乎成了农民战争史。以“左”的思想诠释“厚今薄古”，只能变成了对古代史学价值的否定。在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下，史书的编写遇到了特殊的困难。不仅如此，简单化、教条化的学风也影响到史学，历史研究中的公式化相当严重。高校历史系的“拔白旗”，一批老专家受到打击；进大学不久的学生就开始写教材，说这是“破除迷信”等，这些都对史学发展起了相当大的破坏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加上历史教育体系的缺陷，史学队伍的建设必然受到影响，要形成不同特点、不同风格的学派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史学家受到的迫害越来越严重。50年代末，吴晗由研究海瑞，到写出剧本《海瑞罢官》，再到《海瑞罢官》的被批判，学术讨论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由于各种原因，17年史学受到苏联的史学的影响，虽然不能全盘否定它对中国史学发展的作用，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
“文革”10年的史学，恰恰是膨胀了17年史学“左”倾错误，否定了17年史学的积极方面。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间，中国历史学遭受到空前的摧残。“四人帮”打着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号，搞儒法斗争，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从根本上践踏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了“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工具，在“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下，一大批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受到迫害。他们一方面是把历史学当成“封、资、修”的东西来批判，一方面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说成是儒法斗争的历史，历史学成了伪科学、“影射史学”，教训相当深刻。
二、新时期历史学的新风貌
十年“文革”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是时代给予的机遇。“文革”结束，广大史学工作者愤怒声讨“四人帮”中国历史学的史学上的拨乱反正，为新时期史学发展起了清理地基的作用。
1978年，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被《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后，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一年的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这篇文章，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又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4 页）党中央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历史学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意义。正是有了这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才得到解放，突破了理论上的禁区，历史研究的面貌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唯物史观在各种挑战中显示出了自己的活力。
二十多年来，史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史学园地繁花似锦：如通史的研究与撰写，各种断代史的研究与编写，民族志、民族史、地方史志的编修，各种专史的研究与撰写，各种文化史研究与相关著作的撰写，外国史研究与相关作品的出版，社会史研究与写作，中外史学理论、史学史的研究与相关作品的出版，出版各种文集、传记的出版等等；各地学术刊物上历史研究与史学研究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们有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公开发行的专门刊物。这些方方面面的成就，应当有专门篇章来论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变化，反映出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提出新的问题，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史学工作者重新思考关于历史过程和规律问题、关于中国历史特点问题。这又涉及到中国有没有奴隶制问题、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涉及到关于封建社会长期性、延续性的问题，关于专制主义、皇权主义的问题；此外，还有关于人民群众是不是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问题，关于农民战争重新评价诸问题。有些问题是老问题，又有了新的见解；有些则是新提出的问题，作出新的探讨。史学工作者冲破理论禁区，又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是新时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历史研究领域扩大了，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成了史学领域中的热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史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比如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关于地理条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杰出人物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他们坚持唯物史观，解放思想，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在这方面，可以举出不少事例，如白寿彝先生在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中提出的关于中国历史上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认识、关于生产力性质的认识、关于对国家职能的新认识，以及关于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深刻见解，都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对外国史学研究的加强。80年代以前，中国对西方史学的认识很模糊，可以举出的材料不多。人们对西方史学及其理论有一点了解，大多是通过《历史哲学》、《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三联书店）、《新史学》（商务印书馆）等书中获取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研究面向世界，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作品或文集被译介过来有三十种之多。在此基础上，中国学人写出了一批西方史学史、欧洲史学史及历史哲学之类的著作，还出版了一些文集，这些作品扩大了学人的眼界。新的思潮、新的观念被介绍进来，由此又引发出对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东方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讨论、史学认识论的讨论以及史学主体与客体等相关问题的讨论。
