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德育的现代困境_社会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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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德育的现代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育论文,困境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981(2004)7-0021-03

所谓的德育困境是指当主流德育在内容、形式、方法等诸多方面受到挑战的时候,形成一时的失范与失语,进而表现为德育实效的低下。很多迹象表明,当下的高校德育已经陷入了一种难以超脱的困境之中。然而,高校德育的困境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也是当下学术研究的一大景观。高校德育要走出现代性困境,有赖于德育自身的改革与创新,但首先必须对这一困境与危机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与系统的梳理。

一、网络制造的德育难题

全球互联网的出现及迅猛发展,带来了人类生活的巨变,“数字化生存”这一巨大的神话正在成为现实。互联网进入校园,使得校园生活开始沸腾。一方面,网络正在改变传统的教育形态,预示着教育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网络也正在为高等教育制造一个坚硬的德育难题。

第一,多元异质道德文化对“中心——边缘”两极框架的瓦解。网络没有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它崇尚多元性与差异性,是一个表面化的多变世界,网络行为没有终极目标。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异质伦理文化,不同时段、不同类群的道德规范,都能在网上共存,这使得学生有了充足的机会去领略多样化的异质道德文化,并激起他们去进行比较与评判。在这一过程中,主流的德育话语框架很难控制学生的道德品性的养成。

这种多元异质道德文化的自由存在,使得为学生提供一个固定的、主导的价值判断标准几乎成为不可能,学生道德价值的“无中心化”的局面就此形成,传统道德教育所设定的“中心——边缘”两极框架被消解。所谓的“中心——边缘”两极框架就是强调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对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先进与落后、庸俗与优雅等有着清晰的划界。在中国的主流道德文化中,强调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道德价值体现,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高校德育自然也是以此为中心来建构德育话语,并以这样的话语来规训学生。当“中心——边缘”两极关系不复存在的时候,受到中国主流道德文化抵制的“道德相对主义”就开始流行,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道德判断标准的局面就此形成,这意味着愤青、黑客、“布波族”(追求时尚,崇尚权力与财富的人群)、恐怖头目、摆阔的大腕、偷税的明星、腐败的政客等都有可能成为道德英雄。

第二,网络行为的自由性导致控制手段的失效。全球性的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它突破了地域、国界的限制而成为一个超物理空间,也是一个以“无政府”为口号的公用网络。同时,互联网一开始就被设计为一个分散式的体系结构,没有权力中心的控制。尼曷洛庞蒂认为:“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无法控制因特网。”(注:尼曷洛庞蒂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274.)

由于网络本身的自由开放性导致了网络行为的自由性,网络中接受信息又制造信息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私人通信行为。网络中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管理者,自己才是自己行为真正的管理者。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审查、监督与控制的手段方法等也基本上失去作用。同时,在网络世界里人们几乎随心所欲地拥有自己的信息平台,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把现实中的自我加以虚拟化,那些个人属性,如职业、年龄、性别、相貌、身份都可以借助于技术而得以隐蔽或重新设定。网络技术也为网络信息的发布提供了多样的可供自由选择的手段,如BBS、一对多的E-mail、在线交谈、个人网页、论坛主持等等。网络行为的自由性,必然会导致各种非法信息的充斥着网络。技术手段也许可以对网络行为的自由性进行一定的控制,但控制的结果,势必会造成“自由性”这一网络的根本特性的丧失,这样网络也就不再成为网络,最多成为一种电视、报纸之类的大众媒体而已。所以这是一个两难问题。

正像网络多元异质道德文化的共存会导致主流道德文化的“霸权地位”的丧失,进而导致道德相对主义一样,网络行为的自由性会导致一些常规的控制手段对网络行为失去效力,进而导致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表现为对权力和规则的漠视,以及社会责任感的淡化。高校德育一直在力图控制和消除无政府主义,而网络却为其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滋生场所。

第三,人机交往与“网络沉溺”导致道德冷漠和心灵扭曲。人必须通过机器才能进入网络世界,网络时代人与机器的交往正逐步替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在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同时,人对网络的过度依赖,造成了人类生活的一种异化现象——“网络沉溺”。网络生活的虚拟性、模拟性与遮掩性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疏离,这种疏离隐藏着一种危机,就是人的不完全社会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道德冷漠。

