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爆发前中共关于和平宪政的政治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政论文,中共论文,战争爆发论文,和平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底至1946年初，中国剑拔弩张的政治局势在国内外合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出现了和平建国的转机。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 国共双方下达了停战令，规定：至迟在1月13日午夜， 双方军队应在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停战协议生效后，如周恩来指出的：“蒋在被逼下把战争暂停下来了，在当时的协议中不允许双方军队移动……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确是停止了一个时期。给中国人民一个希望，战争可以停止。”（注：《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第255页。 ）在停战协定下达的同日，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按政协通过的五项决议的精神，将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并依照新的施政纲领、宪章原则，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在中国实施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的民主宪政政体。重庆政协会议贯穿了在和平条件下民主建国的基调，正如中共中央有关电文所云：“此次重庆重大协议……使得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开始放弃其一党独裁，并开始实现国家民主化。”（注：《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51－52页。）面对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 中共及时提出了和平宪政的政治构想。
一
在新的历史转折面前，中共从民族大义和人民利益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见解和方针政策，形成了完整的和平宪政的政治构想，其具体内容为：
1、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抗战胜利后，中共就力图利用极其有利的国际条件，将国内局势引向和平民主的轨道。
1945年8月13日，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鉴于美蒋合流抢夺胜利果实，指出了大规模内战的现实危险性，并提出了力争和平发展，同时也不放松战争准备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从8月13日到8月25日短短的12天时间，国际国内形势瞬息万变，国际国内的各种制约因素形成的合力，使中国政治局势迅速摆脱内战阴霾。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5 日《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指出：“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并首次提出：“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编，第10册，第38—39页。）国共重庆谈判结束后，中共中央就满怀希望地指出：“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为抗日阶段转变为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时间，国共重庆谈判间发生的激烈军事冲突是国民党为争取对他们有利的和平妥协的前奏曲，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误认为是内战阶段已经到来。 ”（注：《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47页。）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圆满结束， 使中共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更趋于乐观。中共中央认为：“由于这些决议（政协五项协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就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们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了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第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注：《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43页。）
2、 国内三个主要政党和五个阶级实行政治合作来逐步推进政治的民主化是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中心任务。
1946年2月1日中共在《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电》中指出：“因为有苏美英三国的支援，有国内三个主要政党（国共及民主同盟）的合作及三个主要阶层（劳动人民、中等阶级、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其中有强大的苏联，中共与觉悟的劳动人民，保证了中国继续走上民主化的前途。”（注：《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52 页。 ）在此，中共明确提出，新时期国内阶级关系的特点是党派合作， 国内局势的根本出路是政治民主化。
1945年中共“七大”时，中共主张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建立工人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后，鉴于形势的发展需要以及国民党力量的相对强大和执掌政府的优势地位，中共没有硬性地强求无产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权，而是采取迂回的方针，通过建立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个主要的政党和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英美大资产阶级五个阶级合作的统一战线，来逐步实现民主化的近期、中期、远期的三个不同层次的目标构想。
近期目标构想即实现国内各主要政党联合参政预政以突破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对于眼前的政府改组，中共既不奢望取得无产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权，也不强求国民党作出过大让步。在政协会议通过的政府改组案中，中共同民盟等中间党派紧密合作，经过多方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国民党接受了三方都认为可行的政府改组方案。该方案在政府人员构成上虽然未能改变国民党代表占多数的局面。但这种多数不是国民党所希望的2／3的压倒多数，而是国民党同中共和中间党派人数比例上的平分秋色。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中规定：“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定为四十人……国府名额委员名额之半由国民党人员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在政府改组决议案中，中共与民盟还争得了这样一条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所讨论的议案，其性质涉及实施纲领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决议某一议案。”（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编，第10册，第110—111页。）这就是说，没有中共和民盟的支持，国民党将无法改变政协会议所通过的施政纲领。
中期目标构想即政协会议通过的宪章修正案中确定的将在中国实行的议会制、内阁制和地方自治的宪政国家。政协会议上为了突破国民党“五·五宪章”的框架，改变其专制的核心内容，民盟领导人梁漱溟、张君励等在中共支持下，提出了一个宪章修正原则十二条（新宪章），新宪章依照英国政体模式，将总统置于象征性位置，突出内阁和议会作用，这对遏制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将起重大作用，特别是地方自治对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将起到保障作用。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虽然在中国近代曾几兴几亡，缺乏生命力，但它较之国民党的专制政体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西方民主制在中国的这一翻版毫无疑虑地突破了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政体模式，为中共和国内各主要政党的参政提供广阔的政治舞台。