——民族史学发展史与近百年史学的总结。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史学遗产的价值重新思考，进而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和特点。各种史学史著作的出现，是以前所不曾见到的。这些著作从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历史教育各个方面，批判总结传统史学遗产，这实际上是在探讨中国民族史学的特点。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史、史学批评的研究深化，把中国史学放在社会、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研究，重新审定中国民族史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为的是继承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建设有特色的新史学，使史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近百年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研究得到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还出版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专论和各种评传。
通过对唯物史观重新学习与再认识，讨论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理论的联系与区别，大家认识到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等同起来。基于这样的认识，学者们写出了一批史学概论著作和相关作品。这些年来，大家还讨论了唯物史观与外国其他史学流派的关联，研究唯物史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系统总结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影响，写出多种近代史学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这更是以前所不曾有的。
二十多来，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同的热点。80年代初出现过“回到乾嘉去”的考据热；80年代中期在讨论历史方法时出现过所谓的新、旧“三论热”；从80年代到90年代还出现过“文化热”、“新儒学热”、“国学热”。史学发展长河的波澜起伏，是这二十多年来史学发展的景观。对不同时期各种文化现象要作出分析，对一些问题要作出思考，笼统地肯定或否定都不是正确的态度。
在此，笔者想提出这样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其他史学家的成就完全对立起来。一百年的史学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出现过史学大家。这里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有其他史学家。他们的成就都是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他们在思想上是有争论、斗争的，但是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在抬高一些史学家的同时而有意或无意地贬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出现所谓重排大师名录、新编丛书，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有成就的史学家的观点尽管有差异甚至是对立的，但他们又都是在相互吸收彼此的长处。胡适对李大钊很尊敬，称李大钊、梁启超、王国维是他要纪念的朋友（见《胡适文存三集》）；李大钊对傅斯年也给予过帮助。还是在20年代，顾颉刚谈到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时宣称：“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又说：“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了，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错用了。”（《古史辨》第四册“自序”）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史时，对王国维、罗振玉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侯外庐对梁启超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影响，同样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在认识中国近代史学主流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讨论；但唯物史观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巨大影响，要作出充分的估价。从史学发展大势上看，从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上看，从历次史学争论后史学变化上看，在五四后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成为史学的主流。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曲折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这是其一。其二，不能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其他史学家的成就完全对立起来；也不能把有不同学术特点和学术风格的史学家与有不同缺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立起来，进行褒与贬。
对当前各种文化思潮应当进行分析，而关键是我们要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吸收各家的学术之长，作为发展新史学的参考和借鉴。
第二，不能把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与史学创新对立起来。在检讨近代史学特别是新中国史学的得与失时，一些人认为解放后史学上之所以出现失误，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讲多了；认为史学著作单调、内容贫乏，是由于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致；认为强调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史学创新不利。这些看法是有偏颇的。
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史学创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客观世界中，只有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和关于这一物质运动、变化所依据的规律，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反映客观世界的人类认识，也是在永恒的变化、发展着。这种发展观比起史学史上提出的“成一家之言”、“独断之学”以及近代新史学提倡的史学革命要更科学、更彻底。唯物史观是具有实践的品格，它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又随着社会的实践发展而发展。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唯物史观就永远显示出它的活力。当年，俄国米海洛夫斯基硬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列宁指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陈腐最庸俗的非难”，“这完全是撒谎和捏造”。“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当做什么必须普遍遵行的历史哲学历史公式，当做一种超出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以外的东西。”（《列宁全集》第1卷，第171页—172页）因此，只有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 才能保证史学在正确道路上不断创新，把我们史学推向21世纪。