人机交往中缺乏人际交往中那种直接的思想、情感、知识、话语的交流与体验,而人际交往的直接感受性、可视性与亲和感的丧失意味着一种平等互助、和谐相处的道德关系难以形成。“网络沉溺”是人机过渡交往的结果。什么是“网络沉溺”,它有一个这样的判定标准“行为上和心理的依赖感,自我约束与自我控制能力的丧失,工作和生活的正常循序出现紊乱,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注:李一.网络沉溺的生成机制及社会对策[J].广东社会科学,2002,(5):144-148.)据此,“网络沉溺”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冷漠,它已经成了一种严重的心灵扭曲,网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魔鬼”的角色。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不少上网的人群从最初所谓的“新人类”,正在逐渐的堕落为机器附属物的“网虫”。人机过渡交往与“网络沉溺”所导致的人与人的疏离,使人际关系从亲密转变为孤独,师生共同生活在一起,却彼此之间并不真正相识,更谈不上真诚的交流与人格的相互照亮;也使得榜样示范这一经典的德育方法失效,另外,传统德育力图去建立的所谓共同理想,共享的价值观也会成为一场空想。

二、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

社会转型从整体上体现为社会结构的重建与社会形态的变迁,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表征。社会转型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民主法制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市场经济型的工业社会,转型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转型时期,必然会滋生一些扭曲的现象。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更是最大限度地囊括了许多难以理解的现象,“它有着从接近远古社会、传统社会、到发达的现代社会的各种生活与生产方式,有着从前现代、现代到极端后现代的精神和观念;有着古代的各种权术与现代的各种骗术,有着从自信到自卑、开放和保守、自由和专制、贵族和民主、和平和暴力、迂腐和变态、无耻和面子、麻木的过敏、巫术迷信和信息迷信、还有极度愚昧和极度智慧等等各种心理或精神的几乎所有版本……”(注:赵汀阳.现代性与中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2.)

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道德失范是一种道德的失序与混乱,原有的伦理规范与价值理念面对在新的情境中失去了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与导引效力的同时,新的规范与标准尚未建立和认同。从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这一视角来探讨高校德育的困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制度教化的缺失。制度作为一种相当正式的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它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去行动。完善而公正的制度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前提。由此可以引出制度教化这一概念,简言之,制度教化就是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制度也因此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德性培育资源。

制度教化的缺失,并不是指制度的缺失,而是指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德育功能,甚至对德育产生某种程度的阻碍和副效应。究其原因是制度公正性的丧失,制度教化是建立在制度公正的基础上的。所以制度教化的缺失其实质可以说就是制度公正性的缺失。一项制度的制订以及制度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积极追求道德上的“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正性是善的价值的集中体现。在体制转轨时期和人治社会,制度公正性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制度教化的缺失体现在社会制度层面上。社会制度公正性的缺失,必然会造成社会生活中道德失范与混乱,从而间接地影响着学生的德性培养。当下的许多制度安排,如就业制度、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国家资本的个人化、公共产品的公司化和产业化等都不同程度上存在公正性问题。近几年,当“三农”问题成为学术的热点研究对象时,就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

其次,制度教化的缺失体现在学校规章制度层面上。制度文化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生德性形成过程中,学校制度起一个不可替代的“他律”作用。学校制度文化的诸多缺陷,必然会导致它的德性培育功能与教化作用跌落。现行的学校规章制度普遍存在一定的缺陷,诸如它在形式上丰富多彩,却忘记了学生真正的生活;它实行严格的单向控制,体现了权力,却丢掉了民主;它致力于惩处学生、纠正学生的“错误行为”,却忽视了学生的内心世界。在中小学教育中,甚至有一些极端的作法,根据学生的考试分数把学生按等级划分为三、六、九等,并据此分配教育资源,擢拔精英、遗弃另类“差生”。