远期目标构想即通过合法斗争，发展壮大人民力量，力争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按照马列主义观点，中共不可能把革命目标永久性地置于战后五个阶级联合统治这一定点上，1922年7 月中共“二大”就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构想。因此，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纲，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是中共的既定方针。解放战争初期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国共力量对比的客观实际，使中共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重大让步，承认国民党在国家政权中的优势地位，承认非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各党派联合政府，但中共承认这种现实的主导目的是突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禁锢，并非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恰恰相反，中共正视现实是为了采取变通的方式来逐步改变这个现实，通过迂回的方式发展壮大人民力量，逐步削弱蒋介石国民党的力量，实现中共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3、 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是中共在和平民主阶段的主要斗争形式。
由于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形式”（注：《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53页。）。要实现和平建国， 首先必须实现观念的转变，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十八年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外均有许多人对新的形势产生疑虑，“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个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阶段已经到来”（注：《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53页。）。因此， “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注：《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53页。）。其次，必须实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组织合法的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用心去学习组织合法斗争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配合，把党的工作推进到全国范围内去，推进到一切大城市去，并在广大范围内参加全国经济建设使国家工业化的工作”（注：《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 第53页。）。
开展合法性的议会斗争对中共来说虽然是一个新的课题，但较之长期坚持专制独裁，脱离群众的国民党，中共是有优势的，中共中央认为：只要全党勤于学习，勇于实践，中共在和平建国时期一定能取得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和平宪政的政治构想的现实根据是源于他们所分析的三个因素。
二
战后中国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中，出现了三重抑制内战，促进民主实施的重要因素。
1、中国国内人民民主力量对内战独裁的限制。
抗战胜利后，饱经百年战乱煎熬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有一个和平民主的环境重建家园，开创新的生活。1945年8月12日， 中国民盟主席张澜就抗战胜利发表谈话时指出：“我们感到中国今天更迫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如此，则能使全国人民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以尽其最大的最善的努力，也才能担负起一切建国工作。”（注：《中国民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第58页。）1945年9月， 中国农工民主党领袖章伯钧在对时局的谈话中指出：“凡我全国党派，无论在朝在野，均应以和平建国为共同目标，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注：《新华日报》1945年9月14日。）同月， 昆明各界人士在庆祝胜利的通电中指出：“我们要和平建设新中国，民主团结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注：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6日。）全国人民这样强烈地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呼声对坚持内战独裁方针的蒋介石国民党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的空前壮大和发展。八年抗战，中共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经过浴血奋战， 建立了拥有1亿人口，12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解放区，并拥有100万正规军，200 万民兵，这个力量对国民党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是中国人民夺取和平民主的重要物质保障。
2、国际主要大国对中国内战独裁的限制。
二战使延续了数百年的欧洲中心的国际格局崩溃。传统的世界大国德国、日本被打垮了，英国、法国被极大削弱而从此一蹶不振。战后美苏两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宰宣告了两极格局为特征的雅尔塔体制的诞生。从各自的国际战略出发，美苏对华政策都表现出一种维持现状和息事宁人的特点，美苏通过雅尔塔协议完成了在欧亚的势力范围划分，美苏都不愿意因中国内战而改变其在亚洲的战略均势。
按照雅尔塔协议规定，苏联获取了在亚洲蒙古、中国东北部分地区的特殊权益。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同美英达成秘密协定，即只同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05页。）。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与国民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条约中承诺，苏联的援助完全给予国民党政府。据此，苏联多次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内战，力主国共和平解决争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此后不久，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发来的两份电报，催促毛泽东接受邀请，去重庆谈判。苏联的态度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08页。）。
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先欧后亚。欧洲是资本主义的策源地，也是国际冷战两大对手美国和苏联利益冲突最敏感的地区。二战后期，苏联在东欧的行动，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关注。杜鲁门担心，控制东欧是苏联实施全球扩张的第一步。为了防止战争给欧洲带来的困难导致欧洲大规模的经济政治崩溃，并由此引起共产主义趁虚而入，美国不能不将其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如果美国支持或卷入中国的内战，这不仅引起美苏在亚洲的冲突，打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而且也为刚刚经受了战争磨乱的美国人民所不允。杜鲁门总统曾说：“1945—1946年，这样的（出兵中国）思想甚至还没有表达出来便会遭到美国人民的拒绝。”（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出版社，第104页。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给马歇尔特使的信中指出：“我要你去中国这个事实，就是我对那里的局势真正关切的最明显的证明。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我都希望你作为我的特使，以适当可行的方式运用美国的影响以达成这个目的……。”（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9页。）