怎样做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如何以实践为标准来衡量？并不是自己说了算数的。如果不是从立场观点方法上理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是照搬一些条文或者套用一些词句、语录，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当成某种公式来使用，这些都是从根本上背离了唯物史观的要求。1890年，恩格斯在致保·恩斯特的信中说：“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规律学说是线性因果分析法、是一种公式，认为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使历史评价单薄、简单的看法和做法，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们还应当看到，唯物史观是科学历史理论，同样它也指导我们探求、解决史书编纂、体裁创新诸问题，从而正确处理好史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反对历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的，范文澜说要反对不适当地过度强调生产工具从而在史书中“把历史描绘成没有人参加的（或者说没有人的能动性的）各种经济过程的平稳的自行发展，把历史唯物主义改变成经济唯物主义，而生动活泼的人类历史可以用几个公式造成了”（《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56页）；侯外庐说：“在40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第18页）造成历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的毛病，是“左”倾错误的干扰与破坏，如果把这些说成是唯物史观指导的结果，是不符合事实的。
史学工作者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还在于唯物史观从根本上阐明了发展史学要批判继承传统中外史学遗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发展观，是对旧事物辩证的否定，是扬弃，而不是割断古今联系，它要求我们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封闭人们的认识，而是开拓了史学创新的康庄大道。
第三，史学方法论与历史观不能割裂。以为用一种方法就可以使史学发生一个大的变化，这实在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历史方法论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20年代，一次是80年代中期。20年代，随着西方的史学方法论传入，在中国出现一股“方法论热”。这一思潮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有一定的意义。古代史学在究天人之际、在记时书事中凝含着一定的方法，在辨伪考信中也都有自己的方法。史学近代化也包含着研究历史方法的进步。在20年代的历史研究中，学人提倡归纳法、二重证据法、语言比较考据法、诗文证史法、推论源流法、历史演进法、历史统计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需要说明的是，一定方法论后面总有一定历史观，这是其一。其二，有的学者或是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要否认人类历史发展有客观规律，把历史研究法归结为史料整理法，用这样的眼光研究历史，不可能使历史研究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应该指出，西方史学变化有不同的历史哲学，有历史研究客体、主体的思考，也有历史知识、历史性质的探索，无论是实证的还是思辩的，都是有特定的方法的。史学研究方法论成为新史学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但他们关于史料的考订、材料的综合和史著编写方面的意见，同样是服从他们的历史观点的。国内在研究方法讨论中有各种意见，体现各种倾向。其中的一种倾向是：史学方法可以作为一个孤立的东西对待，可以离开历史观点谈方法，进而谈论史学创新。这样做，不说是缘木求鱼，但收效甚微则是确信无疑的。80年代中期的“方法论热”延续时间不算短，但说实在的，这一次“方法论热”对历史研究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史学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历史观与方法是辩证统一的，过去忽视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阻碍了历史研究的深入；提倡多学科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样也是与一定的历史观点紧密相联的。我们不能离开历史观孤立谈方法。即使历史观、方法一致，学者在历史的认识上还会有差别。
第四，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学术争鸣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把正常学术争论说成是政治上派别斗争，并宣布一派为马克思主义派，另一派是反马克思主义派，进而加以打击迫害，这对于学术研究极为不利，这方面的教训非常深刻。
第五，众手修书与成一家之言的关系处理。从延安时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50年来，在众手修书方面，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集各方面专家之长，数十年磨一剑，撰写出为世所重的学术精品；特别是当代社会又进入信息时代，有些大作品、重大课题，仅凭一人精力是难以完成的。因此，众手修书也是时代史学发展的需要。我们要认识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近年来史学界出现一种急功近利的倾向。在利益的驱动下，编大丛书、大套书，包装辉煌而内容一般，粗制滥造还没有算在其中。这些史学作品梓行问世，无益于世，轻一点儿说是浪费资金，重一点儿说是败坏风气，这与“大跃进”时期的大呼隆编书一样，是极不利于史学、不利于史学人才成长的。任何时候，都要提倡勤奋治学，即使是众手修书，也是要提倡个人深入钻研，离开这一条，史学要健康发展、要进行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六，中国史研究与外国史研究的关系。当代世界形势要求我们开拓思路，放眼看世界，要注意研究中国史，也要研究世界史，研究中国和世界关系史、特别是中美关系史。当然，我们在这方面有困难，首先是语言上的障碍。但这不是理由，费正清号口美国史学工作者研究东方历史、中国历史、有的“我不懂中文”为由，表示反对。费正清进行反驳，即使不读拉丁文、希腊文，难道就没有对这些地区历史的观点吗？“这里的问题不是使用什么语言，而是我们知识范围和历史的视野究竟有多宽？”作为一个对世界发展有着重大责任的中国，我们一定要把世界史与中国史联系起来研究，这对我们认识世界发展趋势、认识中国历史走向，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第七，史学与研究高科技的关系。二十多年来，整个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是空前的。高科技发展对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已开始显露，对此我们要有充分估计。这不仅是凭借高科技作为加速研究进度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要注意科技发展对思维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影响对历史的思考，如同当年生物学上达尔文进化论对人文科学所产生的影响一样。
世界正在发生迅猛的变化，21世纪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有大作为的新世纪，也是中国新史学在世界上产生大影响的新世纪。我确信这一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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