第二,人与崇高的疏离。在物质生活日益现代化的同时,不难发现物质文明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精神文明的跃迁。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暴露出现代人精神价值的失落,良心、美德、理想、信仰、人格等更多的时候已经变成了金钱的等价物,人与人的关系被物化为一种商品关系与金钱关系。现代生活从整体上表现为价值的失落及人与崇高的疏离。

“现代化运动本质上是一个世俗化或物质化的过程,它直接导致两个价值性结果,其一,它割裂了人们之间先前的宗教性和家庭伦理纽带,而把人们的关系置于经济依赖性之上;其二,它把人的几乎全部精力都投放到追求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和满足日益膨胀起来的物质需要上。”(注:晏辉.走向生活世界论一种可能的价值哲学范式[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3):107-115.)也正是物质活动与物质需求的过分张扬,以及它对精神活动与精神需求的排斥,致使人的物质性维度得到彰显,精神维度被隐匿,最终导致人与崇高的疏离。可见,人与崇高的疏离是现代化的运动的一个副产品。

人的生活的表浅化是人与崇高疏离的表现之一。人们无暇探求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不再追问什么是美好生活。生活被标准化、程式化、被技术的构架所束缚,表面的繁荣下面隐藏着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呆板与单调。同时,人们强烈地追求感性的刺激,生活中充斥着色情、暴力、酗酒、吸毒、同性恋,年轻人在追逐明星与流行时尚中抛洒光阴。

人的伦理性与精神性维度的隐匿是人与崇高疏离的又一种表现。追求财富的欲望使人成了一个终日忙碌而冷漠的逐利者,人的精神性与伦理性则几乎失去了发展与培育的机会。在人的物质性维度过度膨胀的同时,人的精神性与伦理性在逐渐凋敝,而人的精神性与伦理性是人走向崇高,实现价值的人性基础,也是人相互理解和认同的人性基础。

人与崇高的疏离在当前的教育中则体现为教育的功利主义取向。实用知识、职业技能、教育证书等成为接受教育的全部理由,而教育本身也正在成为一种工艺流程,操作固定的模式,为工业社会培养标准化的人才。人与崇高的疏离刚好与高校德育的方向相背,它也是高校德育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坚硬的问题,然而面对现代生活的这种整体性的表现,高校德育也显得非常困惑。

第三,现实社会中的伦理恐慌。现代科技的强力发展导致人类生活的巨大变迁,伴随着这种变迁而来的是许多新的伦理恐慌与冲突。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无法解释和说明这些伦理恐慌,也无法指导人们面对新的生活场境应当怎么办,同时,新的具有普适约束力的伦理与法制尚未建立和健全,这时人们开始痛苦地面对环绕在身边的这种伦理恐慌。

伦理恐慌的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赋予了人类无限的行为能力,并且这种无限的行为能力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后果,而这些后果则导致了人类生活可能的和现实的生存威胁与伦理危机。例如,在论及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既有的伦理准则的挑战时,有学者指出:“人类对生老病死的人工安排将以更大的力量排斥对生老病死的自然安排。‘人类应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色’这一问题将被不断地提出来。”(注:邱仁宗.21世纪生命伦理学展望[J].哲学研究,2000,(1):31-37.)

伦理恐慌从许多的领域凸显出来。医学伦理中的安乐死、堕胎、器官的摘取与移植、病人的知情权等;生态伦理中的大自然的权力问题、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关系问题,发达国家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义务问题;国际伦理中的导弹民主、轰炸平民、人体炸弹、核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问题;网络伦理中的数字鸿沟、信息垄断、信息污染、公共信息安全等问题;政治伦理中的自由、公正与平等问题、财富的公正分配以及弱势群体等问题;生命伦理中的基因歧视、基因资源的掠夺与牟利、辅助生殖技术、克隆技术、胚胎的道德地位、杀死残障新生儿等问题;如此等等。

面对这么多突如其来的伦理恐慌与道德的冲突,高校德育能够做出非此既彼的取舍吗?显然,对问题不能做如此简单化的处理。人类所面临的伦理恐慌并非只是伦理学家、道德哲学家、社会学家等论争的话题,它也为高校德育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进行价值辨析与是非探讨的素材,学生可以在这种辨析与讨论的过程中提升道德判断能力与道德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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