1946年12月16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一致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冲突，改组国民政府，并在它的领导下，建立统一的与民主的中国。
蒋介石国民党是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政治代表，长期以来又是美援的唯一承受者。中共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决定了国民党武装消灭中共的方针在政治上和财力上不得不有赖于美国的支持。因此在蒋介石国民党战还是和的主观天平上，美苏的态度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将是一个极其有份量的筹码。
3、蒋介石国民党自身的局限。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立即发动内战还存在着军事和财政经济的重重困难。
从军事上看，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大多还蜷缩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尽管美国组织了巨大的空军运输力量空运国民党军队去华北、华南，但国民党仍远远达不到立即发动内战的兵力部署。连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认为：“当对日战争胜利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度占据华南都有困难。要夺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和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进入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出版社，第70—73页。）抗战后期国共军事实力的对比和军事布局，使意欲发动反共内战的国民党离开了美援，一时还不敢贸然发动内战。
从财政经济上，国民党更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八年抗战，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80%左右，抗战结束，国内百废待兴。国民党如果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于内战，其经济在无外援的情况下短时间就将崩溃。美国特使马歇尔认为：“共产党已经是一支大得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和社会力量……要靠军事行动消灭他们也多半是不可能的，而且……国民政府为支持广泛的军事努力而造成了财力上的真空，一旦财政崩溃，国民党就陷入危险境地，而共产主义的蔓延将获得肥沃的土壤。”（注：《马歇尔使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26页。）
三
中共关于和平宪政的政治构想是解放战争初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946年6月，随着蒋介石国民党突破美国调处政策的限制， 重开内战，这个构想便转瞬即逝。但它作为一段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却给人们以如下启示。
1、和平宪政的政治构想体现了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一种必然。
解放战争初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向中共提出了用和平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的要求。客观上，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和平宪政的呼声如浩荡潮流，势不可挡；主观上，国共力量的对比呈现着不均衡状态。蒋介石国民党力量上的优势使中共有必要采取变通方式来逐步改变这个现实。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要搞垮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方针也是定了的，但因为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对比，我们有时不得不走迂回道路”（注：《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第261页。）。
历史不仅仅提出了要求，而且也周密地准备了必需条件。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的空前壮大为和平宪政的政治构想提供了基础，国际大国对中国局势的干预，美国调处政策的出台又为这一构想提供了向现实可能性转化的条件。
刘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指出：“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党又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以图避免内战，并且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人民日报》 1956年9月17日。）。
毛泽东也曾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只能承认这个现实，要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注：《百年潮》1998年第3期。 ）长期以来，人们惯于从一般策略手段的角度去理解上述论断。然而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共是解放战争前和平宪政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反蒋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历史对于穷兵黩武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惩罚。
2、和平宪政的政治构想的提出是中共政治上高度成熟的表现。
首先，中共提出和平宪政的政治构想的目标是争取在民主条件下和平建国。中共对美蒋寄予希望，但不存在幻想。其立足点始终放在发展壮大人民力量这一基点上。中共认为，发展壮大人民力量是争取和巩固和平民主的基础。抗战后期，中共为代表的人民力量的空前壮大和发展，这是战后美蒋被迫承诺国内和平民主的先决条件。但由于人民力量的发展还未能强大到足以压倒反动派的程度，因而解放战争初期的形势仍在内战与和平之间飘移，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共明确认识到：和平宪政的实现不能单纯依赖美国影响和蒋介石施仁政，只能依靠壮大人民力量。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自力更生。”（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30页。）“共产党认为内战仍然是可以制止和必须制止的……制止蒋介石这一手是完全有办法的，坚决迅速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这就是办法，也只有这个唯一的办法。”（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48 页。 ）1945年8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强调指出：“蒋介石注定是不会改变消灭共产党的方针的……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注：《百年潮》1998年第3期。 ）
其次，中共在提出和平宪政的政治构想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壮大人民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乃至逐步削弱顽固势力，以迂回方式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并一俟条件成熟，就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策略总方针思想。
解放战争初期的蒋介石国民党具有促成国内和平和坚持内战独裁政策的二重性。前者是在一定压力下的变态反映，后者则为其本质倾向。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这种二重性，中共一方面从发展壮大人民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和国际支持来增强压力，并从政治上一再让步，以达到孤立并逐步削弱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的目的。
对于与蒋介石国民党团结和斗争的相互关系，毛泽东主张：“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52页。）
中共和平宪政的政治构想是以革命的两手政策为基本原则的。因而在解放战争时期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共始终稳操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主动权，并不失时机地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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