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范式与学科意识的自觉（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之二论文,学科论文,自觉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范可：福柯曾经说过，任何东西一旦普遍化成为常识，那也就有power了。
葛兆光：就是那个不可说，不需要说的那部分，古人叫作“如柴盐蔬食，日用而不知”。
范可：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小学教科书。
葛兆光：比如说你去分析高考的考试卷子，比如历史学的考试卷。我有一次看一份历史卷子，说鸦片战争以后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下面列了四个答案，要我的感觉，这四个都对呀。可是它只有一个对。也就是说，本来有四个可能性的理解，就变成了只有一个，这一个就规定了所有中学生的思考。
徐杰舜：我觉得这是两头的问题，一头是源，学科要发展，思想要发展，这是源；另外一头是尾，是结果，无论是教科书也好，其他的东西也好。如果仅仅抓住这个尾，学科没办法发展，我们的思想也没办法发展。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思想和改革开放前，或上世纪80年代初相比，真是不好比了。这个时候对思想意识的控制和引导也和以前不同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从一个重要的角度讲，要发展思想，发展学问，发展我们的创造力，抓源更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提出假说这样一个命题，把我们的学科按假说的思路梳理一下。
如果从假说、范式的视角梳理一下学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葛兆光：过去做思想史，从学术史上看也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就是我们过去古代的道统叙事；第二个来源就是20世纪初到20年代通过西方和日本进来的哲学史；第三个就是二三十年代经过苏俄来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念。这三个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现在的哲学或思想史脉络。我以为，每一个学科都要回过头去梳理一下这个脉络，这个东西梳理清楚了，学术史的问题就搞清楚了。学术史的问题搞清楚了，你就会马上意识到在这个灯下面还有哪些是黑的。然后你就把那个灯挪一挪，那个黑的地方就亮了，亮了以后呢，你的整个视野就开阔了。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或者假设就变化了。
杨念群：我有个建议，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有个出发点就是谈假说，然后谈范式，然后现在又谈范式的三个阶段。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两点需要注意，一个就是我们不能光谈范式，而且把范式跟制度安排，包括跟个人的想像，跟范式之外的难以归纳的因素混合起来来谈。这样才能对范式有一个定义，而且对范式所造成的那些后果进行估计。还有一个应该谈的就是范式推进到一定程度之后所造成的一些被动关系，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教科书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就是你缺乏对一些范式本身和哪些能够用范式，哪些用范式规定不了的那个不可说的部分之间的关系，缺乏一个基本的认知。结果有些东西是需要梳理和反思的，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前提，就跟当时黄宗智谈江南的问题的时候，谈来谈去，他说我们基本上有一个规范性认识危机，什么是规范性认识危机，就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把一个本身应该反思的前提作为我们讨论的一个前提，比如说商品化一定导致资本主义。这个本身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但是他发现无论是国外也好，国内的也好，都认为这个不需要讨论了。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生出许多的范式，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被问题化。结果它变成了我们讨论的一个前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范式可能是非常有害的，就是你一旦形成一个东西，你这个范式没有经过反思。所以我想要谈论范式的话，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在这个不同的层次上或者在不同的角度来谈。否则，咱们可能又谈成一种非常常识性的，比如范式到底从哪里来的，我们应该采取哪种范式，经过几个阶段，范式怎么样变成我们的方法，怎么来应用，在这个层次上谈，我觉得是不够的。那样我们就没法推进一些东西。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徐杰舜：就是说一旦形成常识或者说制度性常识的时候，它肯定是有两重性，一方面你离不开它，它言说了一些东西，另一方面，你又让人恨得不行。就是说让人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觉。从恨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堡垒，是一个障碍，我怎么攻克这个障碍，对于学者来说，你只有攻克它，你这个学科才能进步，才能有一个大的发展，新的范式才能建立。但是你攻克它的时候，你怎么办，是不是你一定要回到预设，在思路上再反过来。它是给定了的东西，是一些不言自明的东西，本来是前提性的东西，我把它回到本相，回到它最初的那个地方，我们去考问它，去反思它。
杨念群：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要做些区分，比如我们原来老说人文社会科学，以这个把许多学科绑在一起，跟自然科学相对立，相区别。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人文和社会科学还是要区别开来。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人文被社会科学化得太厉害。所以比如谈范式的问题，从人文的角度或者从社会科学的角度，那是完全不同的路径。从社会科学角度，我们可以谈出很多非常具体的，可以言说的范式，可以言说的预设和假设。但如果从人文的角度来说，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你可以谈，但你不能按照社会科学的所谓规范性的原则来谈，不然就会出现一种很要命的事情，就是大家都一样，就好像你往一个方向走，走到一个程度之后，大家认为是规范了，变成一个遵守的东西之后，它的生命力就消失了。这个在人文的层次特别严重，包括历史也是这样。
徐杰舜：实际上制度性的东西也好，常识性的东西也好，它是面向大众的。但是另一个方面，社会要发展，在高层上说，思想发展特别重要。如果没有邓小平说不要讨论姓社姓资，那我们改革开放不可能像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思想的层面，学术的层面，高官的层面上，包括高层决策层面上就不能轻易推行一个大众化的、制度性的、常识性的东西。
所以我讲，从常识也好，从制度也好，要回到源头上去，人类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批判的。我觉得学者的使命，人类学的使命，它是批判的。我觉得美国历史批判学派是非常好的，它不把别人的东西都当成是经典。马克思讲的，要怀疑一切。你不怀疑，你不去批判，你怎么前进呢？你怎么知道它落后在哪里？传播学派它之所以要把进化论批倒，它觉得不完全是进化论的问题，它觉得是传播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学者来讲，批判的精神始终是我们的一种使命。
葛兆光：对于人类学，我总有一个看法，人类学处理问题的一整套，都是从西方来的。那么，这一套西方的东西如何“跟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当然，我们现在中国的人类学家也在反思，但是，我总觉得反思只到了一个层面，就是说我现在处理的东西是中国的，但是，实际上人类学，至少我还没看到人类学问题里的中国意识。西方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它是在证明西方自我，就是欧洲人的文明、风俗优于其他民族，所以，一开始它总是去调查所谓未开化、半开化的民族，它实际上并不是要调查别人，而是在证明自己。在这点上，欧洲人类学或者民族志的研究，它的立场和意识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好像还不大有中国意识。
范可：我们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用的概念，我们讨论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外来的。一直也有些人力图发现我们自己，就是什么东西确实值得我们去做。可能还是会归结到方法论上面来。
葛兆光：不过我觉得方法没关系，概念也没关系，关键是你心里面的那个意识。
范可：人类学本身有个特点，一开始它确实等于是西方人为了证明他自己是最优秀的。但是，人类学发展到今天，人们逐渐达成了共识，它主要的研究对象是the other，也就是“他者”，但是，研究他者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因此人类学的讨论非常自由。
葛兆光：我不太了解西方的人类学，我是跟日本的历史学、人类学打交道，发现他们的日本意识非常强。比如说考古，为什么有一个考古学家他要造假？他其实是为了证明日本文化是独自成长起来的文化。